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帝的女儿”到“百姓的媳妇”，收视率在电视媒体角色的嬗变与位移中，逐渐从一个没有户口的外来户渐渐成长为电视媒体厅堂里的尊贵客人。
　　
　　从1996年AC·尼尔森公司登陆中国算起，“收视率”引入中国已经十年。在这十年中，无论是就体制改革还是就产业经营，中国的电视媒体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转型与裂变之痛。从“皇帝的女儿”到“百姓的媳妇”，收视率在电视媒体角色的嬗变与位移中，逐渐从一个没有户口的外来户渐渐成长为电视媒体厅堂里的尊贵客人。直面市场、直面生存、渴求经济上的收益与回报伴随着中国电视产业化经营步伐的加快，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电视媒体所要破解的首要难题。在整个电视栏目的生产、制作、销售等流程尚未形成一个畅通的产业链条之时，广告收入顺势成为中国电视媒体“断奶”（事实上，财政上有限的拨款相对于今日电视传媒的巨大开销来说也实在是杯水车薪之举而已）后最为主要经济来源。收视率作为广告主投放广告量的主要依据，也随之迅速成为各家电视媒体衡量一档栏目是生存还是死亡的唯一砝码与标尺。客观地讲，收视率的引入和使用在促进电视媒体栏目量化考核体系的产生和推动电视栏目向市场转型接轨的过程中都是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的。正是由于收视率的引介，才使得“观众就是上帝”的以受众为服务主体的传播理念真正畅行起来，在促进商业文化的繁荣和传播观念的更新上，收视率都是功不可没的。
　　然而，在超越了单纯的媒体传播层面之后，收视率与广告收益挂钩就使其最终演变成了一种经济活动。这样，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掌控者手中，收视率的角色身份扮演势必会产生出一系列的冲突与悖反性问题。
　　电视栏目既然超越了单纯的传播领域而跨步到了经济活动中来，收视率也势难避免不让电视媒体染上急功近利的色彩。重庆电视台台长李晓枫博士曾直言不讳，斥责“收视率”是电视传媒的“万恶之源”。言虽过激，但不能不承认收视率对电视传播价值理念的颠覆性破坏后果。从精英走向大众，对电视媒体来说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把大众等同于庸俗乃至低俗并且刻意地以此来制造卖点，拉升电视收视率的做法却无异是电视媒体向商业社会出卖自己灵魂与肉体的“原罪”。这种表现无疑早已背离了电视媒体推介社会主流价值标准、建构正确文化环境的功能，在泛娱乐化乃至媚俗潮流盛行的热浪中，收视率成为推波助澜的元凶。
　　不久前，杭州一位地面频道的电视台节目总监打电话给《中国广播影视》杂志的记者，质疑国内两家收视机构所提供的收视率数据不够准确。同样的时段、同样的节目、同样的地区，两家收视调查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却大不相同，这位总监直接把怀疑的目标指向了数据调查公司的样本采集上来。遭遇这样质疑的事实恰恰从一个层面上论证了现在的收视率数据获取在最初端就不是很规范的问题。具备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抽样调查如果要有意义，那么其样本的抽调数量应保持在被调查对象总量的5%上下，最低也不应少于2%的比例。然而，现在由调查公司提供的收视率调查样本比例是远远低于这个标准的。对于一个人口在百万户以上的城市来说，仅有几百户的调查样本数能保证收视率数字的真实性和准确度吗？
　　此外，将收视率作为衡量一档栏目的唯一标准也是现在电视媒体存在的明显问题。因为在砝码和标尺本身都存在缺陷和问题的前提下，你就不可能再依靠它作为判断的基点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关键的问题是，在摒弃掉单一的“收视率”这杆标尺后，新的标尺又到哪里去找寻？对电视媒体来说，经过多年才逐渐建设起来的这种量化考核机制无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取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