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9月15日陈铨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城西湖边小南门盐井街，1969年1月31日逝世于南京。在陈铨逝世五十一年后，孔刘辉先生的《陈铨评传》（以下简称“评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虽然来得有点晚，但分量很重，是陈铨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陈铨早岁负笈清华，清华后毕业前往美国、德国继续深造。1933年在德国克尔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出版时改为《中德文学研究》。学成归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主要教授德文、德文学。陈铨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剧作家。“评传”全书共分十二章，按人物活动轨迹将陈铨之一生叙述得十分清晰，但叙述清楚只是传记的基本要求，孔先生更是写出了人物的精彩，写活了陈铨。掩卷沉思，不禁为传主之命运深深叹惜。
　　“评传”的语言清通流畅，好读好看，所以如此乃在于作者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作者研究陈铨十年有余，为了弄清陈铨的生平，奔走各大图书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有些脚步不能走到的地方便拜托友人代为查阅，还与陈铨的子女进行多次深入交流，得读陈铨未刊的手稿资料，从口述访问中进一步夯实印象。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陈铨，作者的史料功夫下得相当扎实，真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翻开“评傳”将眼光落到每页的注释，便会感受到作者无处不在的严谨求实，原始报刊、日记、档案、口述史料、手稿悉数运用。作者期许所写传记每一句话都有文献和事实的来源，因此大量一手材料的运用并不给人以孤本秘籍、耸人听闻之印象，相反是合理合情，将长期遭人误解非议的陈铨的面庞摩画得格外清晰。陈铨求学清华的时候给孙中山写过一副很长的挽联，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五千年神明种族奴隶耻，誓死不承;众志成城，危邦拯救，内忧逼目，遗范遵循;睡狮近自长梦醒，豪杰何须文王作，精灵终弗泯，建兴伟业于中土，排除万险，保全一片河山。”虽然是悼念孙中山，陈铨自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隐约可见。陈铨这一辈读书人在求学期间恰逢国势阽危，自内而外总是涌动着书生报国的热情，这也是作者说理解了清华读书期间的陈铨也便理解了陈铨的一生。
　　陈铨遭人误解的是他参与“战国策派”，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经过学界的努力渐渐破除了这一印象，慢慢得到了理解和认同，而作者在此基础上通过细读史料，从更宏阔的角度还“战国策”派本来的面目，从学理层面条分缕析“战国策派”的远因前缘。作者发现《战国策》上的文字约略可以分为三大内容：一是宏观理论建构;二是文化批判与文学研究;三是时局研究和时事评论。学界一般关注的是“战国策派”所谈的历史形态学、英雄史观等“大”问题，而对他们关于具体细部问题的探讨则遮蔽不谈，所谓谈了主义，忽视了问题。作者从《战国策》长长短短一百四十四篇文章分析来看，陈铨他们关注的始终是“抗战建国”，作者写道：“‘战国策派’其实只是一个自由作者群，他们对抗战现实的理性分析，无非是告诫国人，虎狼入室，唯有以暴制暴，方可生存。”但作者也很平实地指出，“战国策派”遭人批判也是因为文字中隐隐透露出的反对民主主张极权、与左翼在客观上有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等原因。
　　具体到所谓“战国策派”的核心人物陈铨身上，当时对他痛下批判的是两点：第一宣扬尼采，宣扬法西斯。通过梳理研究尼采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作者发现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共识即在宣传解读尼采的过程中“人人皆有收益，唯独陈铨中了尼采的‘毒’，并传播了‘毒’”，作者认为，“不是陈铨误读了尼采，而是陈铨一再被误读”。在陈铨与尼采这一问题上，作者把眼光放远放长，通过分析陈铨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中对尼采的解读，指出陈铨之所以抗战时期宣传尼采，别无他意，更不是宣传法西斯主义，只是在敌人兵临城下，国将不国之际借助尼采的“意志”、“力量”，希冀国人成为勇敢的战士，打败侵略者。陈铨为人误解也有自身原因，“在民族生死关头，热血冲动，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救亡热情，往往纠缠在一起，尼采的学说与自己的想法，难分轩轾”，从而留下话柄。而批判陈铨言论中的尼采，更是一种政治目的，并不是跟陈铨在学理上讨论是非对错，是借此制造话题，批判的最终矛头指向“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国民党当局。第二是戏剧《野玫瑰》。陈铨在临终前交代，说谈到他的问题说来说去都离不开《野玫瑰》。作者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证明抗战时期的《野玫瑰》是非常受人欢迎的剧目，就是这样一部人人爱看爱演的剧目为何一而再地遭受批判，当时给陈铨扣的“帽子”是剧中有美化汉奸的嫌疑。这实在令人困惑。美化汉奸关涉的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这顶“帽子”戴在头上可不是一般的滋味。当时报刊上对《野玫瑰》就有一些颇为公允的评价，只可惜不为人注意。作者通过梳理排比《野玫瑰》前前后后的资料提出该剧遭受批判源自“嫉妒说”，陈铨本人也坚持这一说法。
　　作者对陈铨起伏的一生都有精彩的论述，按道理讲，陈铨如此光彩夺目的学术履历本应在学术和创作上做出更大的成绩，很可惜陈铨的学术生命到了1949年基本便已终止。此后他调任南京大学外文系，随着形势的越来越紧迫，他后来被安排在外文系资料室做职员，只剩下好好改造了。终其一生来看，陈铨就是一个读书人、纯粹的读书人。书中写到一个细节很能证明这一点。1957年好友王造时在北京开完会，返程顺道来南京看望老友陈铨，陈铨听王造时介绍情况后感觉形势要变好了。不久在江苏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陈铨畅所欲言，把自己的想法和不满和盘托出。这个细节是作者访问陈铨之子陈光还而得知，陈光还说王造时跟他父亲谈话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印象极为深刻。写到这里我便想到《舒芜口述自传》里舒芜谈到他父亲在中山大学的时候，中大搞教授薪级评定，按他父亲的资历和成绩可以评二级教授，却只评了四级，对他父亲很不公平。有一次中南局书记陶铸专门到中大找老教授开座谈会，要他们提意见，陶铸当时的讲话“态度相当诚恳”，当时立刻就有很多人发言，“有些好心人故意把话题引到我父亲身上，意思是让他趁这个机会说说薪级评定不公平的事。可是，不管你怎么引，我父亲就是不接茬”。两相对比除了说明舒芜的父亲阅历深外，更是证明陈铨只是一个天真的读书人。
　　陈铨最后怎么死的，据王觉非在《逝者如斯》中回忆，陈铨哮喘发作在医院窒息而死。“评传”的封面用了一张陈铨年轻时候的照片，一眼看去真可谓翩翩浊世佳公子，作者不慌不忙慢慢写，慢工出细活，笔端带着感情，真可说是传主的隔代知音。笔者在看“评传”过程中，发现作者一处的史料引用恐有误，便问询作者，作者很肯定地说不会有错，因为资料已经核对了很多遍。我想有这样的史料功夫，想不写好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