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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诞生是中文印刷业数百年来的惊世之笔。它以“光和电”代替了“铅与火”，使汉字印刷术整整告别了一个时代。与我们身边这场印刷业的二次革命休戚相关的一个名字，就是王选。
王选是50年代就求学继而就任于燕园的北大人。从60年代起，他就以天才加汗水，在计算机领域苦苦追索，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和代价，终把人们眼中的不可思议的梦想摆布成真。1985年以来，他和以他为代表的科研集体不断出奇制胜，其成果举世瞩目。他个人独创的“字形信息压缩和快速复原技术”先后取得了国内外九项专利和多项大奖，被誉为“当代毕昇”，他的欧洲专利是华光与方正电子出版系统的基石，经不断开发、完善和推广，已创造了17亿元的经济效益。
在市场机制正在建立的今天，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谁来重奖王选教授？对此，人们思考过，议论过，酝酿过，但至今尚无下文。迄今他所得到的最丰厚的一笔物质奖励，是北京海淀新技术开发实验区去年奖给他的一万元。这未免让人感到遗憾和困惑，记者为此与有关人士交换了看法。
走访的结果：没有人认为王选不该重奖，也没有人拿得定重奖王选的准主意。
任彦申：应该重奖，但这事多少是个难题
北大党委副书记任彦申开始对接受这一采访主题微有难色——不是不想谈，是不好谈。
关于重奖王选，北大领导层曾多次酝酿过，但尚无下文。
“这事多少是个难题。”任彦申说，“像王选这样的杰出科学家奖励一百万元，都不能算多。可在北大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北大该奖励的人实在太多了！”
“王选的发明成果及其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有市场意识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企业家两相结合的结果，科学家该奖，企业家也该奖；可是，素来以基础和人文学科见长的北大，还有多少换不到美金、钞票的重大成果？比如编纂两千七百多万字的《全宋诗》这样的浩繁工程，需要多少人坐多少年冷板凳？对他们该不该奖？北大文科有国家级大师，理工科有学部委员29个，对他们的杰出贡献又该不该奖？还有以曾毅、陈章良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科学家，许多都是放弃了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服务的……”
“可另一个基本事实是北大全年的经费离1亿元的财政预算还有三千四百万元的缺口，就是加上校办产业应交的部分，还差一千万元，怎么办？因而我在这样的位置上，老有积重难返的感觉，对不起知识分子的感觉。”
“奖励无论多少，都是对个人贡献的一种肯定。但奖励也常常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奖励少数人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如何为多数人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使他们事业上有用武之地，生活上無后顾之忧。知识分子追求高雅、洒脱，鄙视斤斤计较，见利忘义，可如果老是当‘贫农’又怎么潇洒得起来？”
最后，任彦申肯定地表示，对王选还是要奖，迟早要奖的。
王选：不知道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君不见“重赏之下出懦夫”？
王选教授对重不重奖他本人的话题似乎不甚热心。这位智慧过人的科学家谈起话来却总是“跑题”，一心希望记者对方正集团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他手下那些如日中天的年轻人给予更多关注。
他属于50年代培养的富有牺牲精神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了事业的追求，他16年来一直在一线搏击。即使在病榻上，手中的工作也没停止过。他说重奖与否对他工作热情的增减不会有分毫影响。今年春节，他仍然是在紧张的试验中度过的。在他领导的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他坚持拿比工资略低的二等奖金，他还说知识分子的成就感和事业心不是靠金钱获得的。
他不知道重奖对他来说究竟是不是件好事。他更看重身后的科研集体、团队精神。“如果真要重奖，我还真不知道那些钱该怎样用，我又该怎样面对大家，特别是一些在某些方面已超过我的年轻人。君不见有那么多重奖之后‘闹地震’，大家不悦的先例？君不见重赏之下也出懦夫？”他的话中不无担心。
然而他还是掂出了重奖的分量：“在市场机制的形成过程中，重奖不重奖也许已不是我个人的事，它对整个高科技队伍的激励都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可年青的一代有新的道德和价值观，他们还会循着我们这样的轨迹走吗？”
晏懋洵：大家都难受，就只有再去吃大锅饭
北大方正集团总裁晏懋洵是找起来最困难的一个，他给人以旋风般忙碌的印象。他在接受采访时快人快语。
“对科技人员的奖励不是个人拿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对知识分子社会贡献的一种承认。不奖不利于高科技的发展，不利于他们在这个领域攻坚拼搏，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无奢望。”
“王选教授不光是所付出的代价常人不可比，他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也非常人能比，即使在人才济济的北大也属凤毛麟角。他所引发的是一场印刷技术革命，而且由此带动了轻工、化工等一系列行业革命，不奖他奖谁？”
“遗憾的是国内经济在大环境上还不能完全按市场的规则运作的时候，人们常常表现出一方面希望打破僵局，一方面又难以接受突破、变异的矛盾心理。在重奖问题上，领导不奖说不过去，奖了又顾虑受奖人身后的人；群众的心态同样不平衡，在有重奖的一些地方，闹‘地震’的，害红眼病的可谓不少；就是受奖者本人，也觉如芒在背，无所适从，说穿了，还是平均主义思想作祟，这与市场经济的空气极不协调，大家都难受，就只有再去吃大锅饭！”
“这件事说到底，还是一个观念转换更新的问题，也就是说，领导、群众包括受奖者本人，都应该来一次观念的转换，营造一种良好的舆论环境，来促成符合市场规律的奖励机制！”
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是富有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让有重大贡献的人在物质上也首先富有，而不光是头顶光环？这对他们在世界科技的前沿冲锋陷阵何尝不是一种支持力量？
中国的传统常常是实际远比理论滞后，但我们仍期待着为杰出的科技人才制定出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体现劳动价值、可操作的报酬和奖励机制。到那时候，各种奖励将归于自然，不再争议和难产。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1993年12月1日第2版）
王选是50年代就求学继而就任于燕园的北大人。从60年代起，他就以天才加汗水，在计算机领域苦苦追索，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和代价，终把人们眼中的不可思议的梦想摆布成真。1985年以来，他和以他为代表的科研集体不断出奇制胜，其成果举世瞩目。他个人独创的“字形信息压缩和快速复原技术”先后取得了国内外九项专利和多项大奖，被誉为“当代毕昇”，他的欧洲专利是华光与方正电子出版系统的基石，经不断开发、完善和推广，已创造了17亿元的经济效益。
在市场机制正在建立的今天，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谁来重奖王选教授？对此，人们思考过，议论过，酝酿过，但至今尚无下文。迄今他所得到的最丰厚的一笔物质奖励，是北京海淀新技术开发实验区去年奖给他的一万元。这未免让人感到遗憾和困惑，记者为此与有关人士交换了看法。
走访的结果：没有人认为王选不该重奖，也没有人拿得定重奖王选的准主意。
任彦申：应该重奖，但这事多少是个难题
北大党委副书记任彦申开始对接受这一采访主题微有难色——不是不想谈，是不好谈。
关于重奖王选，北大领导层曾多次酝酿过，但尚无下文。
“这事多少是个难题。”任彦申说，“像王选这样的杰出科学家奖励一百万元，都不能算多。可在北大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北大该奖励的人实在太多了！”
“王选的发明成果及其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有市场意识的科学家和有科学意识的企业家两相结合的结果，科学家该奖，企业家也该奖；可是，素来以基础和人文学科见长的北大，还有多少换不到美金、钞票的重大成果？比如编纂两千七百多万字的《全宋诗》这样的浩繁工程，需要多少人坐多少年冷板凳？对他们该不该奖？北大文科有国家级大师，理工科有学部委员29个，对他们的杰出贡献又该不该奖？还有以曾毅、陈章良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科学家，许多都是放弃了在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国服务的……”
“可另一个基本事实是北大全年的经费离1亿元的财政预算还有三千四百万元的缺口，就是加上校办产业应交的部分，还差一千万元，怎么办？因而我在这样的位置上，老有积重难返的感觉，对不起知识分子的感觉。”
“奖励无论多少，都是对个人贡献的一种肯定。但奖励也常常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奖励少数人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如何为多数人创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使他们事业上有用武之地，生活上無后顾之忧。知识分子追求高雅、洒脱，鄙视斤斤计较，见利忘义，可如果老是当‘贫农’又怎么潇洒得起来？”
最后，任彦申肯定地表示，对王选还是要奖，迟早要奖的。
王选：不知道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君不见“重赏之下出懦夫”？
王选教授对重不重奖他本人的话题似乎不甚热心。这位智慧过人的科学家谈起话来却总是“跑题”，一心希望记者对方正集团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他手下那些如日中天的年轻人给予更多关注。
他属于50年代培养的富有牺牲精神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了事业的追求，他16年来一直在一线搏击。即使在病榻上，手中的工作也没停止过。他说重奖与否对他工作热情的增减不会有分毫影响。今年春节，他仍然是在紧张的试验中度过的。在他领导的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他坚持拿比工资略低的二等奖金，他还说知识分子的成就感和事业心不是靠金钱获得的。
他不知道重奖对他来说究竟是不是件好事。他更看重身后的科研集体、团队精神。“如果真要重奖，我还真不知道那些钱该怎样用，我又该怎样面对大家，特别是一些在某些方面已超过我的年轻人。君不见有那么多重奖之后‘闹地震’，大家不悦的先例？君不见重赏之下也出懦夫？”他的话中不无担心。
然而他还是掂出了重奖的分量：“在市场机制的形成过程中，重奖不重奖也许已不是我个人的事，它对整个高科技队伍的激励都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可年青的一代有新的道德和价值观，他们还会循着我们这样的轨迹走吗？”
晏懋洵：大家都难受，就只有再去吃大锅饭
北大方正集团总裁晏懋洵是找起来最困难的一个，他给人以旋风般忙碌的印象。他在接受采访时快人快语。
“对科技人员的奖励不是个人拿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对知识分子社会贡献的一种承认。不奖不利于高科技的发展，不利于他们在这个领域攻坚拼搏，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无奢望。”
“王选教授不光是所付出的代价常人不可比，他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也非常人能比，即使在人才济济的北大也属凤毛麟角。他所引发的是一场印刷技术革命，而且由此带动了轻工、化工等一系列行业革命，不奖他奖谁？”
“遗憾的是国内经济在大环境上还不能完全按市场的规则运作的时候，人们常常表现出一方面希望打破僵局，一方面又难以接受突破、变异的矛盾心理。在重奖问题上，领导不奖说不过去，奖了又顾虑受奖人身后的人；群众的心态同样不平衡，在有重奖的一些地方，闹‘地震’的，害红眼病的可谓不少；就是受奖者本人，也觉如芒在背，无所适从，说穿了，还是平均主义思想作祟，这与市场经济的空气极不协调，大家都难受，就只有再去吃大锅饭！”
“这件事说到底，还是一个观念转换更新的问题，也就是说，领导、群众包括受奖者本人，都应该来一次观念的转换，营造一种良好的舆论环境，来促成符合市场规律的奖励机制！”
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是富有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让有重大贡献的人在物质上也首先富有，而不光是头顶光环？这对他们在世界科技的前沿冲锋陷阵何尝不是一种支持力量？
中国的传统常常是实际远比理论滞后，但我们仍期待着为杰出的科技人才制定出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体现劳动价值、可操作的报酬和奖励机制。到那时候，各种奖励将归于自然，不再争议和难产。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1993年12月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