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产业一向被认为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龙头，作为高投资、高回报率、资金高度集中的产业，它的蓬勃与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大环境。从台湾电影到大陆电影，在近些年里的沉落与起飞也验证了这样的规律。然而，总有一些经济之外的因素影响着电影的温度与质感，电影产业也离不开地域与人文的浸润。
　　文艺有余，商业不足
　　1982年，四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拉开了台湾新电影的序幕。次年，改编自黄春明小说的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确立了新电影的写实美学。三十年间，台湾电影在各大国际影展中颇有斩获，光是2009年度就得到125次的国际奖项。
　　多年以来台湾的电影产业一直都是小额资本的投入，台湾“财政部”财税资料中心显示，台湾电影产业的资本额多集中在 10万到1000万台币以内的小资本投资。微薄的拍片资金限制了电影的格局，自然更趋向意象化的艺术电影。艺术电影虽屡获各大影展好评，却不受大众青睐，赢了名声却输了票房。
　　“基本上总的票房比十几年前少了快一半，”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在一次讲座中这样总结道，“片商基本上不投台湾电影，因为台湾电影基本上都不卖钱。”以侯孝贤的电影为例，从《南国再见，南国》开始已经不 做宣传，只是剪了个MTV在电视台放。《南国再见，南国》有1000多万票房，到了《海上花》大概就只有400万票房了，后来的电影票房成绩则更加惨不忍睹。
　　没有成本回收及票房保证的台产电影，使得国内投资者却步不前。缺投资与小成本形成了恶性循环，致使整体产业无法顺利运作。
　　2001年，台湾地区加入WTO，取消了外片58个拷贝限制以及电影院放映外片的相关限制，同时也宣告了台湾向好莱坞全面敞开怀抱。从此，台湾戏院资源便由美商所垄断。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台北市首轮电影国产片的票房仅占2.3%，约为0.62亿新台币（1元新台币约合0.2元人民币），香港和大陆影片占2.09%，外国影片占票房的 95.61%，高达26亿新台币，且每年均在20亿以上。
　　“其他国家来上片，它本身却没有工业，只是发行而已。长此以往，台湾会沦为一个货架。”像侯孝贤那样对台湾电影的前景表示忧虑的，并非少数。
　　1980年代，辅导金制度的兴起无疑是延续台湾电影产业的救命丹。台湾地区政府每年拿出1.2亿新台币扶持本地电影。然而补贴金额有限，又要分摊给几部电影，导致只能制作小成本的电影，无法与好莱坞大成本、大制作，强调声光特效的商业片抗衡。
　　一部电影的制作仰赖庞大的专业分工流程，需要相当大的制作资金以及行销费用，若非拥有庞大的资金后援，仅靠对电影的热诚是无法支撑一部电影制作的。有许多获得辅导金补助的影片因资金筹措困难而流产。2005年，导演兼制片的戴立忍拿到1000万元补助，准备筹拍《射距2300米》。因为电影预算高达7000万新台币，他前后向银行及朋友借贷1000万，但仍因资金筹募困难，最终放弃了拍摄，同时也赔偿了100万的违约金。
　　在台湾产业市场流失、人才大量出走的背景下，许多坚持下来的导演都需要面对资金的困境。“我拍广告才可以养公司，不然就瓦解了。”早已功成名就的侯孝贤也需要拍广告？在台湾，电影募资真的如此困难吗？
　　相信对许多得自掏腰包出资拍片的导演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制片人李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你去问每一个导演，有哪一个人没有拿他们的房子出来贷款过？有些人真的穷得……再差一点就变乞丐了！”但是她认为导演自己有投资的必要，“自己投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所有人，我有责任，同时我也自己付出了。”
　　导演魏德圣为了拍电影欠了无数的人情债和金钱债，在他看来，为拍电影砸锅卖铁、抵押房产是台湾电影人的传统，是属于“上一代人的精神”。
　　小清新的大买卖
　　提到台湾电影，许多人的印象就是“小清新”。小是说成本与规模的小，清新则是指鲜明的青春题材与标记。2002年，易智言的《蓝色大门》开启了“小清新”之风，虽然票房成绩平平，但赢得了口碑与影响。
　　随后，《十七岁的天空》（2004年），《翻滚吧！男孩》（2005年），《盛夏光年》、《练习曲》（2006年），《不能说的秘密》（2007年），《海角七号》、《功夫灌篮》、《囧男孩》（2008年），《听说》（2009年），《第36个故事》（2010年），每年台湾电影都会奉献出一两部不俗的“小清新”之作。有不少“小清新”跻身台湾国片票房排行榜，若以投资报酬率而论，算是取得不错的成绩。
　　2008年魏德圣的《海角七号》以5000万新台币的制作成本横扫5.3亿的票房，打破了华语电影在台湾电影市场的票房记录，也成为这20年来最震撼的电影现象。《海角七号》的成功，是电影产业综合营销的集中展现。
　　随着《海角七号》的热映，电影中出现的商品，诸如小米酒、琉璃珠等纷纷供不应求，出现了厂商必须日夜赶工的盛况。电影中的主要场景，位于垦丁的夏都酒店则在淡季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而男主角阿嘉位于恒春的家，也成了影迷专程驻足的观光胜地。其所创造的附加价值已远远超过一部电影的票房。
　　受到《海角七号》成功的激发，利用影像行销城市、带动观光的宣传方式，已经受到台湾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许多地方成立专门机构，协助影像工作者的拍片计划，期望通过影片的拍摄，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及地方影视水准，活跃地方观光。
　　就发行层面来看，由于近年来台产电影的市场逐渐回暖，致力于台片发行的独立片商增加，也让像《海角七号》那样富有潜力的台片得以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仔细留意台湾本地票房排行榜，你会发现其中位列前20的电影，多是06、07年之后出品的。可以说，台湾电影近几年井喷式的发展，也得益于新生代导演的集体亮相。这些60后、70后的导演，不再像前一代那样把主 要兴趣放在海外影展，而是将目光收回到本土，关注自身进行创作。资深电影人焦雄屏将魏德圣等新一代电影导演赞为“超过世代”，并称他们更乐于把握年轻人的潮流和思想。
　　《海角七号》的导演魏德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要延续的是上一代人的精神，而不是他们讲故事的方式。”他同时表示，现在的导演已经慢慢把专注力转移到讲故事上面，而不是讲风格了，“人本来就是喜欢听故事的，我们活在一个故事的环境里面，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赋予那么多硬邦邦的重量在里面？哲学、文学、艺术是融合在对白和情景里面，而不应该是单独被讲述出来的。”
　　青春是多种多样的，小清新电影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2010年，讲述台北黑道往事的《艋舺》拿下2.6亿新台币票房，刻画台湾夜市平民英雄的《鸡排英雄》也跻身过亿票房俱乐部。被张艾嘉和台湾媒体奉为台湾电影教母的制片人李烈认为，当下的台湾电影虽“小”，但不再一味追求“清新”，“其实，近年来台湾电影类型越来越多，只是大家没那个机会看到。”
　　“贩卖”青春与热血
　　去年创造青春片票房记录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制作成本4000万新台币，全台湾累积票房4.6亿，香港累积票房超过6000万港元，成为香港华语电影史上最卖座的电影。可谓是青春片里异军突起的票房黑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年》的成功不可复制。以网络小说起家的九把刀，几乎没有“触电”的经历，却身兼导演和编剧，硬是将一部小成本的电影拍成了一部票房传奇。影响所至，“那些年，我们……”甚至成为了网络流行的热门语体。
　　就像所有台湾青春爱情片一样，这是一个男孩追求女孩的故事，但更是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与众不同的是，这是一部“观众拍给观众看”的电影。
　　“我从2005年参加沈佳仪（《那些年》的原型、女主角）婚礼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天，我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在200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里，九把刀这样写道。时隔五年，他带领着一个没有拍过电影的摄影师，一群籍籍无名的演员，还有一个没有拍过电影的制片公司，在投资人落跑的情况下，动用所有可以找到的资源，终于把这部电影拍完了。
　　九把刀强调故事的完全真实性，从情节甚至到人物的名字。他将一份属于自身、非常个人化的记忆以文字、继而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可以说是成年后、长大了的自己对于青春回忆的一种祭奠。从立意上，类似于2010年底在大陆红极一时的微电影《老男孩》。
　　2011年11月，九把刀首次在大陆演讲，他说：“拍电影本来就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一件非常不可能会成功的事情。” 然而这件疯狂的事情，他做成了。这种执着与真诚，打动了台下无数的听众。
　　在演讲的结尾，他说道：“我一直非常非常非常想要说一句非常帅气的对白，这句对白就是，这辈子我买过房子，也买过车子，但我买过最贵的东西，是梦想。我一直好想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我一直一直不停地拆礼物。”
　　青春、梦想、热血，台湾“小清新”电影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也是激励新时代青年的经典母题，无论是台湾、香港还是大陆。这种砸锅卖铁也要追逐电影梦的热血，既是老一代台湾电影人的传统，也是新一代电影人的精神财富。正是这种热血，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电影在整个华语电影市场的更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