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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社科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的第一本书《三井帝国启示录》刚刚出版，当时虽然引起了一些反响，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它却不以为然，认为书中的很多说法是危言耸听，夸大了日本财团的作用。不过，到了2012年11月4日，一条消息引起了中国经济界人士的警觉：日本三洋食品株式会社持有康师傅所属的顶新控股集团33.18%的股份。知情人士称，实际上，中国四大方便面企业中，日资持有股份的已经有3家。在其他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如高铁、核电、钢铁制造等，也都有挥之不去的日资身影。以三井财团为例，它的势力已经从中国的基础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扩展到能源矿产。日资财团的精妙布局，让众多中国企业被层层“捆绑”。在白益民看来，主力银行、综合商社、大型制造企业“三位一体”的准军事化财团体制始终是日本经济的脊梁，之前一直不被中国人所熟知，而现在，到了该研究它们的时候了。
在实践中研究日本财团
1991年，23岁的白益民进入北京市第一轻工业总公司工作。1993年12月底，经过北京市外企服务公司的推荐和一次简单面试，他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的粮油食品部。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面试他的部门总经理内田龙太郎告诉他：“三井物产是日本最好的商学院，你是来学习的，需要做好长期在这里工作的准备。”1994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1993年度世界500强企业，三井物产名列第一。“此时，我才意识到我进入的这家公司在日本乃至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1996年4月，白益民被派往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研修和工作。学习中他发现，三井物产每年的贸易量非常大，但其来自贸易的净利润率却只有3‰，近90%的净利润来自资源、原料投资收益。不过，尽管贸易利润很低，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现金流，因此银行愿意以低利息为三井提供资金。同时，在贸易过程中，三井也可以找到其他的投资项目。
具体来说，三井物产为多家企业提供原材料并帮助其销售成品，因此掌握了大量企业的采购与销售数据，这正是其做投资所需要的重要资料。在与企业的长期交往中，三井可以掌握该企业的人员素质、企业文化等。一旦发现某企业值得投资，三井会立即与其洽谈参股合作、参与经营，并继续提供原料、协助销售，从而获得投资和贸易的双重长期收益。
这些业务知识让白益民受益匪浅，三井物产总部的核心运作机制以及日本职员的精神风貌也让他深受触动。“耳濡目染中，我自己就变成商人了，关心的是市场，接受的是商人的理念和做事方式，这跟很多学者的出发点不同。他们大多是从美国回来的，接受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也是我后来做产业研究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在“走出去”战略影响下，学习日韩模式曾经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国内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日本的商业模式已经过时，而美国“金融和产业一定要分离”的西方经济学模式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但中国政府忽视了一点，与金融分离的产业是有风险的，而中国经济需要以产业为根基。中国并没有美国的产业基础，却要硬生生地把产业和金融分离开。而且，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从理论、案例到教材全部是以美国模式为主的西方经济学，几乎无人关注日本模式。”2005年，白益民辞去在三井物产的工作，专门研究日本经济模式，希望中国能“师夷长技以自强”。
“警惕日本哭穷”
日本“失去的10年”是经济学领域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指1985年至1995年间日元升值，导致财富向美国转移、日本本土经济萧条的10年。日本经济模式之所以被很多经济学家忽视，就是因为“失去的10年”之后GDP增长不尽如人意。
然而，在白益民看来，当时日本房价跌了一半、股市跌了一半多，但是日元升值了一倍多。如果用美元计算，房价和股市都没跌。日元升值促使产业升级，把那些不赚钱或者低附加值的产业外移，集中精力做高精尖的东西。因此，日本在海外赚取的利润远远高于在本土的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的全球性产业布局从未停歇，这个布局的大后方就是东亚地区。这实际上还是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思路，只不过当时用的是刺刀，如今用的是综合商社的组织能力。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等领域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的总参谋部。近年来，日本经济看似不景气，GDP增长水平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已借助综合商社，把产业转移到了海外。
日本现在有六大财团：三井、三菱、住友、三和、富士和第一劝银，它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主办银行是家庭中的父亲，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相当于母亲。主办银行和综合商社共同将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捆绑在大企业的战车上，从而易于赢得国际竞争。“比如三井财团，扮演父亲角色的是三井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公司，扮演母亲角色的是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在两大机构下面，就是包括丰田、东芝在内的多个世界一流企业。得益于这种发展模式，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大，我们不要听信日本哭穷。”白益民说。最近的新闻也似乎验证了这一点：受钓鱼岛事件影响，10月份丰田汽车在中国的销量同比下降44%，然而，今年前三季度其全球销量达到740万辆，超过美国通用，稳居世界销量第一的宝座。
据白益民介绍，日本财团扩张时，通常是以极低的股权进入一个国家的产业市场，并将自己的技术、金融、贸易快速输入，使自己成为该产业背后的真正掌控者。以石油为例，沙特是中东产油大国，目前已经发展成世界第一大石化产业国，从过去一个只会出口石油的国家一跃成为拥有顶尖石化技术的国家。然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沙特的石化技术、石化发电厂、海水淡化设备等产业配套设施都不是自主开发的，以三井、三菱为首的日本综合商社才是该国石化产业的真正掌控者，即商权掌握者。这是日本财团的可怕之处。
美日模式，中国选谁
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是要继续学习美国的股权模式，还是借鉴日本财团的商权模式？ 白益民将二者进行了对比：日本取得了堪比美国的经济成就，其经济结构却与美国大不相同。美国的立国之本是金融，华尔街左右着经济，所以，美国企业是典型的股权模式，习惯于以盈利来决定是否要收购某家公司，往往忽视其社会价值、产业价值和生存能力等，这种战略缺乏对整个产业链条的观察与考量。而日本的立国之本是产业，财团发挥核心作用。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企业，实行立体作战：金融是空军，商业是海军，产业是陆军，金融和商业为产业发展护航。这也决定了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的最大特点是普遍以商权为中心，即更看重所投资企业的商业价值，以及该企业在产业链中所发挥的作用，其目的是让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有机结合，从而达到企业利益最大化。因此，当金融危机爆发时，日本选择保护产业而牺牲金融，这与美国的做法大相径庭。
目前，中国公司的海外发展战略思维更接近美国企业，白益民认为，这种模式使中国公司在进军海外时容易急功近利，而缺乏精密布局，导致一些国内企业在海外并购时落入了股权陷阱。而以商权为中心的日本企业，更愿意通过先合资，再稀释股份的方式，慢慢蚕食。
不过，日本的财团体系也只能在某些方面给予中国参考，而不能成为盲目模仿的对象。“中国目前还很难建立起一家综合商社公司。征战商场时，中国企业必须掌控产业主导权，就是说，中国公司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产业组织者，不仅立足于资本运作，更重视产业链条的整合与搭建，以此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占据资源。”
关键是不要失去自我
“财团这种组织形态其实与我们中国曾经广泛存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颇为类似。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商权模式发源于中国的浙江台州一带，其核心其实是中国文化。”白益民说。自古以来，由于封建王朝重农抑商，所以商权模式更注重长期战略，商业心境也更稳重，不因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轻易改变商业战略，从而避免因环境的浮躁而使企业毁于朝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壮大起来的都是这种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三井有26家核心企业集团，其中很多都进入了世界500强的榜单。中国有的科技企业实行的也是这种集体所有制模式。30多年的经济改革过后，中国的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惟一受到打压的却是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集体经济。因此，中国应该认真研究国情，发展集体经济，而非对美国模式一味推崇以致经济发展偏离了方向。”
白益民最后强调：“中国企业家应该认识到：不能将商权和股权两极化，要保留东方商业文明的底蕴，不可盲目崇拜外来商业文明而失去自我，一定要融合并灵活运用。面对日本综合商社这类产业大鳄，中国必须沉下心来打造自己的产业技术、贸易网络和金融力量，才能真正保持独立。只有运营自如，才能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商权并规避各国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一个能够输出资本的真正的经济大国。”
编辑|尹洁 美编|黄浩 图编|傅聪 编审|丁子
在实践中研究日本财团
1991年，23岁的白益民进入北京市第一轻工业总公司工作。1993年12月底，经过北京市外企服务公司的推荐和一次简单面试，他误打误撞地进入了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的粮油食品部。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面试他的部门总经理内田龙太郎告诉他：“三井物产是日本最好的商学院，你是来学习的，需要做好长期在这里工作的准备。”1994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1993年度世界500强企业，三井物产名列第一。“此时，我才意识到我进入的这家公司在日本乃至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1996年4月，白益民被派往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研修和工作。学习中他发现，三井物产每年的贸易量非常大，但其来自贸易的净利润率却只有3‰，近90%的净利润来自资源、原料投资收益。不过，尽管贸易利润很低，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现金流，因此银行愿意以低利息为三井提供资金。同时，在贸易过程中，三井也可以找到其他的投资项目。
具体来说，三井物产为多家企业提供原材料并帮助其销售成品，因此掌握了大量企业的采购与销售数据，这正是其做投资所需要的重要资料。在与企业的长期交往中，三井可以掌握该企业的人员素质、企业文化等。一旦发现某企业值得投资，三井会立即与其洽谈参股合作、参与经营，并继续提供原料、协助销售，从而获得投资和贸易的双重长期收益。
这些业务知识让白益民受益匪浅，三井物产总部的核心运作机制以及日本职员的精神风貌也让他深受触动。“耳濡目染中，我自己就变成商人了，关心的是市场，接受的是商人的理念和做事方式，这跟很多学者的出发点不同。他们大多是从美国回来的，接受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这也是我后来做产业研究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在“走出去”战略影响下，学习日韩模式曾经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国内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日本的商业模式已经过时，而美国“金融和产业一定要分离”的西方经济学模式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但中国政府忽视了一点，与金融分离的产业是有风险的，而中国经济需要以产业为根基。中国并没有美国的产业基础，却要硬生生地把产业和金融分离开。而且，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从理论、案例到教材全部是以美国模式为主的西方经济学，几乎无人关注日本模式。”2005年，白益民辞去在三井物产的工作，专门研究日本经济模式，希望中国能“师夷长技以自强”。
“警惕日本哭穷”
日本“失去的10年”是经济学领域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指1985年至1995年间日元升值，导致财富向美国转移、日本本土经济萧条的10年。日本经济模式之所以被很多经济学家忽视，就是因为“失去的10年”之后GDP增长不尽如人意。
然而，在白益民看来，当时日本房价跌了一半、股市跌了一半多，但是日元升值了一倍多。如果用美元计算，房价和股市都没跌。日元升值促使产业升级，把那些不赚钱或者低附加值的产业外移，集中精力做高精尖的东西。因此，日本在海外赚取的利润远远高于在本土的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的全球性产业布局从未停歇，这个布局的大后方就是东亚地区。这实际上还是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思路，只不过当时用的是刺刀，如今用的是综合商社的组织能力。综合商社在贸易、投资、金融、人才、情报和物流等领域发挥着综合机能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成为财团内部乃至日本社会的总参谋部。近年来，日本经济看似不景气，GDP增长水平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已借助综合商社，把产业转移到了海外。
日本现在有六大财团：三井、三菱、住友、三和、富士和第一劝银，它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主办银行是家庭中的父亲，为产业服务的综合商社则相当于母亲。主办银行和综合商社共同将金融机构和中小企业捆绑在大企业的战车上，从而易于赢得国际竞争。“比如三井财团，扮演父亲角色的是三井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公司，扮演母亲角色的是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在两大机构下面，就是包括丰田、东芝在内的多个世界一流企业。得益于这种发展模式，日本的经济实力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大，我们不要听信日本哭穷。”白益民说。最近的新闻也似乎验证了这一点：受钓鱼岛事件影响，10月份丰田汽车在中国的销量同比下降44%，然而，今年前三季度其全球销量达到740万辆，超过美国通用，稳居世界销量第一的宝座。
据白益民介绍，日本财团扩张时，通常是以极低的股权进入一个国家的产业市场，并将自己的技术、金融、贸易快速输入，使自己成为该产业背后的真正掌控者。以石油为例，沙特是中东产油大国，目前已经发展成世界第一大石化产业国，从过去一个只会出口石油的国家一跃成为拥有顶尖石化技术的国家。然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沙特的石化技术、石化发电厂、海水淡化设备等产业配套设施都不是自主开发的，以三井、三菱为首的日本综合商社才是该国石化产业的真正掌控者，即商权掌握者。这是日本财团的可怕之处。
美日模式，中国选谁
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而言，是要继续学习美国的股权模式，还是借鉴日本财团的商权模式？ 白益民将二者进行了对比：日本取得了堪比美国的经济成就，其经济结构却与美国大不相同。美国的立国之本是金融，华尔街左右着经济，所以，美国企业是典型的股权模式，习惯于以盈利来决定是否要收购某家公司，往往忽视其社会价值、产业价值和生存能力等，这种战略缺乏对整个产业链条的观察与考量。而日本的立国之本是产业，财团发挥核心作用。每个财团都掌控着数十家企业，实行立体作战：金融是空军，商业是海军，产业是陆军，金融和商业为产业发展护航。这也决定了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的最大特点是普遍以商权为中心，即更看重所投资企业的商业价值，以及该企业在产业链中所发挥的作用，其目的是让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有机结合，从而达到企业利益最大化。因此，当金融危机爆发时，日本选择保护产业而牺牲金融，这与美国的做法大相径庭。
目前，中国公司的海外发展战略思维更接近美国企业，白益民认为，这种模式使中国公司在进军海外时容易急功近利，而缺乏精密布局，导致一些国内企业在海外并购时落入了股权陷阱。而以商权为中心的日本企业，更愿意通过先合资，再稀释股份的方式，慢慢蚕食。
不过，日本的财团体系也只能在某些方面给予中国参考，而不能成为盲目模仿的对象。“中国目前还很难建立起一家综合商社公司。征战商场时，中国企业必须掌控产业主导权，就是说，中国公司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产业组织者，不仅立足于资本运作，更重视产业链条的整合与搭建，以此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占据资源。”
关键是不要失去自我
“财团这种组织形态其实与我们中国曾经广泛存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颇为类似。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商权模式发源于中国的浙江台州一带，其核心其实是中国文化。”白益民说。自古以来，由于封建王朝重农抑商，所以商权模式更注重长期战略，商业心境也更稳重，不因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轻易改变商业战略，从而避免因环境的浮躁而使企业毁于朝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壮大起来的都是这种集体所有制企业。现在，三井有26家核心企业集团，其中很多都进入了世界500强的榜单。中国有的科技企业实行的也是这种集体所有制模式。30多年的经济改革过后，中国的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惟一受到打压的却是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集体经济。因此，中国应该认真研究国情，发展集体经济，而非对美国模式一味推崇以致经济发展偏离了方向。”
白益民最后强调：“中国企业家应该认识到：不能将商权和股权两极化，要保留东方商业文明的底蕴，不可盲目崇拜外来商业文明而失去自我，一定要融合并灵活运用。面对日本综合商社这类产业大鳄，中国必须沉下心来打造自己的产业技术、贸易网络和金融力量，才能真正保持独立。只有运营自如，才能在世界上获得更多的商权并规避各国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一个能够输出资本的真正的经济大国。”
编辑|尹洁 美编|黄浩 图编|傅聪 编审|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