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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花费十余年,耗资过万亿,促成了国有四大行的股改、上市,但至今未给它们提供一个适合改革后运行的经济体制
2005年,国有四大行不是在为成功海外上市弹冠相庆,就是正走在准备上市的路上。与此同时,与银行体系相关的人员也都“忙的不可开交”。 据中国银监会统计,2005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现案件1272起,挽回百万以上案件资产资金损失14.7亿元。督促处理涉案人员1466人,比上年增加247人,其中管理人员568人,占处理人员总数的38.7%。 2005年1月4日,当时的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行长张平,火速派遣常务副行长王东郊赶往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市河松街支行。就在一天之前,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全家离境逃往加拿大,同时卷带走了6亿多元储蓄资金。 事发之后,坐于北京家中的《商务周刊》记者,放下手中正在梳理的原建行行长王雪冰案件材料,来到了零下摄氏24度的北国,希冀于这些金融大案里一窥阵痛中的中国银行业(参见《商务周刊》2005年3月5日文章《河松街支行案放大银行业内患》、《黑龙江中行大案的震荡和责任争议》)。沉疴已久 各大行上市前集中爆发的经济案件是冰山一角。“过去的大案你们不知道而已,一直存在,现在把它揭出来了。过去之所以有漏洞,是因为银行是官办的,管理银行的是官员而不是银行家。”已故的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当时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银行体系沉疴已久,给骗贷、渎职、呆坏账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中国向全球延展》一书作者顾志武曾撰文写到:“在1984年前,中国银行业是没有西方的‘商业信贷’概念的,当时所有银行的资金都由政府分配。发放信贷前,银行分析的不是贷款人的偿还能力,只需按领导指示把款项交给有关人等就成,就连追讨急债也是政府的事。银行体系一日不是独立的按商业模式运作,任何专业和优质的银行活动都难以出现。在这背景下,难怪呆坏账不断增加。” 1995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第16年,但当时的银行体系仍旧沿用计划经济模式,直到当年出台《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以及《贷款通则》等法律条款之后,才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结束了“领导人批条,只讲政治需要,不计工本”的时代。并于3年之后推出信贷资产“五级分类”试行办法。 分类后确定的隶属于第五级“损失类”的呆坏账数目以及年增长率惨不忍睹。1998年,中国财政部以发行2700亿元30年期特种国债的方式,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然而,1999年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率仍然高达39%。 而后,国务院于1999年3月决定对部分国有重点企业实行债转股,即通过组建4家资产管理公司,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对国有企业的部分不良贷款转化为新组建的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投资。“四大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给信达等4家资产管理公司,央行同时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5200亿元的再贷款。 这剂解毒剂只对商业银行以外的国有企业起了疗效,对于银行只能算是一项“不及理想”的措施。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在3年中共减轻负担约690亿元,相当于其利润的30%,而银行的资本年收益率仅为0.62%,远低于资金成本,一番计算后,金融机构将会因债转股资产平均每年赔本120亿元。以建行为例,2000年至2002年9月底,仅收到283户债转股企业中28户企业的18.5亿元分红,平均收益率为2.35%,远低于当时的银行贷款利率5.31%。截至2002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已经积累到2.077万亿元,不良资产率超过40%。 当时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余威犹在,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之时。“只要银行不出问题,中国经济就不会出现大危机”的观点不胫而走,银行改革迫在眉睫,后来被温家宝称为“背水一战”,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换骨脱胎 于2003年成立的中国银监会给中国银行业改革订出三个新战略:一是推动银行上市,特别是在海外股票市场;二是建立新的问责措施,一旦出现内部问题,上两级的负责人都承担责任;第三则是推进包括“四大行”在内的银行跟境外银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让外资入股。 最后一条多少带有一定的“逼不得已”。世贸组织规定,中国必须在2007年前让外资全面进入中国银行业。 眼看“狼”就近在眼前,中国的商业银行还只是背了一身债的羊。此时哪家境外金融机构有意投资中国商业银行,都被认为是“最勇敢者的游戏”。 中国俗语“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银行股改的新篇章还是要靠老招数——注资。2004年1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到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两家银行可各从中央汇金公司获得225亿美元。6月份,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署一个价值2787亿元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 尽管这两次注资都被称为“最后一次”,但其后还有同样“嗷嗷待哺”的工商银行和农行,以及随时都有可能冒出来的不良资产黑洞,众人开始计算如此将改革成本当成改革道路上的必要之物是否值得(参见《商务周刊》2004年7月20日文章《银行改革:最后的免费晚餐还要吃多少顿?》) 2004年6月9日,中国建设银行发布《中国建设银行分立公告》,称该行将以分立的形式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出的“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2004年7月中下旬开始与花旗就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谈判,但最终于2005年6月宣布与美洲银行签订战略投资协议,使之成为“四大行”引入的首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见《商务周刊》2005年10月20日文章《建行上市过五关斩六将》)。在建行之后,余下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也分别与汇丰、高盛、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境外银行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 在此期间,民生、招商、深发展等其他商业银行在没有雄厚注资的情况下,也在进行着向“健康银行”的转变。早在1991年4月3日,深发展就成为国内首家上市银行。但在中国银行业整体陷入不良资产泥沼之时,深发展也是泥足深陷。2002-2004年,深发展资本充足率从9.4%降到2.3%,不良贷款率从10.29%升至11.41%,其资产状况在中国各股份制银行中排在末位。 当中行和建行一次次拿到千亿注资时,深发展则是真的在“背水一战”。2004年,时任交行深圳分行行长的肖遂宁代表深圳政府与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就为深发展引入财务投资者进行谈判。在经过争吵、法律诉讼、仲裁庭和解以及反复谈判的屡番周折之后,深发展于当年5月31日发布的公告:四家主要股东持有的深发展国家股和法人股转让给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后者以12.35亿元获得深发展17.89%的相对控股权。 深发展外部监事管维立多年之后还对《商务周刊》感慨到:“在新桥与深发展的谈判中,双方都很大胆。对于新桥而言,把钱投到中国,特别是中国濒临破产的银行业,冒了非常大的风险。深圳市委市政府也很大胆,让深发展成了国内第一家由外资控股的商业银行。”2004年12月14日,深发展第6届董事会首次会议上,来自新桥的蓝德彰和韦杰夫就任代理董事长和代理行长。 对于深发行的初感受,韦杰夫曾坦言:“感触最深的便是深发展仿佛不是一家银行,而是18家不同的银行。能否建立标准化流程的问题,不仅涉及到操作风险层面,在控制信用风险方面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接手深发展的第一时间,蓝德彰就提出了“One Bank”,即把深发展做成一家统一的银行,总行和各分支机构要处于统一的管理平台上,遵循标准的垂直控制体系。 “‘One Bank’是蓝德彰提出的,但是他本人上任半年之后离职,后由纽曼出任董事长,权限很大。韦杰夫于2006年辞去行长一职,肖遂宁2007年接任,但相比其他行而言,深发展行长的权限要小。”管维立告诉记者。 纽曼接过“教鞭”,并继续将“垂直管理模式”植入深发展,总行直接向分支机构派出的“财务执行官”和“信贷执行官”。时任深发展副行长的郝建平对此解释道:“在风险上实行直线管理,总行直接管理分行,支行没有风险审批权;在财务上也是直接控制,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参见《商务周刊》2005年12月20日文章《深发展:银行改革“试验品”一年》) 5年之后,当新桥作为财务投资者退出深发展时,选择将手中所持5.2亿股深发展股权转让给中国平安,以7倍投资回报率赚得137亿元。深发展方面则是从“病危”专为“亚健康”。深发展的年报数据显示,2009年该行全年净利润约50亿元(2004年底新桥进入之初这一数字是2.89亿元),不良贷款率保持在0.68%,关注类贷款比例从当年初的1.3%下降至约0.4%,但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仍旧在较低的8.9%和5.5%的水平上。未曾离去的桎梏 给国有银行“填鸭”似的关怀,鼓励非国有银行放手一搏,这些在微观层面做出的努力一旦放入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总会引起人们的唏嘘。 “中国银行改革不是晚了,而是早了。银行改革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银行改革在一个法治化不好、经济素质差的地方是不会成功的。只有企业质素持续提高,法治化建设一直在推进,银行才会慢慢好起来。”2004年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郎咸平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对中国银行业改革中的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利害关系做了如此分析(参见《商务周刊》2004年2月20日封面故事《上市救不了银行》)。 实际上,体制的桎梏已变成老生常谈。中国的银行业在改革之初极强的模仿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特点,但是在产权归属问题上,却至今未有定数。管维立说:“国家曾经设立过中央企业工委和中央金融工委,行使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的所有权,而后中央企业工委逐渐演变成国资委的一部分。但在撤销中央企业工委的时候把中央金融工委也撤了,致使金融企业的出资人不明确。”目前,掌管国有商业银行的“香饽饽”被多方觊觎。“财政部金融管理司希望自己来管,另外,单独成立金融国资委也在商议。还有就是直接并入国资委,像现在的上海国资委就管理着当地的金融机构。”管维立一再强调,“中央必须要有明确决断,国有金融机构必须要有明确的出资人。” 但即使国有商业银行的所属有了定数,仍可推定其“国有”的身份不会改变,即国有银行始终是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近亲”。这就意味着,银行业在中国始终是一个“半垄断”行业。 然而,还未止住对中国银行业慢慢长路的唏嘘,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已下结论:“通胀来了,新一轮危机就在眼前。” “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在过去10年呈爆炸式增长,从12万亿飙涨至70万亿。没有哪一种货币在货币供应量海量增长之后没有出现过贬值。”谢国忠最近在《福布斯》网站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中国产业的迅猛增长,只能解释货币供应增长的部分原因。大批货币流向了估值过高的房地产市场。当房产市场实现正常化之后,资金流出,人民币贬值压力随之显现。估计2年内,我们就将目睹这一幕。”目前中国已启动提息等紧缩措施,再加上大量的外汇储备,最佳的状态即是软着陆。另外,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可以阻止热钱离开。“这套组合拳或许将支持一个延续数年的调整期,从而为银行业赢得筹募资本的时间。”谢国忠告诉《商务周刊》,当然,监管必须要严苛,否则就只能静候“末班车”了。 然而这一线曙光也会遭到诸多阻碍。“中国政府在应对本轮危机的时候作用太强,政府采购和政策只能是引导,不能是主题,我担心四万亿投资可能会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因为这段时间仓促上马的很多项目,很可能会在未来成为呆坏账。”管维立分析说,现在银行计提呆坏账的时候,特别剔除了“地方融资平台”所带来的风险。本轮危机中,地方融资是某个地区政府担保的,但是它们中有些地区一年的财政收入都不够还贷款,所以政府担保并不牢靠。
2005年,国有四大行不是在为成功海外上市弹冠相庆,就是正走在准备上市的路上。与此同时,与银行体系相关的人员也都“忙的不可开交”。 据中国银监会统计,2005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发现案件1272起,挽回百万以上案件资产资金损失14.7亿元。督促处理涉案人员1466人,比上年增加247人,其中管理人员568人,占处理人员总数的38.7%。 2005年1月4日,当时的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行长张平,火速派遣常务副行长王东郊赶往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市河松街支行。就在一天之前,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全家离境逃往加拿大,同时卷带走了6亿多元储蓄资金。 事发之后,坐于北京家中的《商务周刊》记者,放下手中正在梳理的原建行行长王雪冰案件材料,来到了零下摄氏24度的北国,希冀于这些金融大案里一窥阵痛中的中国银行业(参见《商务周刊》2005年3月5日文章《河松街支行案放大银行业内患》、《黑龙江中行大案的震荡和责任争议》)。沉疴已久 各大行上市前集中爆发的经济案件是冰山一角。“过去的大案你们不知道而已,一直存在,现在把它揭出来了。过去之所以有漏洞,是因为银行是官办的,管理银行的是官员而不是银行家。”已故的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当时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银行体系沉疴已久,给骗贷、渎职、呆坏账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中国向全球延展》一书作者顾志武曾撰文写到:“在1984年前,中国银行业是没有西方的‘商业信贷’概念的,当时所有银行的资金都由政府分配。发放信贷前,银行分析的不是贷款人的偿还能力,只需按领导指示把款项交给有关人等就成,就连追讨急债也是政府的事。银行体系一日不是独立的按商业模式运作,任何专业和优质的银行活动都难以出现。在这背景下,难怪呆坏账不断增加。” 1995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第16年,但当时的银行体系仍旧沿用计划经济模式,直到当年出台《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以及《贷款通则》等法律条款之后,才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结束了“领导人批条,只讲政治需要,不计工本”的时代。并于3年之后推出信贷资产“五级分类”试行办法。 分类后确定的隶属于第五级“损失类”的呆坏账数目以及年增长率惨不忍睹。1998年,中国财政部以发行2700亿元30年期特种国债的方式,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然而,1999年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坏账比率仍然高达39%。 而后,国务院于1999年3月决定对部分国有重点企业实行债转股,即通过组建4家资产管理公司,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对国有企业的部分不良贷款转化为新组建的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投资。“四大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给信达等4家资产管理公司,央行同时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5200亿元的再贷款。 这剂解毒剂只对商业银行以外的国有企业起了疗效,对于银行只能算是一项“不及理想”的措施。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在3年中共减轻负担约690亿元,相当于其利润的30%,而银行的资本年收益率仅为0.62%,远低于资金成本,一番计算后,金融机构将会因债转股资产平均每年赔本120亿元。以建行为例,2000年至2002年9月底,仅收到283户债转股企业中28户企业的18.5亿元分红,平均收益率为2.35%,远低于当时的银行贷款利率5.31%。截至2002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已经积累到2.077万亿元,不良资产率超过40%。 当时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余威犹在,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之时。“只要银行不出问题,中国经济就不会出现大危机”的观点不胫而走,银行改革迫在眉睫,后来被温家宝称为“背水一战”,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换骨脱胎 于2003年成立的中国银监会给中国银行业改革订出三个新战略:一是推动银行上市,特别是在海外股票市场;二是建立新的问责措施,一旦出现内部问题,上两级的负责人都承担责任;第三则是推进包括“四大行”在内的银行跟境外银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让外资入股。 最后一条多少带有一定的“逼不得已”。世贸组织规定,中国必须在2007年前让外资全面进入中国银行业。 眼看“狼”就近在眼前,中国的商业银行还只是背了一身债的羊。此时哪家境外金融机构有意投资中国商业银行,都被认为是“最勇敢者的游戏”。 中国俗语“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银行股改的新篇章还是要靠老招数——注资。2004年1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到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两家银行可各从中央汇金公司获得225亿美元。6月份,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署一个价值2787亿元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 尽管这两次注资都被称为“最后一次”,但其后还有同样“嗷嗷待哺”的工商银行和农行,以及随时都有可能冒出来的不良资产黑洞,众人开始计算如此将改革成本当成改革道路上的必要之物是否值得(参见《商务周刊》2004年7月20日文章《银行改革:最后的免费晚餐还要吃多少顿?》) 2004年6月9日,中国建设银行发布《中国建设银行分立公告》,称该行将以分立的形式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出的“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2004年7月中下旬开始与花旗就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谈判,但最终于2005年6月宣布与美洲银行签订战略投资协议,使之成为“四大行”引入的首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见《商务周刊》2005年10月20日文章《建行上市过五关斩六将》)。在建行之后,余下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也分别与汇丰、高盛、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境外银行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 在此期间,民生、招商、深发展等其他商业银行在没有雄厚注资的情况下,也在进行着向“健康银行”的转变。早在1991年4月3日,深发展就成为国内首家上市银行。但在中国银行业整体陷入不良资产泥沼之时,深发展也是泥足深陷。2002-2004年,深发展资本充足率从9.4%降到2.3%,不良贷款率从10.29%升至11.41%,其资产状况在中国各股份制银行中排在末位。 当中行和建行一次次拿到千亿注资时,深发展则是真的在“背水一战”。2004年,时任交行深圳分行行长的肖遂宁代表深圳政府与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就为深发展引入财务投资者进行谈判。在经过争吵、法律诉讼、仲裁庭和解以及反复谈判的屡番周折之后,深发展于当年5月31日发布的公告:四家主要股东持有的深发展国家股和法人股转让给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后者以12.35亿元获得深发展17.89%的相对控股权。 深发展外部监事管维立多年之后还对《商务周刊》感慨到:“在新桥与深发展的谈判中,双方都很大胆。对于新桥而言,把钱投到中国,特别是中国濒临破产的银行业,冒了非常大的风险。深圳市委市政府也很大胆,让深发展成了国内第一家由外资控股的商业银行。”2004年12月14日,深发展第6届董事会首次会议上,来自新桥的蓝德彰和韦杰夫就任代理董事长和代理行长。 对于深发行的初感受,韦杰夫曾坦言:“感触最深的便是深发展仿佛不是一家银行,而是18家不同的银行。能否建立标准化流程的问题,不仅涉及到操作风险层面,在控制信用风险方面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接手深发展的第一时间,蓝德彰就提出了“One Bank”,即把深发展做成一家统一的银行,总行和各分支机构要处于统一的管理平台上,遵循标准的垂直控制体系。 “‘One Bank’是蓝德彰提出的,但是他本人上任半年之后离职,后由纽曼出任董事长,权限很大。韦杰夫于2006年辞去行长一职,肖遂宁2007年接任,但相比其他行而言,深发展行长的权限要小。”管维立告诉记者。 纽曼接过“教鞭”,并继续将“垂直管理模式”植入深发展,总行直接向分支机构派出的“财务执行官”和“信贷执行官”。时任深发展副行长的郝建平对此解释道:“在风险上实行直线管理,总行直接管理分行,支行没有风险审批权;在财务上也是直接控制,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参见《商务周刊》2005年12月20日文章《深发展:银行改革“试验品”一年》) 5年之后,当新桥作为财务投资者退出深发展时,选择将手中所持5.2亿股深发展股权转让给中国平安,以7倍投资回报率赚得137亿元。深发展方面则是从“病危”专为“亚健康”。深发展的年报数据显示,2009年该行全年净利润约50亿元(2004年底新桥进入之初这一数字是2.89亿元),不良贷款率保持在0.68%,关注类贷款比例从当年初的1.3%下降至约0.4%,但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资本充足率仍旧在较低的8.9%和5.5%的水平上。未曾离去的桎梏 给国有银行“填鸭”似的关怀,鼓励非国有银行放手一搏,这些在微观层面做出的努力一旦放入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总会引起人们的唏嘘。 “中国银行改革不是晚了,而是早了。银行改革是不可能单独进行的,银行改革在一个法治化不好、经济素质差的地方是不会成功的。只有企业质素持续提高,法治化建设一直在推进,银行才会慢慢好起来。”2004年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郎咸平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对中国银行业改革中的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利害关系做了如此分析(参见《商务周刊》2004年2月20日封面故事《上市救不了银行》)。 实际上,体制的桎梏已变成老生常谈。中国的银行业在改革之初极强的模仿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特点,但是在产权归属问题上,却至今未有定数。管维立说:“国家曾经设立过中央企业工委和中央金融工委,行使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的所有权,而后中央企业工委逐渐演变成国资委的一部分。但在撤销中央企业工委的时候把中央金融工委也撤了,致使金融企业的出资人不明确。”目前,掌管国有商业银行的“香饽饽”被多方觊觎。“财政部金融管理司希望自己来管,另外,单独成立金融国资委也在商议。还有就是直接并入国资委,像现在的上海国资委就管理着当地的金融机构。”管维立一再强调,“中央必须要有明确决断,国有金融机构必须要有明确的出资人。” 但即使国有商业银行的所属有了定数,仍可推定其“国有”的身份不会改变,即国有银行始终是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近亲”。这就意味着,银行业在中国始终是一个“半垄断”行业。 然而,还未止住对中国银行业慢慢长路的唏嘘,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已下结论:“通胀来了,新一轮危机就在眼前。” “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在过去10年呈爆炸式增长,从12万亿飙涨至70万亿。没有哪一种货币在货币供应量海量增长之后没有出现过贬值。”谢国忠最近在《福布斯》网站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中国产业的迅猛增长,只能解释货币供应增长的部分原因。大批货币流向了估值过高的房地产市场。当房产市场实现正常化之后,资金流出,人民币贬值压力随之显现。估计2年内,我们就将目睹这一幕。”目前中国已启动提息等紧缩措施,再加上大量的外汇储备,最佳的状态即是软着陆。另外,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可以阻止热钱离开。“这套组合拳或许将支持一个延续数年的调整期,从而为银行业赢得筹募资本的时间。”谢国忠告诉《商务周刊》,当然,监管必须要严苛,否则就只能静候“末班车”了。 然而这一线曙光也会遭到诸多阻碍。“中国政府在应对本轮危机的时候作用太强,政府采购和政策只能是引导,不能是主题,我担心四万亿投资可能会对银行体系产生影响,因为这段时间仓促上马的很多项目,很可能会在未来成为呆坏账。”管维立分析说,现在银行计提呆坏账的时候,特别剔除了“地方融资平台”所带来的风险。本轮危机中,地方融资是某个地区政府担保的,但是它们中有些地区一年的财政收入都不够还贷款,所以政府担保并不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