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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18日13时30分，西安飞机城秋风哀号，大雨滂沱。一颗忠魂飞向了蓝天。
他，就是歼-10飞机试飞队成1员，中国一航飞行试验研究院廖厚权研究员。
61岁的廖厚权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他用38年的兢兢业业诠释了航空战线上无数个普普通通的技术人员的风貌
平凡的岗位，闪光的价值。
歼-10是国内第一种三代战斗机，经过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酝酿，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设计。到九十年代初期，国家正式决定由试飞院进行科研试飞。
这时候，廖厚权正是“飞豹”的一个课题主管。当他听到中国自己研制的三代机试飞任务将要在试飞院展开时，五十出头的他立即向领导请战。
当时的研究室领导看到风风火火来请战的廖厚权，心头一热。这位中等个儿，身材消瘦，1964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知识分子，平时话不多，干起事来却扎实细致，一丝不苟，而且参加过上十种飞机的通讯课题。曾在国内航空短波通讯施用频率传播预策课题上有过独创，获得过航空部二等奖。技术没问题。但他身体是否吃得消?
廖厚权见有门，就说：“没问题，我身体硬朗着呢!我到退休还有七八年，如果在我退休之前还能为第三代飞机研制出力。那我这30年的航空试飞就没白干!我就既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了。”
领导沉吟了一下说：“行!那通讯、航电这一摊子就交给你了。你将唐彩虹、朱晓民带上，再培养几个年轻人!”
廖厚权点点头，用他的重庆话回答：“要得，要得。”
这时正是莺飞草长的春天，办公室窗外的绿树上莺啼鹂啭，廖厚权心花怒放，开始筹划新一代飞机的航电通讯该如何搞。
歼-10在综合航电上采取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总线技术。总线技术是国际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进行实践的新技术。廖厚权在学校中没学过，这几年也才在杂志中看到一点破碎不全的资料。老廖清楚，要想熟悉它、研究它、应用它、鉴定它就必须认真学习，掌握这门新技术。
从那天开始，他从图书馆搬来一厚摞书，一本本一页页地认真钻研起来，仔细认真地记笔记。弄不懂的地方，他找来大量参考书。从侧面印证。每一个结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不放过。他每天学到晚上七八点，别人下班了，走了，办公室中静悄悄的，他再攻读一章。
为了攻克新技术，他不耻下问，甘当学生，经常向他的徒弟，一个个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求教计算机编程。
一个个记录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他的学习心得。十万字的笔记中，记录着他对事业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
他从不高傲，从不张扬，从不追求功名利禄。他坚守在小小的专业组长岗位上，坚持做一个在事业上追求卓越的普通人。
立下第一功
歼-10的科研试飞准备从技术储备、预研演示到进入实质性准备阶段，十多项预研、技改全面铺开。廖厚权由杨龙副总师领导，负责监控设备的画面接口、参数识别工作。
监控设备是中国试飞院根据歼-10试飞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行研制的一种具有国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水平的大型先进设备，有若干个子系统。航电的若干个画面的输出、接口、控制、辨识就是其中之一。
廖厚权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他知道要将这一课题搞好。首先应该全面了解歼-10的航电系统，明白地面需要监控哪些点面，哪些控制面可以反映飞机航电的本质，怎样才能搞好监控设备的画面调控，为监控设备的程序设计人员提供最权威的科研信息。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赶到一航成都所，仔细查阅歼-10航电系统设计文件。按一航成都所的规定：此类文件属绝密级，只准查阅，不能带走。
放在一般人员，也只要了解个梗概，不必细究，但廖厚权却不行，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没有“大概”、“可能”、“似乎”这样的词眼，每一件事都必须言之有据、准确无误。
面对保密规定，他理解，这关系着歼-10的命运。但他不愿意看一眼就走，否则下一步如何干?
成都冬日无暖气。在寒冷的日子里。老廖一个人看文件，一段一段地细抠、一张图一张图地研究，一个字一个字地做着笔记。没有暖气，这里的冬天湿冷湿冷的，比关中更难受。就是他这个生于四川，长于重庆，就学于成都，工作于阎良的人也受不了。一会儿手冻僵了，写不成字了，他将手暖在被子里捂上一会儿，再继续写；一会儿脸冻红了，他倒盆热水，用毛巾将脸擦一把。
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
明月西沉，三星初露，又一个冬夜过去了……
就这样，他看完了需要的所有资料，作了二十多页的笔记。
廖厚权走后，他的同事们提起这事。都会流下了眼泪。他们说：“这些事，是在他去世后，我们从他遗物的一大堆笔记本中解读出来的。他不为名，不为利，平平凡凡，普普通通，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干着大事业!”
从成都回来后，廖厚权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与测试所的软件设计师们认真地判读了1.5米高的A4纸资料。廖厚权在一个春夏秋冬里全部判读完，为航电画面接口、控制、辨识写出了三大本、60多页的文件，使它如期研制成功。
1997年春，歼-10在成都首飞，当时实时监控的就是最新研制的这套监控设备。当天，廖厚权就坐在航电监控画面前。
如今，这种设备已应用在国内许多航空主机厂所和试验基地，廖厚权的智慧也随着画面飞扬在中国航空界。小笔记本做了大贡献
2002年夏天，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基地暑热难耐，千里大漠处处如冒火的喷口，每天气温都达三四十度。歼-10试飞队正在这里顽强攻关。
那天。一架歼-10在科研试飞中出现了故障。根据“故障排除不过夜”的原则，科研、机务、跟飞厂所的攻关组连夜开始攻关。
如何最快地锁定故障?按常规，人们将回放机载录相。飞机在空中飞了一两个小时，回放也得一两个小时。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看一遍就要到零点，找到原因再排故，还能保证明天再飞吗?
这时，有人想起了廖厚权：只要他坐在荧屏前，每一个问题都会记下来。在他那密密麻麻的笔记中，会不会记下今天的故障时间呢?
一个电话打到新机大厦4楼。廖厚权这时正在给唐彩虹、周宇、曹红旗讲监控画面的经验，正好讲到了今天的故障点。电话中传来了科研人员急切地求援：“廖师呀!你的百事通(大家管他的笔记本叫百事通)里可记着今天飞机的故障点?”
“故障出在14点25分36秒。”
“什么位置?”
“从画面上看，在自动驾驶仪上。”
“谢谢廖师啦。”
廖厚权笑了：“谢啥子?这有啥!监控人员就是干这的么。”
科研人员在自动驾驶仪上一查，真是这里的问题。“廖师傅，厉害!”人们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他办事让人放心。”这是笔者采访 时，几乎所有在西线试飞队工作过的总师、副总师们对廖厚权众口一词的评价。歼-10飞机试飞总师周自全说：“廖厚权这个人，你交给他任何事，不管大小难易，总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有些事他熟，是他本专业的，这不奇怪。有些事超出他的专业，他钻研学习，一点点细抠，照样给你攻出来。”
在歼-10航电系统试飞中立过大功的试飞副总师杨龙说：“那年让他搞总线，一般人只需懂应用就行了，他却将应用层、物理层等四层原理全弄清了。为了弄清这些，他不知看过多少书，搞过多少推断演示。后来让他负责画面测控，他一下搞了几十页。每一页都那么仔细、认真、入细入微。对年轻人他毫不保守，他带的徒弟们。现在都成了专家。”
病好了我还要回来
2002年9月6日清晨。万里晴空，能见度几十千米。根据队里安排，今天将有好几架飞机飞行。大家吃过早饭，纷纷准备上机场。
这时，住在四楼的廖厚权突然呕吐不止，吐得眼前发黑。医生请他留下来观察。他说：“不行，不行，我的任务紧着呐!”刚准备走时，又呕吐不止，只好留下。当天下午，他就开始吐血。
晚上，基地医院准备送他去东风航天城医院，周自全、何深海、杨龙等领导和同志们纷纷来看他。在救护车上，他拉着周总的手说：“周总，我病好了，还要回来将我的课题搞好。看到歼-10定型了，我就放心了!”在场的所有人都落了泪。
9月7日，廖厚权开始大量吐血。当试飞队接到廖厚权需要输血的消息，一百多人立即卷起袖子。廖厚权患重症已八年了，这八年中，他一直在为歼-10东奔西跑，根本没有把重症放在心上。他的心，已经被歼-10占满了。
9月12日，院里将廖厚权接回西安治疗。9月18日13时30分，廖厚权终因抢救无效流尽最后一滴血。送葬那天，滂沱大雨笼罩着飞机城，祭奠厅前站满了送葬的人群，长长的队伍排到了大街上。
中国试飞院航电所召开了以“平凡的岗位、闪光的业绩”为主题的向廖厚权学习座谈会。航电所书记章兰含着泪说：“廖师在最后的几天中还念念不忘歼-10。每逢神志清醒一点就对我说：‘书记呀，我的病要是好了，我还要把歼-10干完。如果好不了，将来歼-10飞机定型时，请你想办法找个歼-10飞机模型放在我的骨灰盒前。让我永远看着歼-10飞机’。”
20个月后。中国一航召开大会，隆重宣布歼-10飞机成功定型。
一大批功臣从领奖台前走过，多少人在心中默默地呼唤着廖厚权的名字。
当中国的骄傲——歼-10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时，廖厚权已化为了一颗明星，升在中华的夜空，关注着祖国的航空试飞进展；他化为一道清泉，流淌在同行者的心际，净化着后来人的心灵；他化为一股清风。吹拂在试飞线上，为中国试飞带来一股醇香：他化为一朵小花，开放在中国航空的万花丛中，使中国航空苑百花吐艳。
编辑 秦蓁
他，就是歼-10飞机试飞队成1员，中国一航飞行试验研究院廖厚权研究员。
61岁的廖厚权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他用38年的兢兢业业诠释了航空战线上无数个普普通通的技术人员的风貌
平凡的岗位，闪光的价值。
歼-10是国内第一种三代战斗机，经过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酝酿，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设计。到九十年代初期，国家正式决定由试飞院进行科研试飞。
这时候，廖厚权正是“飞豹”的一个课题主管。当他听到中国自己研制的三代机试飞任务将要在试飞院展开时，五十出头的他立即向领导请战。
当时的研究室领导看到风风火火来请战的廖厚权，心头一热。这位中等个儿，身材消瘦，1964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知识分子，平时话不多，干起事来却扎实细致，一丝不苟，而且参加过上十种飞机的通讯课题。曾在国内航空短波通讯施用频率传播预策课题上有过独创，获得过航空部二等奖。技术没问题。但他身体是否吃得消?
廖厚权见有门，就说：“没问题，我身体硬朗着呢!我到退休还有七八年，如果在我退休之前还能为第三代飞机研制出力。那我这30年的航空试飞就没白干!我就既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了。”
领导沉吟了一下说：“行!那通讯、航电这一摊子就交给你了。你将唐彩虹、朱晓民带上，再培养几个年轻人!”
廖厚权点点头，用他的重庆话回答：“要得，要得。”
这时正是莺飞草长的春天，办公室窗外的绿树上莺啼鹂啭，廖厚权心花怒放，开始筹划新一代飞机的航电通讯该如何搞。
歼-10在综合航电上采取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总线技术。总线技术是国际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进行实践的新技术。廖厚权在学校中没学过，这几年也才在杂志中看到一点破碎不全的资料。老廖清楚，要想熟悉它、研究它、应用它、鉴定它就必须认真学习，掌握这门新技术。
从那天开始，他从图书馆搬来一厚摞书，一本本一页页地认真钻研起来，仔细认真地记笔记。弄不懂的地方，他找来大量参考书。从侧面印证。每一个结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不放过。他每天学到晚上七八点，别人下班了，走了，办公室中静悄悄的，他再攻读一章。
为了攻克新技术，他不耻下问，甘当学生，经常向他的徒弟，一个个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求教计算机编程。
一个个记录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他的学习心得。十万字的笔记中，记录着他对事业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
他从不高傲，从不张扬，从不追求功名利禄。他坚守在小小的专业组长岗位上，坚持做一个在事业上追求卓越的普通人。
立下第一功
歼-10的科研试飞准备从技术储备、预研演示到进入实质性准备阶段，十多项预研、技改全面铺开。廖厚权由杨龙副总师领导，负责监控设备的画面接口、参数识别工作。
监控设备是中国试飞院根据歼-10试飞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行研制的一种具有国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水平的大型先进设备，有若干个子系统。航电的若干个画面的输出、接口、控制、辨识就是其中之一。
廖厚权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他知道要将这一课题搞好。首先应该全面了解歼-10的航电系统，明白地面需要监控哪些点面，哪些控制面可以反映飞机航电的本质，怎样才能搞好监控设备的画面调控，为监控设备的程序设计人员提供最权威的科研信息。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他赶到一航成都所，仔细查阅歼-10航电系统设计文件。按一航成都所的规定：此类文件属绝密级，只准查阅，不能带走。
放在一般人员，也只要了解个梗概，不必细究，但廖厚权却不行，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没有“大概”、“可能”、“似乎”这样的词眼，每一件事都必须言之有据、准确无误。
面对保密规定，他理解，这关系着歼-10的命运。但他不愿意看一眼就走，否则下一步如何干?
成都冬日无暖气。在寒冷的日子里。老廖一个人看文件，一段一段地细抠、一张图一张图地研究，一个字一个字地做着笔记。没有暖气，这里的冬天湿冷湿冷的，比关中更难受。就是他这个生于四川，长于重庆，就学于成都，工作于阎良的人也受不了。一会儿手冻僵了，写不成字了，他将手暖在被子里捂上一会儿，再继续写；一会儿脸冻红了，他倒盆热水，用毛巾将脸擦一把。
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
明月西沉，三星初露，又一个冬夜过去了……
就这样，他看完了需要的所有资料，作了二十多页的笔记。
廖厚权走后，他的同事们提起这事。都会流下了眼泪。他们说：“这些事，是在他去世后，我们从他遗物的一大堆笔记本中解读出来的。他不为名，不为利，平平凡凡，普普通通，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干着大事业!”
从成都回来后，廖厚权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与测试所的软件设计师们认真地判读了1.5米高的A4纸资料。廖厚权在一个春夏秋冬里全部判读完，为航电画面接口、控制、辨识写出了三大本、60多页的文件，使它如期研制成功。
1997年春，歼-10在成都首飞，当时实时监控的就是最新研制的这套监控设备。当天，廖厚权就坐在航电监控画面前。
如今，这种设备已应用在国内许多航空主机厂所和试验基地，廖厚权的智慧也随着画面飞扬在中国航空界。小笔记本做了大贡献
2002年夏天，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基地暑热难耐，千里大漠处处如冒火的喷口，每天气温都达三四十度。歼-10试飞队正在这里顽强攻关。
那天。一架歼-10在科研试飞中出现了故障。根据“故障排除不过夜”的原则，科研、机务、跟飞厂所的攻关组连夜开始攻关。
如何最快地锁定故障?按常规，人们将回放机载录相。飞机在空中飞了一两个小时，回放也得一两个小时。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看一遍就要到零点，找到原因再排故，还能保证明天再飞吗?
这时，有人想起了廖厚权：只要他坐在荧屏前，每一个问题都会记下来。在他那密密麻麻的笔记中，会不会记下今天的故障时间呢?
一个电话打到新机大厦4楼。廖厚权这时正在给唐彩虹、周宇、曹红旗讲监控画面的经验，正好讲到了今天的故障点。电话中传来了科研人员急切地求援：“廖师呀!你的百事通(大家管他的笔记本叫百事通)里可记着今天飞机的故障点?”
“故障出在14点25分36秒。”
“什么位置?”
“从画面上看，在自动驾驶仪上。”
“谢谢廖师啦。”
廖厚权笑了：“谢啥子?这有啥!监控人员就是干这的么。”
科研人员在自动驾驶仪上一查，真是这里的问题。“廖师傅，厉害!”人们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他办事让人放心。”这是笔者采访 时，几乎所有在西线试飞队工作过的总师、副总师们对廖厚权众口一词的评价。歼-10飞机试飞总师周自全说：“廖厚权这个人，你交给他任何事，不管大小难易，总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有些事他熟，是他本专业的，这不奇怪。有些事超出他的专业，他钻研学习，一点点细抠，照样给你攻出来。”
在歼-10航电系统试飞中立过大功的试飞副总师杨龙说：“那年让他搞总线，一般人只需懂应用就行了，他却将应用层、物理层等四层原理全弄清了。为了弄清这些，他不知看过多少书，搞过多少推断演示。后来让他负责画面测控，他一下搞了几十页。每一页都那么仔细、认真、入细入微。对年轻人他毫不保守，他带的徒弟们。现在都成了专家。”
病好了我还要回来
2002年9月6日清晨。万里晴空，能见度几十千米。根据队里安排，今天将有好几架飞机飞行。大家吃过早饭，纷纷准备上机场。
这时，住在四楼的廖厚权突然呕吐不止，吐得眼前发黑。医生请他留下来观察。他说：“不行，不行，我的任务紧着呐!”刚准备走时，又呕吐不止，只好留下。当天下午，他就开始吐血。
晚上，基地医院准备送他去东风航天城医院，周自全、何深海、杨龙等领导和同志们纷纷来看他。在救护车上，他拉着周总的手说：“周总，我病好了，还要回来将我的课题搞好。看到歼-10定型了，我就放心了!”在场的所有人都落了泪。
9月7日，廖厚权开始大量吐血。当试飞队接到廖厚权需要输血的消息，一百多人立即卷起袖子。廖厚权患重症已八年了，这八年中，他一直在为歼-10东奔西跑，根本没有把重症放在心上。他的心，已经被歼-10占满了。
9月12日，院里将廖厚权接回西安治疗。9月18日13时30分，廖厚权终因抢救无效流尽最后一滴血。送葬那天，滂沱大雨笼罩着飞机城，祭奠厅前站满了送葬的人群，长长的队伍排到了大街上。
中国试飞院航电所召开了以“平凡的岗位、闪光的业绩”为主题的向廖厚权学习座谈会。航电所书记章兰含着泪说：“廖师在最后的几天中还念念不忘歼-10。每逢神志清醒一点就对我说：‘书记呀，我的病要是好了，我还要把歼-10干完。如果好不了，将来歼-10飞机定型时，请你想办法找个歼-10飞机模型放在我的骨灰盒前。让我永远看着歼-10飞机’。”
20个月后。中国一航召开大会，隆重宣布歼-10飞机成功定型。
一大批功臣从领奖台前走过，多少人在心中默默地呼唤着廖厚权的名字。
当中国的骄傲——歼-10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时，廖厚权已化为了一颗明星，升在中华的夜空，关注着祖国的航空试飞进展；他化为一道清泉，流淌在同行者的心际，净化着后来人的心灵；他化为一股清风。吹拂在试飞线上，为中国试飞带来一股醇香：他化为一朵小花，开放在中国航空的万花丛中，使中国航空苑百花吐艳。
编辑 秦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