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秋粮丰收的喜讯传来，预计我国全年粮食总产量有望超过1.1万亿斤，实现连续8年增产。然而，大量農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镇，在许多地方，老年人成了种地的主力军，.老龄化逐渐成为農业发展的隐忧。年轻人都不愿种粮了，也不会种粮了，这不禁让人担忧，明天的粮食谁来种?
　　进城还是务農?这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经历了两次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
　　1949—1958年，大量的農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新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吸纳了大量農村劳动力，各大中心城市经历了第一次扩容，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了起来。当城市的承载能力超负荷后，城市的管理者冻结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1958年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二元结构正式确立，農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渠道被阻断。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是不可逆转的。1984年以后，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先是东南沿海，以后又波及各大中城市，加工产业、轻工业的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数以亿计的農民工加入了进城的行列。
　　现在有许多，“二代農民工”，土地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陌生。他们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城市，消费在城市，也艰难地在城市的学校里学习；但一纸户口，让水还是水，乳还是乳。
　　在数以亿计的農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我们迎来了连续8年粮食大丰收。然而，连年的丰收是否增加了農民的收益?
　　近几年，我国强農惠農政策力度不断加大，扶持農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切实减轻了農民的负担。但是，随着种粮成本的增加，物价的上涨，让農民种粮收益打了折扣。
　　与种粮收益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务工收入已成为当前農民的主要现金来源。一些地方出现了農业兼业化、農村空心化、農村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土地对農民工来说，只相当于他们的一份社保。
　　只有提高进城务工農民的社保水平，在廉租房、医保以及子女就学等问题上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让農村承包土地摆脱“社保”的尴尬角色，让土地流转更加顺畅，才能使農业经营逐步实现专业化、集约化。
　　農业生产只有摆脱自然经济的桎梏，成为高效低耗的“新兴”产业，国家的惠農政策才会产生放大效应。我们既可以保证进城農民在土地之外获得更实惠可靠的社会保障，又可以塑造出一个高效安全的粮食生产新模式，让种粮農民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有成就感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