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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一个专案，短则数月，长可达一年以上。在异地，办案组成员将和自己的爱人、亲人、朋友长时间分离，异地办案、困苦重重
1月25日清晨5点，北京某公寓，曹宝起了个大早，他轻声走进公共卫生间，洗漱完毕后，他又挨个扫了一眼同事的房间，看见谁的被子掉了，他和往常一样，默默地捡起来为他盖好。
路过“作战会议室”时，曹宝不免多看了几眼，这里他最熟悉不过，在这里，他无数次和同事们分析案情、分工任务、制定策略、明确侦查方向……
简单的晨练后，7点30分，曹宝为同事们买回了丰盛的早餐，有豆腐脑、油条、小米粥、包子、小咸菜等等，这可能是他身兼办案组前线负责人最后一次为同事们服务。早餐过后，他将带领办案组成员返回阔别了一年半的长春。
这一日，对曹宝而言，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2011年10月28日，“10·28”办案组成立。这个办案组负责的是中国移动终端部原总经理吴唯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鲁向东等人系列贪污、受贿案件的侦查工作。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后，“10·28”专案在北京圆满侦查终结。作为办案组前线负责人，“10·28”专案或将成为曹宝十年办案组生涯的完美“收官之作”，春节过后，曹宝将赴任吉林省四方坨子检察院检察长，暂别办案组。
曹宝的早晨
十多年前，曹宝还是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的一名普通检察官。2002年，曹宝和他的同事们从中储粮总公司长春分公司原经理刘国涉嫌贪污3万元的线索深挖出了案值过千万、涉案31人的系列串案；此后，他多次参加过专案组，和同事们一起侦破了被中组部称为“中国卖官鬻爵第一案”的白山市政协原副主席、统战部原部长李铁成特大受贿案，参与查办了吉林省医疗系统50余人贪污、受贿窝案……
可能正是因为在查办这些案件中展现出的“擅长突破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能力，从 2003年起，他开始“结缘”办案组，被中纪委、最高检抽调，此后整整十年的时间几乎都在外省异地办案。
这些年来，曹宝的检察生涯差不多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不同办案组里进行的，他参与的案件包括上海社保案；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受贿、滥用职权案等等。
2011年，曹宝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10·28”专案组前线负责人，组织侦办中国移动终端部原总经理吴唯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鲁向东等人系列腐败窝案。
在曹宝看来，他“仅仅是吉林省检察院办案组其中一员，而他所在的办案组是一个默默无闻却又屡获荣誉的团队”——十多年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吉林省检察院先后成立办案组，直接或参与查办了刘金宝案、上海社保案、陈良宇案、陈少勇案、黄松有案等一系列贪腐大、要案；
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为国家挽回各项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表扬，获得中纪委颁发的“反腐利剑”称号，创造了中国“反贪保密史上的奇迹”；
……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办案组似乎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高高在上而又遥不可及；但当《方圆》记者实地走进并亲身体验过办案组生活后，却感受到在这个办案组织里更多的是无法言说的付出和酸楚。
“很多案件还没有到解密期，无法言说。虽然有不少立功受奖的荣耀，但办案组成员在办案中要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风风雨雨。”面对荣誉，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刘志兵显得很淡定。
异地办案
在经历过集中培训后，办案组立即进入驻地，开展实战。对于吉林省检察院办案组而言，所接到的任务全部为“异地办案”模式——由于高级别官员的职务犯罪的地域跨度大，同时为了避免可能来自地方对案件侦查的干涉，异地办案是近年来查办省部级官员涉嫌职务犯罪时常用的侦查策略。
通常情况下，办理一个专案，短则数月，长可达一年以上。在异地，办案组成员将和自己的爱人、亲人、朋友长时间分离，异地办案、困苦重重。
以“10·28”专案为例，办案组驻地设置在北京某公寓，这是有关部门为办案组提供的一个专门办案点，对外相对封闭，内部50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为“办公区”和“休息区”。
“办公区”其实是一间相对较大的会议室，用低隔板改成了一个开放式办公平台，平台上除了电脑、茶杯、烟灰缸、打印机等物品，还堆放着厚厚的卷宗，会议室的一角还有一个活动白板，白板上有彩笔标记的一些箭头和记者看不懂的案情字样。
“办公区”也被办案组同事称为“作战会议室”，每次研析案情、交流合作、分工任务、制定策略均在这里完成。
“休息区”类似于若干间“学生寝室”，每间房里摆有好几张床，多数床头都放有桶装“康师傅”，令记者惊讶的是，某成员床头还放有《攻心术》和《FBI调查秘术》两本书籍。
“无聊的时候，看着玩玩而已，不指望它（指书）对办案能起到什么作用。” 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成员对记者“嘿嘿”笑了笑。
获得办案组负责人的许可，记者有幸在“10·28”办案组驻地“同吃同睡”数日，体验了一番办案组的生活“流水”——
早上7点10分以前起床，20分钟内洗漱完毕；
7点30分准时吃早餐，8点30分前有任务的办案人员必须出门；
中午一般在外就餐，伙食标准不超过15元，需开发票留报销用，在北京，多数成员选择吃一碗“马兰拉面”；
晚饭6点开始，晚饭后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
7点集体收看新闻联播；
7点40分，所有成员在会议室集合，准时召开案情汇总会，会议有时候结束较早，如果想出去溜达、锻炼，必须二人以上，结伴而行（此举是为了保护办案人员的自身安全， 异地人生地不熟，如遇突发事件，一个人难以抵御，二人好有策应）；
如无特殊任务，晚上11点前，必须就寝。 除此之外，办案组还有严格的纪律规定：除遇同事生日，其他任何时间一律禁止饮酒；工作和休息时间，禁止同任何外人接触、交流；禁止进入一切娱乐场所；休息时间外出，先向领导报告，且必须二人以上，结伴而行……
“办案组成员因办案需要而集结在一起，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省办案成本，必须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在驻地突出的是集体，个人生活空间极少。”曹宝告诉记者。办案组生活是艰苦的，有的成员历经了多个大、要案办案组，在办案组待的时间比夫妻的“婚龄”还长。
异地办案有时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惊险”。
有一次在内蒙古飞往长春的办案途中，曹宝和同事携带着重要卷宗上了飞机，途经赤峰上空时突然遭遇强大气流，飞机在空中打了一个 “跟斗”，顿时，尖叫、哭声连成一片……满机的乘客处于极度恐惧之中。
“这肯定要坠机。”一丝念头闪过后，曹宝对身旁的同事说了一句，“完了，这卷宗要是没了，案子还得找人重新再整。”虚惊一场后，曹宝的这句“名言”至今被办案组同事引为经典。
秘密侦查
与生活上的艰苦形成鲜明对比，办案组成员在工作中是严谨而又精干的。
曹宝告诉《方圆》记者，任何一个专案的办理流程大致可分三个环节，即案件初查环节，案件铺开环节，案件收尾环节。
在第一个环节，所有和案情有关的情报信息都要搜集到案，如嫌疑人的身份信息、银行存款、持有车辆等基本资料；延伸开来需要搜集的情报信息还有嫌疑人的通话清单、生活规律、社会关系等。
“跟踪”、“蹲坑”、“化装侦查”经常被办案组运用到前期的秘密侦查工作当中。
“嫌疑人几点出门上班，中途几点离开单位，下班后干些什么，这些需要跟踪侦查，不到万不得已，办案组成员尽量不表露身份，以免打草惊蛇。” 曹宝说，有的时候，侦查人员还需要和物业人员一起，化装成“物业人员”，以查水表、检查电路的名义，进入嫌疑人家中观察环境。
“嫌疑人的居住环境，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嫌疑人的生活习性和价值取向，嫌疑人是否追求舒适、奢侈，是否有收藏古玩、字画等嗜好，观察嫌疑人的居住环境，有利于制定抓捕和搜查方案。观察嫌疑人的居住环境，还可以加深对嫌疑人的立体认识，有利于中期拿下审讯的制高点。” 曹宝分析说。
实践中，办案组侦查人员在秘密侦查时，经常会碰到一些尴尬，比如一些高档社区的保安都比较机敏，有的时候侦查员化装成客户看房子，经常遭遇保安的阻拦。
初查后，办案组指挥员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在哪抓捕更为合适”：如果在家抓捕，会否对老人或者孩子造成心理阴影；上班途中抓捕遭遇反抗怎么办；抓捕地点选在单位会引起波动震荡。“制定抓捕方案破费思量”。
异地押解和“空中飞人”
由于办案组驻地不可能设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安全办案区，嫌疑人到案后，需要转往长春后方羁押。
如何把嫌疑人从异地安全押解回长春，吉林省检察院办案组在这方面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细致的押解机制。
通常情形是，在异地警方的配合下，办案组控制住嫌疑人，然后再选择以何种交通方式押解回长春。如果选择飞回长春，手铐属于铁器，登机时将被禁止携带，只能用木夹板控制嫌疑人，但前提是航班上没有“重要客人”。假如订完机票后，航空公司通知办案组，有“要客”乘机，机票就不得不取消。
去机场前，办案组会事先和机场警方做好沟通，换登机牌时，一般选择普通舱最后一排座位，嫌疑人坐中间，左右有办案组成员守护。
如果选择坐火车带犯罪嫌疑人回长春，办案组就会“包”两个软卧车厢，确保相对固定封闭的空间，包厢一般选择堵头的包厢。在火车上，长春后方还会派出四名武警和两名医生先期赶赴驻地全程陪同押解，以应对突发事件。
无论是火车还是飞机，办案组成员一般都是带嫌疑人最先上，等所有旅客离开后最后下，全程尽量保证押解“小空间”里没有人流的流动，确保嫌疑人不与外界有过多的接触。
在前方办案组启动押解的同时，吉林省检察院在长春后方同时做好交接准备。如果嫌疑人社会知名度很高，专案组还需准备好墨镜、头套等用具，尽量减少影响，防止办案信息泄露。
嫌疑人被押解到后方办案区后，案件审讯工作随之展开，后方审讯出的口供卷宗与前方的侦查取证材料如何形成有效对接，客观上形成了“物理障碍”。
无论是长春后方审讯出的口供材料，还是前方侦查取证的证据材料，都属于办案机密，按照有关规定，不能通过邮寄，也不能以传真或者电邮的方式发送，这个时候，前、后方之间只能通过“空中飞人”方式进行沟通交流。
所谓“空中飞人”，是办案组成员对前、后方在办案中特有的沟通交流方式的一种形象比喻。以“10·28”专案为例，后方人员携带审讯出来的口供卷宗乘晚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赶到北京，前方办案组成员进站接卷，并将前方侦查得到的证据材料交给后方人员，后方人员不用出站直接乘坐早上的动车返回长春。
审讯是一门大学科
随着专案侦查工作的铺开，办案组也迎来了最为忙碌的时刻，搜查的搜查、取证的取证、查账的查账……大量的信息、各路的线索陆续汇总上来，繁杂而交织，“10·28”办案组综合小组组长、吉林省检察院检察官黄锡春告诉记者，这一时期的办案工作以“内审外调”为中心，“要抓住主要矛盾”。
“内审”指的是审讯嫌疑人，“外调”指的外围调查取证。
“专案面对的嫌疑人职位高、权力大、作案手段隐蔽，个别嫌疑人甚至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适时正确地把握讯问，制定正确的讯问策略会对成功侦破案件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黄锡春称。
在黄锡春看来，与嫌疑人正面接触前，侦查人员要多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有关案情，包括作案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等；要多准备讯问的“子弹”——外围证据，要明确哪些证据确实可靠，哪些仍需查证；哪些证据可以使用，哪些证据不能使用，何时使用哪些证据能够收到较好的审讯效果等等。 审讯是侦查人员与嫌疑人斗智斗勇的心理较量过程。按照法律规定，审讯至少应有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参加，通常情况下，办案组会选择沉着冷静、心理素质较好、表达能力较强、气质威严、审讯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担任主审；同时，办案组还会搭配一个思维缜密、有敏锐洞察力的侦查人员当观察员，刚柔相济，搭配进行。
吉林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副处长曹智勇，曾经参与过多次办案组审讯工作，在办案组中，他是一位显得比较“另类”的审讯能手，他的观点是——审讯是一门大学科， 也有“望闻问切”之法。
“观察嫌疑人的肤色、体态、状态，可以推断出嫌疑人在审讯时的心理承受力。有的嫌疑人到案后脸色发黑，说明肝火旺，脾气不好，这就需要在审讯中控制好嫌疑人的情绪。”谈及“审讯”， 曹智勇显得经验丰富。
“审讯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嫌疑人身上搜集情报信息的过程。有的时候，嫌疑人的一个肢体语言，会透露出丰富的信息，要善于捕捉。专案的嫌疑人，大都级别高、学历高，即便身陷囹圄，都不失高级干部的风范，要尊重地和他‘唠’，尊重了嫌疑人的自尊心，他就会不自觉地减少‘谎话’和‘假话’。” 曹智勇向记者侃侃谈道。
在正式审讯嫌疑人前，办案组有时会“模拟审讯”，主审人曹智勇反串充当“嫌疑人”，被办案组的同事“审”。曹智勇说，这样做的目的，可以换位思考如何堵住嫌疑人的狡辩和假话，用什么证据和语言驳倒嫌疑人的假话，在正式审讯中，堵住了嫌疑人所有的“假话”，嫌疑人就只能选择说“真话”。
“攻心”
与曹智勇的“望闻问切”之法不同，办案组的另一位审讯专家、松原市宁江区检察院反贪局长崔景杰则主张“攻心”为上。
“审讯绝不是‘忽悠’嫌疑人。” 崔景杰告诉记者，随着审讯时间的延长，犯罪嫌疑人会产生多种复杂的心理变化，密切关注、准确把握嫌疑人心理状态的细微变化，有时可以成为打开案件的关键突破口。
结合办案实际，崔景杰向记者历数了专案犯罪嫌疑人最常见的几种心态：有的认为自己的作案手段诡秘，检察机关无从查明；有的则自认为懂法，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检察机关奈何不了他；还有人认为自己地位高，有“关系网”、“保护伞”会将他活动出去等。
“侥幸心理是很多嫌疑人拒不供认的精神支柱。但嫌疑人也会经历思想斗争，害怕自己一旦供述，就会暴露罪行，受到法律的制裁，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心理，同时影响家庭、亲友的声誉和利益。”
崔景杰分析，畏罪心态实际上隐含了嫌疑人“从轻处罚”、“早日解脱”的心理期待。“一旦犯罪嫌疑人出现畏罪心态，审讯人员要抓住时机，及时予以心理疏导，表明检察机关查处案件的决心和信心，让嫌疑人由畏罪抗法向认罪伏法的心理转化，促使其交代罪行，从而突破案件。”
个别案件有时也会呈现出“胶着”状态——审讯人员对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掌握不多，侦查人员获取的证据证明力不强，嫌疑人拒不交代、难以突破……
“这种情况下，审讯人员可以有意识地绕开案件的实质性问题，从有关联的其他问题入手，由表及里，层层推进。讯问策略要缓和，犯罪嫌疑人的情绪有所松动后，要善于发现犯罪嫌疑人暴露出来的可利用的信息，紧抓其破绽和矛盾点，让嫌疑人向被动地位转化，进而打开缺口，取得案件的突破。”崔景杰强调，每个嫌疑人都存在“心理软穴”，审讯人员不能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要充分尊重嫌疑人的人格。
取证：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长春市绿园区检察院反贪局长马静华是办案组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办案组同事称她为“马大姐”。从2002年起，马静华开始参与办理吉林省内多起大、要案；2006年，她被抽调至上海社保案专案组。此后，马静华的个人侦查生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起点。
2006年9月19日，马静华受命飞抵上海，担任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裁韩国璋案小组长。韩国璋——上海社保案核心人员张荣坤打通上海权贵之门的“牵线人”。
当时，上头移交下来的线索仅两条，一是韩国璋有一个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车位，价值25万；另一条线索就是两块金条。从审讯组反馈过来的信息，韩国璋拒不交代；而另一个办案小组已经“拿下”了福禧投资集团原董事长张荣坤的口供，张荣坤交代曾经分若干次给韩国璋送了钱，但张荣坤也只记得“大数有700多万”，具体什么时间给的，每次给多少，以何种方式给的，张荣坤自己都说不清楚。
案发时，韩国璋有一情人叫魏燕雨（化名）在美国读书。
根据张荣坤交代的线索，马静华率人查实了张荣坤汇向美国给韩国璋情人的部分款项，这项工作并不难，银行方面有记录可查，但这部分钱款仅是“小数”，还有大部分的几百万现金赃款去向不明。搜完了韩国璋的住所，查遍了韩国璋及其爱人、小孩的所有银行账户，就是找不到赃款下落。
“这笔钱究竟哪去了？”马静华肩负查明韩国璋案案情的重任，侦查了一个多月无果，案件陷入僵局。马静华沉思下来，她反复翻阅案卷相关材料，茫然之中，她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魏燕雨在韩国璋的关照下，曾经在上海开过小饭馆，之后去了美国，韩国璋曾让魏燕雨的司机给魏燕雨汇过钱。
魏燕雨的司机是个打工者，案发后不知去向，司机这个“小人物”对韩国璋和魏燕雨的事情知道多少呢？
“不能放过任何线索，要把侦查取证工作做穷尽为止。”马静华又去了魏燕雨当年开小饭馆的地方，但那里早已经物是人非，周边的业主和邻居都不了解情况，仅有一个业主说了这么一句话：“好像看见过韩国璋坐车来魏燕雨的饭馆吃过饭。”
“韩国璋的司机是否认识魏燕雨的司机？”马静华又到上海电气集团找到了韩国璋原先的司机，韩国璋的司机向马静华回忆说：“魏燕雨的司机我见过，我还留过他手机号。”
按照韩国璋司机提供的电话拨过去，电话通了，马静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联系上了魏燕雨的司机，司机现在一个台球室打杂。找到魏燕雨司机的时候，小伙子很惊讶：“你们怎么会找到我，别人都不认识我。” 司机告诉马静华，魏燕雨去美国后，韩国璋找过他两次给魏燕雨汇钱。司机交代的这些情况，马静华之前通过银行记录已经掌握。
“韩国璋和你还有什么关系？他还找你办过其他事情没有？你再好好想想。”马静华追问了一句。
“没有啊。”嘀咕了一句后，司机开始低头不语。
“有戏！”凭经验，马静华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有“文章”，她并没有急于追问，让司机自己陷入了沉思。
“这些事情和你都没有关系，韩国璋找你办事，你只是个经办人，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在这个店继续打工，我们以后不会打扰你。”马静华适时劝导了一句。
心理斗争进行了将近20分钟，司机终于开口：“有一次，韩国璋让我送一个牛皮袋去一个证券交易大厦，我感觉这个牛皮袋里面装的是钱，接牛皮袋的是一个女人……”
根据司机提供的线索，马静华找到了接牛皮袋的女人，某证券公司股票交易员，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来，根据韩国璋的授意，这名女性股票交易员用韩国璋外甥女的名义在股市上开了个户头，韩国璋把受贿的几百万现金兑换成美金，存放在自己外甥女的股票户头上。
查找到这几百万账款后，办案组领导松了一口气，在铁证之下，韩国璋一案真相大白。
“外出调查取证工作，最难的是找人。不能放过任何线索，不能忽视小人物，任何蛛丝马迹往往可能成为大案的突破口。”谈到办案组的侦查取证工作，马静华有感而发。
查账：一项枯燥而又繁琐的工作
“侦查人员扣押回来的账目和调出的银行记录，最终全部归拢到我这里，一坐下来就是一个多月，对着大量的账目和电脑，脑子里全是数字，要把几千笔数据一笔笔录入电脑，然后再运用财务知识进行分析、筛选、甄别，这项工作极其枯燥。”办案组财务专家、吉林市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马堋茺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他瘦削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
大学毕业后，马堋茺被分配到交通银行吉林分行工作了5年，曾经获得“吉林市金融系统业务标兵”称号，对金融业务十分熟悉。用马堋茺自己的话说，觉得“银行工作过于单一、平淡”，出于对法律工作的向往，他自学了法律本科，2002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考到了吉林市检察院。
在检察院反贪部门，马堋茺将原有金融知识的优势应用到反贪实践中，推动侦破了当地一批大、要案，受到上级领导关注。因熟悉反贪实践、有财务专长，2009年，马堋茺被抽调至黄松有案专案组，从此开始专案生涯。
在办案组，马堋茺只有一项工作职责——查账，看似简单，实则繁琐。“审讯环节，嫌疑人可能就交代几句话，这钱是贪污或者受贿得来的，落实到取证实践中，就反映在众多具体的账目中，需要抽丝剥茧，对一笔笔账目进行审核，梳理出与嫌疑人交代相一致的账目数据，以印证嫌疑人的口供。”
“有的嫌疑人非常狡猾，企图以正常的财务走账方式掩盖犯罪的目的，在作案时设置了非常复杂的走账路径，反映在账面上令人眼花缭乱，这就要依靠专业的财务知识和职业经验来查找赃款的去向。” 马堋茺补充说。
有的时候，财务专家的工作不是孤立的，需要和侦查人员、审讯人员密切互动。查账中，如果发现可疑资金款项或者新的线索，财务专家会交给侦查人员进行补充侦查；发现哪一笔账目与嫌疑人交代的不一致，财务专家要列出参考意见给审讯人员重点讯问；哪些赃款资金需要冻结，需要财务专家及时作出决定。
办案工作开展到后期，除了计算统计出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数额，财务专家还要核实嫌疑人的财产收入状况，计算查证出嫌疑人来源不明的非法收入部分，为专案组开展追赃工作提供依据。
“有意思的工作很少，我现在都坐出‘肩周炎’了。”说到这里，马堋茺扶了扶眼镜，扭了扭脖子。
努力做到三个适应
在办案组，个人没有私密的空间，大家吃饭、休息都在一起，见面研究的都是案子，晚上睡觉前，几个人躺在床上谈的还是案子，总是处在一种工作和生活胶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免会衍生出紧张、焦虑情绪。
远离家人、工作压力、饮食不适应，这些是每个办案组成员必须要承受的，没有人安慰，办案组成员需要在内心深处自我调节。
偶尔，一年也会有那么一两次集体活动，来提升一些生活乐趣，爬香山、登长城、参观卢沟桥纪念馆等。
回顾多年异地办理专案的感受，上一任办案组前线指挥员喻春江一口气连续强调了要做到“三个适应”。现任吉林省白山市检察院检察长的喻春江，此前有着多年的参与办理专案的生涯，从早期的刘金宝案专案组到后来的黄松有案专案，喻春江都经历了其中的侦办历程。
在喻春江看来，异地办案首先要尽快熟悉并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当地人的思维及行为方式，面对同样的问题，每个地方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可能不一样，这一点在询问证人和取证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在福建、上海等南方省市，当地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会比较谨小慎微，甚至有点“绕”——“这件事情好像有的，你让我想一想。”同样的问题在北方，证人的回答一般会比较干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随着案情的深入，异地办案的地点具有不确定性，也许上半年在北京，下半年需要进驻深圳，跨越南北。北方冷、南方热，北方干燥、南方湿润，专案组成员需要适应各地气候条件，远离家门前要带上一大箱衣服和生活必备品。
饮食上的不适应，是办案组成员最难忍受的“痛苦”。有一次喻春江率队在武汉办案，办案组驻扎在湖北省检察院培训中心，为了节省办案经费，办案组每天基本固定在培训中心对面一个小饭馆吃饭，这一“吃”就是好几个月。
“一开始，还有点新鲜感；十多天后，所有人都开始麻木了，吃什么都没有胃口，就怀念家乡的大葱和大酱；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们就让饭馆老板准备材料，我们自己做，用葱花、鸡蛋、酱油炸点大酱，然后煮点面条拌着吃。”回忆起办案组的生活，喻春江笑了，“湖北的红菜苔是当地人很喜爱的一种青菜，但口味就是对不上北方人，怎么吃都比不上白菜炖豆腐；南方的农家小炒肉吃起来，感觉就是没有猪肉炖粉条香，这可能是南北方饮食习惯和口味的差异吧。”
饮食上的不适应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上火”，“口腔溃烂”、“长火疖子”都是常有的事情，所幸办案组成员身体素质大多都比较过硬。
在“10·28”办案组大会议室的墙角，记者还看到这样一幅小画，画上勾勒出了一个扎辫小姑娘的清纯身影，画的下角写有6个钢笔字——年轻、漂亮、干净。这幅画是喻春江留下来的，画本身代表了办案组追求的价值和办案目标，这幅画也时刻提醒着专案组每位成员。
“任何一个专案的办案效果要力争像画中的小姑娘一样——年轻、漂亮、干净。”喻春江向记者详解了这幅画的“深意”：“年轻”要求案件办理要有实效和效率，及时而不拖沓；“漂亮”意味着案件要高质量完成，办成“精品案件”，成为一个标本；“干净”表示案件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掺杂，公正客观、“案结事了”。
“10·28”办案组综合小组组长黄锡春这样形容办案组的生活。当记者问及“办完一个专案有无成就感时”，黄锡春憨笑了一下，“好像从没有过这种感受，没有时间沉淀回味，通常是一个案子快要结束时，一个更大的案子又来了，另一个办案组向你发出了召唤，你又得投入战斗。”
1月25日清晨5点，北京某公寓，曹宝起了个大早，他轻声走进公共卫生间，洗漱完毕后，他又挨个扫了一眼同事的房间，看见谁的被子掉了，他和往常一样，默默地捡起来为他盖好。
路过“作战会议室”时，曹宝不免多看了几眼，这里他最熟悉不过，在这里，他无数次和同事们分析案情、分工任务、制定策略、明确侦查方向……
简单的晨练后，7点30分，曹宝为同事们买回了丰盛的早餐，有豆腐脑、油条、小米粥、包子、小咸菜等等，这可能是他身兼办案组前线负责人最后一次为同事们服务。早餐过后，他将带领办案组成员返回阔别了一年半的长春。
这一日，对曹宝而言，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2011年10月28日，“10·28”办案组成立。这个办案组负责的是中国移动终端部原总经理吴唯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鲁向东等人系列贪污、受贿案件的侦查工作。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后，“10·28”专案在北京圆满侦查终结。作为办案组前线负责人，“10·28”专案或将成为曹宝十年办案组生涯的完美“收官之作”，春节过后，曹宝将赴任吉林省四方坨子检察院检察长，暂别办案组。
曹宝的早晨
十多年前，曹宝还是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的一名普通检察官。2002年，曹宝和他的同事们从中储粮总公司长春分公司原经理刘国涉嫌贪污3万元的线索深挖出了案值过千万、涉案31人的系列串案；此后，他多次参加过专案组，和同事们一起侦破了被中组部称为“中国卖官鬻爵第一案”的白山市政协原副主席、统战部原部长李铁成特大受贿案，参与查办了吉林省医疗系统50余人贪污、受贿窝案……
可能正是因为在查办这些案件中展现出的“擅长突破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能力，从 2003年起，他开始“结缘”办案组，被中纪委、最高检抽调，此后整整十年的时间几乎都在外省异地办案。
这些年来，曹宝的检察生涯差不多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不同办案组里进行的，他参与的案件包括上海社保案；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受贿、滥用职权案等等。
2011年，曹宝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10·28”专案组前线负责人，组织侦办中国移动终端部原总经理吴唯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鲁向东等人系列腐败窝案。
在曹宝看来，他“仅仅是吉林省检察院办案组其中一员，而他所在的办案组是一个默默无闻却又屡获荣誉的团队”——十多年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吉林省检察院先后成立办案组，直接或参与查办了刘金宝案、上海社保案、陈良宇案、陈少勇案、黄松有案等一系列贪腐大、要案；
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为国家挽回各项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表扬，获得中纪委颁发的“反腐利剑”称号，创造了中国“反贪保密史上的奇迹”；
……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办案组似乎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高高在上而又遥不可及；但当《方圆》记者实地走进并亲身体验过办案组生活后，却感受到在这个办案组织里更多的是无法言说的付出和酸楚。
“很多案件还没有到解密期，无法言说。虽然有不少立功受奖的荣耀，但办案组成员在办案中要经历常人无法想象的风风雨雨。”面对荣誉，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刘志兵显得很淡定。
异地办案
在经历过集中培训后，办案组立即进入驻地，开展实战。对于吉林省检察院办案组而言，所接到的任务全部为“异地办案”模式——由于高级别官员的职务犯罪的地域跨度大，同时为了避免可能来自地方对案件侦查的干涉，异地办案是近年来查办省部级官员涉嫌职务犯罪时常用的侦查策略。
通常情况下，办理一个专案，短则数月，长可达一年以上。在异地，办案组成员将和自己的爱人、亲人、朋友长时间分离，异地办案、困苦重重。
以“10·28”专案为例，办案组驻地设置在北京某公寓，这是有关部门为办案组提供的一个专门办案点，对外相对封闭，内部50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划分为“办公区”和“休息区”。
“办公区”其实是一间相对较大的会议室，用低隔板改成了一个开放式办公平台，平台上除了电脑、茶杯、烟灰缸、打印机等物品，还堆放着厚厚的卷宗，会议室的一角还有一个活动白板，白板上有彩笔标记的一些箭头和记者看不懂的案情字样。
“办公区”也被办案组同事称为“作战会议室”，每次研析案情、交流合作、分工任务、制定策略均在这里完成。
“休息区”类似于若干间“学生寝室”，每间房里摆有好几张床，多数床头都放有桶装“康师傅”，令记者惊讶的是，某成员床头还放有《攻心术》和《FBI调查秘术》两本书籍。
“无聊的时候，看着玩玩而已，不指望它（指书）对办案能起到什么作用。” 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成员对记者“嘿嘿”笑了笑。
获得办案组负责人的许可，记者有幸在“10·28”办案组驻地“同吃同睡”数日，体验了一番办案组的生活“流水”——
早上7点10分以前起床，20分钟内洗漱完毕；
7点30分准时吃早餐，8点30分前有任务的办案人员必须出门；
中午一般在外就餐，伙食标准不超过15元，需开发票留报销用，在北京，多数成员选择吃一碗“马兰拉面”；
晚饭6点开始，晚饭后有30分钟的休息时间；
7点集体收看新闻联播；
7点40分，所有成员在会议室集合，准时召开案情汇总会，会议有时候结束较早，如果想出去溜达、锻炼，必须二人以上，结伴而行（此举是为了保护办案人员的自身安全， 异地人生地不熟，如遇突发事件，一个人难以抵御，二人好有策应）；
如无特殊任务，晚上11点前，必须就寝。 除此之外，办案组还有严格的纪律规定：除遇同事生日，其他任何时间一律禁止饮酒；工作和休息时间，禁止同任何外人接触、交流；禁止进入一切娱乐场所；休息时间外出，先向领导报告，且必须二人以上，结伴而行……
“办案组成员因办案需要而集结在一起，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省办案成本，必须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在驻地突出的是集体，个人生活空间极少。”曹宝告诉记者。办案组生活是艰苦的，有的成员历经了多个大、要案办案组，在办案组待的时间比夫妻的“婚龄”还长。
异地办案有时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惊险”。
有一次在内蒙古飞往长春的办案途中，曹宝和同事携带着重要卷宗上了飞机，途经赤峰上空时突然遭遇强大气流，飞机在空中打了一个 “跟斗”，顿时，尖叫、哭声连成一片……满机的乘客处于极度恐惧之中。
“这肯定要坠机。”一丝念头闪过后，曹宝对身旁的同事说了一句，“完了，这卷宗要是没了，案子还得找人重新再整。”虚惊一场后，曹宝的这句“名言”至今被办案组同事引为经典。
秘密侦查
与生活上的艰苦形成鲜明对比，办案组成员在工作中是严谨而又精干的。
曹宝告诉《方圆》记者，任何一个专案的办理流程大致可分三个环节，即案件初查环节，案件铺开环节，案件收尾环节。
在第一个环节，所有和案情有关的情报信息都要搜集到案，如嫌疑人的身份信息、银行存款、持有车辆等基本资料；延伸开来需要搜集的情报信息还有嫌疑人的通话清单、生活规律、社会关系等。
“跟踪”、“蹲坑”、“化装侦查”经常被办案组运用到前期的秘密侦查工作当中。
“嫌疑人几点出门上班，中途几点离开单位，下班后干些什么，这些需要跟踪侦查，不到万不得已，办案组成员尽量不表露身份，以免打草惊蛇。” 曹宝说，有的时候，侦查人员还需要和物业人员一起，化装成“物业人员”，以查水表、检查电路的名义，进入嫌疑人家中观察环境。
“嫌疑人的居住环境，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嫌疑人的生活习性和价值取向，嫌疑人是否追求舒适、奢侈，是否有收藏古玩、字画等嗜好，观察嫌疑人的居住环境，有利于制定抓捕和搜查方案。观察嫌疑人的居住环境，还可以加深对嫌疑人的立体认识，有利于中期拿下审讯的制高点。” 曹宝分析说。
实践中，办案组侦查人员在秘密侦查时，经常会碰到一些尴尬，比如一些高档社区的保安都比较机敏，有的时候侦查员化装成客户看房子，经常遭遇保安的阻拦。
初查后，办案组指挥员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在哪抓捕更为合适”：如果在家抓捕，会否对老人或者孩子造成心理阴影；上班途中抓捕遭遇反抗怎么办；抓捕地点选在单位会引起波动震荡。“制定抓捕方案破费思量”。
异地押解和“空中飞人”
由于办案组驻地不可能设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安全办案区，嫌疑人到案后，需要转往长春后方羁押。
如何把嫌疑人从异地安全押解回长春，吉林省检察院办案组在这方面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细致的押解机制。
通常情形是，在异地警方的配合下，办案组控制住嫌疑人，然后再选择以何种交通方式押解回长春。如果选择飞回长春，手铐属于铁器，登机时将被禁止携带，只能用木夹板控制嫌疑人，但前提是航班上没有“重要客人”。假如订完机票后，航空公司通知办案组，有“要客”乘机，机票就不得不取消。
去机场前，办案组会事先和机场警方做好沟通，换登机牌时，一般选择普通舱最后一排座位，嫌疑人坐中间，左右有办案组成员守护。
如果选择坐火车带犯罪嫌疑人回长春，办案组就会“包”两个软卧车厢，确保相对固定封闭的空间，包厢一般选择堵头的包厢。在火车上，长春后方还会派出四名武警和两名医生先期赶赴驻地全程陪同押解，以应对突发事件。
无论是火车还是飞机，办案组成员一般都是带嫌疑人最先上，等所有旅客离开后最后下，全程尽量保证押解“小空间”里没有人流的流动，确保嫌疑人不与外界有过多的接触。
在前方办案组启动押解的同时，吉林省检察院在长春后方同时做好交接准备。如果嫌疑人社会知名度很高，专案组还需准备好墨镜、头套等用具，尽量减少影响，防止办案信息泄露。
嫌疑人被押解到后方办案区后，案件审讯工作随之展开，后方审讯出的口供卷宗与前方的侦查取证材料如何形成有效对接，客观上形成了“物理障碍”。
无论是长春后方审讯出的口供材料，还是前方侦查取证的证据材料，都属于办案机密，按照有关规定，不能通过邮寄，也不能以传真或者电邮的方式发送，这个时候，前、后方之间只能通过“空中飞人”方式进行沟通交流。
所谓“空中飞人”，是办案组成员对前、后方在办案中特有的沟通交流方式的一种形象比喻。以“10·28”专案为例，后方人员携带审讯出来的口供卷宗乘晚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赶到北京，前方办案组成员进站接卷，并将前方侦查得到的证据材料交给后方人员，后方人员不用出站直接乘坐早上的动车返回长春。
审讯是一门大学科
随着专案侦查工作的铺开，办案组也迎来了最为忙碌的时刻，搜查的搜查、取证的取证、查账的查账……大量的信息、各路的线索陆续汇总上来，繁杂而交织，“10·28”办案组综合小组组长、吉林省检察院检察官黄锡春告诉记者，这一时期的办案工作以“内审外调”为中心，“要抓住主要矛盾”。
“内审”指的是审讯嫌疑人，“外调”指的外围调查取证。
“专案面对的嫌疑人职位高、权力大、作案手段隐蔽，个别嫌疑人甚至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适时正确地把握讯问，制定正确的讯问策略会对成功侦破案件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黄锡春称。
在黄锡春看来，与嫌疑人正面接触前，侦查人员要多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有关案情，包括作案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等；要多准备讯问的“子弹”——外围证据，要明确哪些证据确实可靠，哪些仍需查证；哪些证据可以使用，哪些证据不能使用，何时使用哪些证据能够收到较好的审讯效果等等。 审讯是侦查人员与嫌疑人斗智斗勇的心理较量过程。按照法律规定，审讯至少应有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参加，通常情况下，办案组会选择沉着冷静、心理素质较好、表达能力较强、气质威严、审讯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担任主审；同时，办案组还会搭配一个思维缜密、有敏锐洞察力的侦查人员当观察员，刚柔相济，搭配进行。
吉林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一处副处长曹智勇，曾经参与过多次办案组审讯工作，在办案组中，他是一位显得比较“另类”的审讯能手，他的观点是——审讯是一门大学科， 也有“望闻问切”之法。
“观察嫌疑人的肤色、体态、状态，可以推断出嫌疑人在审讯时的心理承受力。有的嫌疑人到案后脸色发黑，说明肝火旺，脾气不好，这就需要在审讯中控制好嫌疑人的情绪。”谈及“审讯”， 曹智勇显得经验丰富。
“审讯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从嫌疑人身上搜集情报信息的过程。有的时候，嫌疑人的一个肢体语言，会透露出丰富的信息，要善于捕捉。专案的嫌疑人，大都级别高、学历高，即便身陷囹圄，都不失高级干部的风范，要尊重地和他‘唠’，尊重了嫌疑人的自尊心，他就会不自觉地减少‘谎话’和‘假话’。” 曹智勇向记者侃侃谈道。
在正式审讯嫌疑人前，办案组有时会“模拟审讯”，主审人曹智勇反串充当“嫌疑人”，被办案组的同事“审”。曹智勇说，这样做的目的，可以换位思考如何堵住嫌疑人的狡辩和假话，用什么证据和语言驳倒嫌疑人的假话，在正式审讯中，堵住了嫌疑人所有的“假话”，嫌疑人就只能选择说“真话”。
“攻心”
与曹智勇的“望闻问切”之法不同，办案组的另一位审讯专家、松原市宁江区检察院反贪局长崔景杰则主张“攻心”为上。
“审讯绝不是‘忽悠’嫌疑人。” 崔景杰告诉记者，随着审讯时间的延长，犯罪嫌疑人会产生多种复杂的心理变化，密切关注、准确把握嫌疑人心理状态的细微变化，有时可以成为打开案件的关键突破口。
结合办案实际，崔景杰向记者历数了专案犯罪嫌疑人最常见的几种心态：有的认为自己的作案手段诡秘，检察机关无从查明；有的则自认为懂法，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检察机关奈何不了他；还有人认为自己地位高，有“关系网”、“保护伞”会将他活动出去等。
“侥幸心理是很多嫌疑人拒不供认的精神支柱。但嫌疑人也会经历思想斗争，害怕自己一旦供述，就会暴露罪行，受到法律的制裁，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心理，同时影响家庭、亲友的声誉和利益。”
崔景杰分析，畏罪心态实际上隐含了嫌疑人“从轻处罚”、“早日解脱”的心理期待。“一旦犯罪嫌疑人出现畏罪心态，审讯人员要抓住时机，及时予以心理疏导，表明检察机关查处案件的决心和信心，让嫌疑人由畏罪抗法向认罪伏法的心理转化，促使其交代罪行，从而突破案件。”
个别案件有时也会呈现出“胶着”状态——审讯人员对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掌握不多，侦查人员获取的证据证明力不强，嫌疑人拒不交代、难以突破……
“这种情况下，审讯人员可以有意识地绕开案件的实质性问题，从有关联的其他问题入手，由表及里，层层推进。讯问策略要缓和，犯罪嫌疑人的情绪有所松动后，要善于发现犯罪嫌疑人暴露出来的可利用的信息，紧抓其破绽和矛盾点，让嫌疑人向被动地位转化，进而打开缺口，取得案件的突破。”崔景杰强调，每个嫌疑人都存在“心理软穴”，审讯人员不能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要充分尊重嫌疑人的人格。
取证：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长春市绿园区检察院反贪局长马静华是办案组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办案组同事称她为“马大姐”。从2002年起，马静华开始参与办理吉林省内多起大、要案；2006年，她被抽调至上海社保案专案组。此后，马静华的个人侦查生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起点。
2006年9月19日，马静华受命飞抵上海，担任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裁韩国璋案小组长。韩国璋——上海社保案核心人员张荣坤打通上海权贵之门的“牵线人”。
当时，上头移交下来的线索仅两条，一是韩国璋有一个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的车位，价值25万；另一条线索就是两块金条。从审讯组反馈过来的信息，韩国璋拒不交代；而另一个办案小组已经“拿下”了福禧投资集团原董事长张荣坤的口供，张荣坤交代曾经分若干次给韩国璋送了钱，但张荣坤也只记得“大数有700多万”，具体什么时间给的，每次给多少，以何种方式给的，张荣坤自己都说不清楚。
案发时，韩国璋有一情人叫魏燕雨（化名）在美国读书。
根据张荣坤交代的线索，马静华率人查实了张荣坤汇向美国给韩国璋情人的部分款项，这项工作并不难，银行方面有记录可查，但这部分钱款仅是“小数”，还有大部分的几百万现金赃款去向不明。搜完了韩国璋的住所，查遍了韩国璋及其爱人、小孩的所有银行账户，就是找不到赃款下落。
“这笔钱究竟哪去了？”马静华肩负查明韩国璋案案情的重任，侦查了一个多月无果，案件陷入僵局。马静华沉思下来，她反复翻阅案卷相关材料，茫然之中，她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魏燕雨在韩国璋的关照下，曾经在上海开过小饭馆，之后去了美国，韩国璋曾让魏燕雨的司机给魏燕雨汇过钱。
魏燕雨的司机是个打工者，案发后不知去向，司机这个“小人物”对韩国璋和魏燕雨的事情知道多少呢？
“不能放过任何线索，要把侦查取证工作做穷尽为止。”马静华又去了魏燕雨当年开小饭馆的地方，但那里早已经物是人非，周边的业主和邻居都不了解情况，仅有一个业主说了这么一句话：“好像看见过韩国璋坐车来魏燕雨的饭馆吃过饭。”
“韩国璋的司机是否认识魏燕雨的司机？”马静华又到上海电气集团找到了韩国璋原先的司机，韩国璋的司机向马静华回忆说：“魏燕雨的司机我见过，我还留过他手机号。”
按照韩国璋司机提供的电话拨过去，电话通了，马静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联系上了魏燕雨的司机，司机现在一个台球室打杂。找到魏燕雨司机的时候，小伙子很惊讶：“你们怎么会找到我，别人都不认识我。” 司机告诉马静华，魏燕雨去美国后，韩国璋找过他两次给魏燕雨汇钱。司机交代的这些情况，马静华之前通过银行记录已经掌握。
“韩国璋和你还有什么关系？他还找你办过其他事情没有？你再好好想想。”马静华追问了一句。
“没有啊。”嘀咕了一句后，司机开始低头不语。
“有戏！”凭经验，马静华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有“文章”，她并没有急于追问，让司机自己陷入了沉思。
“这些事情和你都没有关系，韩国璋找你办事，你只是个经办人，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在这个店继续打工，我们以后不会打扰你。”马静华适时劝导了一句。
心理斗争进行了将近20分钟，司机终于开口：“有一次，韩国璋让我送一个牛皮袋去一个证券交易大厦，我感觉这个牛皮袋里面装的是钱，接牛皮袋的是一个女人……”
根据司机提供的线索，马静华找到了接牛皮袋的女人，某证券公司股票交易员，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来，根据韩国璋的授意，这名女性股票交易员用韩国璋外甥女的名义在股市上开了个户头，韩国璋把受贿的几百万现金兑换成美金，存放在自己外甥女的股票户头上。
查找到这几百万账款后，办案组领导松了一口气，在铁证之下，韩国璋一案真相大白。
“外出调查取证工作，最难的是找人。不能放过任何线索，不能忽视小人物，任何蛛丝马迹往往可能成为大案的突破口。”谈到办案组的侦查取证工作，马静华有感而发。
查账：一项枯燥而又繁琐的工作
“侦查人员扣押回来的账目和调出的银行记录，最终全部归拢到我这里，一坐下来就是一个多月，对着大量的账目和电脑，脑子里全是数字，要把几千笔数据一笔笔录入电脑，然后再运用财务知识进行分析、筛选、甄别，这项工作极其枯燥。”办案组财务专家、吉林市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马堋茺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他瘦削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
大学毕业后，马堋茺被分配到交通银行吉林分行工作了5年，曾经获得“吉林市金融系统业务标兵”称号，对金融业务十分熟悉。用马堋茺自己的话说，觉得“银行工作过于单一、平淡”，出于对法律工作的向往，他自学了法律本科，2002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考到了吉林市检察院。
在检察院反贪部门，马堋茺将原有金融知识的优势应用到反贪实践中，推动侦破了当地一批大、要案，受到上级领导关注。因熟悉反贪实践、有财务专长，2009年，马堋茺被抽调至黄松有案专案组，从此开始专案生涯。
在办案组，马堋茺只有一项工作职责——查账，看似简单，实则繁琐。“审讯环节，嫌疑人可能就交代几句话，这钱是贪污或者受贿得来的，落实到取证实践中，就反映在众多具体的账目中，需要抽丝剥茧，对一笔笔账目进行审核，梳理出与嫌疑人交代相一致的账目数据，以印证嫌疑人的口供。”
“有的嫌疑人非常狡猾，企图以正常的财务走账方式掩盖犯罪的目的，在作案时设置了非常复杂的走账路径，反映在账面上令人眼花缭乱，这就要依靠专业的财务知识和职业经验来查找赃款的去向。” 马堋茺补充说。
有的时候，财务专家的工作不是孤立的，需要和侦查人员、审讯人员密切互动。查账中，如果发现可疑资金款项或者新的线索，财务专家会交给侦查人员进行补充侦查；发现哪一笔账目与嫌疑人交代的不一致，财务专家要列出参考意见给审讯人员重点讯问；哪些赃款资金需要冻结，需要财务专家及时作出决定。
办案工作开展到后期，除了计算统计出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数额，财务专家还要核实嫌疑人的财产收入状况，计算查证出嫌疑人来源不明的非法收入部分，为专案组开展追赃工作提供依据。
“有意思的工作很少，我现在都坐出‘肩周炎’了。”说到这里，马堋茺扶了扶眼镜，扭了扭脖子。
努力做到三个适应
在办案组，个人没有私密的空间，大家吃饭、休息都在一起，见面研究的都是案子，晚上睡觉前，几个人躺在床上谈的还是案子，总是处在一种工作和生活胶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免会衍生出紧张、焦虑情绪。
远离家人、工作压力、饮食不适应，这些是每个办案组成员必须要承受的，没有人安慰，办案组成员需要在内心深处自我调节。
偶尔，一年也会有那么一两次集体活动，来提升一些生活乐趣，爬香山、登长城、参观卢沟桥纪念馆等。
回顾多年异地办理专案的感受，上一任办案组前线指挥员喻春江一口气连续强调了要做到“三个适应”。现任吉林省白山市检察院检察长的喻春江，此前有着多年的参与办理专案的生涯，从早期的刘金宝案专案组到后来的黄松有案专案，喻春江都经历了其中的侦办历程。
在喻春江看来，异地办案首先要尽快熟悉并适应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当地人的思维及行为方式，面对同样的问题，每个地方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可能不一样，这一点在询问证人和取证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在福建、上海等南方省市，当地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会比较谨小慎微，甚至有点“绕”——“这件事情好像有的，你让我想一想。”同样的问题在北方，证人的回答一般会比较干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随着案情的深入，异地办案的地点具有不确定性，也许上半年在北京，下半年需要进驻深圳，跨越南北。北方冷、南方热，北方干燥、南方湿润，专案组成员需要适应各地气候条件，远离家门前要带上一大箱衣服和生活必备品。
饮食上的不适应，是办案组成员最难忍受的“痛苦”。有一次喻春江率队在武汉办案，办案组驻扎在湖北省检察院培训中心，为了节省办案经费，办案组每天基本固定在培训中心对面一个小饭馆吃饭，这一“吃”就是好几个月。
“一开始，还有点新鲜感；十多天后，所有人都开始麻木了，吃什么都没有胃口，就怀念家乡的大葱和大酱；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们就让饭馆老板准备材料，我们自己做，用葱花、鸡蛋、酱油炸点大酱，然后煮点面条拌着吃。”回忆起办案组的生活，喻春江笑了，“湖北的红菜苔是当地人很喜爱的一种青菜，但口味就是对不上北方人，怎么吃都比不上白菜炖豆腐；南方的农家小炒肉吃起来，感觉就是没有猪肉炖粉条香，这可能是南北方饮食习惯和口味的差异吧。”
饮食上的不适应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上火”，“口腔溃烂”、“长火疖子”都是常有的事情，所幸办案组成员身体素质大多都比较过硬。
在“10·28”办案组大会议室的墙角，记者还看到这样一幅小画，画上勾勒出了一个扎辫小姑娘的清纯身影，画的下角写有6个钢笔字——年轻、漂亮、干净。这幅画是喻春江留下来的，画本身代表了办案组追求的价值和办案目标，这幅画也时刻提醒着专案组每位成员。
“任何一个专案的办案效果要力争像画中的小姑娘一样——年轻、漂亮、干净。”喻春江向记者详解了这幅画的“深意”：“年轻”要求案件办理要有实效和效率，及时而不拖沓；“漂亮”意味着案件要高质量完成，办成“精品案件”，成为一个标本；“干净”表示案件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掺杂，公正客观、“案结事了”。
“10·28”办案组综合小组组长黄锡春这样形容办案组的生活。当记者问及“办完一个专案有无成就感时”，黄锡春憨笑了一下，“好像从没有过这种感受，没有时间沉淀回味，通常是一个案子快要结束时，一个更大的案子又来了，另一个办案组向你发出了召唤，你又得投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