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15年12月1日凌晨1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Christine Lagarde宣布，正式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以下简称SDR）货币篮子。IMF同时公布，人民币在SDR的权重为10.92%。
　　至此，这个被认为是2015年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尘埃落定。
　　英国央行（BOE）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前委员Deanne Julius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表明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已被认可。
　　“这不仅对中国有好处，对其他经济体也有好处。它将使中国更容易吸引外来投资，也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并将鼓励中国继续在实现货币可兑换的道路上前行。我们期待更多的由此带来的贸易和投资机会。”Deanne Julius说。
　　随着人民币加入SDR正式生效，人民币将成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第一个真正新增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也是第一个按可自由使用标准加入的SDR货币。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的重要支柱
　　SDR是IMF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补充性储备资产，与黄金、外汇等其他储备资产一起构成国际储备。根据2015年11月30日的汇率，1单位SDR约相当于1.37217美元。
　　要了解SDR，先要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说起。
　　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基本内容包括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该体系下，只有黄金和美元是储备资产。黄金的供给很少，美国只能通过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向世界提供更多美元作为国际基础货币。
　　但随着美国贸易逆差持续，布雷顿森林体系也逐渐显现出自身缺陷，人们对固定的美元对黄金比率的信心一点点被侵蚀。
　　到20世纪60年代初，第一次美元危机证明，以一国货币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因此，1969年的IMF年会，正式通过了“十国集团”提出的储备货币方案，避免实行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发生崩溃。
　　根据这一方案，1970年，被称为“纸黄金”的SDR开始发行。作为一种补充性的国际储备资产，SDR是对美国以外美元供给的补充。它由IMF按会员缴纳的份额，给各参加国分配后即成为会员国的储备资产，可用于偿还IMF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的国际收支逆差。
　　上世纪80年代，SDR主要组成货币包括美元、德国马克、法郎、英镑、日元，90年代欧元诞生后，马克和法郎退出，正式形成了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大货币构成。
　　IMF对SDR货币篮子构成每五年评估一次。一国货币能否加入SDR有两个条件，即该国出口货物和服务总量位居所有成员国前列，货币“可自由使用”。
　　2010年为何被拒
　　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国之一，人民币加入SDR即“入篮”被提上日程。
　　2010 年，人民币首次申请加入 SDR。但是，由于资本账户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此次评估中，人民币被认为未达到“自由使用”标准，因此未能如愿。
　　2011年3月，在南京举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上，25个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讨论，虽然法、美代表都提议把人民币纳入SDR，但却也同时加上了重重限制条件。
　　当时还担任法国财长的Christine Lagarde公开对媒体表示，任何一种货币纳入SDR，需满足三个原则性条件：一是货币的可自由兑换，二是汇率的灵活性，三是央行的独立性。显然，此时的Christine Lagarde并不认为人民币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倡议联合主席、全球政策发展学教授Kevin P. Gallaghe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长时间以来，西方一些人对人民币被纳入SDR这件事有双重标准，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广泛地作为一种交易货币使用，但是仍然被批评为不像西方国家货币那样能自由兑换。
　　“法郎、德国马克、美元都曾被纳入SDR，但是法国、德国、美国都有资本管控，中国的资本管控帮助中国免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是谨慎管理一种全球货币的典范。”他说。
　　为什么“松口”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此次人民币实现“入篮”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过去5年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尤其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进展是关键条件。
　　“虽然市场经济体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然而经过几十年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使得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健全。”卢锋说。
　　事实上，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人民币可兑换进程一直在不断推进。“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十八届三中全会亦要求“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2015年，在“十二五”收官之年，有关部门以争取人民币“入篮”为契机，加大了推进资本项可兑换力度。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曾公开表示，中国正在与IMF积极沟通，希望人民币在可见的、不远的将来能够成为SDR的篮子货币。 　　201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时表示，目前正在从三方面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通过推动境内境外的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推进资本市场更加开放、准备对《外汇管理条例》进行新一轮修改。
　　然而，2015年年初，有关人民币加入SDR依然存在各种声音。
　　卢锋说：“2015年2月，我参加一次与IMF高官交流的内部座谈会，对方谈及人民币‘入篮’可能时出语极为谨慎，大意是说中国迟早会加入，但是过早加入反而不好，听起来像是要‘婉拒’的托辞。美国财金部门高官以及IMF总裁对此问题公开表态也同样比较保留，较多强调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程度仍有待改进。”
　　但事情随后出现转机。2015年3月，英国有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之一。随后，包括法、德、意等多个西方国家均宣布加入亚投行。
　　在西方国家纷纷响应亚投行倡议后，国际上对于人民币“入篮”的态度悄然朝积极方向转变。2015年5月26日，IMF第一副总裁David Lipton罕见地对媒体公开表示，当前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估值处于合理水平，并欢迎人民币申请加入SDR货币篮子。
　　卢锋认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筹建亚投行获得国际社会的呼应，这显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被广泛接受，也显示了中国经济影响力日趋增大。这些也应是西方人士在人民币“入篮”问题上“松口”的重要考量。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他认为人民币纳入“篮子”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即以打造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高效的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体系，只不过这个目标正好和加入SDR需要满足的要求是相吻合的。
　　
　　首脑外交的关键作用
　　尽管亚投行之后，人民币“入篮”朝向积极发展，但事情仍是一波三折。
　　2015年5月29日，在德国德累斯顿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德国财长Wolfgang Schaeuble表示，财长们原则上一致认为应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不过仍需完成相关技术性审查。这些信息显示人民币“入篮”取得重大进展。
　　然而，就在人民币入篮前景趋于明朗之际，2015年6月底，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剧烈波动。针对当时的紧急形势，中国政府实施了包括限制股东减持股份、鼓励增持、大资金入市等多种特殊措施稳定市场。
　　“这一突发变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国外出现了以此质疑中国金融政策承诺有效性的观点。后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引发汇市波动与相关应对政策，也在国外引发了较多反应和评论。”卢锋说。
　　他说：“西方一些观点不太认同中国政府干预股市，这使得他们可以从技术层面找茬阻止人民币加入SDR。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在救市中整体的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9～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分别对美国和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均把人民币加入SDR纳入最高级别讨论议题。
　　习近平访英期间，中英发表的联合宣言显示，“英方支持人民币在满足现有标准的前提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轮特别提款权审查中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习近平访美成果清单显示，美国重申在人民币符合IMF现有标准的前提下支持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审查中纳入SDR“篮子”。双方承诺尊重IMF在SDR审查中的程序和流程，并将在人民币加入SDR事宜上加强沟通。
　　由此可见，首脑外交对人民币成功“入篮”发挥了关键推动作用。
　　上述形势下，IMF对人民币“入篮”的技术评估顺利推进。
　　人民币“入篮”是双赢
　　在IMF正式批准通过人民币纳入SDR后，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刊登出表示欢迎的消息。
　　央行表示，欢迎IMF执董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决定，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肯定。人民币加入SDR有助于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和世界是双赢的结果。
　　卢锋表示，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有关部门为人民币加入SDR创造条件而出台的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开放，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利用争取人民币‘入篮’对资本账户可兑换要求，借助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与资本账户可兑换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进一步果断推进改革，使金融自由化成为不可逆过程，不仅有助于我国金融业竞争度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且对宏观调控科学化以及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都具有积极意义。”他说。
　　不过，方正证券研究所高级宏观分析师杨为敩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人民币加入SDR后不会对中国的汇率贬值存在太大压力，一是因为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遏制了贬值空间，二是加入SDR，各国对人民币资产配置会增加，人民币需求的增加也会促使其缓慢升值。”
　　赵锡军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后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此基础上，中国要考虑如何与其他四种货币进行竞争以及如何持续满足基金组织的要求和条件。
　　不过，在赵锡军看来，人民币加入SDR的最大获利方是IMF。
　　“人民币加入SDR将使其代表性更强、更广泛、更客观，也使得IMF地位更巩固。SDR是IMF创建的资产，资产稳固增强了，IMF自身也将受益。”。
　　“人民币加入SDR对于IMF的183个会员国也有很强的意义，在人民币加入SDR后，将为这183个会员在投资决策、外汇储备上扫清道路。”赵锡军说。
　　（特约撰稿张传玮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