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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两次心脏病，用四个支架抢救过来后就与老伴住到了儿子处。我长期不用手机，宅电又无人接听，不少愿意找我的人，因找不到我怕我已无声无息地“走”了，便千方百计地要得到我的信息，让我感动万分。
我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原《上海画报》的高级编辑吴本务，找到我后，让我快给著名电影作曲家葛炎的遗孀、已年过90的陈捷老太太打个电话。老太太找到吴本务，让他设法找我，一定要与我通上个电话……这事，让吴本务很感动，我当然更感动了！
陈捷跟葛炎一样，都是我党的老同志，他们参加革命时，我还尚未出生。在葛炎逝世三周年时，我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是陆寿钧同志吗？我是葛炎的妻子，叫陈捷，为了纪念老葛故世三周年，我们为他出了本纪念文集，里面收了你的文章，请告诉我地址，我把书寄给你留个纪念。”于是，我写下了也题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的《永不泯灭的回声》的读后感，收在我的《人去影留》一书中。我们就有过这么一次电话交往，想不到几年了，老太太还记得我。我突然想到，如今该是葛炎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子，又是他诞生95周年，老太太肯定想着她的“老葛”，可能会要跟我一起聊聊他，便忙给她回电。老太太的声音一点也不像已年过90的老人，思路也极其清晰，让我心慰。令我想不到的是，这次，她一句也没提她的“老葛”，只是关心我的身体情况。她说，她看到《上海采风》上我写的有关老上影人的文章，知道我还在写作，便放心了。她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我除了感谢她的关心和鼓励外，告诉了她我的一些近况：我感谢《上海采风》还能给我一个发表文章的平台，我会把还留有的上影稿纸，全用在我认为该留下的上影往人往事上。为了感谢她这个电话，我一定还要写一篇有关葛炎的文章，题目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老太太听后高兴地笑了。我为她的笑而高兴。
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最了解葛炎的陈捷，在为她的“老葛”出这本纪念册时，要命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是为了纪念他一生为几十部优秀电影所作的曲子吗？葛炎作曲的影片确实大多是中国电影的经典：《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枯木逢春》《阿诗玛》《从奴隶到将军》《天云山传奇》《青春》《秋瑾》《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研究新中国电影的中外学者，都公认这些影片是新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名作，为新中国的电影争得了无上的荣誉，都会载入史册。葛炎在这些影片中所留下的旋律的回声，也是永不泯灭的。据报载，当今我国电影的票房逐年都在增加，而据我了解，当代的青少年观众，对以上经典老电影却知之甚少，更不会去关心作曲是谁，他曾作出过什么贡献了。作为葛炎的老伴，在纪念她的“老葛”逝世三周年时，发点声音，提个醒，也是应该的，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陈捷老太太是1942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相信，她老人家的深意不止于此。而葛炎在红军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时年只有13岁，他与老一辈的革命家、艺术家一样，从不提当年之勇，更不张扬，他从事的是有声的艺术，过的是“无声”的生活，只在电影厂里当个作曲组的小组长，领导着全组人员，默默地为一部又一部影片作曲，为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立新功。我与他虽在同一个电影厂，也不闻其名，不详其情。他更不会太在乎个人的“泯灭”不“泯灭”。是的，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最了解葛炎的陈捷，在为她的“老葛”出这本纪念册时，要命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
我回忆起了上世纪80年代对葛炎的几次采访，努力去从中寻找答案。
那几次采访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文革”后，为了拨乱反正，重振新中国电影，也为了让后人对中国的电影老人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电影家协会决定编辑出版《中国电影家列传》丛书。经组织上提名，我为上海方面的撰稿人之一，委派给我写的列传中有葛炎，于是，我有幸对他进行了多次采访。这类人物有个特点：他平时不大会接受阿猫阿狗的采访，不大愿意谈自己的过去，而对于组织上安排的“组织行为”，就会像战士服从命令一样地全力配合你。葛炎与我配合得很好，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都会详尽地实事求是地一一作答，毫不讳忌。我的采访十分顺利。
采访的地点全在他家中。他的家当时就在我们电影厂斜对面的一幢高楼里。家中朴实无华，全是用了多年的老家具，除了一架业务用的钢琴外，我再也记不起有什么耀眼的可以留下印象的东西了。葛炎当时已年过60，个子不高。四方脸，头发简便地往后梳着，讲话有点沙声，他是出生在南市上海老区的老上海，一口乡音，无论从谈吐到表情、动作，都是那么地恰如其分，没有拘谨，没有夸张，没有一点虚头，丝毫看不出他既是一位著名电影作曲家又是老革命，只像邻家的老伯。与众不同的是，他虽已进入老年，却没有一点老气。他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又传递给人一种生气和活力。他目光慈祥，却又让人感到能洞察一切，谁都不敢在他面前作假。不知为什么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如今一提起笔，这些印象又全在眼前。
1922年1月，葛炎出生在黄浦江畔一个中医世家，而他自幼感兴趣的却是音乐。六七岁的小葛炎，常常跟着送葬队伍中的哀乐队后面，入了迷地走着，听着，有时竟走失了路，差点回不了家。不夜城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商店老板用来招揽顾客的留声机里的音乐声，又迷住了他，让他忘记了饥饿、寒冷和疲劳，流连忘返。可家里人无一支持他天生的这个爱好，常教训他还是继承老祖宗传下来的衣钵为好，学医救人，济世积德。为此，谁也不会给他一分钱去买任何一样乐器。
转机出现于小葛炎9岁时得了脑膜炎，家里人为了哄住他让他好好躺在床上养病，只得依着他，借来了一架破旧的留声机，让他听他们一直认为没有出息的那些“调调儿”。病床上，小葛炎听到一些经典乐曲，常常乐得做起美梦，他梦想着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让手下的琴键也能奏出美妙的“调调儿”来。可见，梦终究是梦，现实却是那样的无情，他没有钱买乐器、学音乐，只能在深夜，偷偷地爬进教堂，去弹几下唱诗班里的钢琴。
对音乐怀有极大兴趣和天赋的小葛炎，不仅很难得到家庭的支持，而且，他那时所处的时代，与他理想的美妙音乐世界，相隔十万八千里。乱世的孩子早懂事，1935年，葛炎读小学六年级时，就参加了上海市职业界救国联合会所组织的救亡活动。1937年，他在浦东中学读书时，参加了“我们的孩子剧团”，学习小提琴演奏，演唱救亡歌曲，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与爱国小伙伴們，常常挤在他家的亭子间里，排练救亡歌曲，他的心，随着那些激昂歌声，早已飞向了抗日的前方。有人曾把这段生活写了个剧本，拍了部影片，葛炎就是影片中主人公的原型之一。上海沦陷后，孩子剧团难以再在上海发挥作用，葛炎他们一共17个热血少年，在地下党的关怀和组织下，组成了“小小流动剧团”，于1938年春，出发奔赴延安。第一次，因被家长发现，从码头上被堵了回来。第二次，乘了一条英国船，先跑到温州，后又经武汉、长沙，到了西安，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热情接待和安排下，先到陕北安吴堡的青年训练班学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革命道理，然后再到延安…… 在第一次采访结束时，我问葛炎：“您13岁就参加了地下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6岁时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您当时想过没有，到底为了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救国、强国！”
在延安，革命前辈为他们讲过革命道理，冼星海等音乐家为他们上过专业课，经过短期训练，由于抗战需要，葛炎就被派往太行山前线，在刘伯承任师长、邓小平任政委的一二九师师部先锋剧团工作。他一到那里，就遇上了敌人的“大扫荡”，从此，他就在枪林弹雨中为战士们谱曲拉琴……葛炎谈起这样，十分动情，他说：“就是在那样的战争年代，战士们是多么喜欢音乐啊！有一次，在战斗的间歇中，我为战士们拉琴，拉了一曲又一曲，直至我把自己所会的曲子全部拉完，战士们还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我知道，战斗再次打响后，我面前的这些战士，有的将永远再听不到我的琴声了。为此，我又重新拉起了我已拉过的那些曲子。这个场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成为我以后学作曲、多作曲、作好曲的动力。
“我看到了深山峡谷中升起的瑰丽红日，看到了战士们英勇抗日，浴血奋战；听到了青漳河的欢乐流水声，听到了我们掩埋抗日烈士遗体的沉重的铁铲声……这一切，强烈地燃起了我的创作欲望。”葛炎告诉我，他自认的处女作歌曲《保卫黄崖洞》，就是他在这一战斗刚打完后，在战场上写成并演唱的。1940年，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全师文艺比赛时，他创作的另一首歌曲《春耕》，荣获了创作比赛优秀奖，这是战斗在最前方的抗日军民给他的最高奖励，他永远视作最高的荣誉。1941年，19岁的葛炎，经过了火与血的洗礼，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葛炎深深地记着，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人民和人民战士是何等地热爱音乐，又是何等地爱自己的音乐家。那是1941年的夏天，在敌人大扫荡的腥风血雨中，他得了重病，在频繁的转移中他根本无力适应，他想，这下要为抗日捐躯了，他不能让大家为他所累。是一位部队的炊事员找来了一条小毛驴，让他拉着驴尾巴，在崎岖艰险的山路上爬了一天一夜，才把他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接着，老乡们又用担架抬了他整整七天七夜……讲到这里，葛炎早已热泪盈眶，他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我这条命早就没了！我是个凡人，有时个人利益也会向上冒，但每每想到这些往事时，我就会冷静下来，对于我来说，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为人民，为新中国多唱赞歌！”
1943年，葛炎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了，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让他从前线返回延安，作治疗和休整。可他一到绥德，就被抗大总校文工团拉了“夫”，请他担任音乐队队长。以后又任指挥、创作组成员等职。在当时的情况下，多么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啊！他也早已把自己的病忘了，他的身体不适合再在前线，那么，到了“抗大”，环境稍微好了些，他怎能再去多想自己呢？
抗战胜利后，“抗大”迁到东北解放区，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葛炎随校来到了东北，任音乐队队长。宣传干事、作曲等职，还干过一阵子连队政治指导员。1948年，他又被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式开始了电影音乐的创作。他作曲的第一部故事片是《中华女儿》，虽然那时他对电影音乐创作还是陌生的，但由于他对影片所描写的革命战争生活比较熟悉，因此，能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创作任务。在创作中，他运用了民歌音调，并在配乐上，相应地运用了板胡的独奏，创造了有关具有民族气息的悲壮的主题乐曲，加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为这部影片增添了不少光彩。影片放映后，得到了当时中央电影指导委员会的表扬和好评。全国解放后，在首届音乐家代表大会的音乐创作总结報告中，也提到并称赞了《中华女儿》荣获二等奖。
第三次采访，我们着重谈了他在上影的工作情况。
葛炎是在1950年奉调回到阔别十多年的上海故乡的，很明显，从当时的政治上说，那是为了对上海老电影厂“掺沙子”，他仍然干他的老本行作曲。想不到这颗“沙子”却如鱼得水般地进入了他电影音乐创作的黄金时代。
他一到上影，就为《农家乐》和《女司机》作了曲。1952年，他为优秀影片《南征北战》作曲时，选用了当年部队演唱的优秀歌曲的音调，并加以发挥和创造，使影片增添了不少时代和生活的气息。这部影片，在1957年，葛炎又为另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渡江侦察记》作曲，同样取得了成功。为此，他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苏联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电影周。
在20世纪50年代后几年里，葛炎作曲的影片有《洞箫横吹》《钢人铁马》《巨浪》《老兵新传》《聂耳》等7部之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为优秀影片《聂耳》的作曲。聂耳本身是位著名的音乐家，为他的传记片作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创作中，葛炎与著名导演郑君里密切配合，他把《义勇军进行曲》的主旋律作为主题音乐贯穿全片，使影片的音乐有了主心骨，他还精心选择了聂耳创作的歌曲，并把其与聂耳的思想、性格及其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使音乐形象与银幕形象、音乐与画面结合得十分有机妥帖，从而增加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葛炎回忆起这部影片的创作时还十分留恋。认为是“一次愉快的合作，使我进一步明白了如何发挥音乐在电影这门综合艺术中的作用”。这部影片荣获了捷克举办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传纪片奖。
20世纪60年代，葛炎作曲的影片有《摩雅傣》《枯木逢春》《阿诗玛》《李善子》等。其中，《枯木逢春》是他与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再度合作，他在这部影片的作曲中，根据故事发生的特定背景和人物的特色，完全采用了民族音乐的曲调、配器，并吸收了江南戏曲、说唱、民族的特点，全部用民族乐队演奏，不仅使影片增添了浓郁的江南农村风味，而且在电影音乐民族化的问题上，与郑君里导演一起，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通过对不少影片的作曲，葛炎为了进一步探索音乐与电影特性的关系。1962年，他大胆地提出了要将长诗《阿诗玛》改编成电影音乐片。这个意图，得到了刘琼导演的赞赏和支持，他们合作完成了这部音乐片的创作。在创作实践中，葛炎探索了歌唱与表演风格、歌唱与对白、歌唱与戏的节奏、歌唱与环境，乃至歌唱与塑造人物等音乐片创作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总结出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如对于音乐片剧本的要求，他认为除了要有一般故事片所具有的基础外，还要有一定的诗意，富有音乐形象的哲理性和浪漫色彩；而在拍摄要求上，要做到戏中有音乐，音乐中有戏。《阿诗玛》的拍摄成功，不仅为我国的音乐片闯出一条路，而且为以后音乐片的创作，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此片事隔20年后，1982年在西班牙主办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周”上，荣获“最佳舞蹈片奖”。 1965年，葛炎参加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赴苏联、波兰访问。令他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十年中，他被迫停止了音乐创作。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打下的江山，也遭受了一场浩劫。对于“文革”这10年的灾难与荒废，葛炎的心头之痛，难以言表。我也不忍在采访中再多去提及……
“文革”后，葛炎宝刀不老，他要把失去的10年抓回来，他从54岁干到离休，作曲的影片有《青春》《从奴隶到将军》《天云山传奇》《笔中情》《秋瑾》《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等好几部。这些影片，大多得了大奖，起到了轰动效应，是中国电影的骄傲！而谢晋导演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影片——《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和《高山下的花环》，在当时极左思潮仍有市场的境况下，还是遭遇了不少风波的。作为老革命作曲家，葛炎始终坚定地与谢导合作，为这些影片作曲，其人格的高尚与艺术的前瞻，也是葛炎人生中的亮点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完成了《秧歌曲》《红旗曲》《马车》《撒尼舞曲》《欢乐的火把节》《高山下的花环序曲》，铜管乐《纪念烈士》，民乐《枯木逢春》，管弦乐《百万雄师过大江》等创作，他在作曲界所取得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难以企及的。
我在为《中国电影家列传》写葛炎篇时，他刚接下为《秋瑾》作曲的任务，《芙蓉镇》与《高山下的花环》两部重要影片尚未拍摄，还有一些音乐创作，都未能写入。据此，也可以看出，那部《中国电影家列传》中，那些当时尚健在的电影家的传记肯定是不完整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创作还在继续。就是葛炎在1986年离休后，还与他的老搭档著名剧作家王炼一起创作了音乐故事片《冼星海》的文学剧本，并独立完成了音乐歌唱喜剧片《逃离荒岛》的文学剧本。他把他的创作计划排到了2022年他100岁的时候，他确实做到了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贡献到老！
为了写那篇“列传”，我多次有幸与葛炎老师面对面地长谈。由于当时对“列传”有过具体的要求和葛炎的生活和创作仍在继续，我为他所写下的“列传”不但还停留在一般的层面上，甚至连“完整”两字也难以达到。加上我自身的不成熟，更难以进入深刻的层面。好在我对以上三条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在交出“列传”的作业后，我继续跟踪采访。当我们成了忘年交，谈话可以比较随便时，我曾问过他几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一是，据我所知，像葛炎那样的老同志调到上影来，当初是负有“掺沙子”、改造老电影厂的重大使命的。我不清楚老革命葛炎怎么会与汤晓丹、郑君里、沈浮、谢晋、刘琼等老艺术家合作得那么愉快，那么有成效，这些老艺术家又都抢着要与他合作？葛炎听后笑了，他说：“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啊？他们都在为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奋斗，那么，我们就该好好地团结起来一起奋斗！况且，在我与他们的接触中，我了解到在解放前，他们虽然没能在革命战争的第一线，但他们在国统区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进步的影剧活动，也冒着生命的危险啊！我对他们是很尊重的，他们也从不提防着我点什么。”他回答得那样的朴实和实事求是，让我深感到，优秀的艺术作品，大多是在相互信任中产生的，尤其是在政治上的信任。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文革”前，你参加编剧和作曲的《阿诗玛》就受到了批判。你作曲的《李善子》也被搁浅，虽周恩来总理一直在从中周旋，但修改了多次最终也不了了之。后来，“文革”就爆发了。你当时有什么预感吗？压力重不重？
谈到这个问题时，葛炎的脸色一下沉重起来，他说：“我当时就感觉到，不是为了一部影片的问题，而是为了整人。而‘文革’一爆發，就什么问题都明白了，还不止仅仅为了整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极左路线的大泛滥！我深知大祸临头，把准备工作做在前，我召开了家庭会议，希望妻子和子女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得挺直了腰杆好好活下去！我妻子也是1942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坚决与我站在一起！”他回答得那样的铿锵有力，着地有声，让我感受到了一位真正的革命老同志在政治上的成熟、在信仰上的坚定！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得挺直了腰杆好好活下去！”我还问过他一个似乎不该问的问题：“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你伤害过自己的同志没有？”他坦然地回答：我的身份摆在那儿，我不得不响应号召，批判过自己的同志。但事后，我经过反思，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做了弥补善后工作，取得了被批判者的谅解，彼此间更加深了友谊。葛炎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以后不能再搞政治运动了，一整就整倒了一大批人，不仅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带来了灾难，而且还不利于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更会留下后遗症的是通过政治运动，把人心都异化了，心灵上的创伤和异化，要经过多少年才能恢复过来啊？！”听了葛炎对我这个晚辈所摆出的让人尴尬的问题时直爽真诚的回答，让我感叹万千，我想我们都该有各自的联想和反思……
过去，我不了解，这样一位13岁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就担任了一定职务的老革命，为什么解放后却长期安于在电影厂当个作曲组长。现在我明白了，葛炎之所以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入股分红”，而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为了在解放了的天地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音乐才能，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所以，一解放他就服从组织的安排，来到电影厂当一名普通的作曲。
过去，我不了解，这样的工作，葛炎竟一干几十年，越干越有劲，任劳任怨，甘当幕后英雄，从不吹嘘那光荣的经历，他真如此高尚吗？现在我明白了，他是经过九死一生的人，在战争年代，他随时都可能“光荣”了，名利早已被他看得淡薄，所以身在名利场也不为所动，正如他所说：“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为人民、为新中国多唱赞歌！”
过去，我不理解，作为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有成就的老资格的音乐家，葛炎为什么解放后还要虔诚地甘当学生，去中央音乐学院听课学习呢？现在我理解了，他是为了多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所以，他音乐创作的路子会十分宽广，他不但能为他所熟悉的战争题材的影片作好曲，而且在其他样式影片的创作上，同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得到了观众的赏识。
过去，我不理解，像葛炎这样的老同志，也会有被整与“整”人的时候。现在我理解了，在那样的年代里，谁都难以避难脱“俗”，重要的是事后如何去反思和弥补，葛炎所做的一切，凸显了他革命者的本色！
过去，我不理解，为什么最了解葛炎的陈捷老师，在为她的“老葛”出纪念册时，要命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现在我有了些许理解：“不忘初心”的回声永不泯灭。以此奏响的人生乐曲的回声，也永不泯灭！
我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原《上海画报》的高级编辑吴本务，找到我后，让我快给著名电影作曲家葛炎的遗孀、已年过90的陈捷老太太打个电话。老太太找到吴本务，让他设法找我，一定要与我通上个电话……这事，让吴本务很感动，我当然更感动了！
陈捷跟葛炎一样，都是我党的老同志，他们参加革命时，我还尚未出生。在葛炎逝世三周年时，我突然接到她打来的电话：“你是陆寿钧同志吗？我是葛炎的妻子，叫陈捷，为了纪念老葛故世三周年，我们为他出了本纪念文集，里面收了你的文章，请告诉我地址，我把书寄给你留个纪念。”于是，我写下了也题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的《永不泯灭的回声》的读后感，收在我的《人去影留》一书中。我们就有过这么一次电话交往，想不到几年了，老太太还记得我。我突然想到，如今该是葛炎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子，又是他诞生95周年，老太太肯定想着她的“老葛”，可能会要跟我一起聊聊他，便忙给她回电。老太太的声音一点也不像已年过90的老人，思路也极其清晰，让我心慰。令我想不到的是，这次，她一句也没提她的“老葛”，只是关心我的身体情况。她说，她看到《上海采风》上我写的有关老上影人的文章，知道我还在写作，便放心了。她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我除了感谢她的关心和鼓励外，告诉了她我的一些近况：我感谢《上海采风》还能给我一个发表文章的平台，我会把还留有的上影稿纸，全用在我认为该留下的上影往人往事上。为了感谢她这个电话，我一定还要写一篇有关葛炎的文章，题目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老太太听后高兴地笑了。我为她的笑而高兴。
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最了解葛炎的陈捷，在为她的“老葛”出这本纪念册时，要命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是为了纪念他一生为几十部优秀电影所作的曲子吗？葛炎作曲的影片确实大多是中国电影的经典：《中华女儿》《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老兵新传》《枯木逢春》《阿诗玛》《从奴隶到将军》《天云山传奇》《青春》《秋瑾》《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研究新中国电影的中外学者，都公认这些影片是新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名作，为新中国的电影争得了无上的荣誉，都会载入史册。葛炎在这些影片中所留下的旋律的回声，也是永不泯灭的。据报载，当今我国电影的票房逐年都在增加，而据我了解，当代的青少年观众，对以上经典老电影却知之甚少，更不会去关心作曲是谁，他曾作出过什么贡献了。作为葛炎的老伴，在纪念她的“老葛”逝世三周年时，发点声音，提个醒，也是应该的，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陈捷老太太是1942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相信，她老人家的深意不止于此。而葛炎在红军时代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时年只有13岁，他与老一辈的革命家、艺术家一样，从不提当年之勇，更不张扬，他从事的是有声的艺术，过的是“无声”的生活，只在电影厂里当个作曲组的小组长，领导着全组人员，默默地为一部又一部影片作曲，为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立新功。我与他虽在同一个电影厂，也不闻其名，不详其情。他更不会太在乎个人的“泯灭”不“泯灭”。是的，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最了解葛炎的陈捷，在为她的“老葛”出这本纪念册时，要命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
我回忆起了上世纪80年代对葛炎的几次采访，努力去从中寻找答案。
那几次采访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文革”后，为了拨乱反正，重振新中国电影，也为了让后人对中国的电影老人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中国电影家协会决定编辑出版《中国电影家列传》丛书。经组织上提名，我为上海方面的撰稿人之一，委派给我写的列传中有葛炎，于是，我有幸对他进行了多次采访。这类人物有个特点：他平时不大会接受阿猫阿狗的采访，不大愿意谈自己的过去，而对于组织上安排的“组织行为”，就会像战士服从命令一样地全力配合你。葛炎与我配合得很好，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都会详尽地实事求是地一一作答，毫不讳忌。我的采访十分顺利。
采访的地点全在他家中。他的家当时就在我们电影厂斜对面的一幢高楼里。家中朴实无华，全是用了多年的老家具，除了一架业务用的钢琴外，我再也记不起有什么耀眼的可以留下印象的东西了。葛炎当时已年过60，个子不高。四方脸，头发简便地往后梳着，讲话有点沙声，他是出生在南市上海老区的老上海，一口乡音，无论从谈吐到表情、动作，都是那么地恰如其分，没有拘谨，没有夸张，没有一点虚头，丝毫看不出他既是一位著名电影作曲家又是老革命，只像邻家的老伯。与众不同的是，他虽已进入老年，却没有一点老气。他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又传递给人一种生气和活力。他目光慈祥，却又让人感到能洞察一切，谁都不敢在他面前作假。不知为什么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如今一提起笔，这些印象又全在眼前。
1922年1月，葛炎出生在黄浦江畔一个中医世家，而他自幼感兴趣的却是音乐。六七岁的小葛炎，常常跟着送葬队伍中的哀乐队后面，入了迷地走着，听着，有时竟走失了路，差点回不了家。不夜城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商店老板用来招揽顾客的留声机里的音乐声，又迷住了他，让他忘记了饥饿、寒冷和疲劳，流连忘返。可家里人无一支持他天生的这个爱好，常教训他还是继承老祖宗传下来的衣钵为好，学医救人，济世积德。为此，谁也不会给他一分钱去买任何一样乐器。
转机出现于小葛炎9岁时得了脑膜炎，家里人为了哄住他让他好好躺在床上养病，只得依着他，借来了一架破旧的留声机，让他听他们一直认为没有出息的那些“调调儿”。病床上，小葛炎听到一些经典乐曲，常常乐得做起美梦，他梦想着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让手下的琴键也能奏出美妙的“调调儿”来。可见，梦终究是梦，现实却是那样的无情，他没有钱买乐器、学音乐，只能在深夜，偷偷地爬进教堂，去弹几下唱诗班里的钢琴。
对音乐怀有极大兴趣和天赋的小葛炎，不仅很难得到家庭的支持，而且，他那时所处的时代，与他理想的美妙音乐世界，相隔十万八千里。乱世的孩子早懂事，1935年，葛炎读小学六年级时，就参加了上海市职业界救国联合会所组织的救亡活动。1937年，他在浦东中学读书时，参加了“我们的孩子剧团”，学习小提琴演奏，演唱救亡歌曲，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与爱国小伙伴們，常常挤在他家的亭子间里，排练救亡歌曲，他的心，随着那些激昂歌声，早已飞向了抗日的前方。有人曾把这段生活写了个剧本，拍了部影片，葛炎就是影片中主人公的原型之一。上海沦陷后，孩子剧团难以再在上海发挥作用，葛炎他们一共17个热血少年，在地下党的关怀和组织下，组成了“小小流动剧团”，于1938年春，出发奔赴延安。第一次，因被家长发现，从码头上被堵了回来。第二次，乘了一条英国船，先跑到温州，后又经武汉、长沙，到了西安，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热情接待和安排下，先到陕北安吴堡的青年训练班学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革命道理，然后再到延安…… 在第一次采访结束时，我问葛炎：“您13岁就参加了地下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6岁时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您当时想过没有，到底为了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救国、强国！”
在延安，革命前辈为他们讲过革命道理，冼星海等音乐家为他们上过专业课，经过短期训练，由于抗战需要，葛炎就被派往太行山前线，在刘伯承任师长、邓小平任政委的一二九师师部先锋剧团工作。他一到那里，就遇上了敌人的“大扫荡”，从此，他就在枪林弹雨中为战士们谱曲拉琴……葛炎谈起这样，十分动情，他说：“就是在那样的战争年代，战士们是多么喜欢音乐啊！有一次，在战斗的间歇中，我为战士们拉琴，拉了一曲又一曲，直至我把自己所会的曲子全部拉完，战士们还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我知道，战斗再次打响后，我面前的这些战士，有的将永远再听不到我的琴声了。为此，我又重新拉起了我已拉过的那些曲子。这个场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成为我以后学作曲、多作曲、作好曲的动力。
“我看到了深山峡谷中升起的瑰丽红日，看到了战士们英勇抗日，浴血奋战；听到了青漳河的欢乐流水声，听到了我们掩埋抗日烈士遗体的沉重的铁铲声……这一切，强烈地燃起了我的创作欲望。”葛炎告诉我，他自认的处女作歌曲《保卫黄崖洞》，就是他在这一战斗刚打完后，在战场上写成并演唱的。1940年，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全师文艺比赛时，他创作的另一首歌曲《春耕》，荣获了创作比赛优秀奖，这是战斗在最前方的抗日军民给他的最高奖励，他永远视作最高的荣誉。1941年，19岁的葛炎，经过了火与血的洗礼，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葛炎深深地记着，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人民和人民战士是何等地热爱音乐，又是何等地爱自己的音乐家。那是1941年的夏天，在敌人大扫荡的腥风血雨中，他得了重病，在频繁的转移中他根本无力适应，他想，这下要为抗日捐躯了，他不能让大家为他所累。是一位部队的炊事员找来了一条小毛驴，让他拉着驴尾巴，在崎岖艰险的山路上爬了一天一夜，才把他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接着，老乡们又用担架抬了他整整七天七夜……讲到这里，葛炎早已热泪盈眶，他说：“如果没有人民群众，我这条命早就没了！我是个凡人，有时个人利益也会向上冒，但每每想到这些往事时，我就会冷静下来，对于我来说，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为人民，为新中国多唱赞歌！”
1943年，葛炎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了，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让他从前线返回延安，作治疗和休整。可他一到绥德，就被抗大总校文工团拉了“夫”，请他担任音乐队队长。以后又任指挥、创作组成员等职。在当时的情况下，多么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啊！他也早已把自己的病忘了，他的身体不适合再在前线，那么，到了“抗大”，环境稍微好了些，他怎能再去多想自己呢？
抗战胜利后，“抗大”迁到东北解放区，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葛炎随校来到了东北，任音乐队队长。宣传干事、作曲等职，还干过一阵子连队政治指导员。1948年，他又被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式开始了电影音乐的创作。他作曲的第一部故事片是《中华女儿》，虽然那时他对电影音乐创作还是陌生的，但由于他对影片所描写的革命战争生活比较熟悉，因此，能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创作任务。在创作中，他运用了民歌音调，并在配乐上，相应地运用了板胡的独奏，创造了有关具有民族气息的悲壮的主题乐曲，加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为这部影片增添了不少光彩。影片放映后，得到了当时中央电影指导委员会的表扬和好评。全国解放后，在首届音乐家代表大会的音乐创作总结報告中，也提到并称赞了《中华女儿》荣获二等奖。
第三次采访，我们着重谈了他在上影的工作情况。
葛炎是在1950年奉调回到阔别十多年的上海故乡的，很明显，从当时的政治上说，那是为了对上海老电影厂“掺沙子”，他仍然干他的老本行作曲。想不到这颗“沙子”却如鱼得水般地进入了他电影音乐创作的黄金时代。
他一到上影，就为《农家乐》和《女司机》作了曲。1952年，他为优秀影片《南征北战》作曲时，选用了当年部队演唱的优秀歌曲的音调，并加以发挥和创造，使影片增添了不少时代和生活的气息。这部影片，在1957年，葛炎又为另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渡江侦察记》作曲，同样取得了成功。为此，他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苏联举办的第一届中国电影周。
在20世纪50年代后几年里，葛炎作曲的影片有《洞箫横吹》《钢人铁马》《巨浪》《老兵新传》《聂耳》等7部之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为优秀影片《聂耳》的作曲。聂耳本身是位著名的音乐家，为他的传记片作曲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创作中，葛炎与著名导演郑君里密切配合，他把《义勇军进行曲》的主旋律作为主题音乐贯穿全片，使影片的音乐有了主心骨，他还精心选择了聂耳创作的歌曲，并把其与聂耳的思想、性格及其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使音乐形象与银幕形象、音乐与画面结合得十分有机妥帖，从而增加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葛炎回忆起这部影片的创作时还十分留恋。认为是“一次愉快的合作，使我进一步明白了如何发挥音乐在电影这门综合艺术中的作用”。这部影片荣获了捷克举办的“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传纪片奖。
20世纪60年代，葛炎作曲的影片有《摩雅傣》《枯木逢春》《阿诗玛》《李善子》等。其中，《枯木逢春》是他与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再度合作，他在这部影片的作曲中，根据故事发生的特定背景和人物的特色，完全采用了民族音乐的曲调、配器，并吸收了江南戏曲、说唱、民族的特点，全部用民族乐队演奏，不仅使影片增添了浓郁的江南农村风味，而且在电影音乐民族化的问题上，与郑君里导演一起，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通过对不少影片的作曲，葛炎为了进一步探索音乐与电影特性的关系。1962年，他大胆地提出了要将长诗《阿诗玛》改编成电影音乐片。这个意图，得到了刘琼导演的赞赏和支持，他们合作完成了这部音乐片的创作。在创作实践中，葛炎探索了歌唱与表演风格、歌唱与对白、歌唱与戏的节奏、歌唱与环境，乃至歌唱与塑造人物等音乐片创作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总结出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如对于音乐片剧本的要求，他认为除了要有一般故事片所具有的基础外，还要有一定的诗意，富有音乐形象的哲理性和浪漫色彩；而在拍摄要求上，要做到戏中有音乐，音乐中有戏。《阿诗玛》的拍摄成功，不仅为我国的音乐片闯出一条路，而且为以后音乐片的创作，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此片事隔20年后，1982年在西班牙主办的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周”上，荣获“最佳舞蹈片奖”。 1965年，葛炎参加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赴苏联、波兰访问。令他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十年中，他被迫停止了音乐创作。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打下的江山，也遭受了一场浩劫。对于“文革”这10年的灾难与荒废，葛炎的心头之痛，难以言表。我也不忍在采访中再多去提及……
“文革”后，葛炎宝刀不老，他要把失去的10年抓回来，他从54岁干到离休，作曲的影片有《青春》《从奴隶到将军》《天云山传奇》《笔中情》《秋瑾》《芙蓉镇》《高山下的花环》等好几部。这些影片，大多得了大奖，起到了轰动效应，是中国电影的骄傲！而谢晋导演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影片——《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和《高山下的花环》，在当时极左思潮仍有市场的境况下，还是遭遇了不少风波的。作为老革命作曲家，葛炎始终坚定地与谢导合作，为这些影片作曲，其人格的高尚与艺术的前瞻，也是葛炎人生中的亮点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完成了《秧歌曲》《红旗曲》《马车》《撒尼舞曲》《欢乐的火把节》《高山下的花环序曲》，铜管乐《纪念烈士》，民乐《枯木逢春》，管弦乐《百万雄师过大江》等创作，他在作曲界所取得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难以企及的。
我在为《中国电影家列传》写葛炎篇时，他刚接下为《秋瑾》作曲的任务，《芙蓉镇》与《高山下的花环》两部重要影片尚未拍摄，还有一些音乐创作，都未能写入。据此，也可以看出，那部《中国电影家列传》中，那些当时尚健在的电影家的传记肯定是不完整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创作还在继续。就是葛炎在1986年离休后，还与他的老搭档著名剧作家王炼一起创作了音乐故事片《冼星海》的文学剧本，并独立完成了音乐歌唱喜剧片《逃离荒岛》的文学剧本。他把他的创作计划排到了2022年他100岁的时候，他确实做到了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贡献到老！
为了写那篇“列传”，我多次有幸与葛炎老师面对面地长谈。由于当时对“列传”有过具体的要求和葛炎的生活和创作仍在继续，我为他所写下的“列传”不但还停留在一般的层面上，甚至连“完整”两字也难以达到。加上我自身的不成熟，更难以进入深刻的层面。好在我对以上三条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在交出“列传”的作业后，我继续跟踪采访。当我们成了忘年交，谈话可以比较随便时，我曾问过他几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一是，据我所知，像葛炎那样的老同志调到上影来，当初是负有“掺沙子”、改造老电影厂的重大使命的。我不清楚老革命葛炎怎么会与汤晓丹、郑君里、沈浮、谢晋、刘琼等老艺术家合作得那么愉快，那么有成效，这些老艺术家又都抢着要与他合作？葛炎听后笑了，他说：“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啊？他们都在为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奋斗，那么，我们就该好好地团结起来一起奋斗！况且，在我与他们的接触中，我了解到在解放前，他们虽然没能在革命战争的第一线，但他们在国统区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进步的影剧活动，也冒着生命的危险啊！我对他们是很尊重的，他们也从不提防着我点什么。”他回答得那样的朴实和实事求是，让我深感到，优秀的艺术作品，大多是在相互信任中产生的，尤其是在政治上的信任。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文革”前，你参加编剧和作曲的《阿诗玛》就受到了批判。你作曲的《李善子》也被搁浅，虽周恩来总理一直在从中周旋，但修改了多次最终也不了了之。后来，“文革”就爆发了。你当时有什么预感吗？压力重不重？
谈到这个问题时，葛炎的脸色一下沉重起来，他说：“我当时就感觉到，不是为了一部影片的问题，而是为了整人。而‘文革’一爆發，就什么问题都明白了，还不止仅仅为了整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极左路线的大泛滥！我深知大祸临头，把准备工作做在前，我召开了家庭会议，希望妻子和子女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得挺直了腰杆好好活下去！我妻子也是1942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坚决与我站在一起！”他回答得那样的铿锵有力，着地有声，让我感受到了一位真正的革命老同志在政治上的成熟、在信仰上的坚定！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得挺直了腰杆好好活下去！”我还问过他一个似乎不该问的问题：“在以往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你伤害过自己的同志没有？”他坦然地回答：我的身份摆在那儿，我不得不响应号召，批判过自己的同志。但事后，我经过反思，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我做了弥补善后工作，取得了被批判者的谅解，彼此间更加深了友谊。葛炎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以后不能再搞政治运动了，一整就整倒了一大批人，不仅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带来了灾难，而且还不利于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更会留下后遗症的是通过政治运动，把人心都异化了，心灵上的创伤和异化，要经过多少年才能恢复过来啊？！”听了葛炎对我这个晚辈所摆出的让人尴尬的问题时直爽真诚的回答，让我感叹万千，我想我们都该有各自的联想和反思……
过去，我不了解，这样一位13岁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就担任了一定职务的老革命，为什么解放后却长期安于在电影厂当个作曲组长。现在我明白了，葛炎之所以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入股分红”，而是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为了在解放了的天地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音乐才能，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所以，一解放他就服从组织的安排，来到电影厂当一名普通的作曲。
过去，我不了解，这样的工作，葛炎竟一干几十年，越干越有劲，任劳任怨，甘当幕后英雄，从不吹嘘那光荣的经历，他真如此高尚吗？现在我明白了，他是经过九死一生的人，在战争年代，他随时都可能“光荣”了，名利早已被他看得淡薄，所以身在名利场也不为所动，正如他所说：“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为人民、为新中国多唱赞歌！”
过去，我不理解，作为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有成就的老资格的音乐家，葛炎为什么解放后还要虔诚地甘当学生，去中央音乐学院听课学习呢？现在我理解了，他是为了多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所以，他音乐创作的路子会十分宽广，他不但能为他所熟悉的战争题材的影片作好曲，而且在其他样式影片的创作上，同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得到了观众的赏识。
过去，我不理解，像葛炎这样的老同志，也会有被整与“整”人的时候。现在我理解了，在那样的年代里，谁都难以避难脱“俗”，重要的是事后如何去反思和弥补，葛炎所做的一切，凸显了他革命者的本色！
过去，我不理解，为什么最了解葛炎的陈捷老师，在为她的“老葛”出纪念册时，要命名为《永不泯灭的回声》？现在我有了些许理解：“不忘初心”的回声永不泯灭。以此奏响的人生乐曲的回声，也永不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