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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国学教育”是目前语文界最热门的话题，这也是一种人心所向。但这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国学教育的内涵是什么？国学教育的当代价值是什么？传统国学教育和当代西方教育相比较，它的优点和不足在哪里？我们现在提倡的国学教育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哲学取向和文化体系？明白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国学教育的殿堂。《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论——中西文化对话视野的国学学习哲学》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愿意和语文界同仁互相切磋，共同促进语文课程与教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语文教育发展史，实质上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国学教育发展史。国学的基本内容是经、史、子、集；国学的基本精神是民本意识、良知实践；国学实践的至境是真、善、美。国学教育的现代化就是发掘国学典籍中的现代因素，让国学与现代文明对接的思想文化现象，当代语文课程承担着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国学教育的语文课程化，就是通过发展青少年的良知情感，塑造青少年的中华人格，崇尚承载国学文化的中国语文之尊严，在有国学知识内涵、有思维建构过程、有审美体验活动、有言语产品生成的学习实践中，把中国语文道路延伸向五洲四海的创新之旅。
要研究传统的国学教育，应该首先了解当代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世界各地的教育正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与抉择？中国教育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科学知识与现代技术，生态环境与人际交往，这些和人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矛盾的，对立的，并列的，还是圆融的？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应该进行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呢？
也许，深入认识西方教育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会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找到有价值或有启迪性的参照系。西方现代主客二元论哲学总是以客观的、系统的、先导的方式引领社会的发展规模和人的存在方式，所以，西方世界以掌握了发达的科学技术而骄傲。但是西方人逐渐意识到，科学技术反过来像“罂粟”一样左右了人的思维空间和行为方式，人的精神和生活被技术化、病态化了。德国哲学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的《后现代文化》认为：生活世界的电脑黑客文化和日常文化适应并服从于电脑的现象，是一种文化病态。危险在于我们不能抗拒意识的技术化，不能抗拒由信息技术控制的表达和理解能力的狭隘化，这种病态文化因素就会普遍化，并塑造人的精神与日常生活。法国哲学家利科的《解释的冲突》认为：科学思维语言使我们远离了这个世界，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文学艺术的语言向我们显示了更深的属于实在的模式，它以似非而是的方式，通过根本实在所创造的话语，把我们同这个根本实在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D·G·史密斯的《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认为：中国古代的学说所以令西方人心驰神往，是因为中国文化源自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西方，这些关系几乎被科学毁灭殆尽。
那么，西方哲人要从中国古代智慧中学习什么东西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教育的优点和问题，以便在未来的发展中少走弯路呢？
中国古代文化以尽心知天，践仁成仁的主客一体精神和西方主客二元论思想趋向迥异又相映成趣。中国古代哲学视人心和宇宙、人性和践行、亲情和家国为一体，以内敛、至善实践的方式展示人的存在性追求，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但这种内敛的方式彻底地忽略了对民主制度的勾勒与建设，延缓了封建社会的存在历史；不假外求的态度客观上轻视了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探求，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多领域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西方需要道德精神，需要文化智慧，需要人的自然生活方式，才能从科技囹圄中解放出来。我们追求的正是人家批判的，人家所推崇的却是我们曾否定的。这种戏剧般的对话，迎来了中西哲学合璧发展的新时代，主客一体无疑是对话中的最强音。
西方后现代主义严厉地批判了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科学技术的种种弊端，却对主客体尚未分离的文学语言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认为文学语言可以唤醒人的审美潜能，使人回归主客体尚未分离的世界，有望消解和医治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类社会的种种病态状况。“主客一体”教育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促进人全面而健康的发展。中国的教育史，基本上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语文教育史，因为古代语文的内涵丰富，经史子集应有尽有，所以说中国语文教育史也就是国学学习发展史。文学语言是教育过程中所有对话者的精神家园，文学语言把教师、学生、作者、作品、时代凝聚成了一个对话的共通体。本来客观存在的作者之浩然正气、作品的语言魅力、教师的教学智慧在学习对话中会同化顺应于学生的主观世界里，以“知言养气”的方式变换为“主客一体”的学生道德精神与学生生存能力，从而真正脱离“主客二分”的知识教育轨道，使学生回归人的发展状态，践履有尊严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论——中西文化对话视野的国学学习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对话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视域下，以中国母语教育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事件与代表人物为中介，寻求解决现代教育问题的种种可能性途径。为了防止片面的就事论事研究方式，本研究通过哲学研究以明了方向、文化研究以展示内容、教育研究以呈现策略，实践研究以凝聚智慧，希望立体地展示促进人之发展的美丽蓝图。
此论著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认识西方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是如何批判主客二元论哲学对社会发展、对人性发展的危害性及其种种表现形式的，同时认识他们是如何思考中国古代哲学儒道释合一的精神对人性良知的发展及其教育价值的。其次，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合一、践仁成仁的内敛道德修养方式对医治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假恶丑症候的精神意义和实践价值，认识古代传统漠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国家落后、民族受辱的惨痛历史教训。最后在品味鉴赏文学经典作品的过程中，用言语把中西文化、自由人生、科学之梦共同引向主客一体的精神家园。
专著的研究方法是“一心二门，十字打开”，也就是说人的发展必须向内收摄，对话“良心”，呵护和发展人性的良知萌芽，在“至善实践”中建构人与自身的存在性关系；还须在人生坐标的一边向外打开“科学实践”之“真”门，学习和掌握生涯发展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建构人与知识的文化性关系；同时在人生坐标的另一边向外打开“生态实践”之“美”门，建构人与环境、与他人的社会性关系。这样，人生坐标的纵横方向会自然“十字打开”，一条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人生之路便畅通了。蕴含在其中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对话方法，即通过中西哲学、古今教育与文学作品的对话，重建人与他人的社会性关系、人与自身的存在性关系、人与文学的文化性关系，从而建构本研究的逻辑体系。现象学方法，即面向事实本身，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及其论著、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解，以获得无预先假定的文化意识的认知，消解各种固有框框束缚人性发展的现象。比较研究方法，把西方后现代主义方法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进行比较研究，寻找适合于解决现代教育各种问题的最优化途径。 专著本着中西文化的对话视野，从诸方面论述了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之路。
以人为本——先秦儒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教育宗旨。先秦儒学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孟子等将“民本意识”、“至善实践”作为古代教育的宗旨，以“兴观群怨”、“知言养气”作为母语教育的基本方式，以人的自我追求、自我成长、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修身——齐家”过程与建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社会秩序相与为一作为古代教育的起点和归宿。这种追求以人为本、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教育理念、实践趋向和现代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教育思想正发生着穿越时空的撞击与共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提倡的“人与自然同一”、“回归团体”、“全球伦理”等教育观念的意义，就是个人不能离开集体，离开社会，离开自然而生活，个人、社会、自然应该是一个和谐同一的整体；每个人在全球伦理秩序中有自己最恰当的位置，当你寻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教育的作用是帮助每个人寻找这个位置。未来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和谐、合作和奉献，这和先秦儒家的教育追求何其相似乃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孔子学院”在全世界迅速发展的社会意义与实践价值。孔子、孟子、荀子是先秦儒学思想家，同时又是古代母语教育——“诗教”的理论家与实践家，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文化瑰宝。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学习甲编的内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然人性——老庄之道与存在主义的审美理想。西方存在主义思想家认为，课程内容应侧重文学、艺术、语言等领域，以发展人的“审美理性”，超越“工具理性”对人的束缚。存在主义排除了三种传统观念，即：教育首先是为了使文化遗产永存而建立的社会机构；教育是传递永恒真理的途径；教育是使青年适应民主社会生活的工具。取代这些观念的，是让教育为个人而存在，让教育教给个人自发地和真实地生活，正如他自己的本性所要求他的那样。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是人性践履的极致选择，善利万物，润物无声，不争名利，就可以达到“无为”的自然状态；自然人性的最高境界是“海下百川”，经过自然的造化、道德的涵养、物理的完形、环境的成就，从而达到“无不为”的理想状态。庄子以自然无为为最高精神境界，他的散文充满诗情画意，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精神。他认为人只有从精神上不被外在的有限事物所束缚所局限，心灵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如果不顺其自然而强为之，则会使人迷失本性。西方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宗师庄子，他们都选择了文学样式传达自己的审美理想，通过展示人的自然存在方式来引领自然人性之美。学习乙编的内容，在西方存在主义理论和老庄学说的视界融合之境，体悟古代审美文化的魅力，有助于实现我们的母语教育之中国梦。
自由人格——玄学禅宗与西方现象学的人性追求。纯粹现象学认为，最基本的逻辑规律是被直觉到的，而且被直觉到的东西不以任何其它东西为前提。本质直觉的方法就是以获得非经验的、无预先假定的本质和本质规律目标的一种认识方法。它的基本原则是“面向实事本身”。胡塞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热切渴望的东西或许有违于美学的理想，因为发现自由生长所具有的素朴之美更具有诱惑力。现象学就是要确立一种“能够陶冶我们的心灵和唤起我们的活力”的哲学观念。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提倡“以无为本”的哲学观点和“得意忘言”的方法论，为理解经典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释义学途径，它对培养创新思维，促进个体人格的自由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古代禅宗践履“非有非无”、“不关文字”的哲学方法论，主张运用意象直觉的方式表达传递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是公众的交际工具，传达的是社会群体长期形成的共同规则，人们要有所创新或者把握事实本体，依靠这种社会共识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只有凭个体的亲身感受领悟，才有可能不被世俗的普遍性所束缚，才有可能达到智慧的创造性境界。西方的纯粹现象学和中国古代的玄学禅宗在认识方法论方面的共同点就是尝试摆脱环境桎梏对人性的束缚，呵护美丽的心灵不被污染，追求自由人格的健康发展。所以说，自由人格不只是西方人的专利，也是魏晋玄学的弘扬者孜孜以求的心灵梦想。学习丙编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对古代魏晋玄学、西方现象学所追求的直觉顿悟方法论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提升今天的语文课程的教育质量和精神境界。
古文运动——唐宋诗文革新的文艺复兴意义。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堪称中国的文艺复兴，它不但涉及哲学、文学、艺术、教育诸多领域，而且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千多年。恩格斯认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者，都是在思想、个性、艺术、学识方面的巨人。人文主义反对神的权威，主张一切以人为本；要求解放个性，展现人的乐观精神和创造才智；反对等级制度对人的压迫，提倡平等、仁慈和博爱。人文主义的许多进步特点和唐宋古文运动的价值追求十分相似。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家，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教育家。他们反对佛教寺院对人们的精神控制和经济剥削，提倡实行至善实践和自食其力的“古道”；反对魏晋以来盛行的骈体文章的形式主义倾向，提倡展示艺术个性和表达真情实感的“古文”；反对等级门阀制度，培养扶掖平民子弟进入国家管理队伍。尤其是古文家们的诗文革新思想和创造性成果，为文教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从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到实践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朝代在不断更替，皇帝在随时变化，而古文传统生生不息，接受着历史岁月的磨砺。学习丁编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唐宋古文运动对话的视界领略中国语文教育的价值及其发展方向。
体用之争——宋明理学及其文教理论与实践方式。朱熹哲学体系的关键词是“理”，理既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根据，也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伦理道德规范。理为体，气为用，体用为二。气充满于宇宙之间，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在气开始运动时，“理搭气而行”并发生变化，这是一个“理一分殊”或“月映万川”的过程。用现在的话语来说，理是客观存在的、永恒的，对气具有绝对的统摄作用。气是主观的、运动的，在理的关照下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并呈现出千差万别的个性。王阳明的哲学认为心即理，认为人性需求即伦理规范。个体必须在自觉行为中肯定自己的价值，这种不假外求的心学理论及其实践方式构成了阳明哲学体用不二的特征。他认为知与行浑然一体，不能分离。良知实践不离见闻，不离生活，但又不受见闻之知与生活条件的限制，完全取决于心之本体的驱动与行为。宋明理学在体用为二和体用一如之间的论争，并没有削弱理学的理论价值，反而使理学更具有思辨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终于让中国思想走出国门，成为东亚的领导哲学。宋明理学也丰富和发展了文教理论和实践形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传统。在戊编的学习中，我们会对朱熹理学和阳明心学影响下的古代文教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并会在今天的学校课堂里发现这样那样影子。 中体西用——西学东渐与中国语文的现代化知识化。19世纪末叶中华国运艰难，西方的哲学思想、民主社会理论、科学知识与技术纷纷被引进到中国。受其影响，中国语文教育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变化的特点就是“科学化”，或者叫做“知识化”。当时最有影响的变化，就是“癸卯学制”的推行和“中国文学”、“中国文字”独立设置课程。在课程内容方面的最大变化，就是把大众的语言（白话）确立为“国语”、“国文”课程的学习语言，将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字学、语言学、文学史、教育学等科学话语和知识体系融入了中国语文课程。在教学研究方面的变化，就是借鉴赫尔巴特的学科教学法、杜威的问题探究法、苏联的文学教学法来引领课堂教学过程，研究教学问题。这一系列的变化，结束了我国“伦理化”的内省体验与自我完善教育传统，开始了以“科学化”的学科知识指导语文教学过程，以“政治化”的思想教育影响青少年发展的教育历史。在己编中，理清了各种教育思潮的冲击给国文教育带来的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从而促进今天的语文课程与教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百年回眸——在对话中建设语文教育的发展之路。科学知识教育在西方各个国家一直居于核心地位，“知识就是力量”很早就成为西方社会的共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法则刺激了西方人掌握知识、发展个性的欲望，这种欲望反过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西方人也意识到自己逐渐变成了科学技术的工具，人的目的是掌握科学技术去改变生活，结果自己却沦为科学技术的工具而迷失了自我和自由。这种现象被西方人称为“黑客文化”，不断受到“实现自我”、“完善人格”等后现代思想的批评与矫正，但大都以“恢复基础”而收场。中国古代教育对于科学知识的建构是非常薄弱的，科学实践之门一直处于掩闭状态。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投向国外，寻求“以夷制夷”的出路。在中国语文教育领域，西方的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被介绍了进来。尤其是“国语”、“国文”课程的大众化、实用化、科学化、个性化特征的确立，从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突出了科学化、知识化的倾向。由于战乱和政治运动，这种倾向并没有变成现实。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我国的基础教育走上了学习科学、学习知识的正轨。但是现在有一种“知识无用论”正在蔓延。《语文课程标准》成了唯一没有“内容目标”的课程标准，语文教科书成了以“道德主题”组元的教科书，教学过程被演绎成了道德话题的大讨论，语文考试变成了没有知识含量的“写感觉”。这种现象堪忧！教育强调民主的师生关系，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理念必须建立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了知识，一切后果不堪设想。中国没有战乱，没有政治运动的知识教育历史，短暂得可怜。希望通过庚编的学习，引发国人的思考，以期在对话中建设语文教育的发展之路。
《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论——中西文化对话视野的国学学习哲学》还从古代教育文化典籍中挖掘整理出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仍相当进步的母语学程。古代教育家的语文学程强调的是学习者自求、自律、自成、自强的内省发展过程，“反求诸己”是它的内涵，《中庸》里说的“学、问、思、辨、行”便是古代教育的代表性学程。如孔子的“兴观群怨”学程，用现代教育的术语说，就是“创设情境—观察领悟—群体交流—得体表达”。孟子的“知言养气”学程，由“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知言养气”构成了一个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学习监控系统。王弼的“崇本息末”学程，有“辨名—校实—得意—忘言”四个学习步骤。陆机的读写一体学程，经过“玄览颐情—叹时思物—咏诵文藻—援笔宣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活动。朱熹的“为学之序”，由“章句—训诂—讽詠—涵濡”等学习行为形成了一个从文本到自我的发展过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程，由“歌诗—习礼—诵书—宣志”方式形成了一个浑然一体的综合性学习活动。古人关于语文学程的创造性建构，至今仍闪耀着以人为本、育人助学的光辉。
古代的诗教和文教，无论是教育理念还是教学过程，在今天看来有许多东西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依旧熠熠生辉，昭示我们的教育方向。今天人们提倡的“国学传统”、“本色语文”、“朴素语文”、“真实语文”等等，无不暗合着传统诗教和文教的风采！语文独立设置课程一百多年来，语文工作者追寻的“知识化”道路，是对古代母语教育的重要补充，二者相辅相成，有望将我们的中华“语文梦”变成现实。
[作者通联：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的语文教育发展史，实质上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国学教育发展史。国学的基本内容是经、史、子、集；国学的基本精神是民本意识、良知实践；国学实践的至境是真、善、美。国学教育的现代化就是发掘国学典籍中的现代因素，让国学与现代文明对接的思想文化现象，当代语文课程承担着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国学教育的语文课程化，就是通过发展青少年的良知情感，塑造青少年的中华人格，崇尚承载国学文化的中国语文之尊严，在有国学知识内涵、有思维建构过程、有审美体验活动、有言语产品生成的学习实践中，把中国语文道路延伸向五洲四海的创新之旅。
要研究传统的国学教育，应该首先了解当代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世界各地的教育正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与抉择？中国教育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科学知识与现代技术，生态环境与人际交往，这些和人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矛盾的，对立的，并列的，还是圆融的？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应该进行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呢？
也许，深入认识西方教育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会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找到有价值或有启迪性的参照系。西方现代主客二元论哲学总是以客观的、系统的、先导的方式引领社会的发展规模和人的存在方式，所以，西方世界以掌握了发达的科学技术而骄傲。但是西方人逐渐意识到，科学技术反过来像“罂粟”一样左右了人的思维空间和行为方式，人的精神和生活被技术化、病态化了。德国哲学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的《后现代文化》认为：生活世界的电脑黑客文化和日常文化适应并服从于电脑的现象，是一种文化病态。危险在于我们不能抗拒意识的技术化，不能抗拒由信息技术控制的表达和理解能力的狭隘化，这种病态文化因素就会普遍化，并塑造人的精神与日常生活。法国哲学家利科的《解释的冲突》认为：科学思维语言使我们远离了这个世界，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文学艺术的语言向我们显示了更深的属于实在的模式，它以似非而是的方式，通过根本实在所创造的话语，把我们同这个根本实在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D·G·史密斯的《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认为：中国古代的学说所以令西方人心驰神往，是因为中国文化源自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西方，这些关系几乎被科学毁灭殆尽。
那么，西方哲人要从中国古代智慧中学习什么东西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教育的优点和问题，以便在未来的发展中少走弯路呢？
中国古代文化以尽心知天，践仁成仁的主客一体精神和西方主客二元论思想趋向迥异又相映成趣。中国古代哲学视人心和宇宙、人性和践行、亲情和家国为一体，以内敛、至善实践的方式展示人的存在性追求，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但这种内敛的方式彻底地忽略了对民主制度的勾勒与建设，延缓了封建社会的存在历史；不假外求的态度客观上轻视了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探求，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多领域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西方需要道德精神，需要文化智慧，需要人的自然生活方式，才能从科技囹圄中解放出来。我们追求的正是人家批判的，人家所推崇的却是我们曾否定的。这种戏剧般的对话，迎来了中西哲学合璧发展的新时代，主客一体无疑是对话中的最强音。
西方后现代主义严厉地批判了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科学技术的种种弊端，却对主客体尚未分离的文学语言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认为文学语言可以唤醒人的审美潜能，使人回归主客体尚未分离的世界，有望消解和医治科学技术带来的人类社会的种种病态状况。“主客一体”教育哲学的根本意义是促进人全面而健康的发展。中国的教育史，基本上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语文教育史，因为古代语文的内涵丰富，经史子集应有尽有，所以说中国语文教育史也就是国学学习发展史。文学语言是教育过程中所有对话者的精神家园，文学语言把教师、学生、作者、作品、时代凝聚成了一个对话的共通体。本来客观存在的作者之浩然正气、作品的语言魅力、教师的教学智慧在学习对话中会同化顺应于学生的主观世界里，以“知言养气”的方式变换为“主客一体”的学生道德精神与学生生存能力，从而真正脱离“主客二分”的知识教育轨道，使学生回归人的发展状态，践履有尊严的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论——中西文化对话视野的国学学习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对话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视域下，以中国母语教育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事件与代表人物为中介，寻求解决现代教育问题的种种可能性途径。为了防止片面的就事论事研究方式，本研究通过哲学研究以明了方向、文化研究以展示内容、教育研究以呈现策略，实践研究以凝聚智慧，希望立体地展示促进人之发展的美丽蓝图。
此论著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认识西方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是如何批判主客二元论哲学对社会发展、对人性发展的危害性及其种种表现形式的，同时认识他们是如何思考中国古代哲学儒道释合一的精神对人性良知的发展及其教育价值的。其次，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知行合一、践仁成仁的内敛道德修养方式对医治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假恶丑症候的精神意义和实践价值，认识古代传统漠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国家落后、民族受辱的惨痛历史教训。最后在品味鉴赏文学经典作品的过程中，用言语把中西文化、自由人生、科学之梦共同引向主客一体的精神家园。
专著的研究方法是“一心二门，十字打开”，也就是说人的发展必须向内收摄，对话“良心”，呵护和发展人性的良知萌芽，在“至善实践”中建构人与自身的存在性关系；还须在人生坐标的一边向外打开“科学实践”之“真”门，学习和掌握生涯发展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建构人与知识的文化性关系；同时在人生坐标的另一边向外打开“生态实践”之“美”门，建构人与环境、与他人的社会性关系。这样，人生坐标的纵横方向会自然“十字打开”，一条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人生之路便畅通了。蕴含在其中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对话方法，即通过中西哲学、古今教育与文学作品的对话，重建人与他人的社会性关系、人与自身的存在性关系、人与文学的文化性关系，从而建构本研究的逻辑体系。现象学方法，即面向事实本身，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及其论著、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解，以获得无预先假定的文化意识的认知，消解各种固有框框束缚人性发展的现象。比较研究方法，把西方后现代主义方法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进行比较研究，寻找适合于解决现代教育各种问题的最优化途径。 专著本着中西文化的对话视野，从诸方面论述了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之路。
以人为本——先秦儒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教育宗旨。先秦儒学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孟子等将“民本意识”、“至善实践”作为古代教育的宗旨，以“兴观群怨”、“知言养气”作为母语教育的基本方式，以人的自我追求、自我成长、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修身——齐家”过程与建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社会秩序相与为一作为古代教育的起点和归宿。这种追求以人为本、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教育理念、实践趋向和现代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教育思想正发生着穿越时空的撞击与共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提倡的“人与自然同一”、“回归团体”、“全球伦理”等教育观念的意义，就是个人不能离开集体，离开社会，离开自然而生活，个人、社会、自然应该是一个和谐同一的整体；每个人在全球伦理秩序中有自己最恰当的位置，当你寻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教育的作用是帮助每个人寻找这个位置。未来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和谐、合作和奉献，这和先秦儒家的教育追求何其相似乃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孔子学院”在全世界迅速发展的社会意义与实践价值。孔子、孟子、荀子是先秦儒学思想家，同时又是古代母语教育——“诗教”的理论家与实践家，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文化瑰宝。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学习甲编的内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自然人性——老庄之道与存在主义的审美理想。西方存在主义思想家认为，课程内容应侧重文学、艺术、语言等领域，以发展人的“审美理性”，超越“工具理性”对人的束缚。存在主义排除了三种传统观念，即：教育首先是为了使文化遗产永存而建立的社会机构；教育是传递永恒真理的途径；教育是使青年适应民主社会生活的工具。取代这些观念的，是让教育为个人而存在，让教育教给个人自发地和真实地生活，正如他自己的本性所要求他的那样。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是人性践履的极致选择，善利万物，润物无声，不争名利，就可以达到“无为”的自然状态；自然人性的最高境界是“海下百川”，经过自然的造化、道德的涵养、物理的完形、环境的成就，从而达到“无不为”的理想状态。庄子以自然无为为最高精神境界，他的散文充满诗情画意，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精神。他认为人只有从精神上不被外在的有限事物所束缚所局限，心灵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如果不顺其自然而强为之，则会使人迷失本性。西方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宗师庄子，他们都选择了文学样式传达自己的审美理想，通过展示人的自然存在方式来引领自然人性之美。学习乙编的内容，在西方存在主义理论和老庄学说的视界融合之境，体悟古代审美文化的魅力，有助于实现我们的母语教育之中国梦。
自由人格——玄学禅宗与西方现象学的人性追求。纯粹现象学认为，最基本的逻辑规律是被直觉到的，而且被直觉到的东西不以任何其它东西为前提。本质直觉的方法就是以获得非经验的、无预先假定的本质和本质规律目标的一种认识方法。它的基本原则是“面向实事本身”。胡塞尔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热切渴望的东西或许有违于美学的理想，因为发现自由生长所具有的素朴之美更具有诱惑力。现象学就是要确立一种“能够陶冶我们的心灵和唤起我们的活力”的哲学观念。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提倡“以无为本”的哲学观点和“得意忘言”的方法论，为理解经典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释义学途径，它对培养创新思维，促进个体人格的自由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古代禅宗践履“非有非无”、“不关文字”的哲学方法论，主张运用意象直觉的方式表达传递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是公众的交际工具，传达的是社会群体长期形成的共同规则，人们要有所创新或者把握事实本体，依靠这种社会共识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只有凭个体的亲身感受领悟，才有可能不被世俗的普遍性所束缚，才有可能达到智慧的创造性境界。西方的纯粹现象学和中国古代的玄学禅宗在认识方法论方面的共同点就是尝试摆脱环境桎梏对人性的束缚，呵护美丽的心灵不被污染，追求自由人格的健康发展。所以说，自由人格不只是西方人的专利，也是魏晋玄学的弘扬者孜孜以求的心灵梦想。学习丙编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对古代魏晋玄学、西方现象学所追求的直觉顿悟方法论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提升今天的语文课程的教育质量和精神境界。
古文运动——唐宋诗文革新的文艺复兴意义。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堪称中国的文艺复兴，它不但涉及哲学、文学、艺术、教育诸多领域，而且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传统，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千多年。恩格斯认为，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文主义者，都是在思想、个性、艺术、学识方面的巨人。人文主义反对神的权威，主张一切以人为本；要求解放个性，展现人的乐观精神和创造才智；反对等级制度对人的压迫，提倡平等、仁慈和博爱。人文主义的许多进步特点和唐宋古文运动的价值追求十分相似。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家，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教育家。他们反对佛教寺院对人们的精神控制和经济剥削，提倡实行至善实践和自食其力的“古道”；反对魏晋以来盛行的骈体文章的形式主义倾向，提倡展示艺术个性和表达真情实感的“古文”；反对等级门阀制度，培养扶掖平民子弟进入国家管理队伍。尤其是古文家们的诗文革新思想和创造性成果，为文教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从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到实践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朝代在不断更替，皇帝在随时变化，而古文传统生生不息，接受着历史岁月的磨砺。学习丁编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唐宋古文运动对话的视界领略中国语文教育的价值及其发展方向。
体用之争——宋明理学及其文教理论与实践方式。朱熹哲学体系的关键词是“理”，理既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或根据，也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伦理道德规范。理为体，气为用，体用为二。气充满于宇宙之间，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在气开始运动时，“理搭气而行”并发生变化，这是一个“理一分殊”或“月映万川”的过程。用现在的话语来说，理是客观存在的、永恒的，对气具有绝对的统摄作用。气是主观的、运动的，在理的关照下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并呈现出千差万别的个性。王阳明的哲学认为心即理，认为人性需求即伦理规范。个体必须在自觉行为中肯定自己的价值，这种不假外求的心学理论及其实践方式构成了阳明哲学体用不二的特征。他认为知与行浑然一体，不能分离。良知实践不离见闻，不离生活，但又不受见闻之知与生活条件的限制，完全取决于心之本体的驱动与行为。宋明理学在体用为二和体用一如之间的论争，并没有削弱理学的理论价值，反而使理学更具有思辨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终于让中国思想走出国门，成为东亚的领导哲学。宋明理学也丰富和发展了文教理论和实践形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传统。在戊编的学习中，我们会对朱熹理学和阳明心学影响下的古代文教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并会在今天的学校课堂里发现这样那样影子。 中体西用——西学东渐与中国语文的现代化知识化。19世纪末叶中华国运艰难，西方的哲学思想、民主社会理论、科学知识与技术纷纷被引进到中国。受其影响，中国语文教育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变化的特点就是“科学化”，或者叫做“知识化”。当时最有影响的变化，就是“癸卯学制”的推行和“中国文学”、“中国文字”独立设置课程。在课程内容方面的最大变化，就是把大众的语言（白话）确立为“国语”、“国文”课程的学习语言，将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字学、语言学、文学史、教育学等科学话语和知识体系融入了中国语文课程。在教学研究方面的变化，就是借鉴赫尔巴特的学科教学法、杜威的问题探究法、苏联的文学教学法来引领课堂教学过程，研究教学问题。这一系列的变化，结束了我国“伦理化”的内省体验与自我完善教育传统，开始了以“科学化”的学科知识指导语文教学过程，以“政治化”的思想教育影响青少年发展的教育历史。在己编中，理清了各种教育思潮的冲击给国文教育带来的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从而促进今天的语文课程与教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百年回眸——在对话中建设语文教育的发展之路。科学知识教育在西方各个国家一直居于核心地位，“知识就是力量”很早就成为西方社会的共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法则刺激了西方人掌握知识、发展个性的欲望，这种欲望反过来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西方人也意识到自己逐渐变成了科学技术的工具，人的目的是掌握科学技术去改变生活，结果自己却沦为科学技术的工具而迷失了自我和自由。这种现象被西方人称为“黑客文化”，不断受到“实现自我”、“完善人格”等后现代思想的批评与矫正，但大都以“恢复基础”而收场。中国古代教育对于科学知识的建构是非常薄弱的，科学实践之门一直处于掩闭状态。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有识之士纷纷把目光投向国外，寻求“以夷制夷”的出路。在中国语文教育领域，西方的哲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被介绍了进来。尤其是“国语”、“国文”课程的大众化、实用化、科学化、个性化特征的确立，从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突出了科学化、知识化的倾向。由于战乱和政治运动，这种倾向并没有变成现实。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我国的基础教育走上了学习科学、学习知识的正轨。但是现在有一种“知识无用论”正在蔓延。《语文课程标准》成了唯一没有“内容目标”的课程标准，语文教科书成了以“道德主题”组元的教科书，教学过程被演绎成了道德话题的大讨论，语文考试变成了没有知识含量的“写感觉”。这种现象堪忧！教育强调民主的师生关系，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理念必须建立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了知识，一切后果不堪设想。中国没有战乱，没有政治运动的知识教育历史，短暂得可怜。希望通过庚编的学习，引发国人的思考，以期在对话中建设语文教育的发展之路。
《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论——中西文化对话视野的国学学习哲学》还从古代教育文化典籍中挖掘整理出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仍相当进步的母语学程。古代教育家的语文学程强调的是学习者自求、自律、自成、自强的内省发展过程，“反求诸己”是它的内涵，《中庸》里说的“学、问、思、辨、行”便是古代教育的代表性学程。如孔子的“兴观群怨”学程，用现代教育的术语说，就是“创设情境—观察领悟—群体交流—得体表达”。孟子的“知言养气”学程，由“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知言养气”构成了一个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学习监控系统。王弼的“崇本息末”学程，有“辨名—校实—得意—忘言”四个学习步骤。陆机的读写一体学程，经过“玄览颐情—叹时思物—咏诵文藻—援笔宣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活动。朱熹的“为学之序”，由“章句—训诂—讽詠—涵濡”等学习行为形成了一个从文本到自我的发展过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程，由“歌诗—习礼—诵书—宣志”方式形成了一个浑然一体的综合性学习活动。古人关于语文学程的创造性建构，至今仍闪耀着以人为本、育人助学的光辉。
古代的诗教和文教，无论是教育理念还是教学过程，在今天看来有许多东西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依旧熠熠生辉，昭示我们的教育方向。今天人们提倡的“国学传统”、“本色语文”、“朴素语文”、“真实语文”等等，无不暗合着传统诗教和文教的风采！语文独立设置课程一百多年来，语文工作者追寻的“知识化”道路，是对古代母语教育的重要补充，二者相辅相成，有望将我们的中华“语文梦”变成现实。
[作者通联：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