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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高勇所著《我给胡耀邦当秘书》简体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的百岁诞辰刚刚过去，在这本九章27万字的书中，担任了胡耀邦七年秘书的高勇，用亲身经历，回顾了胡耀邦任职团中央书记之后的诸多往事，以及胡耀邦骨灰安放在共青城的经过。
在一个人的历史上，不定哪一步就是个转折。
胡耀邦1952年7月由川北调来北京。当时他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据传他可能到政务院（国务院前身）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后因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斌忽然要调动，急需有人接替他的工作，于是刘少奇推荐了三位接替人选：胡耀邦、谭启龙、陈丕显。名单呈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那年他37岁。
七年后，1959年2月的一天，在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当干事的我（作者高勇），被部长姚文远找去谈话。他说：“耀邦同志那里现在只有刘崇文一位秘书，由于工作忙，刘崇文已累得患了神经官能症。因此，组织上准备要你去给耀邦同志做机要秘书。”并说：“这事已报请中央组织部审查同意，耀邦同志也同意了。”
“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
我先见了刘崇文秘书，随后他陪我去见胡耀邦。耀邦坐在沙发上正在思考着什么。刘秘书说：“耀邦同志，高勇同志来上班了。”我说：“耀邦同志，我来向您报到了。”胡耀邦说：“好嘛！”
胡耀邦对我们两人说：“过去这里只有一个人，有些工作顾不上做，刘秘书的工作大约是机要工作占百分之七十，团的业务工作占百分之三十。今后高勇要把刘崇文原来那百分之七十的机要工作扩大为百分之百，刘崇文要把原来那百分之三十的团的业务工作也扩大为百分之百，这样成为两个百分之百，两方面的工作就都可以做好了。过去一个人工作忙不过来，现在两个人来做原来一个人的工作，事情不会很多。如果还有时间，干什么呢？那就要多思考问题，多读书。”
耀邦对工作要求很高很严。我分工机要工作，耀邦同志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把文件管好，不丢失、不泄密就行了，而是要在处理这些文件方面给他当助手。
尽管刘秘书介绍得很详细、很具体，但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比如选送文件，要选得很恰当、很准确，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摸索、体会。再比如在文件上帮助画重点，开始我就画不好，常常一边看一边画，认为哪句话重要，就在下边画一个红杠。可是等看到后边的，觉得有的话、有的数字更重要，就在下边画一条波纹线，以示区别。及至又发现更重要的话和数字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画了，只好画双杠或双波纹线。结果文件上都是红笔杠杠，连我自己也分不清哪是重点了。
由于那时我到胡耀邦身边工作时间不久，他还不好意思批评我，就对刘秘书说：“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一天，刘秘书将这话告诉了我，当时我俩都笑了。
做机要工作，常常接触大量的反面材料，既有反映国内社会上、工作中阴暗面的材料，也有国际上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反动材料，这些材料，对领导者了解动态、掌握情况、研究问题、指导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长期地大量地接触这些东西，就有个自觉地增加“免疫力”，防止受消极影响的问题。
胡耀邦对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很注意这个问题，从关心爱护出发，经常提醒我们，指导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他说国内情况的这些《内部参考》材料，都是一些极端的个别事例，集中起来看，感到不得了，其实，这不是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国家这么大，总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全国的主要情况，是光明的，是有很大成绩的。
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
我还兼管胡耀邦家的财务收支，事情并不多。胡耀邦和夫人李昭从不看重钱，他们都不大过问家里有多少钱，当然他们都知道自己家里本来就没多少钱。
我管财务只管大账，每月收入主要是两笔，一是胡耀邦的工资，二是李昭同志每月从她的工资中交回70元。除此之外，偶尔有几十元稿费收入。
胡耀邦当时每月标准工资是414元，那个年代不但没有任何奖金、补贴之类，而且中央还规定行政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每月减发百分之一的工资。这样，每月扣除房租、家具租金、水电费和缴纳党费等，仅剩300来元，全家8口人，3个子女都上学（当时次子刘湖未到北京），两位老人需要赡养，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侄女要补贴一些，老家一位年迈的姐姐也需要隔三岔五地接济一点，各种开支都靠这点工资。
他还有两大“嗜好”，一是抽烟，二是买书，每月总得花几十元买烟买书。胡耀邦和李昭又好客，家里来客很多，客饭招待也不少。因此，每月很少有结余。如有结余，我们就替他存起来。但一个活期存折，多少年上面的存款余额也只有400余元，存款数老是难得增加。
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睡，饿了，李汉平有时给他煮一小碟带皮花生，或在锅里烙几片白薯。
胡耀邦穿衣也很简朴。在家时，夏天穿个圆领汗衫，冬天穿一件旧灰色毛衣，五粒纽扣还不一样，有一粒是后来配的；脚上则一年四季是穿一双拖鞋。只是外出参加会议时，才穿一双旧皮鞋和中山装。
最有趣的是1962年9月，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率领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当时规定的制装费150元，只能做一套衣服和购置一些零星用品。但9月份去欧洲需带大衣，胡耀邦的咖啡色呢面大衣已褪了色，领子发了白，而且由于太旧了，熨不平。想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借一件，又因耀邦个子小，没有那么短的大衣，找不到合适的。
当时我有一件新做不久的烤花呢大衣，我提议穿我的，因为我的个子同耀邦差不多。他说可以试一试。拿来一试，能凑合，除了肥一点，长短合适。李汉平送到洗衣店熨了熨平，耀邦就穿了我的大衣出国了。
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这在中央委员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骨灰为何不葬在八宝山
胡耀邦逝世后，有一位记者在198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耀邦逝世前，一次偶然的家中聊天，他谈到自己身后的愿望：“我死了，不想到八宝山去。我希望共青城的青山绿水能成为长眠的地方。”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夫人李昭真真切切地记下了这句话。
4月15日，耀邦逝世，这句话竟然成了他的遗嘱。很快，李昭便把他的这一夙愿转告了对耀邦及其一家相当熟悉的共青人。这便是耀邦骨灰安置在共青城的来历。
事实是，胡耀邦生前从来没有谈到过死后葬身何处的问题，他也从未想到过他会一病不起，突然去世。就在逝世前的几分钟，他还充满自信地对李汉平说：“不要紧，我很快会好的。”根本不存在那种“家庭聊天”和“遗嘱”。决定安葬在共青城是李昭经过反复考虑，同子女们共同商量，以及征求了我们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并且请示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准后才定下来的。
1990年12月5日8点30分，胡耀邦的骨灰在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的护送下，在李昭及其子女和耀邦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的陪伴下，飞上了蓝天，离开了北京。
共青城的人民由衷地欢迎胡耀邦安葬在这里，他们认为这是共青人的荣耀。（摘自《看天下》）
在一个人的历史上，不定哪一步就是个转折。
胡耀邦1952年7月由川北调来北京。当时他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据传他可能到政务院（国务院前身）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后因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斌忽然要调动，急需有人接替他的工作，于是刘少奇推荐了三位接替人选：胡耀邦、谭启龙、陈丕显。名单呈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那年他37岁。
七年后，1959年2月的一天，在团中央组织部秘书科当干事的我（作者高勇），被部长姚文远找去谈话。他说：“耀邦同志那里现在只有刘崇文一位秘书，由于工作忙，刘崇文已累得患了神经官能症。因此，组织上准备要你去给耀邦同志做机要秘书。”并说：“这事已报请中央组织部审查同意，耀邦同志也同意了。”
“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
我先见了刘崇文秘书，随后他陪我去见胡耀邦。耀邦坐在沙发上正在思考着什么。刘秘书说：“耀邦同志，高勇同志来上班了。”我说：“耀邦同志，我来向您报到了。”胡耀邦说：“好嘛！”
胡耀邦对我们两人说：“过去这里只有一个人，有些工作顾不上做，刘秘书的工作大约是机要工作占百分之七十，团的业务工作占百分之三十。今后高勇要把刘崇文原来那百分之七十的机要工作扩大为百分之百，刘崇文要把原来那百分之三十的团的业务工作也扩大为百分之百，这样成为两个百分之百，两方面的工作就都可以做好了。过去一个人工作忙不过来，现在两个人来做原来一个人的工作，事情不会很多。如果还有时间，干什么呢？那就要多思考问题，多读书。”
耀邦对工作要求很高很严。我分工机要工作，耀邦同志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把文件管好，不丢失、不泄密就行了，而是要在处理这些文件方面给他当助手。
尽管刘秘书介绍得很详细、很具体，但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比如选送文件，要选得很恰当、很准确，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摸索、体会。再比如在文件上帮助画重点，开始我就画不好，常常一边看一边画，认为哪句话重要，就在下边画一个红杠。可是等看到后边的，觉得有的话、有的数字更重要，就在下边画一条波纹线，以示区别。及至又发现更重要的话和数字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画了，只好画双杠或双波纹线。结果文件上都是红笔杠杠，连我自己也分不清哪是重点了。
由于那时我到胡耀邦身边工作时间不久，他还不好意思批评我，就对刘秘书说：“高勇这个人，对文件乱画。”一天，刘秘书将这话告诉了我，当时我俩都笑了。
做机要工作，常常接触大量的反面材料，既有反映国内社会上、工作中阴暗面的材料，也有国际上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反动材料，这些材料，对领导者了解动态、掌握情况、研究问题、指导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长期地大量地接触这些东西，就有个自觉地增加“免疫力”，防止受消极影响的问题。
胡耀邦对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很注意这个问题，从关心爱护出发，经常提醒我们，指导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他说国内情况的这些《内部参考》材料，都是一些极端的个别事例，集中起来看，感到不得了，其实，这不是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国家这么大，总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全国的主要情况，是光明的，是有很大成绩的。
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
我还兼管胡耀邦家的财务收支，事情并不多。胡耀邦和夫人李昭从不看重钱，他们都不大过问家里有多少钱，当然他们都知道自己家里本来就没多少钱。
我管财务只管大账，每月收入主要是两笔，一是胡耀邦的工资，二是李昭同志每月从她的工资中交回70元。除此之外，偶尔有几十元稿费收入。
胡耀邦当时每月标准工资是414元，那个年代不但没有任何奖金、补贴之类，而且中央还规定行政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每月减发百分之一的工资。这样，每月扣除房租、家具租金、水电费和缴纳党费等，仅剩300来元，全家8口人，3个子女都上学（当时次子刘湖未到北京），两位老人需要赡养，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侄女要补贴一些，老家一位年迈的姐姐也需要隔三岔五地接济一点，各种开支都靠这点工资。
他还有两大“嗜好”，一是抽烟，二是买书，每月总得花几十元买烟买书。胡耀邦和李昭又好客，家里来客很多，客饭招待也不少。因此，每月很少有结余。如有结余，我们就替他存起来。但一个活期存折，多少年上面的存款余额也只有400余元，存款数老是难得增加。
每天晚上他都要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才睡，饿了，李汉平有时给他煮一小碟带皮花生，或在锅里烙几片白薯。
胡耀邦穿衣也很简朴。在家时，夏天穿个圆领汗衫，冬天穿一件旧灰色毛衣，五粒纽扣还不一样，有一粒是后来配的；脚上则一年四季是穿一双拖鞋。只是外出参加会议时，才穿一双旧皮鞋和中山装。
最有趣的是1962年9月，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率领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当时规定的制装费150元，只能做一套衣服和购置一些零星用品。但9月份去欧洲需带大衣，胡耀邦的咖啡色呢面大衣已褪了色，领子发了白，而且由于太旧了，熨不平。想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借一件，又因耀邦个子小，没有那么短的大衣，找不到合适的。
当时我有一件新做不久的烤花呢大衣，我提议穿我的，因为我的个子同耀邦差不多。他说可以试一试。拿来一试，能凑合，除了肥一点，长短合适。李汉平送到洗衣店熨了熨平，耀邦就穿了我的大衣出国了。
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这在中央委员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骨灰为何不葬在八宝山
胡耀邦逝世后，有一位记者在198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耀邦逝世前，一次偶然的家中聊天，他谈到自己身后的愿望：“我死了，不想到八宝山去。我希望共青城的青山绿水能成为长眠的地方。”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夫人李昭真真切切地记下了这句话。
4月15日，耀邦逝世，这句话竟然成了他的遗嘱。很快，李昭便把他的这一夙愿转告了对耀邦及其一家相当熟悉的共青人。这便是耀邦骨灰安置在共青城的来历。
事实是，胡耀邦生前从来没有谈到过死后葬身何处的问题，他也从未想到过他会一病不起，突然去世。就在逝世前的几分钟，他还充满自信地对李汉平说：“不要紧，我很快会好的。”根本不存在那种“家庭聊天”和“遗嘱”。决定安葬在共青城是李昭经过反复考虑，同子女们共同商量，以及征求了我们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并且请示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准后才定下来的。
1990年12月5日8点30分，胡耀邦的骨灰在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温家宝、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的护送下，在李昭及其子女和耀邦生前身边工作人员的陪伴下，飞上了蓝天，离开了北京。
共青城的人民由衷地欢迎胡耀邦安葬在这里，他们认为这是共青人的荣耀。（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