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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虽然廖刚不能脱离他所处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提出建议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维护君权、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他所主张的“节流”经济思想很符合现今提倡的厉行节约、精兵简政精神，对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节流重于开源；廖刚的经济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08)08-023-01
廖刚(1070-1143年)，字用中，号高峰居士，福建南剑州顺昌人，著有《高峰文集》、《御览世彩堂诗集》等著作。从徽宗崇宁五年(1106)廖刚36岁时中进士，到绍兴十三年74岁(1143)去世前，他做过地方上的知兴化军、知漳州、福建路提点刑狱等官；在中央，他任过侍御史、御史中丞、工部尚书等职。在从政的这三十多年中，廖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而且对当时的经济问题有清楚的认识，还进一步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虽然有的建议并没有被当政者所采纳，但研究廖刚及其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经济思想，对我们更深程度地了解南宋当时的社会现状不无帮助。
廖刚“少从陈淳、杨时学”，陈淳是理学高徒，而杨时亦是有名的“程门四先生”之一。廖刚作为杨时的入室弟子，继承了从二程到杨时的哲学思想。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法则、规律，是先天而且永恒存在的。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要认识道，就应当本于心，因此主张“诚”、“敬”，讲究“性命道德”。这种思想反映到政治上，在对金问题上，他认为南宋国事艰难，主张以和为战，赞成议和，但后来金人背盟，廖刚建议“起用旧相之有德望者处之近藩”。在看待王安石变法的问题上，以高宗为首的南宋君臣把北宋的灭亡原因归结为王安石变法误国，廖刚也未能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也坚决反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认为“安石之学术，大抵专功尚利，轻改作而废典常，乐软熟而贱名节，使天下靡靡，日入於偷薄而莫之悟，其为害亦深矣。”
南宋建立初年。金兵大举南下，宋金之间战争不断，军费开支剧增。和北宋相比，南宋的统治区域比北宋缩小了三分之一，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由北宋的15042406(贯、匹、两)下降到1867949(贯、两)。对金战争、冗官冗兵、迎两宫奉还、修建徽宗陵寝等事务使政府开支剧增，“岁人不及承平三之一，而费出倍于昔日”。对于这个财政危机问题，朝廷中许多人认为，加倍征收通、泰等州的盐税，“榷货务入纳不阙”，“以为如此自可以度日卒岁”，即所谓开辟新财源。对此，廖刚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认为天下之财有限，缓解财政危机关键是节流，首先要做到“用财之道，必量入以为出”，“为今之计，如节用一事”一举措不可忘也”。要想节省财政开支，就需要让“宰相兼制国席”。因为户部理财，总领所供兵，“供財者与用财者之间的距离更加疏远”，“这使得具体用财者对于节财的必要性认识大为淡薄，平衡财计变成少数人关心的事情”。所以廖刚建议宰相了解国库盈虚，从宏观上统筹安排、调控政府财政，“诚为今日之急务也”。
要节约开支，还要“少缓不急之役”，减少对将帅们的赏赐。比如给大将刘光世赐造宅钱，槽司收买建房木材一事，廖剐认为刘光世虽独当一面。但没有直接对敌交战，初无尺寸之功，赐第不仅助长军将们的骄奢之心。还增加财政开支，且颇为民害，应当立刻停止这种滥赏行为。再比如对“杨沂中预借三年酒息钱三十万贯，及别借二十万贯相兼回易”之事，廖刚也是上奏章极力反对，认为国家频年不尝出师。军费没有大的开支变化，且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辄借四五十万缗，诚为无谓，”朝廷对此类请求应该必不可从。廖刚虽再三上章反对，但高宗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要节约国家的财政开支，还要选汰冗兵，减少州县妄费。廖刚认为军队虽然是保卫国家、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抵御外族入侵必不可少的工具，然兵贵在精，不在多。可事实上是“今日诸将之兵，冗滥甚矣。”要想体念国民，节省军队经费开支，就要对军队士兵进行选择，淘汰其不能披挂战斗的冗员，“以十二三为率”。对无家可归愿意留下来的，作为屯田士兵，使他们“自食其力，且资以供亿吾军，庶东南凋瘵之民稍获苏息，而屯戍可以久远不废，是一举而两得”。杨时和廖刚等人认为实行“营田、屯田事”。可以解决军粮的采买、供应、运输等问题，缓解东南民困财乏的状况，“此实足财用之本源”，“一日不可忘也”。虽然高宗朝君臣对屯田、营田都很重视，一再努力。但由于人不偿费，加之军不习耕，扰民等原因，导致“成效总是不够显著，甚至可说是很微小的”。
对军队裁减冗员，对地方上的冗费也要裁减。如州县对地方官员任罢的迎来送往，花费甚多。比如一帅臣的到罢，迎送接请，小郡要花费数千缗，大郡则要花费数万缗之多!官员们虽然都知道“国家岁入之不支”，但他们出于私心，“鲜有能为国家爱惜财用者”。既然任罢的官员们不体谅朝廷入不敷出、民病供亿的难处，廖刚尖锐地指出，应该制定规章制度约束官员们的行为，也要对迎来送往的规格进行限制。若有违反者，“或因缘为奸者，并痛治之”。但事实上讲排场、图享受是封建社会流行的风气，大多数官吏是不会有廖刚这样的想法，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为自己、为本官司多捞取些好处。
廖刚在中央任职多年，对财政困难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任地方官亦为时不短，对具体的财政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榷盐，从汉武帝时起，封建国家就对盐实行禁榷，增加国家税收。南宋也沿袭了这一做法，对盐实行征榷。廖刚认为：榷盐，官府虽获厚利，“而盗贩者终不可止，徒使狱讼不得衰息，而畏法之民长食贵盐耳”。认为禁榷十贩运私盐活动更加猖獗，虽说国家禁盐，其实是“禁榷徒有其名耳。故不若弛之为愈，弛之则人得而贩，其价自平，奸民不得擅其力矣。”廖刚认为盐禁就应该放开，允许百姓私相煎卖，同时要注意不能收重税，才能使“公私皆便”。
廖刚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这个民族危亡、困难重重的时期，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使他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巩固南宋小朝廷的统治，他提出的节流、开放盐禁、减免百姓赋税及对和买银的建议，都能切中时弊，是缓解南宋财政问题很有效的措施。司马光讲天地生财是个定数，借用司马光的话，地球上储存的资源也是个定数，不能再生。虽然廖刚不能脱离他所处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提出建议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维护君权、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他所主张的“节流”经济思想很符合现今提倡的厉行节约、精兵简政精神，对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节流重于开源；廖刚的经济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08)08-023-01
廖刚(1070-1143年)，字用中，号高峰居士，福建南剑州顺昌人，著有《高峰文集》、《御览世彩堂诗集》等著作。从徽宗崇宁五年(1106)廖刚36岁时中进士，到绍兴十三年74岁(1143)去世前，他做过地方上的知兴化军、知漳州、福建路提点刑狱等官；在中央，他任过侍御史、御史中丞、工部尚书等职。在从政的这三十多年中，廖刚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而且对当时的经济问题有清楚的认识，还进一步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虽然有的建议并没有被当政者所采纳，但研究廖刚及其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经济思想，对我们更深程度地了解南宋当时的社会现状不无帮助。
廖刚“少从陈淳、杨时学”，陈淳是理学高徒，而杨时亦是有名的“程门四先生”之一。廖刚作为杨时的入室弟子，继承了从二程到杨时的哲学思想。认为“道”是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法则、规律，是先天而且永恒存在的。心为宇宙万物的本源，要认识道，就应当本于心，因此主张“诚”、“敬”，讲究“性命道德”。这种思想反映到政治上，在对金问题上，他认为南宋国事艰难，主张以和为战，赞成议和，但后来金人背盟，廖刚建议“起用旧相之有德望者处之近藩”。在看待王安石变法的问题上，以高宗为首的南宋君臣把北宋的灭亡原因归结为王安石变法误国，廖刚也未能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也坚决反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认为“安石之学术，大抵专功尚利，轻改作而废典常，乐软熟而贱名节，使天下靡靡，日入於偷薄而莫之悟，其为害亦深矣。”
南宋建立初年。金兵大举南下，宋金之间战争不断，军费开支剧增。和北宋相比，南宋的统治区域比北宋缩小了三分之一，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由北宋的15042406(贯、匹、两)下降到1867949(贯、两)。对金战争、冗官冗兵、迎两宫奉还、修建徽宗陵寝等事务使政府开支剧增，“岁人不及承平三之一，而费出倍于昔日”。对于这个财政危机问题，朝廷中许多人认为，加倍征收通、泰等州的盐税，“榷货务入纳不阙”，“以为如此自可以度日卒岁”，即所谓开辟新财源。对此，廖刚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认为天下之财有限，缓解财政危机关键是节流，首先要做到“用财之道，必量入以为出”，“为今之计，如节用一事”一举措不可忘也”。要想节省财政开支，就需要让“宰相兼制国席”。因为户部理财，总领所供兵，“供財者与用财者之间的距离更加疏远”，“这使得具体用财者对于节财的必要性认识大为淡薄，平衡财计变成少数人关心的事情”。所以廖刚建议宰相了解国库盈虚，从宏观上统筹安排、调控政府财政，“诚为今日之急务也”。
要节约开支，还要“少缓不急之役”，减少对将帅们的赏赐。比如给大将刘光世赐造宅钱，槽司收买建房木材一事，廖剐认为刘光世虽独当一面。但没有直接对敌交战，初无尺寸之功，赐第不仅助长军将们的骄奢之心。还增加财政开支，且颇为民害，应当立刻停止这种滥赏行为。再比如对“杨沂中预借三年酒息钱三十万贯，及别借二十万贯相兼回易”之事，廖刚也是上奏章极力反对，认为国家频年不尝出师。军费没有大的开支变化，且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辄借四五十万缗，诚为无谓，”朝廷对此类请求应该必不可从。廖刚虽再三上章反对，但高宗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要节约国家的财政开支，还要选汰冗兵，减少州县妄费。廖刚认为军队虽然是保卫国家、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抵御外族入侵必不可少的工具，然兵贵在精，不在多。可事实上是“今日诸将之兵，冗滥甚矣。”要想体念国民，节省军队经费开支，就要对军队士兵进行选择，淘汰其不能披挂战斗的冗员，“以十二三为率”。对无家可归愿意留下来的，作为屯田士兵，使他们“自食其力，且资以供亿吾军，庶东南凋瘵之民稍获苏息，而屯戍可以久远不废，是一举而两得”。杨时和廖刚等人认为实行“营田、屯田事”。可以解决军粮的采买、供应、运输等问题，缓解东南民困财乏的状况，“此实足财用之本源”，“一日不可忘也”。虽然高宗朝君臣对屯田、营田都很重视，一再努力。但由于人不偿费，加之军不习耕，扰民等原因，导致“成效总是不够显著，甚至可说是很微小的”。
对军队裁减冗员，对地方上的冗费也要裁减。如州县对地方官员任罢的迎来送往，花费甚多。比如一帅臣的到罢，迎送接请，小郡要花费数千缗，大郡则要花费数万缗之多!官员们虽然都知道“国家岁入之不支”，但他们出于私心，“鲜有能为国家爱惜财用者”。既然任罢的官员们不体谅朝廷入不敷出、民病供亿的难处，廖刚尖锐地指出，应该制定规章制度约束官员们的行为，也要对迎来送往的规格进行限制。若有违反者，“或因缘为奸者，并痛治之”。但事实上讲排场、图享受是封建社会流行的风气，大多数官吏是不会有廖刚这样的想法，他们考虑更多的是为自己、为本官司多捞取些好处。
廖刚在中央任职多年，对财政困难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任地方官亦为时不短，对具体的财政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比如榷盐，从汉武帝时起，封建国家就对盐实行禁榷，增加国家税收。南宋也沿袭了这一做法，对盐实行征榷。廖刚认为：榷盐，官府虽获厚利，“而盗贩者终不可止，徒使狱讼不得衰息，而畏法之民长食贵盐耳”。认为禁榷十贩运私盐活动更加猖獗，虽说国家禁盐，其实是“禁榷徒有其名耳。故不若弛之为愈，弛之则人得而贩，其价自平，奸民不得擅其力矣。”廖刚认为盐禁就应该放开，允许百姓私相煎卖，同时要注意不能收重税，才能使“公私皆便”。
廖刚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这个民族危亡、困难重重的时期，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使他对现存的社会经济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巩固南宋小朝廷的统治，他提出的节流、开放盐禁、减免百姓赋税及对和买银的建议，都能切中时弊，是缓解南宋财政问题很有效的措施。司马光讲天地生财是个定数，借用司马光的话，地球上储存的资源也是个定数，不能再生。虽然廖刚不能脱离他所处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提出建议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维护君权、维护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他所主张的“节流”经济思想很符合现今提倡的厉行节约、精兵简政精神，对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