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到文博大家张伯驹的时候，最为称道的事情之一是他购买《游春图》的故事。许多文章都是提到张伯驹购买《游春图》时，《游春图》正在玉池山房掌柜马霁川手中待价而沽，要价黄金八百两，经过一番周折，马霁川出于无奈，只得把价压到二百二十两。后嫌张伯驹兑付的黄金成色不好，又加价二十两。张伯驹只好卖掉了弓弦胡同的宅子，夫人潘素又卖掉了她自己的首饰，凑足黄金二百四十两， 终将《游春图》购得。
　　对于这一说法，我原先也信以为然。但最近在编辑《张伯驹先生追思集》的过程中，发现有两篇文章与上述说法不一致。王世襄的《与伯驹先生交往三五事》（原载《王世襄自选集》，三联书店1999年8月版）。文中说：“实使人在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四万块购买《平复帖》，黄金一百七十两购得《游春图》……并于一九五五年将《平复帖》……等八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而在马保山的《张伯驹与展子虔〈游春图〉》（原载《中国文物报》，1992年3月15日）的文章中，以曾是张伯驹购买《游春图》中介人的身份说：“成交之日，请伯驹先生和卓卿同到我家办理手续。卓卿请来亲戚黄姓鉴定黄金成色，他们以试金石验之，黄金成色相差太多，只有足金一百三十多两。伯驹先生力允近期补足，由我作保，李卓卿亲手将展卷交与伯驹先生，后经几次补交，到不足一百七十两时，时局大变，彼此无暇顾及。”
　　由这一段话也可以看出，张伯驹先生是答应付给黄金二百两（或另一说法二百二十两）的，尽管他卖掉了宅子，夫人卖掉了首饰，仍然没有凑够二百两黄金，只好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先后付给一百七十两后，因“时局大变”，才无法付清。而这“时局大变”，当是指1948年11月解放军包围北京一事。
　　根据历史考证，当以第一手资料较为可信的原则。可以推断，作为张伯驹先生的朋友马保山、王世襄的话是可信的。至于其他说法，我想都是出于对张伯驹的景仰和买卖东西要付清钱款的一般道理推测而言传开去的，难免有些失真，是可以理解的。
　　我写此文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弄清楚张伯驹先生究竟先付了多少钱，而后的余款为何未能付给，更重要的是马保山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的另一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灵。马保山说：“1970年，伯驹先生自长春返京，尚问及我展卷欠款怎么办？我说：‘形势变了，对方完了，我也完了，你也完了，这事全完了。’说了以后我二人一同大笑起来，乃设围棋为戏，潘素女士赠绘山水一幅。伯驹先生赠书对联一副，对我表示谢意。”
　　这一情况发生在1970年，距张伯驹先生于1947年购得《游春图》时已隔23年，而且世事沧桑，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再加上张伯驹先生历经“反右”运动、“十年浩劫”的磨难，按一般常情来说，张伯驹先生早该忘记此事了，更何况他早已将《游春图》捐给了国家呢！但是张伯驹先生仍然记着欠款一事，而且是在自己一贫如洗，在北京过着“黑人黑户”生活的情况下，仍念念不忘此事，又询问当年的中介人。
　　这的确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一件小事，也可以说张伯驹先生有些“书生气”。在这一生活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伯驹先生的诚信，是多么地感人。诚信是金，张伯驹先生的人品，更比黄金可贵！
　　（作者为河南省项城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