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的文章既难做,又很容易做。说其难做,是因为法理学是以思想性内容,原理性规则,涉及根本性制度原则的阐释与构建为必要。显然,没有一定阅读积累和严密思考,没有历史经验和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做出一篇有分量、有启发和有实际意义的文章绝非易事。说其容易,是因为法理学本身就是论理之学,大可八仙过海,各显飘遥,只要有灵机一动的命题,怎么样也可以做出篇自以为是的至理文章。何况如今学界是处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时代,人才遍地,大师辈出,甚至可以定额、定产、定做。法学界“语不惊人死不休,话不惑众心不甘”,掀波造浪,让人不知所云之作已然成为时尚,法理学界尤其如此。但观此处王人博之文,命题虽有些飘忽,可细读下去,却知其有很深的玄机。作者以三十年前的“七五宪法”为阅读解释对象,断无利用民法消灭时效之意。相反,他是旨在由此展开一个思想深刻,内容宏大,指向现实的法理叙事。作者以“七五宪法”的“重大缺陷”为开端立论,实际已做了含蓄的点题。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是立足于大概是他自己的“现实优越主义”,以“今人”优于“古人”,“现在”胜于“过去”的思想方法,发现了他的优越的现实词汇和卑下的历史词汇之中隐藏着的“重大缺陷”。而所有这些,通过他的“贴近阅读”的方法,又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