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遇见阿艺之后，我治愈多年的焦虑症又复发了。这种病症的起因尚不明确，阿艺可能是起因之一，也可能跟她无关。她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无奈，我们相识很短，而且很浅，我的焦虑症跟她并没有什么关系。她还特别提醒我不要忘了，我是有病史的，我这种病伴随终生。
　　你们这种人呐。阿艺将她的长发高高盘起。双手在后脑勺扎着，青灰色的毛衣紧贴着身子，我看到了一对饱满的乳房上下运动着。盘好头发，她正了正衣裳，也许是刚才动作太大拉扯到了胸衣。你们这种人，想太多。
　　你也许是对的。我有些不安地抽着中南海香烟。此刻，我们站在禾祥西街头，吹着春夜的风。我们在等待滴滴快车的到来。下一步，我们各自分开，她将去沙坡尾听歌手马条唱民谣《傻瓜》，我将回家。阿艺，回家之前我跟你讲个笑话吧。今年春节，我一个人留在城市里，我给一个认识的电视台前女主播发微信，告诉她我在开车时听到广播放了一首陈奕迅的《可以了》——我们都喜欢这首歌，她还说这首歌可以算是“我们的歌”。后来，她回我微信，说“过年最重要和珍贵的，就是家人的陪伴”。
　　她现在哪？
　　辞职去南加大留学深造。
　　南加大，UCLA，那里的电影学院很不错。阿艺跳跃了两步。王林，我要是你，收到这样的微信，还不如去撞车呢。
　　我真撞车了。为了看那条微信，撞到了前方的车，保险杠整个都凹进去了。
　　阿艺笑了，两个小梨涡非常好看地浮在嘴角。她的滴滴快车来了，我给她开了车门。她坐进车里朝我扬扬手，好像要跟我说些什么。我说你不用担心，我的忍受力很好。阿艺明眸皓齿，她看着我说，你应该重新去看一下《了不起的盖兹比》。我说好，但实际上在我跳楼前一刻，我才重新捧起那本书。
　　我的焦虑症很明显。我努力控制，尽量让自己表现正常。那个美国好莱坞黄金时代的飞行家霍华德·修斯，他紧张焦虑时就要洗手，越焦虑冲洗得越久，好像手上永远有污渍，手掌的病菌永远无法清理干净。我多少有点像他。但我不洗手，我抽烟。当心跳突然加速，肾上腺素往上涌时，我就会一根接一根抽。我的手心冒汗，我一手夹着烟，一手不停地擦着裤缝。有的时候，我也会躲到洗手间里，脱下裤子“打飞机”。
　　“打飞机”与抽烟其实本质上一样，不过是种自我安慰。手抖得厉害，要完全冷静下来，得等病症发作结束——打飞机或抽烟都不是药，不能马上治好我的焦虑症。就此问题，我和毛伦进行过讨论。我们认识快三十年了，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有一段时间我们来往密切，但近几年不怎么联系了。偶尔才打个电话，或者见上一面。
　　我们谈论更多的还是过去。所以，当我谈到焦虑症时，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说，你肯定是缺少女人，和过去相比落差太大，所以你焦虑。我点点头，但马上又摇头，我们都不小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远比女人更重要的事。他反问我，比如呢？我本来想说事业、赚钱、当官啦等等之类，但在一位艺术家面前说这些，实在是无趣。我在毛伦的画室，他租在离我上班不远地方的民宅里。画桌上有一幅尚未完成的画，我暂时看不懂他画的是什么。我说，对你而言，画画不就是比女人更重要？他摇摇头，这两者非要比个高低，我只能说两者在我心中一样重要。我问他，现在还画画吗？他说，喏，你看到的那幅画已经放很久了，一直没完成，画不动了；但女人我还行。
　　那说明你体力好，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
　　嗯，怎么说呢，其实还是有差别。你知道我爱跑步，天气热的时候，我早早醒来，沿着环岛路跑，從珍珠湾到黄厝，大概15公里吧，然后坐公交车回家。吃个早点，回到画室冲凉，然后躺在沙发上。我二十年前能做到这样，现在也可以。体力上好像没什么问题，但精神上差别很大。当我躺在沙发上时，我会胡思乱想。而以前不会这样。
　　以前怎样？
　　以前我什么都不想，现在我总会想起以前。
　　毛伦的这句话有些拗口，我认真想了想，忽然觉得有种浓烈又稀释、猛烈又轻柔的情绪笼罩在我们身上。我隐约觉得我们正在失去很多东西。我又开始有些坐立不安，抽出中南海香烟，但打火机怎么也点不着。毛伦接过打火机，摇了摇，然后将火伸到我的面前。我点着了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烟之后，我才开口说，你觉得我这焦虑症能治好吗？
　　这可不好说。你前几年犯过病，这中间过了很多年了，本来无事，但现在又犯了，说明这病有潜伏期。做个假设，就算现在你的病好了，但也不能保证以后不犯。毛伦也点了根烟，你得找出真正病因是什么。
　　我和他提起了阿艺。但他听了摇头，她不会是你焦虑的真正起因。你不可能和她发生什么。你遇见她，可能想起以前的某个女人，也可能想起以前的某件事。总之，你想起以前了。而你突然发觉，你好像得到了很多，但也失去了很多，其中也许有对你最重要的一件东西。
　　我夹着烟的手在颤抖，烟灰不加掩饰地坠落在地，粉碎，飘散各处，令人生厌。我说你怎么懂？毛伦笑了笑，他健美的身材一如当初——我们都曾是出走家乡的少年——但他头发里已经有了不少白发。他说你看到我的白发了吧？你也有了。我最近闲着无事，不想画画，我陪你去寻找那件最重要的东西吧。
　　烟蒂已经塞满了整个烟灰缸。我满脸尼古丁燃烧后的油腻，我去洗手间用力洗了把脸，然后说，好。
　　二
　　出发前，毛伦再一次和我确认，家里同意这样做吗？我往后备箱塞行李，关好后才说，我和家里说是陪你去寻找创作灵感，你现在灵感枯竭，画不出好东西来了。毛伦看了我一眼，你可以啊。
　　我们离开厦门岛，上沈海高速，然后直奔泉州。我对泉州这座城市很陌生，我不认为在这里会留有我的记忆。毛伦说你不能狭隘地看待问题，我们要找东西，这必然要有个过程，不可能直接达到目标，我们可能“由此及彼”，因为世界是互相联系的。我把车开进了泉州市区，停在中山南路附近。我说，你是想去见那个高个子女生吧，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有点忘记了。毛伦下车，活动了下手臂和腰，叫徐婕灵。 　　对，就是那个女生。个子很高，我们站在她面前有点抬不起头。她是你大学同班同学，人很开朗活泼，有侠义之风。我记得你还给她取了个外号，叫“侠女”。
　　她高大威猛，担得起这个称號。现在她没有除暴安良，但还在行走江湖。
　　哦，我以为她洗手煮羹汤，嫁作人妇了。
　　她嫁给谁？我吗？我们这种人，不适合那一套的。
　　“那一套”指的是什么？我本想追问，但看毛伦并没有想说下去的意思。为了叙述方便，在接下去的叙述中，我们还是称婕灵为“侠女”。我跟着毛伦走在后面，我们要去找一家青年旅舍，是侠女开的。毛伦说有一天她在朋友圈发了个链接，我点进去看，原来是她接受电视台采访的报道。那时好像临近春节，她的青年旅舍不打烊，继续为孤魂野鬼提供落脚的地方。我说后面一句话是你自己加的吧。毛伦站在青年旅舍门口，笑了笑说，当然是我瞎扯的，电视采访说她的旅舍有特色，大概意思就是文艺小清新，有别于那些大路货的快捷酒店。旅舍还举办活动，一些无业文青聚在那里唱歌读诗。
　　侠女开旅舍这件事让我有些意外。她原本是学画画的，我以为她开画廊还靠谱些。或者是去北京文化流氓圈里混，当画家也好，当画家经纪人也罢，一定能风风火火干出一番事业。但没想到她选择回老家开旅舍，做了一件不那么耀眼的事。
　　傻瓜，为什么人总要做耀眼的事？
　　毛伦的反问似乎有点道理。可如果能成为梵高毕加索，那为什么要甘心在油画村当画匠呢？
　　什么叫“甘心”？你怎么就不明白有些事是“不得不”？
　　毛伦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我。青年旅舍是一座旧闽南大厝改造而成的，前厅放着和缓的爵士音乐，一个前台小妹好奇地看着我们俩。我隐约觉得毛伦话里有所指，但在朗朗白天之下的旅舍里，我不想再深究下去。我拖着行李坐在布艺沙发上，腰间枕着一块垫子。前台小妹问，请问你们有预订吗？毛伦问你们的老板侠女，哦，徐婕灵在吗？前台小妹笑了笑，我们一般都叫“侠女”，她的真名我们反倒不叫。毛伦也笑了，问她在吗？前台小妹说不好意思，她去上海了，暂时不在店里。
　　我想，前台小妹一定不知道，“侠女”这个外号是毛伦取的。
　　好在是淡季，青年旅舍还有空间。我们入住的这间叫作“局外人”，毛伦看到了说文艺青年就容易犯这个毛病，别的旅店都是要营造宾至如归的感觉，她倒好，叫“局外人”，好像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真把客人当客人看。我说这并无不妥吧，加缪当初写这个小说，用意可能是不介入别人的生活。侠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旅舍只是给个歇脚的处所，它是旁观者，它不会介入旅客的生活。
　　毛伦躺在床上，想了半天，然后对我说，你纯粹是瞎扯。
　　“局外人”的感觉有点像大学宿舍，或者说整个青年旅舍都在刻意营造一种大学的感觉。在房间里，让我觉得有些尴尬，好像我这个年龄已经不再适合这里。坐在靠窗的桌子前，让我瞬间以为重回大学自习。房间的床是架子床，比念书时宿舍的架子床要大一些，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舒适的程度。
　　毛伦躺在下铺，我只能选择跳到上铺去了。他瞪着眼睛看床板，我瞪着眼睛看天花板。我问毛伦，在想什么呢？没见着“侠女”，比较遗憾？毛伦摇摇头，我们互相都是“局外人”了。也不单是她，我并没有很大的热情去见任何一个故人。当然，包括你，王林。我笑了笑，你们艺术家都是这样。毛伦稍微坐直了身子，床铺微微一动。
　　很抱歉，我对很多人都不放在心上了。有的故人，面貌可能还是原来的面貌，但其实已经变了，变得我无法相认。谢建，你认识的，我们初中同学，我离开家乡来厦门念大学，他来找我，我们还结拜过。他文凭不够，要找工作，我还帮他做过假证。那时说我们有兄弟般革命情谊。但现在呢？生二女儿，从老家给我打电话，深夜，让我张罗通知其他同学兄弟，他要摆满月酒请客。我没说什么，问他有钱请客吗？他说暂时钱不够，让我借个两三万给他……他可以去死了。我有时候真搞不懂，人怎么能活到这个地步？
　　所以，你也担心侠女和过去不一样了。
　　她不会变的，“文青”中毒太深。你看她开这个旅舍就知道。房间里还有书架，放了一整排的书，你说有谁会去翻？
　　哦，架子上有我的书。去年出的一本小说集，《十里春风不如你》。
　　毛伦探出身子，抬头看我，这么矫情的书名，有人看吗？能卖几个钱？
　　我说，你的画有人看吗？能卖多少钱？
　　我们几乎同时摇头，然后又用最舒服的姿势往下躺。过去的时光真是好呢。我说，过去哪里需要考虑钱的问题。那时我们只考虑感情和性。感情和性其实是连在一起的，真是美妙。你第一次带侠女回老家，你家里考虑到她是女孩子，让你安排她住在外面。你倒是安排她住我家了，但到了后半夜还是敲我家门，偷偷爬上她的床。可实际上，罗琳也在我家。对，就是罗琳，我那时的女朋友。她和侠女都是泉州老乡，两个人居然聊上了。而我们两个大男人陪在一旁，一直打哈欠，心里想着她们赶紧聊完才好上床。
　　那时确实这样想的。但现在，不要说感情了，就连性我也很少去想。有一次在画室，我和一个画展上认识的女人做爱，做到一半我忽然发现她屁股很美，于是不想再继续，跳下床去拿笔和纸，想着把她的屁股画下来。
　　那个女的同意你这样做？
　　不同意。她骂我变态。
　　你还不如直接和她说没有兴致不想做爱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这未尝不是件好事。柏拉图《理想国》里说，“在老年，对于这样一类的女色欢爱的事情就有了足够的安宁和自由了；一旦欲望停止逼迫和肆虐而平和、弛缓下来，可以说，我们就从无数狂暴的暴君们的手中得到了解放”。
　　毛伦认真听了后叹了口气。我并不觉得你这是安慰人的话。当我开头听到“在老年”这几个字之后，我就很沮丧。
　　三
　　泉州，古称“刺桐”，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港口。万商云集，各色人种都有，也因此带来了各种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拜火教、伊斯兰教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你不能否认印度教当时也曾在泉州有过弘法。所以，我很好奇，泉州牛肉小吃这么有名，当年的印度教信徒如何能接受得了？ 　　我启动了汽车，向站在青年旅舍门口的前台小妹挥手。临走前她问我们是否要给侠女留个口信。我说我没意见，主要看我旁边的这位。毛伦点了清晨第一根烟，然后说，算了，不用留口信，我和她很熟。前台小妹走后，我说是以前熟吧，毛伦没回我的话，自顾自讲了上面那一通话。
　　印度教徒可以吃别的，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心里应该早有准备。
　　我认为你说得对。毛伦摇下车窗，车行驶在马路上，清风阵阵飘进车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的？哦，“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准备总归比较容易办成事。但感情这件事却是例外。感情要的是“刹那间的冲动”，激情有感觉，有的时候想太多，准备这个准备那个的，往往就把这事给办黄了——等你都准备好了，对象都跟别人跑了。
　　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莫强求。
　　你这个态度消极，感情还要主动。
　　我转过头看了一眼毛伦，笑了笑。车里放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一首接一首经典歌曲，估计再过几年，没有多少年轻人会记得他了。我们听着他的《You are not alone》，有一阵子没说话。等这首歌完了，我才问毛伦，要是刹那间的感觉消失了怎么办？或者换个说法，要怎么维持一段感情？怎么能保鲜？
　　这个无解。我们的感情总是一段一段的，新人笑旧人哭吧。不要说感情了，世界上有什么能恒久不变？坦白说，就算你我之间的情谊，我也不抱太大信心。我们认识快三十年了，但这不意味着往后三十年里我们还可能保持友谊。有可能未来某一天我们就断掉了，甚至可能此次“寻找之旅”归来，我们就分手了。
　　前方路口有车经过，我稍微点了下刹车。我不免又看了眼毛伦，他脸上表情依旧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我说，你倒挺看得开，好像不介意，对很多事都不那么放在心上。毛伦说倒不是看开，而是无能为力。我爸爸前年过世，你知道的，他得了那种病，很辛苦地撑了几年，我心里就算再不舍，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他还是要走，我留不住。你是写小说的，你看日本小说就知道，那些日本作家写人的死，好像是宿命一样，怎么都留不住。
　　死是所有人的终极目标，像火车开往终点，挡也挡不住。
　　所以啊，我们每个人本质上都是个悲剧。夏目漱石的《心》，一开始写作家和那个“先生”交往，我还觉得蛮有趣，但实际上全书的描写都是在为先生的自尽做铺垫。《了不起的盖兹比》，盖兹比多么风光，最后还是被人迁怒开枪打死，实际上盖兹比完全是替人受过。还有你的处女作《比目夜行》，一开篇就说“我”已经预知了自己会在哪天死。
　　我们的谈话有些跑偏了。在东孚服务区，我把车停了下来。我和毛伦抽着烟，看着一辆车开进来，又很快地开走，另一辆车马上跟着又开进来。如此循环。我们是要寻找某些丢弃的东西，而不是去想还未发生的。毛伦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吧，要有忧患意识。我点了点头，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虽然我潜意识里觉得他一直在胡扯。
　　出了服务区后，我们继续上沈海高速往西前行，然后在和溪镇下高速。中午吃了碗牛肉米粉后上路，在国道开了半个多小时后，进入了龙岩市区。
　　我把车停在登高公园，然后就下车。毛伦拍了我一下，说没事吧？怎么脸色那么差？我手扶着一棵大榕树，大口喘气。我的焦虑症又犯了。毛伦点了根烟给我，我吸了好几口。登高公园已经和我儿时的记忆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儿时的记忆也很模糊，只隐约记得奶奶那时还在，她带我去那里玩。五岁之前我生活在龙岩，后来因为爸爸工作调动，回到了下面的县城——上杭。上杭是我们的家乡，在我的理解里，人是往高处走，别人都是往大的地方去，为什么我爸却要带着全家回到了小地方？
　　毛伦不以为然地白了我一眼。你对人生的定义有偏差。“高处”一定是好？高处还不胜寒呢。有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叫《到世界去》，“世界”就是家乡以外的地方，好像每个人都要到世界去。但外面的世界也未必就好，也未必就适合每个人。你知道的，我正式的工作其实是在龙岩的大学教书，艺术系国画专业教师。如果按照你的理解，那我岂不是“水往低处流”？
　　我把烟踩在脚底下。那你怎么还经常往厦门跑？还在厦门租了画室？我冷笑出了声，你在龙岩的家怎么办？老婆孩子丢一边，一个人过艺术家的流浪生活？
　　如果是在以前，我一定會揍你。你知道我是练拳击的，我会把你打得满地找牙。不要以为现在年纪大了，就不动手，你再多说几句试试。毛伦逼视我。
　　我把手一摊，你打我吧，如果可能就把我打死也好。我现在烦得很，昨天一天没犯病，中午吃完饭后突然之间就犯晕了，路上开着车一直强忍着。你应当感谢我没有把车开到山沟里去，或者把车撞向路边的岩石，否则现在你就已经不能站着说话。我拍了拍毛伦的肩膀，我连死都想过，你说可怕不可怕？
　　你们这种人，就是想太多。你在焦虑什么呢？你在焦虑失去。“失去”对你来说很重要么？在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后，毛伦开口说。他转过身，背对着我。这一次就放过你了，往后再瞎说八道，我一定揍你。
　　这不是毛伦第一次想打我。在我记忆中，他至少还有两次想要对我动拳头。有一次是在大学，我们一起在谈些什么事，好像还喝了点酒。我讲得有些激动，顺手拍了拍他的脑袋。他沉下脸，握起拳头对我说，不要动我的头，否则兄弟也没得做。还有一次是毕业后，有个朋友开公司要挂一张国画，让我帮忙介绍一个画家。我首先就想到了毛伦，我跟他约画，他大概说了下国画尺寸不同，内容不同，价格也不一样。我当时觉得他真是麻烦，随便画一张不就得了，他收到我发的短信后怒了。跑过来要揍我，说我这是在侮辱他的创作，他对每一张画都是用生命在对待。他同样说，下次要是再这样不尊重艺术，一定狠狠揍我。
　　前后三次他都想揍我。我总结一下，他大概对自己的身体、艺术、女人这三样东西最为看重，这些不能随意碰，否则就要对我动手。艺术家天然就具有棱角，我予以理解和尊重。在去龙岩宾馆的路上，我把这个观点对毛伦进行了表示。他打开车窗，不屑地“嗤”了一声。他说，难道你没有个性吗？你还是个小说家，写文字的没有点个性，作品怎么会有人看？我说，人的个性与文字的个性并不必然是正相关，再者说了，我不认为自己很有棱角，你看我本职工作是记者，要是太有性格，怎么和人打交道？我在该低头时就低头，该弯腰时就弯腰…… 　　所以你的小说没特色，没人看啊。
　　我踩了下刹车，看着前方说，你说得还真是呢。
　　但你又想太多。内心深处渴望飞翔，但肩上的翅膀早就被打断。毛伦转过头看我，所以，这也是你为什么犯焦虑症的原因之一。
　　对于毛伦的分析，我认为非常正确。我重重叹息了一声。晚上我去找裴斐斐，我一个人去，如果超过十点没回来，你就不用等我，自己睡了吧。
　　我本来还想问他，晚上真的不回家里看看老婆孩子？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四
　　裴斐斐这个名字太拗口了。当年我们一起玩的人群里头，就数她的名字难念。毛伦说名字里有三个“非”，这个女人以后不简单，是非比较多。我当时也是这样认为，但后来事实不是这样。这个女孩子很乖，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或者是说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就是很乖。
　　毕竟，我也已经有七八年没见到她了。
　　在去见裴斐斐之前，毛伦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我，这么多年你都去哪里了？裴斐斐你都不见？你和她在一起那么久。我说，我先更正一下，我认识她很久，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我和罗琳分手后，才和裴斐斐走在一起。你也知道的，斐斐原来是和邱劲好的。邱劲是我们的兄弟，我始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毛伦拉住我，你等会儿，你该不会是在斐斐和邱劲还没分手时插上一脚的吧。我瞪了他一眼，西门庆弄结拜兄弟花子虚，把他的妻李瓶儿搞到手，虽然快活，后来还是不得好死。毛伦踢了我一脚，你真是有病。
　　我说对啊，我就是有病，焦虑症，而且很严重。这句话我也对裴斐斐说了一遍。我和斐斐打电话，说要去见她的时候，她吃了一惊，然后说“你有病啊”。斐斐说，你要去看医生呀，干吗来找我？我说，我现在龙岩，我和毛伦这次出来的主题是“寻找”，我们一起寻找失去的东西。斐斐冷笑，哦，那就是说我是“东西”？我说，你不是“东西”。斐斐气得骂我，王林，你才不是个东西！
　　虽然隔着电话，但我能想象斐斐生气的样子。她大大的眼睛，像极了那个影星“小燕子”赵薇。就算生气，也只是噘着嘴，从来没见过她真正动怒的样子。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个人想法，这么多年，不知道会发生、改变什么。现在的时代发展太快，专家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国外西方列强曾经足足走了两百多年才完成。一个国家如此，不用说个人了。没有多少人活在过去，也不会有人一成不变。斐斐还是原来的样子吗？应该不可能。
　　但我会一直记得她原来的样子。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一起看了一场电影。冯小刚导演的一部大片《夜宴》。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我现在已经毫无印象。我那时只隐约觉得我们之间将要散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她脱产来厦门念成人本科，我刚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两个孤单的人碰在了一起。但因为某些令人尴尬甚至难堪的原因（比如她曾是邱劲的女朋友，而我和邱劲一度同穿一条裤子），我们好像有些见不得光。我们心中虽然知道这是毫无必要，但感觉总是有些怪异。这导致我们虽然很愉快度过了一段时间，但都清楚最终一定会散去。
　　于是，散去前我们看了《夜宴》这部电影。我觉得电影和我们的主题真是贴切。宴席上觥筹交错，杯光酒影，但喧闹过后就是宾主两散。斐斐问我，你是故意选这个电影的吧？我耸耸肩，真是天意。她听后就不再说话，我握着她的手，紧紧地不愿放开。电影结束后，我们在商场里随意走着，似乎都想把时间再拖延久一些。我问，你真的要回龙岩？你来念书，现在拿到文凭了，就不能留在厦门？她笑了，那你留我吗，王林？哈，你好像有点紧张，放心啦，我不会要你答应或者许诺什么的。我要回去，这里没有我的家人。我们都是从家乡小县城出来，但我跟你不一样，你有能力再往前一步，而我能跳出县城，到上面的龙岩市就已经很好了。厦门唉，经济特区，大城市。
　　这跟城市大小有什么关系？逻辑不对。不是城市越大，越能容留下人吗？
　　城市越大，越孤单。斐斐停下脚步，很坚定地看着我。在这里，我的心安定不下来。
　　我本来很想问她，是不是心有所属，就可以安定下来？但后来思考了一下，决定还是放弃了。我那时真为自己的懦弱和無能而羞愧——我什么也答应不了，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不敢。
　　王林，你不用不安。斐斐笑了笑，甩着她好看的长长的马尾辫。你有远大前程，你要一直往前走。
　　狄更斯写《远大前程》的时候，离婚，与年轻女演员爱伦有婚外情，同时加上对社会黑暗的更加深入了解，因此乐观情绪受到了极大削弱。小说里的皮普最后回归了乡间少年曾经的质朴内心。斐斐也许并不清楚这部小说的内容。但没关系，多年后的如今，我在电话里告诉她，当你见到我，就会知道《远大前程》说的是什么。而我，似乎走了很远很远，但实际上一直留在原地。
　　裴斐斐在电话里沉思了很久。然后说，我虽然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但我们可以一见。今晚，你来我家吧。
　　斐斐见到我的第一句话，说的是“你真的老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又睁得圆圆大大的。整体看来，她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马尾辫不再扎了，头发剪短了，还做成了流行的韩式空气刘海。我尴尬地笑了，年纪大了么，老是正常的。倒是你还是显得年轻。我看了看她家，没有什么摆设，干干净净的，看起来显得很空阔。大门入口玄关处还放着好几个大箱子，好像是刚搬进来住。
　　这是你的新家吗？我问。
　　算是，住了快两年。她答。
　　哦，不经常在这里住么？好像家里没添置什么东西。
　　家里原来东西倒是不少，但最近都被我处理掉了。有的卖掉了，有的则送人。斐斐请我在餐桌前坐下，给我倒了一杯红酒。我准备去厦门了。
　　我的心一顿，抬起头看她。她说得很轻松，好像一件平常事，而我却觉得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了一记。敲在心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她煮了一桌的好菜，芥兰炒牛肉、白灼虾、干蒸鸡、酸菜爆炒大肠、西红柿炒蛋以及四物鸭汤，但我没有一点儿食欲。这几道菜我都很喜欢吃，我也曾在我租的房子里给她做过，现在轮到她做给我吃了，但我已经没有了动筷子的力气。 　　你怎么不吃呀？斐斐往我碗里夹了一块鸡腿，还给我舀了汤。是不是嫌我做的菜不好吃呀？我这几年厨艺进步不少呢。当然，肯定没罗琳做得好吃吧。你习惯了她做的菜，未必就喜欢我的。对了，你们孩子多大了？上小学了吗？
　　我更加无言以对。我默默地喝汤，默默地吃鸡腿。可实际上我知道自己的病开始发作了，我内心异常紧张，握着汤匙的手在微微发抖，手心渗出汗来。我很想问她，你这几年都经历了什么呀。
　　这几年，我回龙岩上班，换了两家公司，现在这家公司待得最久，快三年了。最近公司准备搬到厦门去发展，我也跟着过去。所以你看到家里空落落的，因为准备搬家了，搬去厦门。这次去了，可能就不回来了。这次，和以前不一样。
　　那么，就是说，你心安下来……
　　公司是我老公开的。我们打算在厦门生孩子。前几年和他拼事业，没顾得上。
　　屋里传来开门声。一个男人进来，一边脱鞋，一边说，公司那里有事又拖了一下。那个，王林来了吗？我要和他好好喝一杯，我还得感谢他呢。
　　我慢慢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没有和斐斐打招呼，我奔向了洗手间。我躲在里面，听着排风扇沉闷的声音，褪下裤子“打飞机”。此时此刻，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对不起，斐斐。我看着自己的白色液体，丑陋地趴在马桶里，顿时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没有尽头的虚无。后来的记忆我有些模糊了，究竟是我自己从斐斐家出来，还是她陪着出来，这些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毛伦在不远处的街心花园等我，他的脚下已是一片烟头。我问他，你是不是早已知道斐斐的情况？他没有否认，我偶尔回龙岩会见到她。我说我现在想和你打一架，就像那年读高二，我们一起去和外校的人打架一样，我会勇猛地把你打趴下。
　　毛伦笑了，当年打群架，你叫的声音最响，但被打了一拳后就缩到一旁。
　　五
　　我把车钥匙给了毛伦。我说这车我现在不敢开了，怕路上出事。你也看得出来，我精神很差，昨晚几乎一宿没睡。毛伦接过钥匙，摇了摇，我也没睡好，你没看我一会儿去洗手间，一会儿到阳台抽烟吗？我说万一路上我发病，说不准就一头撞在路中央的隔离带上了。毛伦想了想，说那好吧。
　　我们离开龙岩，前往上杭。上杭是龙岩的下辖县，也是我们的家乡。在车上，我们没再提起在龙岩发生的一切，一个字都没有提起。我想自己这后半生是再不会到龙岩去了，没多大意义，断了所有念想。后来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真是可笑——凭什么认为那里会有自己的念想？车行驶在国道上，我打开一半的车窗，让风呼啸而至。毛伦戴上了太阳镜，手把着方向盘看着前方说，把车窗关上吧，吹得人头皮发麻，天气不好，别感冒了。我从口袋里掏出台湾“斯斯”感冒片，上次去台湾买了好几盒，常备着。毛伦愣了一下，然后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你病得不轻。
　　那是当然，否则我现在怎么会走在一条回家乡的路上。我點上了烟，你知道我多久没回家乡了？很多人怀念家乡，寻找乡愁，但我必须坦白，我没有多少关于家乡的情结。那年在一个鼓浪屿诗歌节的派对上，来了很多诗人，中国的、外国的都有。有一个韩国诗人吧，大约是韩裔美国人，向乐队借了吉他，自弹自唱了一首英文歌《500 miles》，很多人听了流眼泪，可只有我觉得尴尬。他们讴歌家乡，讴歌纯真，讴歌岁月，而我只想逃离。我关心蔬菜水果，关心今天是吃菲力牛排还是T骨牛排，关心刚写的小说是发在小杂志上还是大刊……
　　你是个现实主义者。一向如此。毛伦打断了我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你知道“现世报”这个词么？
　　我点了点头。如今我们经历的不正是现世报？你不也一样。
　　说说吧，为什么这么不想回家乡？你十八岁以前的日子都在那里。不要以为现在你走过千山万水，漂洋又过海，但你依旧是个从小镇出走的人。你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
　　关于“成长”的定义，看你怎么理解了。在我看来，成长不是单指身体发育、第二性征出现、步入社会老于世故，而是至少懂得为什么而生。
　　毛伦冷笑了一声。你算了吧，你就算知道为什么而生，不照样患上焦虑症，过不好这一生？你们这种小知识分子最令人厌恶的，就是以为自己的内心可以装得下整个世界，可实际上世界却不待见你们。说得惨一点，这个世界并没有打算容留你们，而你们至今苟活，只是世界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不让你们毁灭。可依我看，你们最好自我毁灭；或者像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变成一只多足巨型昆虫，爬啊爬，在地上爬行，再也别想飞起来！
　　我的嘴角尝到一丝苦涩。毛伦，你这样辱骂我有什么意义？你不也是这样？你在深夜喝酒，一杯接一杯，还说“与尔同销万古愁”，可实际上自己心里清楚，这一生啊，无论怎样都高兴不起来了。有一天晚上，你打电话给我，哭着和我说，最怕这辈子就这样了。可我除了听你哭听你说，其他的什么都做不了。因为啊，我也一样很难过。
　　毛伦面无表情。他戴着太阳镜，我看不见他的眼睛。一滴眼泪从他脸上滚落，千万里的人生路还在眼前。我点了根烟，塞到他的嘴角。他含着烟，烟头一明一灭。我说咱们停车休息一下吧。毛伦把车开到路旁，两人下车照着路边的野花撒了一泡尿。重新上车前，毛伦说，你还是应该回家乡看看的。
　　“家乡”这个词语是以“家”开头，但遗憾的是，我和毛伦回到那里，却不能住在家里了。这个“家”不是物理上的那种“家”，不是简单的一座房子。我们俩从小生活的那座房子还在，但早已空置，平常没有人在里面居住。我们贸然地到访家乡，回不去家里，只能住在酒店。我们开着车从各自的家门前经过，看上一眼，默不作声。
　　我们回不去了。
　　嗯。毛伦把车开进了杭川酒店停车场，熄火。
　　你觉得，我们还回得去“家乡”么？
　　这不已经回来了嘛。毛伦笑了笑，然后又摇了摇头。爸前年过世后，妈去龙岩帮忙照顾孩子，我回来的次数也少了很多。家乡对我们而言，需要有一定的情感维系，需要有值得怀念的人存在。如果没有，那回家乡还有什么意义呢？ 　　你虽然知道这个道理，可你还是偶尔会回来。而像我，则干脆就选择不回。我没有下车的打算，放平了副驾驶座椅，双手枕头。你知道我爸妈早就去厦门了，他们和我生活在一起。许多年过去后，家乡变成记忆中的片段，偶尔想起，但内心并没有太多波澜。
　　我问你，你在厦门，和你爸妈说话是不是还是说家乡话？毛伦问我。我点头，他说这不就简单了？这说明你无论如何都脱离不了家乡。我就比你坦然一些，我并不刻意和此地保持距离，并不刻意要将此地的人事都遗忘。在泉州的时候我和你说过的，谢建半夜给我打电话，说关于他家二女儿摆满月酒的事。他请客却要向我借钱，我当时确实很恼火。但后来我还是借了一点钱给他，而且还回来喝了酒。为什么？因为他做工的时候，被工厂起重吊顶砸到了左脚，从医院出来脚就废了。你想象一下，他原来一米八的个子，学校篮球队的队员，现在却成了瘸子。他生二女儿摆酒，无非是想挣个脸面。我要不帮，他怎么办？
　　人常常犯一个毛病，以为自己有多重要。但实际上地球每天都在转，世界上该地震地震，该打仗打仗，该死人死人。我最不喜欢就是扮演“救世主”的形象，你想要拯救谁呢？你连自己都拯救不了！
　　毛伦嫌弃和厌恶地看了我一眼。那活该你得病。你这病治不好了，就算找到再多失去的东西，对你其实意义也不大。如果我也怀有你这样的心理，那我为什么还陪你？
　　因为，你也需要寻找失去的东西。你说是不是？
　　毛倫不置可否地撇撇嘴。也许吧。但这几天的折腾，主要原因还在于陪你，是你有焦虑症，而不是我。我得到的并不多，所以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也并不太在意。而你不一样了。
　　我到底怎样？
　　毛伦笑而不语。
　　随你便吧。我拉开车门，从后备箱提出行李。这一路我们说话太多了，我已经觉得有些累了。很多问题，不是光说话就能解决。
　　你的意见我保留。毛伦也提出了自己的行李，他将车钥匙还给我。你知道心理医生怎么工作么？不就是和病人聊天吗？
　　原来你是觉得我心理有问题？
　　毛伦又笑了笑，难道你是像感冒发烧一样，身体机能出问题？大中午的还没吃饭，都过了饭点了，肚子饿得不行。刚要走，他的手机忽然响了。接起来听了听，他的眉毛拧成了一条线。妈的！他放下手机。谢建出事了。他老婆打给我，说他被交警扣下来了。酒后驾驶摩托车。扣他的交警是邱劲。
　　妈的！
　　六
　　大中午的喝什么酒啊？你说大中午喝什么酒啊！在去交警大队的路上，毛伦颠来覆去地唠叨这两句，听得我耳膜生疼。我虽然已经很累了（又累又饿），但还是打起精神开车。我不敢把钥匙交给毛伦，我怕他路上开车，开着开着也把交警引来了。
　　在我们家乡，称呼那种每顿无酒不欢的人为“酒醉犯”。顾名思义，这样的人喝酒，已经是犯罪了。而谢建就是如此。在我有限的记忆中，我并不觉得他是好酒的人——他是体育特长生，念中学时就很自律——而如今他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酒醉犯”。毛伦反问我，罗马是一天建成的吗？你对他的记忆和印象还停留在过去，很遥远的过去，那时我们还在念中学，现在呢？都过去二十年了，还有什么是不会变的？
　　那他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我们平常人，郁闷的时候喝喝酒，排遣一下。第二天酒醒了，该抬头挺胸还是抬头挺胸，该行尸走肉还是行尸走肉，该干吗就干吗。但他呢？每顿都喝酒，是为了什么？
　　你像个“好学”的学生一样，不停地发问，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毛伦的语气里充满了焦躁。这一路走来，你有太多的问题，你不停地抛问题，我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小心我真的会揍你。真的，就像霍利菲尔德打泰森一样，一个左勾拳，打得你找不着北！
　　毛伦对着空气重复着拳击的动作。我瞥了一眼，以我久病成医的经验来看，他这就是焦虑症的表现。大家都有病。忽然想到台湾的朱德庸画过一系列的漫画，主题就是这个。漫画里的人物都生病了，脑子生病。我觉得自己的脑壳疼得厉害，太阳穴持续性地发胀。我揉着太阳穴，车停在路边。毛伦这才停下了对无辜空气的伤害，他整个人窝在副驾驶座里，像泄气的气球。他说，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放心，我很好，我不是你那种人。
　　其实，我们本质上都一样。
　　怎么可能？毛伦急了，但过了一会儿，又软下去。他又问我，你看过电影《白日焰火》么？里面的廖凡原来是个刑警队长，后来却成为看门的保安，一个醉鬼。他喝醉酒骑摩托车倒在街头，被小混混抢走钱包，他动都动不了。为什么？因为他受伤了。一次办案，两个同事被人杀，自己虽没死，但也废了。
　　照你的意思，谢建也如此？
　　不知道。毛伦的目光忽然变得模糊。
　　到了交警大队，问了门卫，说邱劲在二楼事故科，于是就直接上楼。邱劲提着警帽，正要出门，一抬眼看见我和毛伦，很是有些意外。但很快，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拉我们到走廊尽头，掏出软中华，一人点了一根。
　　你这么久没回来，不会是单为了谢建的事吧？邱劲扭动着肥硕的脖子。你和他有这么熟么？见谁都是兄弟？
　　我说你少放屁，我和毛伦一起回来，刚好遇到这个事。我和他熟不熟是一回事，但好歹以前总是认识的，况且毛伦和他这么要好。谢建他老婆打电话给毛伦，知道是你扣的人，自然来找你了。
　　哎，你说你们一起回来干吗？毛伦你是个画家，是艺术家，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你和王林这个骗子待在一起干吗？
　　你为什么认为他是个骗子？毛伦紧皱的眉头稍微松了松，指着我。
　　他是记者啊，记者讲真话的有多少？新闻是好事三分说成七分，坏事却刚好倒过来。还有还有，他还写小说。小说里全是虚构的，他妈的他写了一篇小说叫《小镇警察》，别人都来问里面的那个肥警是不是我？妈的，真是莫名其妙！
　　我默默地将烟抽完。我说，邱劲你说够了吗？现在来谈谈谢建。
　　有什么可谈？邱劲将烟踩在脚底下，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严禁吸烟”牌子。不是我不给情面，是他谢建被抓现行。中午抓酒驾是突击行动，队上临时召集。老百姓以为酒驾一般抓晚上，中午就有些放肆，特别是在县城里住的，家近，中午喝酒也敢骑摩托车、开车上街。这次就偏在中午抓，大队长亲自上街，一抓就抓到了谢建。他那么高大，骑个小摩托车，这么显眼，不抓他抓谁？ 　　你看有什么办法放他出来？毛伦没什么底，但还是要说。谢建和我玩得比较好，我也从没求过你帮忙，这次……
　　哎，毛伦兄弟，真不是我不想帮。邱劲戴上警帽，手抓着栏杆望远方。现在酒驾查得多严，这个是“高压线”啊。他是抓现行，领导在现场，现在都联网了，警情直接传到后台登记在案。
　　最坏，是什么结果？
　　罚款1000元—2000元、记12分并扣驾照6个月。邱劲冷冷冰冰地说着处罚标准。谢建的情况我也知道，就怕这个把他压垮了。顶多，我这里运作按最低标准处罚。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毛伦自言自语。我则在心底哀叹。夕阳就要落山了，我开始感到一阵心慌，双脚不断地来回踩着。邱劲说你小子有毛病啊？又不是你犯事，你紧张什么？你就是这样的人，一遇到事就容易紧张，就像和柳怡，本来是好事，一紧张却办成坏事了。
　　柳怡。邱劲提起了一个我们许久未曾提起的朋友。他们知道，我和她的故事可以写成一本书，但也可能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七
　　干了这瓶啤酒，然后我们各自飞吧。离校的前一晚，在我的宿舍里，我举起酒瓶对柳怡说。就这样吧，这里一片狼藉，我们的心情空阔或拥挤，但都不重要了。过了今晚，你往西飞，我往南飞，从此两个方向，不再相遇。
　　真要喝了这瓶酒，我可能会醉了。柳怡刚洗过澡，从校园外的白城海滩走过来。她穿着连体薄裙，裙子紧贴着青春的肉体，头发还散发着湿润，没有扎，散乱地垂在肩上。她握着酒瓶，你的酒量也不行，万一我们都醉了，怎么办？你知道我们现在不可以了。
　　我已经灌下了大半瓶。我有些生气了，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犹豫。我说，你总是顾忌这个，顾忌那个，就像当初第一次要脱你的衣服，费了多大的劲才说服你？你总说未来怎样，我说现在都不把握好，那还怎么考虑未来？我要的就是当下。
　　王林，你发现没有，你总在说“我”。你在意的只是自己。柳怡仰脖喝了一大口。宿舍里已经没有椅子了，也停电了，她摸黑坐在架子床边上。我无法看清黑暗之中她的脸，也就无法体会自己有多混蛋。若干年以后，当我体会到这一点时，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我坐在了柳怡身边，一手抓着酒瓶，一手搂着她的腰。她把我的手拿开，她问我这算什么？当初在天桥上，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的？你首先要明白，是你提出的分手。我说是，自然一切责任都在我。但你要知道二战前德国和波兰签署过和平协议，但德国照样可以发动“闪电战”进攻波兰；对越自卫反击战前，越南不顾社会主義兄弟情缘，悍然入侵我国；再小到个人，我家里说好要买镇海大厦的房子，协议都签了，但还是和售楼处反悔了。
　　这么说，镇海大厦的房子，你们没买了？柳怡在黑暗里笑了一声，我分明能感觉到一丝苦涩。我们有一次逛街到那里，镇海大厦还在盖，你指着大厦说家里要在那里买一套房子，以后我们就可以住在里面。你看，后来还是变了。
　　我有些不耐烦了。我家里出了点事，不买是有原因的。但我并不想把原因说出来，我只是又一次搂住她的腰。我问，你现在是在指责、拷问我？嘲笑我？
　　她摇摇头。我凑上前去，亲吻她的唇。第一次，她把我推开；第二次，她又把我推开。在稍事休息后，我决定尝试第三次。在那个时候，我深知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奉此为圭臬。很多年后，我才明白原来还有一种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说这个话的人，叫作庄子。在那个时候，我又进行了第三次尝试，我长久地亲吻柳怡的唇。一场持续性的湿润过后，柳怡将瓶中的啤酒喝完了。她摸着我的头发说，你开头说的“往西飞”，可能要改一下了。我不走了，留在厦门。我听从了家里的意见，考了这里的公务员。我们都是从上杭出发，离开家乡、离开亲人，我们一步步都在往南飞，怎么还要回去呢？
　　那么，一年前我们在天桥上谈分手，你说的那些话，都是谎话了？
　　不能说是谎话，而是人会改变。一时有一时的想法。你说要留在城市，不想回家乡；我当时认为你是在逃避，但后来想想，也许你是对。我们千辛万苦走出来，回去的意义在哪里？回去之后，家乡也不再是我们的家乡。况且，柳怡又笑了笑，和你说过的谎言比起来，我这算得了什么？
　　她抓着我的头发，手上的劲更大了。我怀疑，那是酒的后劲上来了。我也仰脖将剩下的酒喝了。那时的我们啊，能有多少酒量。我们很快就酒劲上头了。我脱去了她的裙子，她没有再抗拒。我们合在一起，架子床摇摇晃晃，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那时的我们深信，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第二天早上，阳光猛烈，凤凰花开满枝头，我们一起睁开双眼。临别的时候，柳怡问我，这是你认为最好的时代么？我肯定地点点头，她笑了笑，说愿你有远大的前程。
　　我决定继续念研究生。我发短信告诉柳怡，她说很好，你要勇敢走自己的路。我看了这条短信觉得有点好笑，问她在哪里，她说被单位派到北京培训。她作为新入职的员工，有这个机会很难得。我说祝福你，她后来就没回我短信了。
　　其时大概在2003至2006年间，我几乎断了和柳怡的联系。直到我研究生毕业前，我再一次见到她。邱劲来厦门开会，叫了几个老乡聚一聚，其中就有柳怡。我不知道她要来，埋怨邱劲不事先告诉我。邱劲开始就连喝了三杯白酒，眯着眼睛说中学时我们都在一起玩的，怎么我就不能约柳怡来？你在厦门和她玩完了，就翻脸不认人了？你们这种人，最无情无义。我不想和邱劲吵，点了根烟。柳怡坐在我的对面，和身旁几个我不认识的老乡说着话，她说话的时候神采飞扬，一度让我以为她不再是那个曾与我耳鬓厮磨的柳怡。邱劲说她刚在单位提了副科，三年时间不到，这算快了。况且又在人事部门工作，不少老乡都想认识她。就你这个傻蛋，哎。我把烟抽完，说我不还好好的，你想说什么？邱劲“嘿嘿”笑了笑，你激动什么，好像要把我吃了。你要吃也是吃柳怡，但你把她吃了，又吐出，好像特别“勇敢”，但我认为你非常幼稚。
　　我并不想理会邱劲，甚至不想理会席间的任何人。我自认在做一件充满理想的事业，我要做一个记者，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你们他妈的谁懂？我不想多废话。散席之后，邱劲拉着其他人去唱歌，独留下我和柳怡，他让我送她回家，因为她喝了点酒。我和她默不出声地走出了饭店，我们走了一段路，所有心事都写在月亮的倒影上。她先开口，问我好吗？我说还行，又到毕业季了，准备去一家报社当记者。她问跑什么口？如果是跑社会口，那就风里来雨里去，比较辛苦。我停下脚步，抱歉，我就是做社会新闻。她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反倒笑了笑，说这是你的选择。 　　我说何尝不是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谁也替代不了。我们坐上了一辆的士，司机载着我们往她的家开去。我说你现在应该不错吧。她说还不错。去年谈了个男朋友，后来考试选调到省里，最近分手了。听说你也谈了个女朋友，叫“罗琳”好像？我听毛伦还有邱劲都有提起。我“嗯”了一声，说最近也分了。她要去广州工作，我没办法跟着去。柳怡望向窗外，为什么不能跟着去呢？为什么非得别人迁就你？你就不能勇敢一些吗？我说这就让我不好回答了。我牵起她的手，她转过头，认真看了我一下。她挣脱开，我又重新抓住。我说，待会去你家坐坐吧，如果你方便的话？她没有肯定或否定地回答。下车的时候，我掏出钱包，里面还夹着我和罗琳的合影。柳怡看见了。
　　在她家，我试图一次又一次地抱她，但被她一次又一次地推开。她说这算什么？我说，只是尚未把照片拿掉。她说，问题不是这样，问题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前后这许多年，你觉得现在这样对吗？我在心里说，也许是错的，但我也不知道何为对，男女之间不是做算术题，对错有答案。但我没有说出口，而是又一次抱她上床。我们互相折腾，直到夜深了，她放弃了努力，而我也精气耗尽。最后一次，我盖上被子，压在她的上面，她直直地看着我。我忽然觉得一阵莫名的心慌，我紧张地抱住了她。江河颓唐地奔流。
　　明天帮我买一盒“毓婷”。听到这句话，我很想哭。她又说，我们不要再见了。我说，应该是这样。
　　毛伦问我想不想结婚？我说意愿不是很大。但周围的人都像上战场一样，前仆后继地赶着结婚生孩子，你要不这么做显得另类。毛伦笑话我，原来你是担心别人的眼光啊！别人做什么与你何干，你有自己的自由。你就是这个样子。我问他，难道你不想结婚。毛伦说，我不想结婚。这个我很肯定，就算以后有了老婆，我也会和她说，我本意其实并不想结婚。但我不得不结。因为我爸生了那种病，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不想他走前担心，我还是要留后。
　　我想了想，然后对毛伦说，辜鸿铭精通七国外语，有十三个博士学位，但在北京任教时留着前朝的小辫子，尤其喜欢女人小脚，说三寸金莲是他的兴奋剂。就是说，女人小脚是他的壮阳药。毛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毛伦笑了笑，你的用意很明显，我收到了。但如果有人爱我，愿意不顾一切跟着我，那么，你说我有罪么？再者说了，王林，你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站在一条车水馬龙的路边，盛夏的知了叫得很大声。我和他一人吃一根雪糕，他咬了一大口对我说，如果你还想再追回柳怡，那就趁早。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付诸行动了。你研究生毕业也快三年了，你找对象，她也急着要嫁人。现在时机刚好，再晚，你就来不及了。我没吭声，蹲在马路牙子上，他踢了我一脚。我差点跌倒在车流之中。我愤怒地问他干吗，他把手一摆，反问我，你现在还有很多选择么？罗琳在广州，有答应你回来吗？斐斐是过客，你和她都只是互相的暂时安慰。也因此，你的选择只有这个——去挽回柳怡。
　　我说我紧张，怕开不了口。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开始对一些事不那么确定。比如，“线民”说某某街道城管打人，如果是以前我一定马上冲现场，但现在我会先在心里过滤一遍。想一想，这个消息能报吗？某某街道办主任好像和报社领导很熟，报了这事，街道年终文明奖会不会没了？或者更可能，写好稿子送审马上被毙了等等，很多诸如此类的“不确定”。
　　我还紧张，看着同事提拔了，看着过去的同学升官发财了。总之就是紧张。我点了根烟，盛夏的阳光照着我的脸色有些发白。我在毛伦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毛伦冷笑了一声，你的紧张，咎由自取。
　　那天晚上，我按照之前的约定，和柳怡吃了一顿饭。吃饭地点在一家叫“阿杜”的餐厅，吃的菜是混搭的，没什么滋味，但价格不便宜。那个时候这家餐厅玩花样，很多人去追捧。我报道过这家餐厅，有优惠券。买单的时候，我站在前台掏出了优惠券，柳怡也看到了。我送她回去，路过一家花店，拿了一束花送给她。这束花是我事先和花店老板订的，我送花给柳怡的时候，花店老板还说下次来买花，打九折。柳怡接过花了，略微有些不自在。我看在眼里。
　　和柳怡走到她家小区的路口，她说，王林，不然就到这里吧。我搓着手，手心里的汗擦干了又湿了。好不容易，我问她，你想得怎样了？柳怡笑了笑，谢谢你的花，这是你第二次送花给我。我第一次收到花也是你送的，好像在大二吧。从那时到现在，特别是这几年，我又收到了好多次花，当然送花的不是你，送花的对象也变了好几次。我想告诉你什么呢？嗯，可能是说送花与否，并不重要了吧。重要的是，不合适了。王林，我要结婚了，单位大姐介绍的，一位理工男，搞设计的，人还不错。
　　哦，那祝福你。柳怡走后，我站在路口待了很久。手一直在抖，烟一根接一根。其实我还有好多话要和她说，但因为紧张，结果什么也说不出口。我想，那大概是我第一次有了焦虑症的感觉。
　　八
　　你现在还写小说么？在喝了好几杯客家米酒后，邱劲眯着眼问我。此刻，我们坐在江滨路上的一家大排档，听着风从河岸边吹过，夜晚的凉意扑面而来。家乡是山区，温度比厦门低了好几度，而在那座沿海的城市，一整个冬天和春天，我都可以不用穿毛衣。如果非要保暖，多加一件线衣就可以了。
　　王林不写小说，他还能做什么？毛伦认为邱劲的问题简直是业余，就像你邱劲不做警察，你还能做什么？有些事是天注定的。毛伦说完打了个饱嗝。这个时候，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是个艺术家。
　　这个话怎么解释？为什么我们就必须成为某种人？
　　事情是这样的。邱劲你生来孔武有力，从小喜欢欺负弱小，你喜欢规则，但规则是用在别人身上；而王林骨子里就是个书生，但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在任何地方，小知识分子都是很痛苦的，上不能飞入云霄，下又不能脚踩泥土，所以他只能去写小说。像卡夫卡，对，就像他。表面上他是个保险员，但实际上他是个小说家，他自认为站在窗台仰望星空的时候，他拥有整个世界。
　　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邱劲翻着白眼。你也一样，你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宇宙第一。 　　不不不，你理解错了。我笑出了声，宇宙第一是金元帅，毛伦只是个画家。还有，就算他没在作画，他也自我感觉很好。这种人，李白说过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九天”，他实际上是个狂人。对于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而言，世俗的束缚都是无意义的。是不是這个道理？我问毛伦。
　　所以，王林你要感谢我，我能陪你走到这里，对我来说已经很不容易。因为在我看来，你的焦虑症完全是多余，是自寻烦恼。你要不然就像邱劲，饿了吃肉口渴了喝酒，心情烦了就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要不然就学我，乘桴浮于海，哪来这么多束缚，既要世俗，又想追求精神自由，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所以，你这种人，总是想太多，活该整天焦虑。
　　可事情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简单啊。我说了这句话，不再言语。这一路历经一千公里，行经三个地方，回到家乡，已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这似乎暗合着某种隐喻，我们从家乡出发，现在又回到出发之地，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在这里完成某种心灵的过滤。
　　我们曾经失去的还能找回来吗？我没有答案。
　　毛伦接了一个电话。是谢建老婆打来的，再一次询问她男人的情况。毛伦尽可能把情况和她作了说明，然后就是听着她在电话里说话。良久，毛伦才放下电话。他说，谢建老婆坚决说要离婚。
　　离不了。邱劲想也不想就说。谢建不是第一天这样，他老婆不知提过多少次离婚。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一个女人离婚了，带着孩子，这日子要怎么过？况且他们家有两个孩子，各判一个？小地方的闲话很多，孩子从小也是被指指点点。
　　这么看来，人生来就是不自由的。我悲哀地发现了这点。我看着毛伦和邱劲，前者大概明白了“自由”的珍贵，因此不惜与所谓的“美术圈”绝缘，只画自己认为值得画的东西。但他对自由的向往又跑偏了，不念尘世的许多感情。而对于邱劲而言，大概一早就明白了“自由无意义”，他毕业后就当上了人民警察，在权力和秩序面前，一切自由都是“挑战”。像他们那样的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双脚永远踩在泥土里，而头绝不会顶在云霄。
　　至于我这种人，呵呵，可怜可悲又可恨。
　　我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毛伦劝我不要再喝了。他说，他最知道酒醉的感觉，喝得再多，其实都无关痛痒，于事无补。邱劲说，何尝不是呢。他说，那年和裴斐斐分手后，每次从交通事故现场出警回来，都要喝上一顿。毛伦你觉得可以不喝？不喝不行啊，我有一次在事故现场帮忙抬尸体，忽然觉得脚底像是踩到了什么黏糊糊的东西，借着手电筒光一看，靠，原来是人的眼睛啊！我那时就觉得人生他妈的很没劲。我喝酒或者在江滨路上的大排档，或者在朋友家，或者就在自己家的房间里，一杯杯地喝。也不吃菜，喝不了几杯就醉了，有时还会吐，别人劝也劝不住，搞得后来大家都不想找我了。现在想一想，要是那时候就这么喝下去，我迟早会成为像谢建一样。
　　后来发生什么了？
　　也没发生什么。邱劲语气淡漠，像是在说一件别人的事。有一天，我们大队政委找我谈话，他说你这个样子是会弄坏自己的，我给你提干，让你下到白沙乡去负责工作。我可以打包票，你很快就不会想那么多了。结果像大队政委说的，我现在很多事都不过心了，包括你和裴斐斐的事。
　　我抬起头，有点想解释，但邱劲把我的话压下去了。他说，你不用说，你说了我也不会听。很多话讲究一个时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认为现在时机到了，所以才和你说。你和斐斐之间的事，我并不在意，你不用遮遮掩掩，也不用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不会，一点都不会。我在意的是什么？是你好像要和过去一刀两断，但实际上你怎么也逃避不了。如果不然，你不会走那么远的路，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寻找什么失去的鬼东西！你失去的是这里，邱劲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毛伦你说是不是？
　　可能吧。毛伦已经醉得趴在了桌上，邱劲推他，他含混地说了一声。
　　呵呵，我笑了笑。
　　九
　　我有许多的毛衣。它们躺在老家的衣橱里，过去我穿了它们又把它们脱去，现在它们乏人问津，我脱去毛衣，然后再也不穿了。不单是这里的毛衣，在厦门我也不再穿毛衣。世界气候变暖，厦门天气从五月开始直到十二月初，都可以穿短袖。毛衣则再无穿上身的必要。
　　做个假设，如果我一辈子留在家乡，那么我可能一辈子也会穿毛衣。世界就算再变暖，但对山区而言，该穿的毛衣一样得穿。现在我再穿起毛衣，会是什么样？我拿起一件绿色毛衣，V领，是过去念中学时最喜欢穿的。老家卧室的灯都被我打开，家里有股说不出的味道，也许是很久没人住的缘故吧。我闻了闻毛衣，然后将它穿上身。夜晚的温度进一步往下探，毛衣穿在身上，给了我温暖。我慢慢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摸着毛衣，像是在摸阿艺身上穿的那件青灰色毛衣。不知道她穿在身是什么感觉？贴身、青春、美丽，各种感觉，但绝对不会是我穿毛衣时的感觉。她是女孩子，还是需要穿毛衣，特别是大姨妈来问候的时候，更要保暖。也许，那件青灰色的毛衣对她而言，仅仅是一种功用。
　　我的这件绿毛衣，在这个有些寒冷的夜晚，却给了我熟睡的自由。我实在有些疲惫了。这一路，我已经往回追溯了太远，几乎用尽了脑子里所有的气力。如阿艺，或者如其他任何人说过的那样，我总是想太多。我不确定回厦门后，我是否会想得少一些，焦虑的症状会减少一些，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回头太多则无意义。晚上在江滨路喝完酒后，我和毛伦回酒店。他倒头就睡，我却异常清醒。我睡不着，决定走路去自己的老家。那座三层楼高，外加一个天台的小楼，是我父母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是我十八岁之前长久生活过的地方。它的地址是在龙头路，不知道当初父母是否有意，认为住在这里能如龙腾四海、兴旺发达，于我则希望有一日也能“独占龙头”。但遗憾的是，很多年过去了，我可能令他们失望了，我现在被称之为“写小说的记者”。而写小说，在这个时代具有不可遮掩的尴尬。或许使用“龙”并不十分合适，因为在英文里它叫“dragon”，是一种张牙舞爪、能吐火焰的怪兽。龙用在九五至尊上合适，用在平凡世界里的你我，就显得怪异且好笑了。
　　在梦里，我忽然回到了刚上大学那年，有一次参加社团活动，一位高年级的师兄见了我，忍不住拍我肩膀说，你小子富贵逼人，未来不可限量。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是说我长得“富贵”，因为那时运动少长得胖而已。而至于未来，如你们大家所见。又回到2000年的元旦，我舅舅来大学宿舍看我，他看见我衣柜里的毛衣，笑着说这些你都不需要，我现在都快五十了，单衣加外套就可以过冬。他是随舅妈回厦门，因为舅妈是知青。我问他在外面的世界生活有什么经验，他说好好赚钱，好好过日子，其他不要多想。我想他那时的话真是金玉良言，我其实应当奉为圭臬，但可惜我直到梦里才再想起并领悟。
　　可领悟已无意义。
　　天天微微亮了，我从睡梦里走出来。我在房间里走了一圈，从书架上拿起了那本《了不起的盖兹比》。在故事的开头，阿艺建议我重新看一下这本书。我很奇怪，她为什么会让我重看。我念高中就读过这本书，很难全面地去定义“盖兹比”这个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个好人。
　　但他最后还是死了。死在了别人的枪管下。很遗憾，他成了替罪的牺牲者。他一心追逐梦想，后来似乎是实现了，但一死，又都成了虚无。就算是梦想，可他没有得到最心爱的女人，这样的梦想算是真正实现了吗？
　　我看也未必。在天台上，我以很快的速度，重读了一遍《了不起的盖兹比》。山区早晨的风，吹得我格外清醒，又分外疲倦。如果现在有一把枪，我也许会对着太阳穴来上一枪。可惜我没有枪。于是，我站在了天台的边缘，双脚一半悬空。就这样纵身天下，是不是一切都会有所不同？
　　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罗琳打来的。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厦门？你一路向西去了很多地方，现在要再一次往南回了吧？我不应声。她继续说，贝贝、臭臭两个小坏蛋都在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呢。我说，何尝不是呢，能被人期待，这样的生活真是美好。罗琳那年从广州回到了厦门，我们分开又重新复合，我好像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她似乎也是如此。
　　那么，就这样重新在一起吧。
　　现在，我觉得，我的焦虑症好像消失了。当然，也许只是暂时消失，也可能是恒久陪伴。以后的事，谁说得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