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正成为大多数人出行的必选方式，一个低收入人群对高铁票价仍是相当敏感，充分考虑到低收入人群的出行利益，是十分必要的。
　　高铁票价放开，将在今年内成为事实。票价放开将增加低收入人群乘车负担，成为社会的担心。
　　对此，相关方面显然是有所预计的。两会之前，中国铁路总公司已获得自主定价权，总经理盛光祖表示，没有大规模调整高铁运价的安排，绝不允许擅自乱涨价。作为政府监管部门的交通运输部，则由杨传堂部长出面，表示“会考虑照顾低收入农民工利益”，坚持铁路运输“一定的基础性、公益性”。票价执行细则还未公布，调整何时开始，调整到何种程度，还属未知。但铁总和交通部的态度，应是在方向上给了人们一定的安慰。
　　铁总获得自行定价的权力，这种权力包括上调和下调，票价浮动将被实施。铁总定价将根据市场的承受能力、运输企业的成本等因素综合考虑。不过，根据一般经验，浮动价格更多地带来的将是上调而非下调。由于高铁票价虽然渐渐已不再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但在普通列车趋于减少的情况下，高铁正成为大多数人出行的必选方式，低收入人群对高铁票价仍是相当敏感，充分考虑到低收入人群的出行利益，是十分必要的。
　　高铁的速度，缩短了出行时间，也就是扩大了人们的出行半径。时间的缩短为人们跨越地理距离提供了方便，人们的出行频率将趋于增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将是更加容易作出的决定。在途时间缩短，使异地办事的时间延长，这也提高了每次出门的“投入产出比”。因此，价格是否能够承受，就成为人们出行次数的重要因素。
　　日常情况下，人们将交通出行视为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例如人们要探亲、返乡、奔赴工作地点、进行工作联系等等。这固然是交通出行的基本功能，但并非交通出行的全部含义。要看到，交通出行不仅是一种身体的活动，也是社会交往。出远门有时是刚需，有时是选项，那些更多出远门的人，具有更大的交往圈子，获得更多的信息，见识更多的东西，拥有更多的人际关系。能否自如地出远门，取决于时间和经济能力上是否允许，这是一个人既有条件和社会位置的体现，也进一步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见闻差、信息差、交往差、关系差。因此，低收入人群搭乘交通工具的经济能力不足，有时带来了基本权利的受限（如亲情探视的权利），有时拉大了发展能力的差距。
　　包括高铁在内的大众交通，不管是市场定价还是国家定价，都有基础性、公益性。基础性不只是指它影响多方面的价格，更在于它影响人们的多方面能力，公益性更是框定了它在一定程度上非利润至上的取向。高铁线越长，高铁运输越常态化，它集中的人越多，取代或消灭的别的交通方式越多，其基础性和公益性的要求就越高。
　　正是因为这一点，低收入人群是否坐得起高铁，是否能尽量少地被价格排除掉出行的选择，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慈悲心、同情心的问题来考虑，而是应该从发展的人民性、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社会平等上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