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纠谬》对《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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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运震在《读史纠谬》卷四中对《三国志》的编纂体例、史实真伪、观点高下等做出具体的指陈,特别是结合《诸葛亮传》及有关诸葛亮的事迹,评断史法得失、史文曲直、史体是非、史实正误、史识短长。通过这些论断,可以管窥其史学批评的风格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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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经典西传过程中,不仅义理层面的阐发、大量名物制度的诠释需要下考据功夫,而且要回到经学注疏语境,将训诂与翻译相辅相成,才能等值和真值地阐释其中精髓。理雅各英译本和顾赛芬法译本具有较高的训诂学意识,其注释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注疏的接受基础上,可视为西儒译经的范本。通过以《礼记·檀弓》译文为个案,结合经学研究和话语研究方法,考察两译本对古代丧服制度的跨文化经义重构与诠释困境。
宋荦《西陂类稿》一书版本较多,有康熙五十年(1711)宋氏精刻本、宋至等增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三贤政书本、清抄本、河南中医药大学藏抄本和民国六年(1917)宋氏重刻本等。各个版本的篇目和内容不尽相同,刊刻也精粗不一,但都对清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国时期,各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评价诸葛亮,观点各异。西晋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确立了诸葛亮忠臣良相的历史地位。东晋史家则陷入具体细节的论辩,对诸葛亮的评价有的有失公允、有的自相矛盾,但维护其忠臣良相的地位依旧。
在《直隶汝州全志》中,清代义士之义是地缘之义。首先,义士必须是本地人,农民、士人、职员、工商业者、医者、乡绅、吏员、佣工,只要做义举时没有官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义士,包括女性。其次,其义举必须义笃乡里,只要行义的对象不是自己的配偶、子女,就是做义举。清代义士的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在地方社会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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