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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一个合同关系的法律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考验的是金融机构、公权机关的法治精神与诚信意识
今年9月份，丹江口市市民盛忠奎夫妇来到当地某国有银行支行，将珍藏了24年，由该银行开具的2000元保值储蓄存单拿出来，满以为依照双方约定，能够从银行连本带息拿到22万元，没想到却被银行方面告知，该项业务早已被人民银行叫停，依照银行的计算方式，盛忠奎夫妇仅能获得本息合计8400元。盛先生24年的期盼与今后美好生活的打算，被银行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从头凉到脚。
这件事最吸引人的，恐怕是那高额的约定回报。2000元到22万，是本金的110倍（有人据此计算，年化收益率达21%），确实有点高得离谱，但是，以24年的等待来看，又不能算太离谱。问题是，这样的约定不是发生在普通百姓之间，而是发生在银行与储户之间。大家知道，银行是专业的金融机构，利率的设定建立在专业的计算和严格的法律约束之下。这样的高额回报有其现实基础，那就是1988年、1989年连续两年超过18%的消费物价指数，以及更高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以此来对照，21%的年化收益率，只能属于正常水平了。
当然这样的计算并不能解决问题。在丹江口，和盛忠奎夫妇相同遭遇的有70多人，有人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银行方面则称，即使打官司，储户也不会赢。那么这件事，最终会是个法律问题。银行储蓄是银行与储户之间的一个合同关系，合同可能会因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相关银行提供了一份文件：1989年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对保值储蓄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银行停止该项业务。显然银行系统内部的通知不是行政法规，不足以使该合同无效，也不足以据此对抗“合同法”或者较早之前规范合同关系的“民法通则”的规定。此外，银行方面也从没有向法院申请撤销合同，从本事件来看，银行也不具备撤销合同的条件；同样，银行也没有同储户协商解除合同，因为24年来盛先生根本不知道该存单“不起效”了。
所以，这是一份合法有效的合同，盛先生据此寻求司法救济，完全合理合法，不过，基于目前的执法环境，我对盛先生能够圆满拿到22万本息并不抱多大希望。因为我们的公权力常常会被“显而易见”的眼前利益所蒙蔽，而将公义放在一边。全国范围内和盛先生一样情况的还有很多，对于群体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对抗，我们要么“法不责众”，要么“概不受理”，如果仅仅是盛先生一例，情况可能会好很多。
于是，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一个合同关系的法律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考验的是金融机构、公权机关的法治精神与诚信意识。恐怕不能将银行的赖账行为算到政府头上，尽管在普通百姓的思维中，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与政府总有脱不了的干系。但在公民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时候，负有维护社会正义的公权机关，能够依照法律，维护法律所要建立的社会秩序，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而政府诚信的建立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政府诚信，既是法治的要求，也是法治的保障。这让我想起两千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公元前359年，商鞅准备在秦国推行改革法令。他怕老百姓不相信，就让人在都城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发布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赏十金。”结果，看热闹的人挺多，但就是没人动手。商鞅又将赏金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个人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依约赏了他五十金，以证明政令不是随便颁布的，一定会执行。五十金是什么概念？据《史记》及注释，秦时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一金即一镒，一镒即二十四两（也有说是二十两），那么五十金就是一百二十两黄金。秦朝的物价非常低，一百二十两黄金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了。
“商鞅立木”树立了政府的诚信，使商鞅的变法措施在全国得到了执行，推行法治，建立法治国家，使战国年代国力并不占优势的秦国一步步强大，最后统一了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更有责任以建立政府诚信为抓手，细心呵护脆弱的社会诚信体系，如果能让盛先生24年的等待不致落空，让全社会的法治梦想终能一步步实现，那么，22万的代价真的不是很大。
今年9月份，丹江口市市民盛忠奎夫妇来到当地某国有银行支行，将珍藏了24年，由该银行开具的2000元保值储蓄存单拿出来，满以为依照双方约定，能够从银行连本带息拿到22万元，没想到却被银行方面告知，该项业务早已被人民银行叫停，依照银行的计算方式，盛忠奎夫妇仅能获得本息合计8400元。盛先生24年的期盼与今后美好生活的打算，被银行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从头凉到脚。
这件事最吸引人的，恐怕是那高额的约定回报。2000元到22万，是本金的110倍（有人据此计算，年化收益率达21%），确实有点高得离谱，但是，以24年的等待来看，又不能算太离谱。问题是，这样的约定不是发生在普通百姓之间，而是发生在银行与储户之间。大家知道，银行是专业的金融机构，利率的设定建立在专业的计算和严格的法律约束之下。这样的高额回报有其现实基础，那就是1988年、1989年连续两年超过18%的消费物价指数，以及更高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以此来对照，21%的年化收益率，只能属于正常水平了。
当然这样的计算并不能解决问题。在丹江口，和盛忠奎夫妇相同遭遇的有70多人，有人准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银行方面则称，即使打官司，储户也不会赢。那么这件事，最终会是个法律问题。银行储蓄是银行与储户之间的一个合同关系，合同可能会因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相关银行提供了一份文件：1989年9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对保值储蓄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银行停止该项业务。显然银行系统内部的通知不是行政法规，不足以使该合同无效，也不足以据此对抗“合同法”或者较早之前规范合同关系的“民法通则”的规定。此外，银行方面也从没有向法院申请撤销合同，从本事件来看，银行也不具备撤销合同的条件；同样，银行也没有同储户协商解除合同，因为24年来盛先生根本不知道该存单“不起效”了。
所以，这是一份合法有效的合同，盛先生据此寻求司法救济，完全合理合法，不过，基于目前的执法环境，我对盛先生能够圆满拿到22万本息并不抱多大希望。因为我们的公权力常常会被“显而易见”的眼前利益所蒙蔽，而将公义放在一边。全国范围内和盛先生一样情况的还有很多，对于群体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对抗，我们要么“法不责众”，要么“概不受理”，如果仅仅是盛先生一例，情况可能会好很多。
于是，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一个合同关系的法律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考验的是金融机构、公权机关的法治精神与诚信意识。恐怕不能将银行的赖账行为算到政府头上，尽管在普通百姓的思维中，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与政府总有脱不了的干系。但在公民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时候，负有维护社会正义的公权机关，能够依照法律，维护法律所要建立的社会秩序，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而政府诚信的建立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政府诚信，既是法治的要求，也是法治的保障。这让我想起两千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公元前359年，商鞅准备在秦国推行改革法令。他怕老百姓不相信，就让人在都城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发布告示：“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赏十金。”结果，看热闹的人挺多，但就是没人动手。商鞅又将赏金加到五十金。终于有个人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依约赏了他五十金，以证明政令不是随便颁布的，一定会执行。五十金是什么概念？据《史记》及注释，秦时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一金即一镒，一镒即二十四两（也有说是二十两），那么五十金就是一百二十两黄金。秦朝的物价非常低，一百二十两黄金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了。
“商鞅立木”树立了政府的诚信，使商鞅的变法措施在全国得到了执行，推行法治，建立法治国家，使战国年代国力并不占优势的秦国一步步强大，最后统一了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更有责任以建立政府诚信为抓手，细心呵护脆弱的社会诚信体系，如果能让盛先生24年的等待不致落空，让全社会的法治梦想终能一步步实现，那么，22万的代价真的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