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称可以预言未来的符号为谶，其中凡见诸语言文字的都属于谶语。一般人都注重话语、诗歌中的谶语，也时见今人有专文论及。联中的谶语为数甚少，因而为论者所忽视，笔者特搜罗数联，以补阙漏。
　　清朝时一位私塾先生曾出一上联：“益者三友松竹梅”，要学生对出下句，一特别颖悟的学生应声而答道：“加我数年解会状。”对得不但工整，且充满了要连中三元的豪气。先生赞赏之余也不无忧虑，因为“加我数年”四字透露出迟暮之感，对于一个年轻的学生来说是不吉利的。不久，这位学生遽然而逝，先生的忧虑不幸成真。
　　纪晓岚任四库全书总纂官时曾引某君之一联：“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他开玩笑道：“此二句可作我他年之挽联。”身边一位同僚说：“此联只有陆耳山副宪足以当之。”几天后陆的讣告就到了京城，几乎是这位同僚的话音刚落，陆耳山在千里之外即应声而殒。原来是陆耳山衣物准备不足，适逢气温骤降，遂冻僵于旅馆中。当时人都认为是语谶。
　　清光绪年间，杨锐为戊戌变法遇难的六君子之一。当其于是年八月十三日问斩后，人们注意到他住宅大门两侧的一副对联：“月中渐见山河影，天上新承雨露恩。”上联为苏轼《八月十三日玩月》中诗句，其中的“渐”字为三点水加一“斩”字组成，正应了六君子被难的十三日之后一数字。
　　谶语多为凶兆，然而即是预言未来，这未来必定也有吉利祥瑞之事。清光绪年间，京城有名“扶云”的伶人，色艺冠绝一时，学士黄漱兰十分欣赏，稍有闲暇即前往捧场。一日在酒座中，席间有人说：“扶云老斗”颇不易对。当时京城里称亲近伶人者为“老斗”，因此用以调侃黄漱兰。黄漱兰才思敏捷，应声而对出下句：“指日高升”，不数日，他果然升迁。民国时雷瑨将此则轶事收入《文苑滑稽联话》，并拟题为“联谶”。
　　谶语之预言未来不过是一种巧合，人生中发生了重大事情，人们总爱在其过往的言行中去寻找与之相关的蛛丝马迹，一旦有偶合现象，便附会为谶纬。这种不科学的观念近现代以来仍然顽固地存在，就连一些思想开明、学识渊博者也不例外。
　　民国大儒章太炎，十分赏识其弟子黄侃，力劝其著书立说。黄侃却认为观点还不够成熟，坚持要至五十岁后才动笔。1935年黄侃五十岁生日时，章太炎赠一联以促其兑现自己的承诺。其联曰：“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上联说黄已到了五十岁的知命之年，下联促其将胸中的锦绣付之竹帛，著书立说。不久，黄侃因饮酒过量而亡。噩耗传来，章太炎才猛然发现，其联语中竟暗藏了“绝命书”三字，他为联语成谶而痛悔不已。
　　上世纪五十年代，张伯驹曾在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处做客，回家后偶得一联：“并气同芳，入室芝兰成眷属；还珠合镜，升天梅福是神仙。”联语中嵌入了其夫妻二人的姓名，十分工巧。当时梅兰芳已经逝世，下联一时不可理解。不数日福芝芳即辞世，正应了下联所言，其巧合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