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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的亚洲研究所成立10年来，成绩卓著。世界对亚洲的重视程度，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亚洲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亚洲面临的发展机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中国专门从事美国、欧洲、日本的研究机构很多，这是必要的。但毋庸讳言，我们对亚洲的研究是滞后的。所以，从全局看、从历史看、从当前中国的现实需要看，我们加强对亚洲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从世界全局角度观察亚洲形势
我非常赞成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所强调的，研究亚洲要有全球视野。我想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支持秦院长的看法。
2014年12月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七届“世界政策会议（World Policy Conference）”，来自世界各地共300余位政界、学术界、经济界人士与会。其中第一场全体会议的主题是《东亚和欧洲的安全》。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专家，诸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曾经担任过密特朗总统、希拉克总统、萨科齐总统外事顾问的法国金牌外交家勒维特等均发表了讲话。值得注意的是，哈斯和勒维特都强调亚洲局势的危险性。哈斯将欧洲和亚洲进行了比较：欧洲没有领土争端，而亚洲有大量的领土争端；欧洲有比较完善的安全机制（欧安会等），而亚洲没有。而且，民族主义在亚洲泛滥。因此，亚洲很危险，其危险程度要超过欧洲。勒维特在发言中强调，21世纪在亚洲和欧洲都出现了新版的门罗主义，而美国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与新门罗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对亚洲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哈斯和勒维特是会议上最先发言的两位，是美国和欧洲研究国际问题的大佬。他们发言后，还有韩国前外交部长韩升洲等也做了发言，对哈斯和勒维特的讲话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在他们几位讲话结束后，我举手要求发言。会议主席、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也是我的老朋友德蒙布里亚尔立即请我发言。我讲了以下看法：
要看清楚今天的亚洲形势，必须放到世界全局中来观察。今天世界全局是怎么样的呢？环顾全球，我认为，世界上可以看到三个中心：
第一个中心，全球动荡、冲突、局部战争和仇恨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这个地区大概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大国在那里较量，地区大国在那里角逐，阿以冲突在那里继续，教派之间的冲突和仇杀在那里愈演愈烈，民族矛盾在那里激化，文明冲突在那里如火如荼。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荡吸引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吸引了大国外交的注意力。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动荡和冲突的中心还不够吗？
第二个中心，全球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此后，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转移到了欧洲。金融危机已经6年了，欧洲国家今天仍然在和金融危机进行苦斗。国际上有人估计，欧洲可能会失去10年的宝贵时间。这个判断可能不一定是言过其实的，最近几年我去欧洲开会就发现悲观的情绪笼罩着欧洲。
欧洲历来是全球事务中非常活跃的力量。然而，欧洲今天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这就意味着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将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内部，对全球事务的关注度就会下降。
第三个中心，亚洲，特别是东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过去几十年里，东亚是全球经济中最活跃、增长最迅速的地区。即使到了今天，亚洲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人们估计2014年美国大约增长2.6%，欧洲1%，日本0.4%，但是中国增长7.4%，印度5.5%，东盟4.6%，韩国3.7%。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60%，但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为27%，比美国多10个百分点。
把三个中心联系起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亚洲人更加珍视自己作为全球增长中心的地位，而绝不会做任何事情来破坏或削弱这种地位。
第二，全世界都需要亚洲的增长。美国经济复苏需要亚洲增长，欧洲步出金融危机阴影需要亚洲增长，全世界人均每天不到2美元的28亿穷人摆脱贫困需要亚洲增长。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会把打断亚洲经济增长的势头作为自己的政策。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是亚洲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第三，东亚国家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总体上是好的。中国政府所强调的21世纪头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直面亚洲缺乏安全架构的短板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亚洲事务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加了这个地区形势的复杂性。
2014年10月14日，美国亚洲协会在纽约举办的一次题为《亚洲的崛起和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讨会。奥巴马总统的前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会上发言，着重解释了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他说，2009年奥巴马召集有关美国主管外交的人员开会，提出要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回顾，评估美国对哪些地区重视过多、对哪些地区重视不够。回顾后认为美国对中东和欧洲地区重视过多，对亚太地区重视不够。由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正在崛起，对美国的重要性在上升，对该地区外交上重视不够显然是一个缺陷，因此提出了再平衡战略。他还表示，美国再平衡战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多尼隆发言后，根据会议安排，由我发言。我当即指出：“多尼隆先生说美国重返亚太是以中国为中心，而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的时候却强调，美日安保条约是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石。如果是这样，你们又把中国置于何地？既然是以中国为中心，那么你们事先为什么不同中国打招呼，不同中国商量，反而搞突然袭击？”
我这几句话问得多尼隆有点尴尬。他就坐在我旁边，他后来也对我说，中美两国之间不能搞突然袭击。
在会上，韩国学者也表示，奥巴马总统说美日安保条约是亚太安全的基石，这也让韩国感到不安。
过去几十年亚洲国家经贸合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在不断加深。但勿庸讳言，亚洲各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滞后。特别是由于存在着诸多领土争端，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这个地区也出现了紧张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缺乏安全架构的这个短板就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也是亚洲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2014年11月21日举行的香山论坛上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地区安全架构建设，不断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国官方正式提出加强地区安全架构建设的主张。
2014年12月13日至15日，中央党校和阿斯彭战略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题为“亚太的和平与发展和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二届中美学术论坛。论坛上有美国学者指出，习近平主席关于“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新安全观，可在建立亚洲版的欧安会过程中加以实施。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要协调国内对亚洲问题的研究，就弥补亚洲缺少安全架构的短板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在亚洲安全架构建设方面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亚洲各国经贸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加紧密，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才能发展得更好。
提出化解疑虑的思路和办法
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的这两年可能是中国亚洲外交最活跃、提出倡议最多的两年。在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四字方针。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在先后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又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他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时还同时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
习近平提出上述一系列主张，特别是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很有远见的，既从亚洲的实际出发，又考虑到了世界的需要。放眼目前的亚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实际情况：东亚经济发展迅速，活力旺盛；南亚滞后；中亚更加滞后。这三个地区在经济上其实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是这个地区缺乏的是基础设施。“一带一路”的构想就是要把东亚、中亚、南亚联系起来。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未来8至10年，亚洲每年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测算是8000亿美元左右。而当前，根据近几年的最新数据测算，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两个最大的金融机构每年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总和只有300亿美元左右。因此，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着巨大的融资缺口。
2014年4月15日，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和我一道访问印尼时受到了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希达多主席的接见。希达多主席对我们说，基础设施是制约印度尼西亚发展的瓶颈。他说，中国有10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网，印度尼西亚只有700公里的高速公路。
10万公里和700公里的对比是鲜明的。如果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印尼建成高速公路网，那对印尼发展会有极大地推动作用。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具有普遍意义。在南亚、中亚，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更大。习近平主席所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针对亚洲发展中的短板，如果这个构想得以实施，可以想象，对于亚洲的发展会有多大的促进呀！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一带一路”的构想，虽然受到许多国家欢迎，但也存在着疑虑。2014年12月23日，我在上海出席了一个关于年终国际形势的研讨会，有刚刚从印度访问回来的学者反映，有些印度人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不理解，甚至认为其中包含了“中国扩张的野心”。
对于有关“一带一路”的疑虑，我们要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要想办法化解这些疑虑。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人家有疑虑，合作就难以推进；疑虑打消了，合作的道路就打通了。所以，要找出对方疑虑的原因，提出化解疑虑的思路和办法，这对于促进亚洲地区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
从世界全局角度观察亚洲形势
我非常赞成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所强调的，研究亚洲要有全球视野。我想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支持秦院长的看法。
2014年12月8日，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七届“世界政策会议（World Policy Conference）”，来自世界各地共300余位政界、学术界、经济界人士与会。其中第一场全体会议的主题是《东亚和欧洲的安全》。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专家，诸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曾经担任过密特朗总统、希拉克总统、萨科齐总统外事顾问的法国金牌外交家勒维特等均发表了讲话。值得注意的是，哈斯和勒维特都强调亚洲局势的危险性。哈斯将欧洲和亚洲进行了比较：欧洲没有领土争端，而亚洲有大量的领土争端；欧洲有比较完善的安全机制（欧安会等），而亚洲没有。而且，民族主义在亚洲泛滥。因此，亚洲很危险，其危险程度要超过欧洲。勒维特在发言中强调，21世纪在亚洲和欧洲都出现了新版的门罗主义，而美国重返亚洲的再平衡战略与新门罗主义是针锋相对的，对亚洲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哈斯和勒维特是会议上最先发言的两位，是美国和欧洲研究国际问题的大佬。他们发言后，还有韩国前外交部长韩升洲等也做了发言，对哈斯和勒维特的讲话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在他们几位讲话结束后，我举手要求发言。会议主席、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也是我的老朋友德蒙布里亚尔立即请我发言。我讲了以下看法：
要看清楚今天的亚洲形势，必须放到世界全局中来观察。今天世界全局是怎么样的呢？环顾全球，我认为，世界上可以看到三个中心：
第一个中心，全球动荡、冲突、局部战争和仇恨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这个地区大概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大国在那里较量，地区大国在那里角逐，阿以冲突在那里继续，教派之间的冲突和仇杀在那里愈演愈烈，民族矛盾在那里激化，文明冲突在那里如火如荼。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荡吸引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吸引了大国外交的注意力。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有这么一个动荡和冲突的中心还不够吗？
第二个中心，全球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此后，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转移到了欧洲。金融危机已经6年了，欧洲国家今天仍然在和金融危机进行苦斗。国际上有人估计，欧洲可能会失去10年的宝贵时间。这个判断可能不一定是言过其实的，最近几年我去欧洲开会就发现悲观的情绪笼罩着欧洲。
欧洲历来是全球事务中非常活跃的力量。然而，欧洲今天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这就意味着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将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内部，对全球事务的关注度就会下降。
第三个中心，亚洲，特别是东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过去几十年里，东亚是全球经济中最活跃、增长最迅速的地区。即使到了今天，亚洲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人们估计2014年美国大约增长2.6%，欧洲1%，日本0.4%，但是中国增长7.4%，印度5.5%，东盟4.6%，韩国3.7%。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60%，但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为27%，比美国多10个百分点。
把三个中心联系起来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亚洲人更加珍视自己作为全球增长中心的地位，而绝不会做任何事情来破坏或削弱这种地位。
第二，全世界都需要亚洲的增长。美国经济复苏需要亚洲增长，欧洲步出金融危机阴影需要亚洲增长，全世界人均每天不到2美元的28亿穷人摆脱贫困需要亚洲增长。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会把打断亚洲经济增长的势头作为自己的政策。亚洲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是亚洲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第三，东亚国家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总体上是好的。中国政府所强调的21世纪头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直面亚洲缺乏安全架构的短板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亚洲事务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加了这个地区形势的复杂性。
2014年10月14日，美国亚洲协会在纽约举办的一次题为《亚洲的崛起和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讨会。奥巴马总统的前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在会上发言，着重解释了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他说，2009年奥巴马召集有关美国主管外交的人员开会，提出要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回顾，评估美国对哪些地区重视过多、对哪些地区重视不够。回顾后认为美国对中东和欧洲地区重视过多，对亚太地区重视不够。由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正在崛起，对美国的重要性在上升，对该地区外交上重视不够显然是一个缺陷，因此提出了再平衡战略。他还表示，美国再平衡战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多尼隆发言后，根据会议安排，由我发言。我当即指出：“多尼隆先生说美国重返亚太是以中国为中心，而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的时候却强调，美日安保条约是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石。如果是这样，你们又把中国置于何地？既然是以中国为中心，那么你们事先为什么不同中国打招呼，不同中国商量，反而搞突然袭击？”
我这几句话问得多尼隆有点尴尬。他就坐在我旁边，他后来也对我说，中美两国之间不能搞突然袭击。
在会上，韩国学者也表示，奥巴马总统说美日安保条约是亚太安全的基石，这也让韩国感到不安。
过去几十年亚洲国家经贸合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在不断加深。但勿庸讳言，亚洲各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滞后。特别是由于存在着诸多领土争端，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这个地区也出现了紧张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亚洲缺乏安全架构的这个短板就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也是亚洲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2014年11月21日举行的香山论坛上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地区安全架构建设，不断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国官方正式提出加强地区安全架构建设的主张。
2014年12月13日至15日，中央党校和阿斯彭战略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题为“亚太的和平与发展和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二届中美学术论坛。论坛上有美国学者指出，习近平主席关于“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新安全观，可在建立亚洲版的欧安会过程中加以实施。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要协调国内对亚洲问题的研究，就弥补亚洲缺少安全架构的短板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在亚洲安全架构建设方面取得扎扎实实的进展，亚洲各国经贸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加紧密，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才能发展得更好。
提出化解疑虑的思路和办法
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的这两年可能是中国亚洲外交最活跃、提出倡议最多的两年。在2013年10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四字方针。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在先后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又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他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时还同时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
习近平提出上述一系列主张，特别是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很有远见的，既从亚洲的实际出发，又考虑到了世界的需要。放眼目前的亚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实际情况：东亚经济发展迅速，活力旺盛；南亚滞后；中亚更加滞后。这三个地区在经济上其实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是这个地区缺乏的是基础设施。“一带一路”的构想就是要把东亚、中亚、南亚联系起来。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未来8至10年，亚洲每年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测算是8000亿美元左右。而当前，根据近几年的最新数据测算，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两个最大的金融机构每年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总和只有300亿美元左右。因此，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着巨大的融资缺口。
2014年4月15日，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和我一道访问印尼时受到了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希达多主席的接见。希达多主席对我们说，基础设施是制约印度尼西亚发展的瓶颈。他说，中国有10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网，印度尼西亚只有700公里的高速公路。
10万公里和700公里的对比是鲜明的。如果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印尼建成高速公路网，那对印尼发展会有极大地推动作用。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具有普遍意义。在南亚、中亚，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更大。习近平主席所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针对亚洲发展中的短板，如果这个构想得以实施，可以想象，对于亚洲的发展会有多大的促进呀！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一带一路”的构想，虽然受到许多国家欢迎，但也存在着疑虑。2014年12月23日，我在上海出席了一个关于年终国际形势的研讨会，有刚刚从印度访问回来的学者反映，有些印度人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不理解，甚至认为其中包含了“中国扩张的野心”。
对于有关“一带一路”的疑虑，我们要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要想办法化解这些疑虑。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人家有疑虑，合作就难以推进；疑虑打消了，合作的道路就打通了。所以，要找出对方疑虑的原因，提出化解疑虑的思路和办法，这对于促进亚洲地区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