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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宗教的演化也开始了新历程，从洪秀全所设计的拜上帝教，已融入了西方宗教的色彩，成为了他们鼓动农民起义的重要工具;到了义和团时期，因为民族矛盾激化，抵御西方殖民入侵成为了主题，打击洋教成为了一个突破口;民国时期以至于抗战时期，基督教逐渐成为了部分中国人的信仰，并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近代西方宗教 民众思想 政治
历史的清泉簌簌而下，近代中国农民的思想革新也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而变化起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宗教的传入让宗教形式发生了重要改变，而中国近代宗教的演化对国人的影响与改变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农民阶级而言。
一.思想初化的美好图景
就在大清王朝一点点被西方列强轰开大门而统治者仍以至尊自居而对外界弥漫的硝烟置若罔闻时，太平天国出现了。这个由农民揭竿而起的组织，在革命领袖洪秀全的领导下，利用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基督教教义，披着拜上帝教的外衣，假托上帝以改朝换代，政治的野心同宗教唤起的朦胧而又清晰的感召交融在一起，对于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而言，宗教给了他们开辟自己道路、获得精神依属的途径。这些农民阶级的领袖都曾经是社会的畸零人，他们对社会十分不满，无法与当时具有高度剥削性的社会融合，于是，他们将改变现状的激情和对拥有权力的渴望转化为只属于他们的真理，并很好地开辟了只属于他们自己的道路。而对于世世代代被统治者愚昧的千百万农民来说，宗教语言是最易理解的语言。当他们被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基本生存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他们苦不堪言，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给农民描绘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图景，于是拜上帝教在农民间广泛传播，使很多信徒趋之若鹜，也因此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
二.民族矛盾激化时期的牺牲
相较之下，义和团运动正值民族矛盾加剧时期，正如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所说：“义和团所抵抗的，是一种滲入自身又盘根错节枝叶相连的异己之物”，外来之物还未完全内在化，义和团本就是一个畸形体，洋教成为了义和团发泄仇恨的一个突破口。陈旭麓先生还在书中分析了义和团的社会相①：第一，关于义和团的源流有超过三种说法，关乎离卦教、团练组织、民间秘密会社，这就说明了义和团组织的复杂性;第二，“暴烈的排外主义行动中蕴结着经济意识”，洋货如潮水般地涌进，让成批成批的小生产者无奈破产，于是，所有的外来之物成了痛苦的原因，他们以排外主义反帝，表现了那个时代多数人的感情;第三，正是由于洋教正大张旗鼓地涌入中国，人们对于洋教的仇恨中蕴结着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他们认为洋教践踏了根植于民族的骨髓中的儒释道教义，在岁月更替下和历史变迁中仍旧长青的民族教义的真义，嘲弄侮詈，让义和团一味排斥从而激发了民族危机刺激下的“灭洋意识”。只是，这样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同根植于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连在一起的，他们选择了陈旧的武器，怀揣的是中世纪的理想，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中湮灭了。他们有着民族英雄主义，却又无法跳脱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令人扼腕。
三.维新思想后的曙光
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后，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种种苦难，并指出这种苦难的根源是由于世界上有“九界”。②因此，他认为要消灭人类世界的苦难和罪恶，实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人类社会远景，唯一的办法就是无情地消灭这“九界”，康有为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运用丰富卓越的想象力和一支出神入化的彩笔，不仅设计出了破除“九界”的方案，而且勾勒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大同世界的蓝图。可惜的是，康有为的思想并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民众不易理解接受，因此这波浪潮不久便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
相反，西方宗教在向我们国内传播的同时，也打开了大清帝国禁教令的缺口。西方列强在向我国疯狂传教时虽然带着与生俱来的独立性、优越性，本质是要对我国民众进行文化渗透，但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智慧。正如义和团时期，基督教的传播激起了民众的反感，于是传教者们逐渐改变了传教思路，用适应中国民众心理习惯的方式进行传教。曾经利玛窦说道：“为了使一种新的宗教出现在中国人中间不致引起怀疑，神父们开始在群众中出现时，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在表示敬意和问候并殷勤接待访问者之余，他们就把时间用于研习中国的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③让宗教语言更本土化才能更快地达到目的。此外，宗教的一些普世价值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基督教提倡社会要承担关注弱者的责任，并带头付诸行动，基督教这种强调社会责任的主张，有助于培育现代社会的公民制度，解放人们守旧的思想，帮助中国社会进化，逐渐摆脱家族社会的藩篱。
注 释
①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57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五大宗教知识读本》[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36页
③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M].中华书局，2010，第78页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关键词：近代西方宗教 民众思想 政治
历史的清泉簌簌而下，近代中国农民的思想革新也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而变化起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宗教的传入让宗教形式发生了重要改变，而中国近代宗教的演化对国人的影响与改变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农民阶级而言。
一.思想初化的美好图景
就在大清王朝一点点被西方列强轰开大门而统治者仍以至尊自居而对外界弥漫的硝烟置若罔闻时，太平天国出现了。这个由农民揭竿而起的组织，在革命领袖洪秀全的领导下，利用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基督教教义，披着拜上帝教的外衣，假托上帝以改朝换代，政治的野心同宗教唤起的朦胧而又清晰的感召交融在一起，对于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而言，宗教给了他们开辟自己道路、获得精神依属的途径。这些农民阶级的领袖都曾经是社会的畸零人，他们对社会十分不满，无法与当时具有高度剥削性的社会融合，于是，他们将改变现状的激情和对拥有权力的渴望转化为只属于他们的真理，并很好地开辟了只属于他们自己的道路。而对于世世代代被统治者愚昧的千百万农民来说，宗教语言是最易理解的语言。当他们被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基本生存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他们苦不堪言，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给农民描绘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图景，于是拜上帝教在农民间广泛传播，使很多信徒趋之若鹜，也因此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
二.民族矛盾激化时期的牺牲
相较之下，义和团运动正值民族矛盾加剧时期，正如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所说：“义和团所抵抗的，是一种滲入自身又盘根错节枝叶相连的异己之物”，外来之物还未完全内在化，义和团本就是一个畸形体，洋教成为了义和团发泄仇恨的一个突破口。陈旭麓先生还在书中分析了义和团的社会相①：第一，关于义和团的源流有超过三种说法，关乎离卦教、团练组织、民间秘密会社，这就说明了义和团组织的复杂性;第二，“暴烈的排外主义行动中蕴结着经济意识”，洋货如潮水般地涌进，让成批成批的小生产者无奈破产，于是，所有的外来之物成了痛苦的原因，他们以排外主义反帝，表现了那个时代多数人的感情;第三，正是由于洋教正大张旗鼓地涌入中国，人们对于洋教的仇恨中蕴结着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他们认为洋教践踏了根植于民族的骨髓中的儒释道教义，在岁月更替下和历史变迁中仍旧长青的民族教义的真义，嘲弄侮詈，让义和团一味排斥从而激发了民族危机刺激下的“灭洋意识”。只是，这样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同根植于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连在一起的，他们选择了陈旧的武器，怀揣的是中世纪的理想，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中湮灭了。他们有着民族英雄主义，却又无法跳脱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令人扼腕。
三.维新思想后的曙光
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后，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种种苦难，并指出这种苦难的根源是由于世界上有“九界”。②因此，他认为要消灭人类世界的苦难和罪恶，实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人类社会远景，唯一的办法就是无情地消灭这“九界”，康有为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运用丰富卓越的想象力和一支出神入化的彩笔，不仅设计出了破除“九界”的方案，而且勾勒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大同世界的蓝图。可惜的是，康有为的思想并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民众不易理解接受，因此这波浪潮不久便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
相反，西方宗教在向我们国内传播的同时，也打开了大清帝国禁教令的缺口。西方列强在向我国疯狂传教时虽然带着与生俱来的独立性、优越性，本质是要对我国民众进行文化渗透，但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智慧。正如义和团时期，基督教的传播激起了民众的反感，于是传教者们逐渐改变了传教思路，用适应中国民众心理习惯的方式进行传教。曾经利玛窦说道：“为了使一种新的宗教出现在中国人中间不致引起怀疑，神父们开始在群众中出现时，并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在表示敬意和问候并殷勤接待访问者之余，他们就把时间用于研习中国的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③让宗教语言更本土化才能更快地达到目的。此外，宗教的一些普世价值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基督教提倡社会要承担关注弱者的责任，并带头付诸行动，基督教这种强调社会责任的主张，有助于培育现代社会的公民制度，解放人们守旧的思想，帮助中国社会进化，逐渐摆脱家族社会的藩篱。
注 释
①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57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五大宗教知识读本》[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236页
③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M].中华书局，2010，第78页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