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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城市的街头遇到一名流浪汉，面对他的恳求，你会愿意把你的手机借给他吗？一段“流浪汉街头借手机，路人反应让人心寒”的视频刷爆朋友圈。扶助弱者原是人性的本能，是什么使人不敢实施这一善举？
这个引爆网络舆论的视频是基于一次真实的社会实验，两名流浪者（一名是自愿体验流浪生活的志愿者、另一名是真实流浪者“小广西”）分别在北京西客站、三里屯，以及广州街头向陌生路人求助，希望借用手机向家人报平安。结果张口问了300多个人，只有20多人出手相助。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验之前的街头采访环节中，面对“你是否愿意把手机借给流浪汉，让他在节日里给家人道声平安”的提问，多数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是——“当然愿意”。
当然，从统计学来说，街头实验属于偶遇抽样，是所有抽样中随机性最大、不确定性最多的一类，并不能通过局部反应整体，但这次实验的结果显然符合社会整体情况——我们很少会对流浪汉的求助施以援手，不是避之不及，就是直接拒绝，有时甚至厉声呵斥，而哪怕他们没有求助我们，我们也会充满戒备。杭州市图书馆从2003年起就开始实行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虽然流浪汉获准入馆，却遭到很多市民的投诉，称这是对读者的不尊重。
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
“助人为乐”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公认的美德，而借用一下手机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助人之行，对被求助者而言，只是举手之劳，并不损失什么。所以视频中多数路人的反应乍看之下确实让人感到难过，不过设身处地去考虑，事情又并非那么简单。
当下社会，手机并非一件上千元或者几千元的物品那么简单，而是装满个人隐私数据的私有物，万一丢失，可不仅仅是损失一些财物，个人隐私被扒、信息丢失等一系列麻烦，在这个社会成本如此高昂的时代，自然容易让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街头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环境，人来人往，陌生的市民迅速流动，如此带来的直接结果之一，就必然是所有人都比往常更加戒备，对陌生人充满了不信任感，而流浪汉身份的难以辨认、行为的不可预测等，使得很多人难以给他们关爱。
流浪汉无家可归、其情可悯是事实，但社会普遍对流浪汉印象恶劣，心存反感甚至畏惧，同样是事实。正如视频中的一名流浪汉是由志愿者所扮演，在很多情况下，流浪汉是可以假扮的（类似事件已经被媒体屡屡爆出）。他是真的遇到难处的流浪汉，还是别有企图的骗子，并不是很好辨认。作为一项社会实验的假扮，扮演者没有恶意，但其他情况下，并不好说。如果只是博取同情心骗取钱财还好，最怕的是还有谋财害命的情况。2014年7月4日凌晨，深圳市就发生一起恶性抢劫事件，两名男子假扮流浪汉睡在某银行自助服务区，对前来存款的李某实施抢劫杀害；而即使流浪汉的身份是真实的，心怀戒备似乎也情有可原，流浪汉一无所有，游离于社会规则之外，其行为常常不可预测。换言之，对于靠近我们、开口求助的流浪汉，我们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动作。
此外，虽然流浪汉不等于乞丐，很多只是陷入了生活的困顿，但在大部分人看来，流浪汉就等于好吃懒做，陷入困境是活该，也强化了不愿帮的心态。
社会信任缺失值得深思
无人扶弱不能归咎于国人的道德滑坡，而主要在于社会信任的缺失。不管是要掂量环境的高风险性，还是不放心流浪汉难以辨认的身份、不可预测的行为和好吃懒做的恶习，视频中不借手机的理由，并非人们不善良。实验之前的街头采访环节中，多数受访者已表示愿意把手机借给流浪汉，让他在节日里给家人道声平安。这并不是虚伪，而是默认了一个前提：一个确实有困难的人来求助，没几个人会拒绝这种举手之劳的善举。只不过，在遇到一个突发的请求时，对安全的担忧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主要的意见。他们最终拒绝流浪汉的求助，多是担心碰到骗子。“谁让骗子这么多！”“万一人家拽到手机就跑呢？”
这种对陌生人的防备俨然已经成了一种集体意识。一份研究显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20%～30%的人信任陌生人。”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入户人口普查不得不改成去居委会报到，买菜时习惯性地要把小贩的秤搬到眼前，买肉时总要用手按按有没有注水……转型期的社会，此类事件频出。
社会信任为什么越来越难？并不一定是因为“道德滑坡”，更大的原因可能在于民众的社会阶层、经济地位出现了分化，以致社会广泛出现不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感。在当年大家都不怎么富裕的年代，类似的社会问题自然相对较少。
而如今，社会、经济各方面有了很多进步，但这些进步却相当不均衡。一个显著的落后之处是，我们虽然离开了熟人社会，但尚未完全转入“陌生人社会”，人们互相之间只信任熟悉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精神和互利互助的精神尚未形成风气。流浪汉的负面标签便是如此，根据社会学研究，导致一个人无家可归而成为流浪汉的原因，粗略分类就有经济因素、家庭因素、疾病因素等，而非简单的好吃懒做就可以描述，而且流浪汉群体也不是天然代表高犯罪率，所谓“看上去不像好人”，也是在熟人社会信任支点不断松动后，由“防人之心不可无”衍生的本能警惕，所演变成的“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保身术。
渐向“陌生人社会”转变
虽然离开熟人社会，既往模式下的信任支点不断松动，但这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陌生人社会”。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这样分析“陌生人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简单来说，在习惯与陌生人相处的社会，由于社会的普遍信任度高，帮助他人的机会自然也相对较高，在发达国家，为“能不能帮助流浪汉”“可不可以扶老人”这种事而掀起全民讨论的事情可以说极为罕有。
这个转型过程，显然非骤然可以完成，以后，我们可能还会面临类似的困境，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定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法律、信任取代道德的规范作用。例如对流浪汉群体里一些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切不可因存在着管理难度，就放纵实施者在实施完违法犯罪行为之后全身而退，而是“伸手必被捉”，相应的，陌生人之间的警惕心便会减弱，信任感便会增加。
这个引爆网络舆论的视频是基于一次真实的社会实验，两名流浪者（一名是自愿体验流浪生活的志愿者、另一名是真实流浪者“小广西”）分别在北京西客站、三里屯，以及广州街头向陌生路人求助，希望借用手机向家人报平安。结果张口问了300多个人，只有20多人出手相助。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验之前的街头采访环节中，面对“你是否愿意把手机借给流浪汉，让他在节日里给家人道声平安”的提问，多数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是——“当然愿意”。
当然，从统计学来说，街头实验属于偶遇抽样，是所有抽样中随机性最大、不确定性最多的一类，并不能通过局部反应整体，但这次实验的结果显然符合社会整体情况——我们很少会对流浪汉的求助施以援手，不是避之不及，就是直接拒绝，有时甚至厉声呵斥，而哪怕他们没有求助我们，我们也会充满戒备。杭州市图书馆从2003年起就开始实行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虽然流浪汉获准入馆，却遭到很多市民的投诉，称这是对读者的不尊重。
趋利避害是人之天性
“助人为乐”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公认的美德，而借用一下手机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助人之行，对被求助者而言，只是举手之劳，并不损失什么。所以视频中多数路人的反应乍看之下确实让人感到难过，不过设身处地去考虑，事情又并非那么简单。
当下社会，手机并非一件上千元或者几千元的物品那么简单，而是装满个人隐私数据的私有物，万一丢失，可不仅仅是损失一些财物，个人隐私被扒、信息丢失等一系列麻烦，在这个社会成本如此高昂的时代，自然容易让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街头又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环境，人来人往，陌生的市民迅速流动，如此带来的直接结果之一，就必然是所有人都比往常更加戒备，对陌生人充满了不信任感，而流浪汉身份的难以辨认、行为的不可预测等，使得很多人难以给他们关爱。
流浪汉无家可归、其情可悯是事实，但社会普遍对流浪汉印象恶劣，心存反感甚至畏惧，同样是事实。正如视频中的一名流浪汉是由志愿者所扮演，在很多情况下，流浪汉是可以假扮的（类似事件已经被媒体屡屡爆出）。他是真的遇到难处的流浪汉，还是别有企图的骗子，并不是很好辨认。作为一项社会实验的假扮，扮演者没有恶意，但其他情况下，并不好说。如果只是博取同情心骗取钱财还好，最怕的是还有谋财害命的情况。2014年7月4日凌晨，深圳市就发生一起恶性抢劫事件，两名男子假扮流浪汉睡在某银行自助服务区，对前来存款的李某实施抢劫杀害；而即使流浪汉的身份是真实的，心怀戒备似乎也情有可原，流浪汉一无所有，游离于社会规则之外，其行为常常不可预测。换言之，对于靠近我们、开口求助的流浪汉，我们不知道他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动作。
此外，虽然流浪汉不等于乞丐，很多只是陷入了生活的困顿，但在大部分人看来，流浪汉就等于好吃懒做，陷入困境是活该，也强化了不愿帮的心态。
社会信任缺失值得深思
无人扶弱不能归咎于国人的道德滑坡，而主要在于社会信任的缺失。不管是要掂量环境的高风险性，还是不放心流浪汉难以辨认的身份、不可预测的行为和好吃懒做的恶习，视频中不借手机的理由，并非人们不善良。实验之前的街头采访环节中，多数受访者已表示愿意把手机借给流浪汉，让他在节日里给家人道声平安。这并不是虚伪，而是默认了一个前提：一个确实有困难的人来求助，没几个人会拒绝这种举手之劳的善举。只不过，在遇到一个突发的请求时，对安全的担忧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主要的意见。他们最终拒绝流浪汉的求助，多是担心碰到骗子。“谁让骗子这么多！”“万一人家拽到手机就跑呢？”
这种对陌生人的防备俨然已经成了一种集体意识。一份研究显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20%～30%的人信任陌生人。”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入户人口普查不得不改成去居委会报到，买菜时习惯性地要把小贩的秤搬到眼前，买肉时总要用手按按有没有注水……转型期的社会，此类事件频出。
社会信任为什么越来越难？并不一定是因为“道德滑坡”，更大的原因可能在于民众的社会阶层、经济地位出现了分化，以致社会广泛出现不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感。在当年大家都不怎么富裕的年代，类似的社会问题自然相对较少。
而如今，社会、经济各方面有了很多进步，但这些进步却相当不均衡。一个显著的落后之处是，我们虽然离开了熟人社会，但尚未完全转入“陌生人社会”，人们互相之间只信任熟悉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精神和互利互助的精神尚未形成风气。流浪汉的负面标签便是如此，根据社会学研究，导致一个人无家可归而成为流浪汉的原因，粗略分类就有经济因素、家庭因素、疾病因素等，而非简单的好吃懒做就可以描述，而且流浪汉群体也不是天然代表高犯罪率，所谓“看上去不像好人”，也是在熟人社会信任支点不断松动后，由“防人之心不可无”衍生的本能警惕，所演变成的“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保身术。
渐向“陌生人社会”转变
虽然离开熟人社会，既往模式下的信任支点不断松动，但这是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陌生人社会”。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这样分析“陌生人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简单来说，在习惯与陌生人相处的社会，由于社会的普遍信任度高，帮助他人的机会自然也相对较高，在发达国家，为“能不能帮助流浪汉”“可不可以扶老人”这种事而掀起全民讨论的事情可以说极为罕有。
这个转型过程，显然非骤然可以完成，以后，我们可能还会面临类似的困境，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定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法律、信任取代道德的规范作用。例如对流浪汉群体里一些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切不可因存在着管理难度，就放纵实施者在实施完违法犯罪行为之后全身而退，而是“伸手必被捉”，相应的，陌生人之间的警惕心便会减弱，信任感便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