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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异地高考实施方案，在目前来说是可行的。在现有资源和利益格局下，因地制宜设定具体条件是现阶段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也是～个积极稳妥的过渡办法。
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考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因此，户籍限制被认为是解决异地高考难题的最大障碍。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曾经表示，异地高考改革的根本是户籍制度改革，“正是因为有了户籍制度，我们才有所谓异地高考制度；而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那所谓异地高考自然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当前应该抓紧进行教育外部的各项改革。”
然而，只要打破户籍限制，异地高考难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吗？
需要智慧和时间
2012年，山东省公布《山东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决定从2014年起稳步推进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规定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就地（所就学的高中段学校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山东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
但是，考虑到山东省的实际情况，这项改革对外省考生的吸引力并不大。
山东省是人口大省，高考报名人数一直居全国前列。山东省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虽然比较多，但重点高校数量却很少，这导致山东高考录取分数线远高于其他省份，重点本科录取率也大大低于北京、上海。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冯永刚认为，“山东之所以敢于打破户籍限制，推行异地高考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东历年来高考门槛较高，竞争激烈，对外省考生的吸引力不大，因而推行这项改革的压力不大。”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山东方案对于那些流入人口不多、高考竞争较为激烈的地区是有参考价值，此种模式，也会被与山东情况相同的大部分省市复制。但是，山东方案对于流入人口较多的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并无借鉴意义。”
学者们普遍认为，异地高考的问题和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
由于外来人口众多，一旦全面“开闸”异地高考，将会对当地的教育资源等一系列问题形成巨大冲击。
熊丙奇认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涉及地方政府利益、教育行政部门利益、高等学校利益、本地户籍人口利益和外来人口利益等诸多现实利益纠缠与博弈。”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认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需要一个逐步有序推进的过程，“如果在现有政策、指标环境下全面放开异地高考，外来人员子女势必‘分享’流入地户籍考生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权益，还会引发‘教育福利拉动型’人口增长，从而导致基础教育阶段‘入园难’或‘入学难’问题长期存在，使得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进一步加大。户籍制度的蕃篱，高教资源的不均，生源利益的难调，使这些地区对出台异地高考细则审慎对待亦在情理之中。”
“户籍制度和高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需要智慧和时间。即使按照常住人口配置教育资源，充分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新增教育资源能力的形成（无论是土地征用、校舍建设还是师资的培养等）需要周期，况且我们还需要将教育经费或教育资源的增量优先投放到义务教育阶段学习机会的保障方面，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重点则是权利和规则的平等。”
因此，解决异地高考难题既要考虑改革力度，又要考虑群众的可接受度，循序渐进，不停顿、不折腾、不倒退，避免大的波折。
异地高考要有“最佳平衡点”
对异地高考改革而言，最难把握的就是门槛设多高，口子开多大。
—方面，门槛高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公平；另一方面，门槛太低意味着本就拥挤不堪的大城市将迎来更多外来务工人员，住房、教育资源将更为稀缺。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认为，“异地高考牵涉到资源和利益问题，因此必须面对现实，考虑利益平衡。”
对于异地高考，不能以一句“公平”就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只能在中间取得“最佳平衡点”。
在这场教育资源并非增量的改革中，蛋糕合理切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诉求值得关注，但教育现在都是属地化管理，涉及经费等大量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改革遇到困难很正常，不能因此就退缩、拖延，而应该积极应对，找准各方利益的平衡点。”
所以，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异地高考实施方案，在目前来说是可行的。在现有资源和利益格局下，因地制宜设定具体条件是现阶段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也是一个积极稳妥的过渡办法。
而对于异地高考的准入条件，也有专家提出了担忧，呼吁异地高考准入条件的设置要合情合理，要合乎外来人口及随迁子女的实际，门槛不能太高，要求不能太苛刻，否则异地高考就会成为极少数随迁子女才能享有的福利，甚至变得有其名无其实。
就“家长条件”而言，“常住人口”和“缴纳各种保险”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外来常住人口未必一定有稳定的工作、住所和收入。将稳定的工作、住所和收入作为“家长条件”之一，看似不高实则很高，很多外来人口都达不到，这会将绝大多数随迁子女拒之于异地高考门外。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既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合法受教育权利，又要确保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总量控制，这的确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在目前国情下，按照报考人数占总考生的近似比例分配招生计划，在这些特大城市都是不现实的。相比这些特大城市，其他地区推进异地高考的难度则要小得多。例如，安徽省提出只要随迁子女在该省有完整3年学籍即可参加高考；而江西省则提出只要高中一年学习经历并获得学籍即可参加高考。
异地高考是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教育公平的实现需要客观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不可能一蹴而就。
正因如此，国务院并没有就异地高考标准强制性地“一刀切”，而是要求各地因地制宜，自主制定相关政策，灵活破解异地高考困局。 全面开放还有多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是放开异地高考的支持者。
“随迁子女的升学问题已经存在，短期来看，放开异地高考是较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对于北京、上海等地部分居民反对异地高考的声音，张干帆认为，可以理解，“目前，大学招生地域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本地大学对本地考生投放了比平均水平高得多的名额。一旦放开异地高考，让更多的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自然就会和当地的考生争抢录取名额。”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张千帆说，“目前教育部等4部委出台的意见已经考虑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可以让大学适当地增加录取人数，来维持当地户籍考生的录取比例不变。这样一来，本地和外地的利益冲突就不存在了。”
对于反对者提出的放开异地高考可能给流入地造成人口膨胀、公共资源紧缺、高考移民加剧等问题，张千帆并不避讳，承认确实存在这种可能，“但是这种效应不会立即出现，而放开异地高考本身只是一个阶段性、临时性的策略，在目前的异地高考政策引发负面效应前，改革招生指标和分省命题制度，建立全国统一考试、公平录取体制，在哪里高考都一样，异地高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与张千帆一样，熊丙奇也认为全面放开异地高考须突破现有高考制度框架。
熊丙奇认为，“如果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全国重点高校不再把招生计划配置到各省，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招生，高考按户籍报名的制度，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异地高考这一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全国各地的任何考生都可以在任何地方报名考试，参加学校录取。”熊丙奇认为，只有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才能消除与这一制度挂钩的高考报名户籍限制，也才能落实和扩大学校的招生自主权，既促进教育公平，也提高教育质量。
“彻底推进异地高考，并非不可能。”熊丙奇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可以将中国的高等院校分类实行不同的招生。全国重点大学，由于是国家举办，因此，应面向全国实行招生，招生方式可以为“全国统一考试 高校自主招生”。目前，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已经有30多所学校实行自主招生，这些学校的自主招生，只需要更进一步，即打破与集中录取环节的嫁接，就可实行不分户籍的招生，由此彻底实现异地高考。
熊丙奇表示，还有一类高校是高职高专，高职高专的录取指标占所有高考录取计划的一半左右，这些院校完全可以实行申请入学、注册入学的方式，考生只要有高中同等学力，就可不限户籍自主申请，这就解决了大半的异地高考问题。
对于异地高考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考虑就有不同的答案。如今，异地高考已经破冰，不可否认这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未来“异地高考”开放的程度如何考验的是决策者的智慧和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心。
自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考生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因此，户籍限制被认为是解决异地高考难题的最大障碍。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曾经表示，异地高考改革的根本是户籍制度改革，“正是因为有了户籍制度，我们才有所谓异地高考制度；而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那所谓异地高考自然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当前应该抓紧进行教育外部的各项改革。”
然而，只要打破户籍限制，异地高考难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吗？
需要智慧和时间
2012年，山东省公布《山东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决定从2014年起稳步推进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规定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就地（所就学的高中段学校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山东省考生享受同等的录取政策。
但是，考虑到山东省的实际情况，这项改革对外省考生的吸引力并不大。
山东省是人口大省，高考报名人数一直居全国前列。山东省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虽然比较多，但重点高校数量却很少，这导致山东高考录取分数线远高于其他省份，重点本科录取率也大大低于北京、上海。
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冯永刚认为，“山东之所以敢于打破户籍限制，推行异地高考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东历年来高考门槛较高，竞争激烈，对外省考生的吸引力不大，因而推行这项改革的压力不大。”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山东方案对于那些流入人口不多、高考竞争较为激烈的地区是有参考价值，此种模式，也会被与山东情况相同的大部分省市复制。但是，山东方案对于流入人口较多的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并无借鉴意义。”
学者们普遍认为，异地高考的问题和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
由于外来人口众多，一旦全面“开闸”异地高考，将会对当地的教育资源等一系列问题形成巨大冲击。
熊丙奇认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涉及地方政府利益、教育行政部门利益、高等学校利益、本地户籍人口利益和外来人口利益等诸多现实利益纠缠与博弈。”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认为，解决异地高考问题需要一个逐步有序推进的过程，“如果在现有政策、指标环境下全面放开异地高考，外来人员子女势必‘分享’流入地户籍考生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权益，还会引发‘教育福利拉动型’人口增长，从而导致基础教育阶段‘入园难’或‘入学难’问题长期存在，使得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进一步加大。户籍制度的蕃篱，高教资源的不均，生源利益的难调，使这些地区对出台异地高考细则审慎对待亦在情理之中。”
“户籍制度和高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需要智慧和时间。即使按照常住人口配置教育资源，充分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新增教育资源能力的形成（无论是土地征用、校舍建设还是师资的培养等）需要周期，况且我们还需要将教育经费或教育资源的增量优先投放到义务教育阶段学习机会的保障方面，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的重点则是权利和规则的平等。”
因此，解决异地高考难题既要考虑改革力度，又要考虑群众的可接受度，循序渐进，不停顿、不折腾、不倒退，避免大的波折。
异地高考要有“最佳平衡点”
对异地高考改革而言，最难把握的就是门槛设多高，口子开多大。
—方面，门槛高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公平；另一方面，门槛太低意味着本就拥挤不堪的大城市将迎来更多外来务工人员，住房、教育资源将更为稀缺。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认为，“异地高考牵涉到资源和利益问题，因此必须面对现实，考虑利益平衡。”
对于异地高考，不能以一句“公平”就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权利，只能在中间取得“最佳平衡点”。
在这场教育资源并非增量的改革中，蛋糕合理切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诉求值得关注，但教育现在都是属地化管理，涉及经费等大量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改革遇到困难很正常，不能因此就退缩、拖延，而应该积极应对，找准各方利益的平衡点。”
所以，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异地高考实施方案，在目前来说是可行的。在现有资源和利益格局下，因地制宜设定具体条件是现阶段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也是一个积极稳妥的过渡办法。
而对于异地高考的准入条件，也有专家提出了担忧，呼吁异地高考准入条件的设置要合情合理，要合乎外来人口及随迁子女的实际，门槛不能太高，要求不能太苛刻，否则异地高考就会成为极少数随迁子女才能享有的福利，甚至变得有其名无其实。
就“家长条件”而言，“常住人口”和“缴纳各种保险”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外来常住人口未必一定有稳定的工作、住所和收入。将稳定的工作、住所和收入作为“家长条件”之一，看似不高实则很高，很多外来人口都达不到，这会将绝大多数随迁子女拒之于异地高考门外。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既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合法受教育权利，又要确保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总量控制，这的确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在目前国情下，按照报考人数占总考生的近似比例分配招生计划，在这些特大城市都是不现实的。相比这些特大城市，其他地区推进异地高考的难度则要小得多。例如，安徽省提出只要随迁子女在该省有完整3年学籍即可参加高考；而江西省则提出只要高中一年学习经历并获得学籍即可参加高考。
异地高考是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教育公平的实现需要客观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不可能一蹴而就。
正因如此，国务院并没有就异地高考标准强制性地“一刀切”，而是要求各地因地制宜，自主制定相关政策，灵活破解异地高考困局。 全面开放还有多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是放开异地高考的支持者。
“随迁子女的升学问题已经存在，短期来看，放开异地高考是较为有效的解决办法。”对于北京、上海等地部分居民反对异地高考的声音，张干帆认为，可以理解，“目前，大学招生地域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本地大学对本地考生投放了比平均水平高得多的名额。一旦放开异地高考，让更多的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自然就会和当地的考生争抢录取名额。”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张千帆说，“目前教育部等4部委出台的意见已经考虑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可以让大学适当地增加录取人数，来维持当地户籍考生的录取比例不变。这样一来，本地和外地的利益冲突就不存在了。”
对于反对者提出的放开异地高考可能给流入地造成人口膨胀、公共资源紧缺、高考移民加剧等问题，张千帆并不避讳，承认确实存在这种可能，“但是这种效应不会立即出现，而放开异地高考本身只是一个阶段性、临时性的策略，在目前的异地高考政策引发负面效应前，改革招生指标和分省命题制度，建立全国统一考试、公平录取体制，在哪里高考都一样，异地高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与张千帆一样，熊丙奇也认为全面放开异地高考须突破现有高考制度框架。
熊丙奇认为，“如果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全国重点高校不再把招生计划配置到各省，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招生，高考按户籍报名的制度，也就失去生存的土壤，异地高考这一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全国各地的任何考生都可以在任何地方报名考试，参加学校录取。”熊丙奇认为，只有打破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才能消除与这一制度挂钩的高考报名户籍限制，也才能落实和扩大学校的招生自主权，既促进教育公平，也提高教育质量。
“彻底推进异地高考，并非不可能。”熊丙奇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可以将中国的高等院校分类实行不同的招生。全国重点大学，由于是国家举办，因此，应面向全国实行招生，招生方式可以为“全国统一考试 高校自主招生”。目前，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已经有30多所学校实行自主招生，这些学校的自主招生，只需要更进一步，即打破与集中录取环节的嫁接，就可实行不分户籍的招生，由此彻底实现异地高考。
熊丙奇表示，还有一类高校是高职高专，高职高专的录取指标占所有高考录取计划的一半左右，这些院校完全可以实行申请入学、注册入学的方式，考生只要有高中同等学力，就可不限户籍自主申请，这就解决了大半的异地高考问题。
对于异地高考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考虑就有不同的答案。如今，异地高考已经破冰，不可否认这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未来“异地高考”开放的程度如何考验的是决策者的智慧和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