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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诗歌解读遵循日常生活逻辑之外的诗性逻辑，对诗歌的解读要求逻辑自洽与线索明晰，当前的诗歌批评对卞之琳诗歌的认识和研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固化态势，无意识地将卞之琳诗歌的艺术特色给予狭隘地定型，忽视了诗歌解读本应具备的丰富性与可能性。文本细读的起點和结点，需要回归诗歌文本的历史语境，以《道旁》为例所呈现的时空环境是解读卞之琳诗歌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卞之琳 《道旁》 文本细读 诗性逻辑
当前卞之琳诗歌艺术的探讨，持续面临着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学术考验，从学理上注意厘清卞之琳诗歌与古典、传统、象征主义、格律理论、智性理趣等方面之间的关联性，同时从西方诗学、古典诗学中发掘卞之琳诗艺的理论支撑，化用古典、象征技法等刻板印象某种层面上已然成为卞之琳诗歌的标签，这很大程度上妨害对卞之琳诗歌艺术读解的丰富性与可能性。《道旁》选自《十年诗草·音尘集》，于1942年5月由桂林明日社出版。粗略从题目“道旁”来看，呈现的是日常亲切、纾缓悠然的生活情趣，但实际上诗歌文本则预藏着巨大的伏笔和张力，有细读与商榷的必要。
文本细读的起点首先在于诗歌文本所描述的时代环境与地理空间，诗歌的注释，往往蕴含着巨大可阐释性。首先应当关注诗歌末尾备注的时间和日期，“1934年8月4日，显龙山”①，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进攻上海闸北，局部抗战形势严峻。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在东北之后开始觊觎打开华北的大门。国土存亡时候，维系于一线之间。从诗歌创作时间的历史背景来看，卞之琳诗作《道旁》并非单纯意义上“道旁问路”的生活场景片段，个中缘由有待分解。
接着看地址，显龙山②位于北京西郊温泉村，今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较为被人熟知的是显龙山有三处民国遗迹，一是建于1937年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纪念塔，有冯玉祥“精神不死”之题字；二是京西最大的摩崖石刻，“水流云在”四字为英敛之所书，刻于1913年，英敛之是天津《大公报》以及辅仁大学的创立者；三是北伐将领孙岳墓及纪念堂，建于1928年。显龙山登高望远，英敛之感怀风物，吟咏杜甫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名人石刻碑碣尽显雅士风范，淡然物外，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时过境迁，诗人卞之琳所处的时局几乎是满城风雨，枪炮轰鸣。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说，“九一八事变接着就发生……以后几年，我都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几阵间歇里写了一些”③。但卞之琳的诗歌作品较少直面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这在《雕虫纪历》中已经作过自我阐释。日军在显龙山温泉村设立胄乃城，城外成为日军刑场，解放后村民发现“万人坑”多处遗骨。
家驮在身上像一只蜗牛，
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腰，
倦行人挨近来问树下人
（闲看流水里流云的）：
“请教北安村打哪儿走？”
诗歌的第一句，用蜗牛的比喻形象阐明“家”的分崩离析之感，充满着不安定的因素，也影射出北京城目前的不安定局面。同时直指“逃难”的诗歌题旨，逃亡的过程中对于故园故家的眷念，实际上成为一种无形的重荷，时刻压制人的脊梁。“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腰”用递进式的紧张急迫感，展露逃亡迁徙的艰辛与磨难。“倦行人”与“树下人”，表面上来看是一种对立面的关系，一位奔波赶路疲倦不堪，一位闲看流水里的流云，但实际上留有伏笔。“北安村”④在现实里，位于北京房山区南窖乡西北部深山区猫耳山，“北安”也称为北庵，相传为明代公主歇脚休息所建立。清代北安古庙形成规模，香火鼎盛，后来则荒于人迹。实际上比较地理位置可以发现，海淀区温泉村与房山区北安村南北方向的直线距离，约近于北京城区的南北两极，相隔较远。如果将“倦行人”的问路简单理解为游览或游历则不合常理与逻辑。联系北京城区当前的不安定时局，恐慌的民众，从显龙山到猫耳山的逃难路线大抵是从北直下南行，是最为直截的路线选择方案。这一节诗歌中括号里对“树下人”的备注较为引人注意，“闲看流水里流云的”，粗看来是闲情逸致，实际上结合反帝爱国的英敛之在显龙山的题词“水流云在”来看，对于国难民生忧心忡忡，形成内在的呼应。
骄傲于问路于自己，
异乡人懂得水里的微笑；
又后悔不曾开倦行人的话匣
像家里的小弟弟检查
远方回来的哥哥的行箧。
第二节诗歌呈现出两处悖谬，一则是“树下人”“倦行人”发生与北京周边道旁的对话为何自称“异乡人”，再者又后悔不曾多说多聊几句。前两句诗歌中，“我”作为“树下人”被问路，因而感到“骄傲”，字面意义是因为“树下人”（即“我”）是本地人并熟悉北安村的情况。但“又”字表明上一诗句的主体仍然是“我”，隐含的意思在于“树下人”和问路的“倦行人”一样同属于异乡人，北安村的情况即使并不清晰知道，但却能够从纷乱逃亡的时局中揣测一二，恰如水里的倒影（“微笑”），百里以外的国土和北京一样处于风雨飘摇的前夕。后悔不曾打开话匣，另一层意义上暗指“树下人”也是逃难或者即将加入逃难的行列，想要在道旁偶遇时多交谈几句但却不能够。家里的小弟弟检查哥哥的行箧，借小孩子的心理表明，“我”对“倦行人”感到惊奇并希望有意外的欣喜，实际上是说，“树下人”感兴趣于显龙山至北安村这一路途中，“倦行人”逃难的种种经历与遭遇。但“苦难”二字，早已经言说，再开口问询已经显得多余。国土危亡时局下的深深忧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时代环境和地理空间给予卞之琳诗歌一种抒情的土壤或底色，罗小凤认为卞之琳较好地抓住古代诗词亲切与联想的长处，善于运用唠叨和谈心的抒情方式，然而看似亲切、悠闲的生活情趣实际上难于脱离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而单独存在。换言之，《道旁》一诗亲切恬淡的诗风实际上艺术表达的一种形式，词语字面上的“弱”与思想层面上的“强”构成一组内在的精神冲突和艺术张力。 诗歌逻辑链条异于生活逻辑而呈现为一种诗意的逻辑，在逻辑自洽、自圆其说的基础之上能够允许诗歌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存在。“逃避抒情”成为卞之琳1934年前后诗歌表达的共性特质，诗歌有意接近现实生活的土壤，用“问路”的小意趣涵指社會思想层面的“问路”——往何处去。诗作中的“我”看似直面现实、底层、民众，实则附带一种潜在的逃避倾向，“水里的微笑”飘忽不定，似有若无。用小弟弟检查远方哥哥的行囊所带来的“欣喜”与“惊奇”，并不能够真正冲淡悲惨凄怆的社会历史现实——“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腰”，卞之琳的诗歌恰恰采用这样一种“客观对应物”戏剧化地呈现生活逃难与精神逃难中人们的焦灼心理与痛苦失望。“卞之琳诗中的萦心之念，是时空的相对关系。如果每一位重要诗人都有其专利的话，这该是卞之琳的一项现代专利了。但是，支配他的时间观与空间感的，仍是古老的中国意识”⑤，倦行人、异乡人、树下人，在某种层面发生着一种相对观念下的时空转换，对文化与传统的省视。
诗歌解读在逻辑自洽的同时隐藏着诸多矛盾，如果将《道旁》定性为“逃难”能够契合时代环境，但是值得推敲的是卞之琳自身所采用的抒情和叙事笔调，日常而纾缓的抒情基调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巨大反差。卞之琳个人的气质在《<雕虫纪历>自序》一文中有所映证，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卞之琳自身敏感内敛，情感与生活中表达较为含蓄，执著于完美而容易否定自己。蔡玉辉认为“卞之琳卞之琳含蓄的性格与暗示性的写诗方法合拍，在诗歌创作中自然而然就会选择含蓄的表达方式。为此，抒情主体就要虚化、弱化、淡化、转化”⑥，卞之琳诗歌中的“我”常常出现模糊与隐身，古代诗歌的意境造设与卞之琳着意的化古观念结合，抒情主体“我”隐匿于具体的人事景物之中去，《道旁》一诗就是如此。古代诗歌美学讲求意境的高远与含蓄，西方诗学则强调隐喻和象征的使用，卞之琳抓住两者的共性选取隐蔽和含蓄作为诗歌艺术的探索方向，抒情主体、叙述主体常常发生位移或切换。
文本细读的起点在于细节的零星处，而围绕抒情主体和诗人主体的矛盾则成为文本细读的一个重要节点。罗小凤从“亲切与暗示”角度来谈卞之琳使用“唠叨的谈心”这一方法，认为卞之琳的抒情表述“并不絮叨、饶舌，也并不是诗人自己唠叨的谈心，而总是让诗中人物自己进行对白、独白”。⑦卞之琳从古语、俗语、戏曲、白话中抽取符合日常生活场景的诗意碎片，这样一种洗练精工同时又亲切自然的诗歌语言别具特色，曾被袁可嘉称赞为“平淡中见深沉”。但实际上卞之琳在回望古典的同时倾心于日常口语，看似淡雅平静实则难掩内心的波动，卞之琳诗歌所具备的含蓄与晦涩实际上与时代和社会构成一种互文性。《道旁》诗歌中诗人主体和抒情主体高度一致，但诗人主体的价值倾向却在诗意运行的过程中被抽离，“我”的泛化成为一种参差、观照的方式，底层民众的诙谐、适意实际上略嫌灰白和乏力的，道旁的问路或许恰恰反映出诗人主体的某种困顿或迷茫。
卞之琳诗歌中抒情主体“我”的泛化在现代诗歌技艺发展过程中有着突出的意义，泛化在稀释诗人主体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拉低诗歌切入生活的视角，民本主义观念的强调对于处理文学和大众的关系有着丰富的启示。“我”的泛化为模糊美和朦胧美开拓足够的生长空间，寄寓着抒情主体多元的诗学追求。卞之琳诗歌承续传统的同时拓展抒情主体的多元身份，诗歌的“我”逐渐亲近平民化与大众化的社会问题，促进新时期文学主体的文化身份建构。
参考文献
[1]高恒文.卞之琳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2]冷霜.重识卞之琳的“化古”观念[J].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
[3]熊辉.中国当代新诗批评的维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年4月.
[4]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5]沈文冲.卞之琳年谱简编[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注 释
①卞之琳.卞之琳作品新编[M].高恒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②显龙山，位于北京海淀区温泉镇的温泉村，山上现有滦州起义纪念塔、多处名人题字的石刻及1937年日军设立的胄乃城。
③卞之琳.卞之琳作品新编[M].高恒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55页.
④北安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
⑤江弱水.抽思织锦——诗学观念与文体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16页.
⑥蔡玉辉.卞之琳早期诗歌中抒情主体的泛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594页.
⑦罗小凤.亲切与暗示：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J].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76页.
关键词：卞之琳 《道旁》 文本细读 诗性逻辑
当前卞之琳诗歌艺术的探讨，持续面临着新材料和新方法的学术考验，从学理上注意厘清卞之琳诗歌与古典、传统、象征主义、格律理论、智性理趣等方面之间的关联性，同时从西方诗学、古典诗学中发掘卞之琳诗艺的理论支撑，化用古典、象征技法等刻板印象某种层面上已然成为卞之琳诗歌的标签，这很大程度上妨害对卞之琳诗歌艺术读解的丰富性与可能性。《道旁》选自《十年诗草·音尘集》，于1942年5月由桂林明日社出版。粗略从题目“道旁”来看，呈现的是日常亲切、纾缓悠然的生活情趣，但实际上诗歌文本则预藏着巨大的伏笔和张力，有细读与商榷的必要。
文本细读的起点首先在于诗歌文本所描述的时代环境与地理空间，诗歌的注释，往往蕴含着巨大可阐释性。首先应当关注诗歌末尾备注的时间和日期，“1934年8月4日，显龙山”①，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进攻上海闸北，局部抗战形势严峻。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在东北之后开始觊觎打开华北的大门。国土存亡时候，维系于一线之间。从诗歌创作时间的历史背景来看，卞之琳诗作《道旁》并非单纯意义上“道旁问路”的生活场景片段，个中缘由有待分解。
接着看地址，显龙山②位于北京西郊温泉村，今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较为被人熟知的是显龙山有三处民国遗迹，一是建于1937年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纪念塔，有冯玉祥“精神不死”之题字；二是京西最大的摩崖石刻，“水流云在”四字为英敛之所书，刻于1913年，英敛之是天津《大公报》以及辅仁大学的创立者；三是北伐将领孙岳墓及纪念堂，建于1928年。显龙山登高望远，英敛之感怀风物，吟咏杜甫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名人石刻碑碣尽显雅士风范，淡然物外，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时过境迁，诗人卞之琳所处的时局几乎是满城风雨，枪炮轰鸣。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说，“九一八事变接着就发生……以后几年，我都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几阵间歇里写了一些”③。但卞之琳的诗歌作品较少直面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这在《雕虫纪历》中已经作过自我阐释。日军在显龙山温泉村设立胄乃城，城外成为日军刑场，解放后村民发现“万人坑”多处遗骨。
家驮在身上像一只蜗牛，
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腰，
倦行人挨近来问树下人
（闲看流水里流云的）：
“请教北安村打哪儿走？”
诗歌的第一句，用蜗牛的比喻形象阐明“家”的分崩离析之感，充满着不安定的因素，也影射出北京城目前的不安定局面。同时直指“逃难”的诗歌题旨，逃亡的过程中对于故园故家的眷念，实际上成为一种无形的重荷，时刻压制人的脊梁。“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腰”用递进式的紧张急迫感，展露逃亡迁徙的艰辛与磨难。“倦行人”与“树下人”，表面上来看是一种对立面的关系，一位奔波赶路疲倦不堪，一位闲看流水里的流云，但实际上留有伏笔。“北安村”④在现实里，位于北京房山区南窖乡西北部深山区猫耳山，“北安”也称为北庵，相传为明代公主歇脚休息所建立。清代北安古庙形成规模，香火鼎盛，后来则荒于人迹。实际上比较地理位置可以发现，海淀区温泉村与房山区北安村南北方向的直线距离，约近于北京城区的南北两极，相隔较远。如果将“倦行人”的问路简单理解为游览或游历则不合常理与逻辑。联系北京城区当前的不安定时局，恐慌的民众，从显龙山到猫耳山的逃难路线大抵是从北直下南行，是最为直截的路线选择方案。这一节诗歌中括号里对“树下人”的备注较为引人注意，“闲看流水里流云的”，粗看来是闲情逸致，实际上结合反帝爱国的英敛之在显龙山的题词“水流云在”来看，对于国难民生忧心忡忡，形成内在的呼应。
骄傲于问路于自己，
异乡人懂得水里的微笑；
又后悔不曾开倦行人的话匣
像家里的小弟弟检查
远方回来的哥哥的行箧。
第二节诗歌呈现出两处悖谬，一则是“树下人”“倦行人”发生与北京周边道旁的对话为何自称“异乡人”，再者又后悔不曾多说多聊几句。前两句诗歌中，“我”作为“树下人”被问路，因而感到“骄傲”，字面意义是因为“树下人”（即“我”）是本地人并熟悉北安村的情况。但“又”字表明上一诗句的主体仍然是“我”，隐含的意思在于“树下人”和问路的“倦行人”一样同属于异乡人，北安村的情况即使并不清晰知道，但却能够从纷乱逃亡的时局中揣测一二，恰如水里的倒影（“微笑”），百里以外的国土和北京一样处于风雨飘摇的前夕。后悔不曾打开话匣，另一层意义上暗指“树下人”也是逃难或者即将加入逃难的行列，想要在道旁偶遇时多交谈几句但却不能够。家里的小弟弟检查哥哥的行箧，借小孩子的心理表明，“我”对“倦行人”感到惊奇并希望有意外的欣喜，实际上是说，“树下人”感兴趣于显龙山至北安村这一路途中，“倦行人”逃难的种种经历与遭遇。但“苦难”二字，早已经言说，再开口问询已经显得多余。国土危亡时局下的深深忧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时代环境和地理空间给予卞之琳诗歌一种抒情的土壤或底色，罗小凤认为卞之琳较好地抓住古代诗词亲切与联想的长处，善于运用唠叨和谈心的抒情方式，然而看似亲切、悠闲的生活情趣实际上难于脱离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而单独存在。换言之，《道旁》一诗亲切恬淡的诗风实际上艺术表达的一种形式，词语字面上的“弱”与思想层面上的“强”构成一组内在的精神冲突和艺术张力。 诗歌逻辑链条异于生活逻辑而呈现为一种诗意的逻辑，在逻辑自洽、自圆其说的基础之上能够允许诗歌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存在。“逃避抒情”成为卞之琳1934年前后诗歌表达的共性特质，诗歌有意接近现实生活的土壤，用“问路”的小意趣涵指社會思想层面的“问路”——往何处去。诗作中的“我”看似直面现实、底层、民众，实则附带一种潜在的逃避倾向，“水里的微笑”飘忽不定，似有若无。用小弟弟检查远方哥哥的行囊所带来的“欣喜”与“惊奇”，并不能够真正冲淡悲惨凄怆的社会历史现实——“弓了背，弓了手杖，弓了腰”，卞之琳的诗歌恰恰采用这样一种“客观对应物”戏剧化地呈现生活逃难与精神逃难中人们的焦灼心理与痛苦失望。“卞之琳诗中的萦心之念，是时空的相对关系。如果每一位重要诗人都有其专利的话，这该是卞之琳的一项现代专利了。但是，支配他的时间观与空间感的，仍是古老的中国意识”⑤，倦行人、异乡人、树下人，在某种层面发生着一种相对观念下的时空转换，对文化与传统的省视。
诗歌解读在逻辑自洽的同时隐藏着诸多矛盾，如果将《道旁》定性为“逃难”能够契合时代环境，但是值得推敲的是卞之琳自身所采用的抒情和叙事笔调，日常而纾缓的抒情基调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巨大反差。卞之琳个人的气质在《<雕虫纪历>自序》一文中有所映证，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卞之琳自身敏感内敛，情感与生活中表达较为含蓄，执著于完美而容易否定自己。蔡玉辉认为“卞之琳卞之琳含蓄的性格与暗示性的写诗方法合拍，在诗歌创作中自然而然就会选择含蓄的表达方式。为此，抒情主体就要虚化、弱化、淡化、转化”⑥，卞之琳诗歌中的“我”常常出现模糊与隐身，古代诗歌的意境造设与卞之琳着意的化古观念结合，抒情主体“我”隐匿于具体的人事景物之中去，《道旁》一诗就是如此。古代诗歌美学讲求意境的高远与含蓄，西方诗学则强调隐喻和象征的使用，卞之琳抓住两者的共性选取隐蔽和含蓄作为诗歌艺术的探索方向，抒情主体、叙述主体常常发生位移或切换。
文本细读的起点在于细节的零星处，而围绕抒情主体和诗人主体的矛盾则成为文本细读的一个重要节点。罗小凤从“亲切与暗示”角度来谈卞之琳使用“唠叨的谈心”这一方法，认为卞之琳的抒情表述“并不絮叨、饶舌，也并不是诗人自己唠叨的谈心，而总是让诗中人物自己进行对白、独白”。⑦卞之琳从古语、俗语、戏曲、白话中抽取符合日常生活场景的诗意碎片，这样一种洗练精工同时又亲切自然的诗歌语言别具特色，曾被袁可嘉称赞为“平淡中见深沉”。但实际上卞之琳在回望古典的同时倾心于日常口语，看似淡雅平静实则难掩内心的波动，卞之琳诗歌所具备的含蓄与晦涩实际上与时代和社会构成一种互文性。《道旁》诗歌中诗人主体和抒情主体高度一致，但诗人主体的价值倾向却在诗意运行的过程中被抽离，“我”的泛化成为一种参差、观照的方式，底层民众的诙谐、适意实际上略嫌灰白和乏力的，道旁的问路或许恰恰反映出诗人主体的某种困顿或迷茫。
卞之琳诗歌中抒情主体“我”的泛化在现代诗歌技艺发展过程中有着突出的意义，泛化在稀释诗人主体的同时能够进一步拉低诗歌切入生活的视角，民本主义观念的强调对于处理文学和大众的关系有着丰富的启示。“我”的泛化为模糊美和朦胧美开拓足够的生长空间，寄寓着抒情主体多元的诗学追求。卞之琳诗歌承续传统的同时拓展抒情主体的多元身份，诗歌的“我”逐渐亲近平民化与大众化的社会问题，促进新时期文学主体的文化身份建构。
参考文献
[1]高恒文.卞之琳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2]冷霜.重识卞之琳的“化古”观念[J].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12期.
[3]熊辉.中国当代新诗批评的维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年4月.
[4]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5]沈文冲.卞之琳年谱简编[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注 释
①卞之琳.卞之琳作品新编[M].高恒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②显龙山，位于北京海淀区温泉镇的温泉村，山上现有滦州起义纪念塔、多处名人题字的石刻及1937年日军设立的胄乃城。
③卞之琳.卞之琳作品新编[M].高恒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255页.
④北安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
⑤江弱水.抽思织锦——诗学观念与文体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16页.
⑥蔡玉辉.卞之琳早期诗歌中抒情主体的泛化[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594页.
⑦罗小凤.亲切与暗示：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J].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