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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忠诚与热爱诠释组工干部的形象，赢得了领导的赞誉、同事的好评和群众的夸奖，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开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子龙，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组工干部”称号。
在朱子龙看来，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既要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开放的思维，又需要不断积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把这些作为奉献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到岗位上。
２００３年５月，开县县委决定对麻柳乡“由乱到治”的现象进行调研。作为牵头人之一的朱子龙，带领８名工作人员翻山越岭，深入麻柳乡１５个村、４６个村民小组，先后对７９６名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调查走访，最后形成了５０余万字的调研资料。
“为实地调查丰元村解决村民‘饮水难’的过程，朱部长冒着生命危险，一步一步爬上陡峭如壁的‘手爬岩’，险些掉下绝壁深渊。”曾陪同朱子龙到丰元村调研的麻柳乡机关干部阳异卿，说起朱子龙攀“手爬岩”的事就敬佩不已。
村民汪文健回忆说：“朱部长这个人能吃苦，到村里来调研，不仅与我们同吃同住，还与群众一道上工地。”
经过深入了解，在对客观事实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朱子龙带领调研组将麻柳乡党员干部创造的朴素经验总结提炼成“八步工作法”，并向县委提出了学习推广的建议方案。开县县委庚即作出决定，召开“执政为民”报告会，将“八步工作法”作为执政为民的有效形式，在工作中大力推广。重庆市委对这个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多位市领导先后作出重要批示，后来在全市推广了“八步工作法”。
井喷和洪灾，这两次发生在开县的特大灾难，让数万干部群众经历了生死考验。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关头，朱子龙总是挺身而出。
“１２·２３”井喷事故发生后，有毒气体迅速扩散，直接威胁着高桥、正坝、麻柳、天和４个乡镇的数万群众的生命安全。
“紧急成立党员抢险突击队，马上转移灾区群众！”当天正在麻柳乡调研的朱子龙，迅即与乡党委班子一道，组建党员突击队，冒着被有毒气体吞噬生命的危险疏散、安置灾民。
回到县城，朱子龙按照县委的要求，迅速牵头拟制了《关于在“１２·２３”井喷事故抢险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的紧急通知》，组织发动全县５０００多名党员干部和６３００余名农村党员投入抢险救灾，并指导救助点和工作组建立临时党支部１０７个。
“抢险救灾期间，朱部长常常一整天忙得吃不上一顿饭，几天睡不上一个觉，由于极度疲劳，他几次晕倒，但他始终坚守在第一线。”县委组织部陈华东告诉笔者，１２月２８日，高桥镇晓阳村村民刘登元，不知丈夫、儿子去向，焦急万分。朱部长见此情景，立即将自己中午吃的干粮送给她。得知刘登元丈夫遇难的消息，他又找车将她送往县城去辨认……
开县基层党组织在“１２·２３”井喷抢险救灾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５日，中组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各地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向开县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学习。朱子龙也被开县县委评为“１２·２３”井喷抢险救灾先进个人。
２００４年９月５日６时许，一个紧急电话把朱子龙惊醒：“洪水要进旧县城了！……”
朱子龙翻身下床，一边打电话通知部里同志抢险，一边搭上一辆出租摩托车，绕山道１０余公里赶往已被洪水围困的办公楼。在齐腰深的水中，他冒着５０多年前修建的木楼随时可能垮塌、凶猛的洪水随时可能将人卷走的危险，置生死于度外，带领部里职工，一趟又一趟从洪水中抢救重要档案，搬运贵重物资。他双脚被划破，鲜血直流，但仍强忍疼痛坚持着。
县委组织部侯天伦回忆说：“洪灾中，朱部长岳父家的房子被冲毁，一家人一时间生死不明，他来不及顾及，仍与大家一道抢险。”
连日里，朱子龙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水一身泥、饥一餐饱一顿，患有严重胃溃疡、颈椎病的他，身体明显支持不住了，但不管领导和同事们如何劝，他都不愿休息，他说：“全县党员干部都在抢险救灾，我能心安理得地休息吗？”朱子龙靠药物支撑，鼓足精神，和同志们一道坚持战斗到抢险救灾的最后……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在县委党校工作了１８年的朱子龙调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手中自然有一定的“权力”。在党校工作期间，他和许多乡镇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如今面对这些熟悉的学生，该如何处理人情与原则的关系？朱子龙内心虽然矛盾，但秉公办事的信念却十分坚定：“我是学生的老师，不是学生的靠山，哪怕是拉下脸得罪人，也不能辜负组织的重托！”
２００２年底乡镇换届时，一位平时与朱子龙关系不错的学生———一个乡镇的副镇长，找上门来请求提拔，被他严词拒绝后，便想通过非组织活动当镇长，他以为和蔼可亲的朱老师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当朱子龙得知消息后，专门到该镇召开党委会，不点名地进行了严肃批评，再次重申了组织原则和纪律，彻底打消了这位干部“活动”的念头。
在许多人眼里，朱子龙是一个极不讲情面的人。２００２年，朱子龙的妹妹朱红英从广东务工回来，在县城开了一个面馆，但生意并不好，于是就给朱子龙打电话：“哥哥，能不能帮我办一个‘下岗证’，这样可以减少一些税费。”“不行！跑关系的事，不要找我……”话未听完，朱红英就气愤地把电话给挂了。
面对生养他的父母，血浓于水的亲人，朱子龙内心一直非常愧疚，也想帮帮他们，但他知道，作为一名组工干部，谋私的事不管大小，绝不能做。
其实，朱子龙并非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曾以一个组工干部的特有情怀，真诚地帮助过无数名党员干部，真心地培养了一批优秀年轻干部。２００３年６月，朱子龙到东华镇调研了解到，该镇妇联主席向冬梅家庭十分困难，丈夫成了植物人，儿子患有过敏性下颌脱臼。“向冬梅的丈夫和儿子都需要有人照顾，建议把她调到离家较近的乡镇工作。”全面了解了向冬梅的情况后，朱子龙及时向部领导提出建议。在组织和他的关心下，向冬梅于当年９月从东华镇调至城郊镇东镇工作。
细心的人会发现，朱子龙的办公室里除了一把竹沙发外，左侧柜子下还有一床棉被———办公室几乎成了他的“家”。
县委机关的人都知道，朱子龙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没有白天和黑夜。２００２年冬天，朱子龙为了全力以赴写好县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从腊月二十二开始，连续半个月，吃住在办公室。除夕之夜，他的妻子刘振芳满以为该好好团聚一下，却没想到朱子龙吃完“团年饭”，又急匆匆地回到办公室写材料。就这样，朱子龙在机关度过了春节。
一天下午５时，朱子龙正在接待一名来访群众，突然读初中的女儿打来电话，哭着告诉他自己骑自行车不小心摔倒，膝盖出血了，现在就在他办公楼外面的公路上。听到电话后，来访的群众对朱子龙说：“你先把女儿送到医院去看一下吧，我在办公室等你。”“这怎么行呢，我们接着谈刚才的事。”随后，朱子龙鼓励女儿自己去了医院。等他接待完来访群众赶到医院时，女儿一头扑到他怀里嚎啕大哭，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伤心，都在那一刻发泄出来，而他却忍住心酸对女儿说：“对不起，爸爸刚才工作忙，不能走开啊。”
县委机关门卫周大爷告诉笔者：“每晚只有等他离开办公室后，才能睡一个没人打扰的好觉。”
说起朱子龙这个“工作狂”，妻子刘振芳半是抱怨半是心疼。今年１０月１２日，朱子龙说好回家吃晚饭，刘振芳等到晚上９时，见他还没回家，于是就从新城骑着自行车，把盒饭送到朱子龙的办公室。当推开办公室的门，正准备“质询”时，只见朱子龙倒在沙发上睡着了，看见他憔悴的样子，刘振芳怒气一下就消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知道他患有胃病和颈椎病，胃痛时连饭都吃不下，医生劝他注意多休息，定期到医院接受治疗，可他就知道一头埋到工作里。再这样下去，我担心他的身体迟早要出大毛病的！”刘振芳深情地说。
在朱子龙看来，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既要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开放的思维，又需要不断积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把这些作为奉献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到岗位上。
２００３年５月，开县县委决定对麻柳乡“由乱到治”的现象进行调研。作为牵头人之一的朱子龙，带领８名工作人员翻山越岭，深入麻柳乡１５个村、４６个村民小组，先后对７９６名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调查走访，最后形成了５０余万字的调研资料。
“为实地调查丰元村解决村民‘饮水难’的过程，朱部长冒着生命危险，一步一步爬上陡峭如壁的‘手爬岩’，险些掉下绝壁深渊。”曾陪同朱子龙到丰元村调研的麻柳乡机关干部阳异卿，说起朱子龙攀“手爬岩”的事就敬佩不已。
村民汪文健回忆说：“朱部长这个人能吃苦，到村里来调研，不仅与我们同吃同住，还与群众一道上工地。”
经过深入了解，在对客观事实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朱子龙带领调研组将麻柳乡党员干部创造的朴素经验总结提炼成“八步工作法”，并向县委提出了学习推广的建议方案。开县县委庚即作出决定，召开“执政为民”报告会，将“八步工作法”作为执政为民的有效形式，在工作中大力推广。重庆市委对这个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多位市领导先后作出重要批示，后来在全市推广了“八步工作法”。
井喷和洪灾，这两次发生在开县的特大灾难，让数万干部群众经历了生死考验。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关头，朱子龙总是挺身而出。
“１２·２３”井喷事故发生后，有毒气体迅速扩散，直接威胁着高桥、正坝、麻柳、天和４个乡镇的数万群众的生命安全。
“紧急成立党员抢险突击队，马上转移灾区群众！”当天正在麻柳乡调研的朱子龙，迅即与乡党委班子一道，组建党员突击队，冒着被有毒气体吞噬生命的危险疏散、安置灾民。
回到县城，朱子龙按照县委的要求，迅速牵头拟制了《关于在“１２·２３”井喷事故抢险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作用的紧急通知》，组织发动全县５０００多名党员干部和６３００余名农村党员投入抢险救灾，并指导救助点和工作组建立临时党支部１０７个。
“抢险救灾期间，朱部长常常一整天忙得吃不上一顿饭，几天睡不上一个觉，由于极度疲劳，他几次晕倒，但他始终坚守在第一线。”县委组织部陈华东告诉笔者，１２月２８日，高桥镇晓阳村村民刘登元，不知丈夫、儿子去向，焦急万分。朱部长见此情景，立即将自己中午吃的干粮送给她。得知刘登元丈夫遇难的消息，他又找车将她送往县城去辨认……
开县基层党组织在“１２·２３”井喷抢险救灾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５日，中组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各地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向开县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学习。朱子龙也被开县县委评为“１２·２３”井喷抢险救灾先进个人。
２００４年９月５日６时许，一个紧急电话把朱子龙惊醒：“洪水要进旧县城了！……”
朱子龙翻身下床，一边打电话通知部里同志抢险，一边搭上一辆出租摩托车，绕山道１０余公里赶往已被洪水围困的办公楼。在齐腰深的水中，他冒着５０多年前修建的木楼随时可能垮塌、凶猛的洪水随时可能将人卷走的危险，置生死于度外，带领部里职工，一趟又一趟从洪水中抢救重要档案，搬运贵重物资。他双脚被划破，鲜血直流，但仍强忍疼痛坚持着。
县委组织部侯天伦回忆说：“洪灾中，朱部长岳父家的房子被冲毁，一家人一时间生死不明，他来不及顾及，仍与大家一道抢险。”
连日里，朱子龙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水一身泥、饥一餐饱一顿，患有严重胃溃疡、颈椎病的他，身体明显支持不住了，但不管领导和同事们如何劝，他都不愿休息，他说：“全县党员干部都在抢险救灾，我能心安理得地休息吗？”朱子龙靠药物支撑，鼓足精神，和同志们一道坚持战斗到抢险救灾的最后……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在县委党校工作了１８年的朱子龙调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手中自然有一定的“权力”。在党校工作期间，他和许多乡镇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如今面对这些熟悉的学生，该如何处理人情与原则的关系？朱子龙内心虽然矛盾，但秉公办事的信念却十分坚定：“我是学生的老师，不是学生的靠山，哪怕是拉下脸得罪人，也不能辜负组织的重托！”
２００２年底乡镇换届时，一位平时与朱子龙关系不错的学生———一个乡镇的副镇长，找上门来请求提拔，被他严词拒绝后，便想通过非组织活动当镇长，他以为和蔼可亲的朱老师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当朱子龙得知消息后，专门到该镇召开党委会，不点名地进行了严肃批评，再次重申了组织原则和纪律，彻底打消了这位干部“活动”的念头。
在许多人眼里，朱子龙是一个极不讲情面的人。２００２年，朱子龙的妹妹朱红英从广东务工回来，在县城开了一个面馆，但生意并不好，于是就给朱子龙打电话：“哥哥，能不能帮我办一个‘下岗证’，这样可以减少一些税费。”“不行！跑关系的事，不要找我……”话未听完，朱红英就气愤地把电话给挂了。
面对生养他的父母，血浓于水的亲人，朱子龙内心一直非常愧疚，也想帮帮他们，但他知道，作为一名组工干部，谋私的事不管大小，绝不能做。
其实，朱子龙并非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他曾以一个组工干部的特有情怀，真诚地帮助过无数名党员干部，真心地培养了一批优秀年轻干部。２００３年６月，朱子龙到东华镇调研了解到，该镇妇联主席向冬梅家庭十分困难，丈夫成了植物人，儿子患有过敏性下颌脱臼。“向冬梅的丈夫和儿子都需要有人照顾，建议把她调到离家较近的乡镇工作。”全面了解了向冬梅的情况后，朱子龙及时向部领导提出建议。在组织和他的关心下，向冬梅于当年９月从东华镇调至城郊镇东镇工作。
细心的人会发现，朱子龙的办公室里除了一把竹沙发外，左侧柜子下还有一床棉被———办公室几乎成了他的“家”。
县委机关的人都知道，朱子龙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没有白天和黑夜。２００２年冬天，朱子龙为了全力以赴写好县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从腊月二十二开始，连续半个月，吃住在办公室。除夕之夜，他的妻子刘振芳满以为该好好团聚一下，却没想到朱子龙吃完“团年饭”，又急匆匆地回到办公室写材料。就这样，朱子龙在机关度过了春节。
一天下午５时，朱子龙正在接待一名来访群众，突然读初中的女儿打来电话，哭着告诉他自己骑自行车不小心摔倒，膝盖出血了，现在就在他办公楼外面的公路上。听到电话后，来访的群众对朱子龙说：“你先把女儿送到医院去看一下吧，我在办公室等你。”“这怎么行呢，我们接着谈刚才的事。”随后，朱子龙鼓励女儿自己去了医院。等他接待完来访群众赶到医院时，女儿一头扑到他怀里嚎啕大哭，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伤心，都在那一刻发泄出来，而他却忍住心酸对女儿说：“对不起，爸爸刚才工作忙，不能走开啊。”
县委机关门卫周大爷告诉笔者：“每晚只有等他离开办公室后，才能睡一个没人打扰的好觉。”
说起朱子龙这个“工作狂”，妻子刘振芳半是抱怨半是心疼。今年１０月１２日，朱子龙说好回家吃晚饭，刘振芳等到晚上９时，见他还没回家，于是就从新城骑着自行车，把盒饭送到朱子龙的办公室。当推开办公室的门，正准备“质询”时，只见朱子龙倒在沙发上睡着了，看见他憔悴的样子，刘振芳怒气一下就消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知道他患有胃病和颈椎病，胃痛时连饭都吃不下，医生劝他注意多休息，定期到医院接受治疗，可他就知道一头埋到工作里。再这样下去，我担心他的身体迟早要出大毛病的！”刘振芳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