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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的体制，限制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独立思考，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但是，能否做到独立自主，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终于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为独立自主原则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
一、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重要政治原则。马、恩认为，真正的国际联合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和各国政党的独立自主为基础。国际联合决不能否定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也不能否定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国际主义的共同利益也决不是否定各国无产阶级所代表的民族利益。《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马、恩强调培养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精神，国际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各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也是各国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是民族的，不能代表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赞同和支持，就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
马、恩认为，民族独立是现代条件下国际联合与合作的前提与基础。1893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中，精辟地阐述了民族独立和国际联合的辩证关系：“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现的和睦与自觉的合作。”①马、恩认为，各国和各国的革命运动的独立自主与国际主义是一致的。1893年，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他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②这种包涵自主和独立的国际主义精神不容许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政党处于指挥、控制他人的领导地位，不容许产生任何大国沙文主义。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妄想领导其他所有民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③“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同个人之间的平等一样是必要的”，④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和团体之间必须是完全平等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倡导独立自主的原则，而且身体力行坚决维护这项重要原则。
早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马、恩就明确规定了“所有盟员一律平等”的原则，强调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⑤“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政党”。⑥
作为第一国际的核心与灵魂，马克思非常注意各国革命运动的独立自主发展，力求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决不发号施令，决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马、恩“始终不渝地遵循给各支部以行动自由和自治权的政策”。⑦马克思认为：“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我们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则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⑧1869年2月，恩格斯在给西班牙支部的信中认为，只要无产阶级的目的和原则相同，每个国家的支部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
列宁根据新情况和俄国革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新原理，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进行了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他认为同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必须“以另一种速度，通过另一些途径，用‘新的迂回方法’”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⑨
列宁谆谆教导他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要照搬俄国经验，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1919年列宁对东方的共产主义者说：“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任务就是这些，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你们应当提出这种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⑩
列宁明确指出，各国无产阶级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运用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认为只要各国之间还存在民族差别，“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11}
列宁非常关心其他国家革命的独立自主性。1919年春，当得知德国共产党准备赴俄学习时，他指出：“向国外同志证明我们的力量，使他们看到我们在革命中丝毫没有越出现实的范围，并且把能使他们完全信服的材料提供给他们。假如把我们的革命说成是一切国家的一种理想，认为它做出了很多天才的发现和实行了一大堆社会主义的新奇东西，那是十分可笑的。”“如果我们硬装成青蛙，一个劲儿地憋气，鼓肚子，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12}
列宁继承了马、恩独立自主的原则，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斗争，指出：“我们是自主的党，这一点要牢牢记住，任何人无权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社会党国际局也无权这样做。”{13}创建第三国际后，列宁强调第三国际完全承认各国党的独立性和必要的自主权，要求考虑到各国的具体情况，各国共产党斗争活动的具体条件，不要轻易作出全体成员必须执行的决议。他提出：“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移植的……必须预计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14}
二、党的幼年尚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受制于人，所以独立自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主要靠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否则的话，连个会都开不成，更不要谈开展其他活动了。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在思想上，由于世界上只有俄国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共垄断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使其事实上成为俄共的一种特权，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并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共产党当初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由俄国人来管理中国问题，由共产国际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这就妨碍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中国共产党只有坚决执行的份。但是，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开始注意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他们早就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工夫”，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的任务。{15}还在中共一大之前，陈独秀就明确指出：“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然后再推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6}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到了1922年初，已经进一步提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观点，反对做“一定公式的奴隶”了。{17}这种情况表明，随着实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独立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理论准备不足以及革命经验缺乏，特别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直接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监督和指导的限制，必须以俄国革命为参照系，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时，是相当缓慢的。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发达国家，要让其来适应经济上极为落后的中国革命的实际，是极其艰难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的发言权，所以他们只能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那些现成的结论和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在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之前，尽管共产国际事实上制定着中国革命的具体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初步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这时已经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体考察中国国情。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无产阶级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如何实现领导权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开始注意到组织和保持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产生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强烈愿望。
大革命的失败，把共产党人逼上了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面对白色恐怖，共产党人置身于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之中。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渴望借助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因而极大地助长了党内那种对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经验的依赖倾向。斯大林提出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革命阶段的说法，更加助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情绪。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就提出：“中国革命的危机和各社会阶级力量目前的结合证明，只有进行反对已经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反对封建主义（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进而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8}这就是套用俄国革命的经验，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共产国际还公开要求各国党必须使自己国家的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而且明确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19}这样一来，用俄国党的标准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与衡量各国共产党和各国革命的情况，自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出现，自然严重地遏制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进程。
直到一系列暴动先后失败，人们才开始意识到照搬俄国革命模式是不合适的。毛泽东率先突破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带领部队走上井冈山，开始独立自主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随着“左”倾盲动屡遭挫折，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农村割据和工农红军的游击战争，显示出其特有的生命力。这种情况不能不渐渐改变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设想。到了1930年，斯大林也终于认识到毛泽东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开始肯定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不同，不存在像俄国革命一样一举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共产国际也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特点，主张中共应当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工作上来。但是，共产国际并未发现自己所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仍旧相信只有自己才具有最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俄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实也想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能够适应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然而关键的是，莫斯科的利益事事处处制约着他们总是从苏俄的现实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总是以苏俄的利益和经验来作为评判一切是非黑白的标准。这就导致他们往往盲目地反对任何一种非俄国化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要将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无产阶级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群众，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当然不可能由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外国人来完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事实上只能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来完成。
三、遵义会议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中共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错误路线，确立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改组党和军队的领导，选择自己的领袖。从此，结束了共产国际包办中国共产党党内事务的历史。此后，一方面，中共领导层的改变和远离共产国际的指导，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实践的经历，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关于“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关于今后“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的决定，{20}无疑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大胆地进行独立的革命实践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虽然共产国际提出必须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反对公式化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依然是太上皇，各国党自然还必须执行它“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而为这些国家共产党制定的“基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21}所以，共产国际这时不仅仍旧对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明确指示，而且还特别派回王明等人来贯彻它所制定的政策路线。由于共产国际长期以来在中国党内越俎代庖，发号施令，包办中国事务，许多中国人还不习惯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和敢于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要让思想冲破牢笼，关键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全国人民群众，建立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得到空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时，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已经自给自足，不再靠别人施舍以及共产国际提出的“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这两者使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组织上不再受制于人（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更是解除了中国共产党20多年来对其的义务），剩下的就是解除思想上的束缚了。
早在3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2}现在，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核心明显地仍旧是反对“本本主义”的问题。很显然，由于王明等人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又在苏联学习、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多年，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较多，因此，他们更显得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更容易影响大批在党内教条主义盛行期间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多数出身于农民的普通党员，从而妨碍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提出有别于俄国式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的独立政治理论见解，甚至妨碍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独立地工作。因此，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洋八股以及教条主义，而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重要理论建设任务。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就没有胜利的可能；而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必须首先使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民族化；而要想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又必须首先做到立足于中国实际，即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拿到自己的手里。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独立自主原则在思想上的保证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他强调：“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特别是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他公开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3}嗅觉灵敏的王明马上作出了反应。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言，表面上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但又表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行中可能出现某些偏差。他提出要注意5方面的问题：1、首先应学习马列主义；2、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3、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论和繁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4、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5、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24}王明的心里很清楚，熟读马列以及斯大林的本本，是自己的看家本领，自己就是靠这个才得到共产国际的青睐，从而平步青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这是自己仅存的优势，如果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自己连一点优势都没有了，所以必须顶住。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主要的显然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即必须时时处处站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毛泽东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王明教条主义问题的要害，就是想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而替别人考虑得太多了。这正是毛泽东以及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各种教条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所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带有尖锐的针对性的问题。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这一问题的性质自然已经超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来的内容，而渐渐开始走向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相对立了。这是因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早已是一个以苏联利益为基本政策出发点的国际主义政治组织了。长期以来，它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和策略，几乎都是以苏联的现实需要为转移的。它从来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都应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安全。它的理由是，世界上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然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恰恰是要求人们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反对任何以苏联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倾向。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就是要求独立自主，这无疑是向那种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从1941年9月起，毛泽东开始在党的最高层开展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到1942年2月，他又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剥夺了王明之流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号”,指出他们只不过是“坏透了的留声机”。《解放日报》社论指出：“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25}经过3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终于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肯定。至此，马克思主义真正被赋予了一种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即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承认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善于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的毛泽东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事实证明，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革命就要失败，建设就要受挫折，只有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第249页。
②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2页、第283页。
⑨《列宁文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11页。
⑩《列宁全集》第37卷，第2版，第323页、第324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
{12}{14}《列宁全集》第36卷，第2版，第163页、第164页、第147页。
{13}《列宁全集》第46卷，第2版，第508页。
{15}《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
{16}《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17}《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1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19}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２册，第121页。
{20}{21}《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1939年版，第4～5页，1982年版第7页。
{2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反对本本主义》。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24}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王明言论选辑》，1982年版，第637～638页。
{25}《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社论《教条与裤子》。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袁志平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的体制，限制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独立思考，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但是，能否做到独立自主，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终于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为独立自主原则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证。
一、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重要政治原则。马、恩认为，真正的国际联合应当以独立的民族组织和各国政党的独立自主为基础。国际联合决不能否定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也不能否定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国际主义的共同利益也决不是否定各国无产阶级所代表的民族利益。《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马、恩强调培养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精神，国际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各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也是各国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是民族的，不能代表本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赞同和支持，就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
马、恩认为，民族独立是现代条件下国际联合与合作的前提与基础。1893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中，精辟地阐述了民族独立和国际联合的辩证关系：“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现的和睦与自觉的合作。”①马、恩认为，各国和各国的革命运动的独立自主与国际主义是一致的。1893年，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他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②这种包涵自主和独立的国际主义精神不容许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政党处于指挥、控制他人的领导地位，不容许产生任何大国沙文主义。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妄想领导其他所有民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③“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同个人之间的平等一样是必要的”，④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和团体之间必须是完全平等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倡导独立自主的原则，而且身体力行坚决维护这项重要原则。
早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马、恩就明确规定了“所有盟员一律平等”的原则，强调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⑤“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人阶级政党”。⑥
作为第一国际的核心与灵魂，马克思非常注意各国革命运动的独立自主发展，力求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决不发号施令，决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马、恩“始终不渝地遵循给各支部以行动自由和自治权的政策”。⑦马克思认为：“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我们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则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⑧1869年2月，恩格斯在给西班牙支部的信中认为，只要无产阶级的目的和原则相同，每个国家的支部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
列宁根据新情况和俄国革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新原理，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进行了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他认为同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必须“以另一种速度，通过另一些途径，用‘新的迂回方法’”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⑨
列宁谆谆教导他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要照搬俄国经验，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1919年列宁对东方的共产主义者说：“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任务就是这些，它们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你们应当提出这种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⑩
列宁明确指出，各国无产阶级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运用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认为只要各国之间还存在民族差别，“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11}
列宁非常关心其他国家革命的独立自主性。1919年春，当得知德国共产党准备赴俄学习时，他指出：“向国外同志证明我们的力量，使他们看到我们在革命中丝毫没有越出现实的范围，并且把能使他们完全信服的材料提供给他们。假如把我们的革命说成是一切国家的一种理想，认为它做出了很多天才的发现和实行了一大堆社会主义的新奇东西，那是十分可笑的。”“如果我们硬装成青蛙，一个劲儿地憋气，鼓肚子，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12}
列宁继承了马、恩独立自主的原则，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斗争，指出：“我们是自主的党，这一点要牢牢记住，任何人无权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社会党国际局也无权这样做。”{13}创建第三国际后，列宁强调第三国际完全承认各国党的独立性和必要的自主权，要求考虑到各国的具体情况，各国共产党斗争活动的具体条件，不要轻易作出全体成员必须执行的决议。他提出：“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来移植的……必须预计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14}
二、党的幼年尚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受制于人，所以独立自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主要靠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否则的话，连个会都开不成，更不要谈开展其他活动了。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在思想上，由于世界上只有俄国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共垄断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使其事实上成为俄共的一种特权，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并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共产党当初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由俄国人来管理中国问题，由共产国际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这就妨碍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中国共产党只有坚决执行的份。但是，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开始注意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他们早就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工夫”，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的任务。{15}还在中共一大之前，陈独秀就明确指出：“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然后再推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6}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到了1922年初，已经进一步提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观点，反对做“一定公式的奴隶”了。{17}这种情况表明，随着实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独立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理论准备不足以及革命经验缺乏，特别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直接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监督和指导的限制，必须以俄国革命为参照系，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步时，是相当缓慢的。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发达国家，要让其来适应经济上极为落后的中国革命的实际，是极其艰难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的发言权，所以他们只能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那些现成的结论和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在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之前，尽管共产国际事实上制定着中国革命的具体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初步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这时已经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体考察中国国情。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无产阶级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如何实现领导权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开始注意到组织和保持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产生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强烈愿望。
大革命的失败，把共产党人逼上了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面对白色恐怖，共产党人置身于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之中。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渴望借助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因而极大地助长了党内那种对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经验的依赖倾向。斯大林提出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革命阶段的说法，更加助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情绪。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就提出：“中国革命的危机和各社会阶级力量目前的结合证明，只有进行反对已经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够完成反对封建主义（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进而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8}这就是套用俄国革命的经验，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共产国际还公开要求各国党必须使自己国家的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而且明确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19}这样一来，用俄国党的标准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与衡量各国共产党和各国革命的情况，自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出现，自然严重地遏制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进程。
直到一系列暴动先后失败，人们才开始意识到照搬俄国革命模式是不合适的。毛泽东率先突破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带领部队走上井冈山，开始独立自主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随着“左”倾盲动屡遭挫折，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农村割据和工农红军的游击战争，显示出其特有的生命力。这种情况不能不渐渐改变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设想。到了1930年，斯大林也终于认识到毛泽东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开始肯定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不同，不存在像俄国革命一样一举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共产国际也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特点，主张中共应当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工作上来。但是，共产国际并未发现自己所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仍旧相信只有自己才具有最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俄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实也想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能够适应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然而关键的是，莫斯科的利益事事处处制约着他们总是从苏俄的现实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总是以苏俄的利益和经验来作为评判一切是非黑白的标准。这就导致他们往往盲目地反对任何一种非俄国化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要将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无产阶级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群众，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当然不可能由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外国人来完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事实上只能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来完成。
三、遵义会议是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点，中共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错误路线，确立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改组党和军队的领导，选择自己的领袖。从此，结束了共产国际包办中国共产党党内事务的历史。此后，一方面，中共领导层的改变和远离共产国际的指导，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实践的经历，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关于“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关于今后“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的决定，{20}无疑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大胆地进行独立的革命实践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虽然共产国际提出必须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反对公式化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依然是太上皇，各国党自然还必须执行它“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而为这些国家共产党制定的“基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21}所以，共产国际这时不仅仍旧对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明确指示，而且还特别派回王明等人来贯彻它所制定的政策路线。由于共产国际长期以来在中国党内越俎代庖，发号施令，包办中国事务，许多中国人还不习惯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和敢于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是一项艰难的挑战。要让思想冲破牢笼，关键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全国人民群众，建立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得到空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时，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已经自给自足，不再靠别人施舍以及共产国际提出的“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这两者使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组织上不再受制于人（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更是解除了中国共产党20多年来对其的义务），剩下的就是解除思想上的束缚了。
早在3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2}现在，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核心明显地仍旧是反对“本本主义”的问题。很显然，由于王明等人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又在苏联学习、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多年，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较多，因此，他们更显得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更容易影响大批在党内教条主义盛行期间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多数出身于农民的普通党员，从而妨碍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提出有别于俄国式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的独立政治理论见解，甚至妨碍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独立地工作。因此，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洋八股以及教条主义，而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重要理论建设任务。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就没有胜利的可能；而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必须首先使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民族化；而要想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又必须首先做到立足于中国实际，即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拿到自己的手里。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独立自主原则在思想上的保证
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他强调：“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特别是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他公开号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3}嗅觉灵敏的王明马上作出了反应。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言，表面上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但又表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行中可能出现某些偏差。他提出要注意5方面的问题：1、首先应学习马列主义；2、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3、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论和繁琐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4、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5、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24}王明的心里很清楚，熟读马列以及斯大林的本本，是自己的看家本领，自己就是靠这个才得到共产国际的青睐，从而平步青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这是自己仅存的优势，如果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自己连一点优势都没有了，所以必须顶住。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主要的显然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即必须时时处处站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毛泽东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王明教条主义问题的要害，就是想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而替别人考虑得太多了。这正是毛泽东以及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各种教条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所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带有尖锐的针对性的问题。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这一问题的性质自然已经超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来的内容，而渐渐开始走向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相对立了。这是因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早已是一个以苏联利益为基本政策出发点的国际主义政治组织了。长期以来，它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和策略，几乎都是以苏联的现实需要为转移的。它从来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都应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安全。它的理由是，世界上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然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恰恰是要求人们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反对任何以苏联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倾向。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就是要求独立自主，这无疑是向那种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从1941年9月起，毛泽东开始在党的最高层开展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到1942年2月，他又开展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剥夺了王明之流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号”,指出他们只不过是“坏透了的留声机”。《解放日报》社论指出：“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25}经过3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终于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肯定。至此，马克思主义真正被赋予了一种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即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承认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善于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的毛泽东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需要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事实证明，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革命就要失败，建设就要受挫折，只有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第249页。
②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7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2页、第283页。
⑨《列宁文稿》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11页。
⑩《列宁全集》第37卷，第2版，第323页、第324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
{12}{14}《列宁全集》第36卷，第2版，第163页、第164页、第147页。
{13}《列宁全集》第46卷，第2版，第508页。
{15}《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
{16}《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17}《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1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2页。
{19}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２册，第121页。
{20}{21}《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1939年版，第4～5页，1982年版第7页。
{2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反对本本主义》。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24}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王明言论选辑》，1982年版，第637～638页。
{25}《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社论《教条与裤子》。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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