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秀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人生经历充满传奇性；她生于纽约，长于中国，“文革”期间被下放山西三年，流放新疆南部沙漠九年。她的父亲是美国外交官，母亲是中国人，1946年生于美国，两岁时被母亲送回中国，在中国经历了考大学“不宜录取”而到山西农村务农、后又转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岁月，直到1978年，才历尽艰辛回到美国。回美后，曾任教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姜霍普金斯国际关系研究院，讲授中国古典文学、现代中文等；她参与编写的语言教材，至今仍是美国十所著名大学及加拿大、瑞典等国政府所使用的教科书。她是美国人，也是半个中国人，用华文写作，迄今已出版了30多本著作。以下是她回忆插队时最难忘的一段生活。
　　我和23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
　　我们到了林城，住进了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这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自力更生了。
　　棉麦之乡，富裕是富裕，劳动却是非常苦重的。两季麦子一季棉花再加上玉米粟子各种杂粮，种与收早已不止是春秋两季、农忙时节起五更睡半夜是寻常事。单是棉花种植一项就有无数活计半点不能马虎。间苗整枝打叶杀虫除杂草还算好，摘棉花和拔花柴这两项最是要命。本来，知青们的工具都是放在仓库里。很快地，大家都明白了工具利落能够省不知多少力气的真理，铁锹、锄头、镰刀、花柴钳子都各自放在自家床头，好好看管，精心保养。我自己的铁锹镰刀都磨得飞快，夜深人静在月光下闪出刀光剑气。
　　地里的活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傍晚收工后，我带着两手血泡，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还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伤好之后，手掌上留下厚厚的茧子，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
　　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这件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12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居然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是很厚道的，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队梁书记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两天之内便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妇女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我想，那—段时间，女知青们的心里都充溢着短暂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