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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走出国门、冲出亚洲的中国足球，这次凭中国球员的犯罪行为“声名远扬”了。2月14日，辽宁广原队前锋赵志鹏成为首名认罪球员，他在法庭上供认2007年曾经三次接受领队的贿金打假球，被新加坡法庭以在联赛中接受贿赂并打假球、触犯防止贪污法令罪名指控，被判入狱7个月。涉嫌此案的另外几名队友已被新加坡取消护照，等待审判。赵志鹏自我辩护说自己此举是慑于领队王鑫淫威，其口供彰显出中国运动员自身体育道德的匮乏和中国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家长制师徒关系的弊端。
屡禁不止的假球
所谓假球就是赛场上的最终结果实际在球赛尚未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在人类球赛史上，假球以赛场前后各种形形色色的形式出现，已经成为球赛屡禁不止的毒瘤。就连世界杯这种世界重量级的足球赛事都逃脱不了假球的阴影，从1938年意大利、阿根廷的以钱换球到上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参赛队员被地下博彩集团收买，球赛道德已经被腐蚀得千疮百孔。
在众多震惊指数偏高的假球案中，赵志鹏案只是冰山一角。不过和其他案件背后潜藏的巨大的利益驱动有所不同的是：赵志鹏打假球竟然是受领队以家人安全相威胁，赵所接受的贿金竟然低于赢得赛事的奖金额度。
虽然一位前辽宁广原球员在赵志鹏受审后透露踢假球的原因，新加坡联赛曾在开赛后更改赛制，让辽宁广原队接连面对联赛中三支最好的队伍，导致球员体能被拖垮，自信心受挫，此后几乎逢战必败，球队迫不得已打假球。
但是新加坡记者驳斥了这种说法，新联赛上赛季确实更改了赛程，但这并不是针对辽宁广原队，因为无论怎么调整，他们该面对的对手一个也不会少，调整赛程可能是出于对新加坡当地的炎热天气考虑。而王鑫被指控操纵的第一场比赛，发生在去年3月初，那是赛季开始阶段。
实际上广原对假球案背后也有相当可观的利益驱动，只是受益者是领队而非球员。率队参加新联赛的王鑫通过中国国内的朋友上国内一个赌博网站下注赌球。王鑫要球队的8名球员踢假球。每次赛前，他会个别找他们，叫他们输球，指定输至少几个球，答应给他们不同数额的金钱作为酬劳，而自己是最大的利益赢家，赵等队员只是实现利益的工具而已。
赵志鹏在庭前承认自己在三场球赛中踢了假球。其中，王鑫要赵志鹏在2007年10月3日举行对垒芽龙联队的球赛中输至少3球。赵志鹏听从指示在赛场上没有尽力，结果辽宁广原队以0比3输球。几天后，王鑫给了他2000元新币。11月1日，王鑫又要求赵志鹏在对垒甘柏联队的球赛中输至少3球，结果辽宁广原队以0比5告负，王鑫又给了赵志鹏2000元新币。最后一场于11月12日举行的辽宁广原队对垒阿比雷斯队比赛，王鑫希望自己队输至少2球，当时贪污调查局已收到线报，赛后两天便将赵志鹏逮捕，领队王鑫闻讯潜逃，赵志鹏这次没能收到酬劳。
脏钱全部交反贪污调查局
按照新加坡法律，踢假球是很严重的罪行，犯此罪者最多要接受10年牢狱之苦。对此，赵志鹏的律师在求情时极力申明，被告只是一个小卒，和王鑫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球员和俱乐部总经理的关系，而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赵志鹏在加入辽宁广原队时，曾和王鑫签订“主仆条款”：赵志鹏需无条件听从王鑫的支配。而且王鑫在俱乐部独揽大权，赵志鹏作为刚刚加盟广原的新手如果不听话，将有失业危险。
律师声称，最初赵也曾抵制过王鑫的无理要求，但王鑫声称跟中国黑帮势力有联系，还时常列举和他作对的人遭受何等惨烈的处置，赵志鹏的家人在中国，他不能不担心家人安全，不敢违背王鑫的指示。因此律师辩护说：“赵志鹏完全受制于主仆劳工条款，他无法执行自己的自主选择。”为了撇清赵志鹏贪钱的嫌疑，律师声称赵并没有花掉王鑫给他的4000新加坡元约合两万人民币，这些钱已经全部上交到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
律师还拿出受贿金额少于奖金额度的事实来证明赵并非贪财犯罪，如果他们赢得比赛将获得2400新元奖励，希望能争取到法庭的宽大处理。新加坡法庭宣判赵将入狱7个月，相对新加坡法律对此类事件惩罚规则，这也算酌情从轻发落了。
违背命令还是违背道德
实际上早在20年前，日籍运动员小山智丽已经为赵志鹏等提供了对抗家长制铁拳的典范，毕竟相比东窗事发后沦丧的体育前程，被领队扫地出门算是小事。
赵志鹏庭上呈出的家人安全之虞的辩词固然情有可原，但是仍然能够凸现出运动员本身体育竞技道德的缺失。乒乓球队员小山智丽曾经面临过与赵类似的两难抉择，但她坚持抗命，凭实力打球，捍卫了体育道德，也实现了自己的冠军梦。
1987年世界锦标赛，小山智丽乒乓球水平正值巅峰期，决赛时却被队领导下令“让球”，进入半决赛时，领导要求她让球给队友，她没有从命，上场之后凭借实力把队友打了下来。在决赛中发威，狠狠地击败韩国选手梁英子，夺得世界冠军。回国之后，乒乓球队领导指责她“不服从命令”并要求她写检讨，并取消了她参加1988年奥运会的资格。
随后小山智丽辗转日本球队，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表现不俗，以凌厉的正手弧圈球挫败中国内地金牌呼声最高的选手邓亚萍，夺得亚运女子单打冠军的金牌。作家叶永烈曾说，这是对中国体坛几十年来“让球”传统的一种打击。
自19世纪以来，体育活动一直被认为是培养和传播“和平、友谊和进步”道德的良好途径，奥林匹克精神也是以公开、公正、公平为宗旨，而假球明显背离了这些理想和精神。和世界各国接连出现的假球案件都与经济利益驱动不同的是，中国的假球常常背后潜藏着狭隘的集体主义思想，为了达到某种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个别球员的大好前程。小山智丽这样一位优秀运动员、女子乒乓运动的种子选手，竟仅仅因为“不听领导的话”而被排除在1988年奥运会中国参赛选手的名单之外。可是她并未屈从领导威权，敢于用实力说话，为赵志鹏等做出了表率。作为一个有血性的运动员，小山智丽勇杀回来的方式向曾经排挤过她的一个假球横行的体制做出了无声的对抗。
变味的管理机制
赵志鹏的供词暴露了中国体育事业内部管理机制的落后，家长制作风严重，职业道德信念缺失。一涉案球员披露，王鑫有绝对的“家长权威”。另一涉案队员李雪柏父亲沉痛表示，儿子是被哥们义气给害了。领队与队员之间的关系堕落到哥们义气的泥淖中，道德缺失也就不足为怪了。
国外屡见不鲜的假球案很少有因为队员受领队要挟才犯案的，队员对领队没有很强的依附关系，教练对队员除了技术指导，更多的是尊重、保护和培养。而中国特殊的运动员培养机制为家长制提供了温床。中国运动员训练生涯大都从少年开始，运动员过早的进入封闭的集体生活，教练员的引导训练取代了家庭、学校教育，教练员部分代替了父母和教师的角色。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在师徒关系的层面上又添加了父母与子女层次上的关系。于是教练中家长制作风肆虐，教练在对球员从技艺上言传身教的同时，还掌控着他们的体育前程，因为教练手中握有用人和选拔大权，在这种情况下，谁斗胆和教练对抗就会面临着失业或者失去很多一展身手的良机。更有甚者，教练以队员年幼为借口，代管其工资等，还在训练中对其进行体罚，田径圈屡屡爆出的师徒反目事件都是例证。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教练对队员无微不至、大包大揽的照顾和代管，这种家长制的师徒关系还曾一度体现出温情脉脉的景象。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取向是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运动员长期被灌输这种观念，在长期单一的训练中，缺乏必要的刺激，运动员正当的个人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对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是一种压制。如今市场经济盛行，集体观念遭遇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时便溃不成军，在不断升高的比赛奖励和荣誉的吸引下，运动员长期被压抑的个人诉求被唤醒，当正当途径受限制时，有人会采取极端行为如交易比赛等不道德行为，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或者公开和压制自己利益诉求的师傅对簿公堂。
2004年，恰好是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后参加夏季奥运会20周年，短短20年时间，中国奥运金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举国体制功不可没。在雅典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表彰大会上，团长袁伟民总结的五点获胜原因，第一点就是“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保证”。
举国体制无疑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政府独揽了大多数体育运动项目的组织权，谁要想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必须加入体制中来，这样才有运动员身份，才能享受免费培养。在国家经济实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自然希望运动员能够服从组织安排，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国家，必要的时候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来顾全整体利益。但是运动员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总有不相一致的时候，对个人而言，希望通过走穴、跳槽等途径来达到个人包括事业以及名利在内的利益最大化，而他们是国家花大气力免费培养出来的，自然希望能够分一杯羹，于是利益分割成了最大的问题，当下很多运动员与所在训练队出现的种种纷争大都属于此类问题。
所幸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国人对奥运金牌的认识逐渐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质疑举国体制的利弊得失，毕竟相比奥运金牌，大众健康和基本的体育道德更为重要。■
编辑：陈畅鸣
屡禁不止的假球
所谓假球就是赛场上的最终结果实际在球赛尚未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在人类球赛史上，假球以赛场前后各种形形色色的形式出现，已经成为球赛屡禁不止的毒瘤。就连世界杯这种世界重量级的足球赛事都逃脱不了假球的阴影，从1938年意大利、阿根廷的以钱换球到上世纪90年代亚洲国家参赛队员被地下博彩集团收买，球赛道德已经被腐蚀得千疮百孔。
在众多震惊指数偏高的假球案中，赵志鹏案只是冰山一角。不过和其他案件背后潜藏的巨大的利益驱动有所不同的是：赵志鹏打假球竟然是受领队以家人安全相威胁，赵所接受的贿金竟然低于赢得赛事的奖金额度。
虽然一位前辽宁广原球员在赵志鹏受审后透露踢假球的原因，新加坡联赛曾在开赛后更改赛制，让辽宁广原队接连面对联赛中三支最好的队伍，导致球员体能被拖垮，自信心受挫，此后几乎逢战必败，球队迫不得已打假球。
但是新加坡记者驳斥了这种说法，新联赛上赛季确实更改了赛程，但这并不是针对辽宁广原队，因为无论怎么调整，他们该面对的对手一个也不会少，调整赛程可能是出于对新加坡当地的炎热天气考虑。而王鑫被指控操纵的第一场比赛，发生在去年3月初，那是赛季开始阶段。
实际上广原对假球案背后也有相当可观的利益驱动，只是受益者是领队而非球员。率队参加新联赛的王鑫通过中国国内的朋友上国内一个赌博网站下注赌球。王鑫要球队的8名球员踢假球。每次赛前，他会个别找他们，叫他们输球，指定输至少几个球，答应给他们不同数额的金钱作为酬劳，而自己是最大的利益赢家，赵等队员只是实现利益的工具而已。
赵志鹏在庭前承认自己在三场球赛中踢了假球。其中，王鑫要赵志鹏在2007年10月3日举行对垒芽龙联队的球赛中输至少3球。赵志鹏听从指示在赛场上没有尽力，结果辽宁广原队以0比3输球。几天后，王鑫给了他2000元新币。11月1日，王鑫又要求赵志鹏在对垒甘柏联队的球赛中输至少3球，结果辽宁广原队以0比5告负，王鑫又给了赵志鹏2000元新币。最后一场于11月12日举行的辽宁广原队对垒阿比雷斯队比赛，王鑫希望自己队输至少2球，当时贪污调查局已收到线报，赛后两天便将赵志鹏逮捕，领队王鑫闻讯潜逃，赵志鹏这次没能收到酬劳。
脏钱全部交反贪污调查局
按照新加坡法律，踢假球是很严重的罪行，犯此罪者最多要接受10年牢狱之苦。对此，赵志鹏的律师在求情时极力申明，被告只是一个小卒，和王鑫的关系并不是一般的球员和俱乐部总经理的关系，而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赵志鹏在加入辽宁广原队时，曾和王鑫签订“主仆条款”：赵志鹏需无条件听从王鑫的支配。而且王鑫在俱乐部独揽大权，赵志鹏作为刚刚加盟广原的新手如果不听话，将有失业危险。
律师声称，最初赵也曾抵制过王鑫的无理要求，但王鑫声称跟中国黑帮势力有联系，还时常列举和他作对的人遭受何等惨烈的处置，赵志鹏的家人在中国，他不能不担心家人安全，不敢违背王鑫的指示。因此律师辩护说：“赵志鹏完全受制于主仆劳工条款，他无法执行自己的自主选择。”为了撇清赵志鹏贪钱的嫌疑，律师声称赵并没有花掉王鑫给他的4000新加坡元约合两万人民币，这些钱已经全部上交到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
律师还拿出受贿金额少于奖金额度的事实来证明赵并非贪财犯罪，如果他们赢得比赛将获得2400新元奖励，希望能争取到法庭的宽大处理。新加坡法庭宣判赵将入狱7个月，相对新加坡法律对此类事件惩罚规则，这也算酌情从轻发落了。
违背命令还是违背道德
实际上早在20年前，日籍运动员小山智丽已经为赵志鹏等提供了对抗家长制铁拳的典范，毕竟相比东窗事发后沦丧的体育前程，被领队扫地出门算是小事。
赵志鹏庭上呈出的家人安全之虞的辩词固然情有可原，但是仍然能够凸现出运动员本身体育竞技道德的缺失。乒乓球队员小山智丽曾经面临过与赵类似的两难抉择，但她坚持抗命，凭实力打球，捍卫了体育道德，也实现了自己的冠军梦。
1987年世界锦标赛，小山智丽乒乓球水平正值巅峰期，决赛时却被队领导下令“让球”，进入半决赛时，领导要求她让球给队友，她没有从命，上场之后凭借实力把队友打了下来。在决赛中发威，狠狠地击败韩国选手梁英子，夺得世界冠军。回国之后，乒乓球队领导指责她“不服从命令”并要求她写检讨，并取消了她参加1988年奥运会的资格。
随后小山智丽辗转日本球队，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表现不俗，以凌厉的正手弧圈球挫败中国内地金牌呼声最高的选手邓亚萍，夺得亚运女子单打冠军的金牌。作家叶永烈曾说，这是对中国体坛几十年来“让球”传统的一种打击。
自19世纪以来，体育活动一直被认为是培养和传播“和平、友谊和进步”道德的良好途径，奥林匹克精神也是以公开、公正、公平为宗旨，而假球明显背离了这些理想和精神。和世界各国接连出现的假球案件都与经济利益驱动不同的是，中国的假球常常背后潜藏着狭隘的集体主义思想，为了达到某种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个别球员的大好前程。小山智丽这样一位优秀运动员、女子乒乓运动的种子选手，竟仅仅因为“不听领导的话”而被排除在1988年奥运会中国参赛选手的名单之外。可是她并未屈从领导威权，敢于用实力说话，为赵志鹏等做出了表率。作为一个有血性的运动员，小山智丽勇杀回来的方式向曾经排挤过她的一个假球横行的体制做出了无声的对抗。
变味的管理机制
赵志鹏的供词暴露了中国体育事业内部管理机制的落后，家长制作风严重，职业道德信念缺失。一涉案球员披露，王鑫有绝对的“家长权威”。另一涉案队员李雪柏父亲沉痛表示，儿子是被哥们义气给害了。领队与队员之间的关系堕落到哥们义气的泥淖中，道德缺失也就不足为怪了。
国外屡见不鲜的假球案很少有因为队员受领队要挟才犯案的，队员对领队没有很强的依附关系，教练对队员除了技术指导，更多的是尊重、保护和培养。而中国特殊的运动员培养机制为家长制提供了温床。中国运动员训练生涯大都从少年开始，运动员过早的进入封闭的集体生活，教练员的引导训练取代了家庭、学校教育，教练员部分代替了父母和教师的角色。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在师徒关系的层面上又添加了父母与子女层次上的关系。于是教练中家长制作风肆虐，教练在对球员从技艺上言传身教的同时，还掌控着他们的体育前程，因为教练手中握有用人和选拔大权，在这种情况下，谁斗胆和教练对抗就会面临着失业或者失去很多一展身手的良机。更有甚者，教练以队员年幼为借口，代管其工资等，还在训练中对其进行体罚，田径圈屡屡爆出的师徒反目事件都是例证。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教练对队员无微不至、大包大揽的照顾和代管，这种家长制的师徒关系还曾一度体现出温情脉脉的景象。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取向是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运动员长期被灌输这种观念，在长期单一的训练中，缺乏必要的刺激，运动员正当的个人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对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是一种压制。如今市场经济盛行，集体观念遭遇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时便溃不成军，在不断升高的比赛奖励和荣誉的吸引下，运动员长期被压抑的个人诉求被唤醒，当正当途径受限制时，有人会采取极端行为如交易比赛等不道德行为，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或者公开和压制自己利益诉求的师傅对簿公堂。
2004年，恰好是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后参加夏季奥运会20周年，短短20年时间，中国奥运金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举国体制功不可没。在雅典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表彰大会上，团长袁伟民总结的五点获胜原因，第一点就是“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保证”。
举国体制无疑是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政府独揽了大多数体育运动项目的组织权，谁要想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必须加入体制中来，这样才有运动员身份，才能享受免费培养。在国家经济实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自然希望运动员能够服从组织安排，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国家，必要的时候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来顾全整体利益。但是运动员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总有不相一致的时候，对个人而言，希望通过走穴、跳槽等途径来达到个人包括事业以及名利在内的利益最大化，而他们是国家花大气力免费培养出来的，自然希望能够分一杯羹，于是利益分割成了最大的问题，当下很多运动员与所在训练队出现的种种纷争大都属于此类问题。
所幸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国人对奥运金牌的认识逐渐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发展，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质疑举国体制的利弊得失，毕竟相比奥运金牌，大众健康和基本的体育道德更为重要。■
编辑：陈畅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