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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一直以来的差异表现在各个方面，按照梁漱溟的说法，西洋的生活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国的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当然，梁在以后的著作里驳斥了自己的这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有利于普通人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观点中提到的“理智”“直觉”是非常宽泛的概念，每个人的理解都大有不同，这取决于从何种角度来理解。
在当今的社会，“文化”这一概念已经被具体到各种各样的事物之中了，“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样法罢了。”如今，这种样法的裂变让我们目不暇接，我挑选出一种载体利用梁漱溟的理论加以探讨，东西方的文化在此种载体的衬托下似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这种载体就是现今大众文化的宠儿——影视文化。理智与直觉对这种文化的影响在东西方的世界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效果，这种效果或许将更加直观地反映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何为直觉与理智
（一）西方的直觉与理智
“直觉”一词等同于人类原始的欲望。西方人的理智把直觉的原始欲望转换看起来较为低级物质方面的刺激，通过这种刺激，西方人可以缓解欲望所带来的压抑感，但是只是缓解，人的欲望是贪婪的，它要求理智不断满足新的要求，然后就进入循环，可以说欲望的膨胀正是由于理智不断满足其要求所造成的后果，然而理智为什么要满足要求呢？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的论文中给出了“机械重复”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循环式的不断满足，文明就是理智不断完善自己满足直觉欲望的发展史。
然而为什么说西方的直觉与理智呢？因为西方直觉与理智是如今价值观的一个基准线。如今，西方直觉与理智的配合变得越来越默契，越来越合理，好比两个一起长大的孩子的友谊。但这种友谊式的甜蜜期在现在看来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是例行的波动还是穷途末路的不破不立我们不得而知。梁漱溟说西方是直觉运用理智的，这个观点很形象，因为直觉运用理智是人类正常的发展模式，也是不可缺少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西方如今还在坚持，而中国也在努力汲取这种方式的营养。
（二）中国的直觉与理智
中国古代对直觉与理智的处理与西方大不相同。梁漱溟所提到的三路向说提到这样的观点，在面对困难时西方致力于迎难而上的彻底改变，中国致力于改变自己调和问题，最终相互妥协。而中国古代的直觉正是这样，孔子对于“仁”的解释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叫做“克己复礼，既为仁”主张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当下规则，在古代有这样的思想在西方来看实属罕见，这是一种主张对自我欲望克制的思想，可以说中国古代哲人从直觉到理智的转变在思想上来看真是难能可贵。
类似孔子这种古代的哲人在对自己原始欲望压抑的过程中已渐渐形成了理智，但这种理智不同于西方的理智，这种理智是形而上学的，这种理智是通过是对自身修养的磨练，而全然不是西方那种单纯的满足直觉欲望的理智。
梁漱溟说中国的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我认为这种理智不能与西方的理智混为一谈，中国的理智不似西方理智，西方的理智多表现于工具的运用，科技的发展。
中国的理智表现为个人意识形态的雕琢。如果用中国式的理智来支配直觉生活，的确想梁漱溟说的，是非常美妙的，但是中国式的理智不是人人都可获得的，孔子尚且“吾日三省吾身”更何况凡夫俗子呢，因此在中国这种高尚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被每个人所接受的。因此理智运用直觉的生活看似美好，实则却永远不会实现。
然而西方理智的普及就显得非常简单，因为他们的理智更加趋近于实物即科学，但只有科学当然不够，文艺复兴之前的黑暗正是梁漱溟所说的“德莫拉克西”——民主的发展，西方理智的发展是有两方面的，正是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比起高深的中国理智更显得应运而生，换句话说它们是时代的产物，而中国的理智不可谓不好，只是它显得有些生不逢时，又有些莫名其妙，好像一个顶着巨大的脑袋，思想异常先进的儿童，而实际情况是他连路都走不稳。
总的来说中国的理智不似西方的理智来的普世，中国的理智与当时的社会也是严重脱节的，而西方的理智的发展正是其智慧的发展，中国的理智甚至被统治者利用变成愚民的工具，西方的理智包含了民主的进程，那正是民智渐开的过程，中国却与之恰恰相反。中国的确是理智运用直觉，但是是少数人（孔子之类的哲人）的理智运用多数人的直觉，这就有限的不协调了，多数人也是受到孔子思想的熏陶的，但是那是不正确的熏陶，一个国家，一种生不逢时理智被异化成畸形的思想灌输给民众，少数思想者做到了自身思想的升华便想用这种升华来的理智普及民众却没想到民众已经被异化的畸形的思想变成了愚民……更别谈近代资本入侵对中国的影响了，所以中国的问题很复杂。要全面的表现中国问题的复杂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近些年来中国与西方的影视文化显现出有意思的对比，我们惊奇地发现中西方影视文化的发展就好像中西方的直觉和理智一样，南辕北辙。
二、理智与直觉发展的当代产物 ——中西方影视文化的差异
（一）中国的影视文化
中国影视文化的复杂就好像中国问题复杂的缩影，在这里以电影为例。建国以来有不少优秀的中国电影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的时代特征，我说中国电影就像梁漱溟说的一样，是理智运用直觉的，中国的理智用电影表达出来的效果是很好的，我们的理智更加容易融入到电影之中。电影是新时代艺术品，而我们的理智更像这种艺术品的魂灵，难能可贵的是在八九十年代一批优秀的中国电影更是结合了当时中国发展的一些问题，中国传统的理智文化与不断向西方过度的商业理智化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谢晋的《芙蓉镇》、张艺谋的《活着》《秋菊打官司》、《菊豆》、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一系列的影片无不针砭时弊地反映了当时大变革浪潮中人们的生活状态。那个时候是中国电影真正的黄金时期。
经过千年，理智和直觉更经历了无数次蜕变，中国式的理智与西方工具式的理智所擦碰出的火花在电影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得益于当时中国的文化人对最底层人民生活精确的把握，和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敏锐嗅觉，其实当时的中国电影给中国所谓的理智运用直觉指出了一条路，这条路似乎就是西方当时文艺复兴所走过的路，批判精神的萌芽已经在当时的中国电影中显露无疑，而批判的精神正是西方理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电影在国际上已经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在国内，我们的民众似乎对电影所要表达的内容麻木不仁，问题就是梁漱溟所谓的理智运用直觉的生活，中国人的思辨性已经完全被抹杀了，当然这不是梁漱溟所希望的理智决定直觉的生活，如今的理智也好直觉也罢，他们可以说已经变得模糊甚至是不存在了，所以说中国的生活不是靠一个理智一个直觉可以解释的，我们这种中庸的人生态度早已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是浑沌难辨的生活。中国影视文化的发展说明这种生活的不规律与不确定性。 拍出了好电影，没有人懂得欣赏，想要传递一种思想，没有人理解，所以说中国式的理智不似西方的理智容易掌握。中国式的理智可以造就像姜文一样的导演，但也同样造就了中国大批看不懂他电影的观众。
当代的中国影视文化可以用莫名其妙来形容。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冲击是巨大的。在商业化的浪潮中，中国电影的沉沦是必然的，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调注定使中国电影中反映出的萌芽胎死腹中。过度的商业化对文艺的打击是致命的。为什么我要举影视文化的例子，这就是原因，因为文艺的商业化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如今影视的过度商业化，而影视现在的情况似乎又回到了中国古代，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包含了极其复杂的信息，这种信息是畸形的，类似古代的愚民政策，民众从影视作品中得到的信息也是不正常的，畸形的，变异的。它包含了大量西方的价值观，但却又无法摆脱我们那种畸形的因循守旧的东方观念，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下的社会——莫名其妙的畸形的一面。
（二）中西方影视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影视文化已经彻底的迷失了，而西方的影视文化仍然像梁漱溟说的，直觉运用理智，按部就班的发展，致繁归于致简。
1.西方的影视文化
西方的影视文化就像西方的理智一样，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不像中国如此的复杂，西方的影视文化是如此的简单，简单的前提是理智作为工具的结果，西方电影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其浑然天成的故事与条理分明的镜头，难能可贵的是在缜密的故事中间，所谓西方电影的魂灵是他们对待人性的博爱。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批判了自己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一些观点，其中他提到对于罗素的三分法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罗素的三分法中提到了灵性一说，而我认为西方电影中的博爱正是来自于那里。总的来说西方的影视文化是凌而不乱的，各个题材的影片体现了西方的自由意识，而理智作为工具很好地梳理了影视文化本身的故事脉络。直觉（在影视文化来说个人认为是自由意识触发灵感的来源）、理智、灵性，三者在西方影视文化中各司其职，相对较和谐。
所以，西方的影视文化就像其理智的成熟过程一样，正常的发展。
2.东西方影视文化的差异
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差异，主要是梁漱溟关于东西方生活的差异给了我灵感。对于东西方影视文化的差异，究其根源，正是东方理智与西方理智的差异，三路向说中也提到，西方是强势的，是本来的路向，当代中国接受了西方资本的强势影响，而对于罗素所说的灵性，中国是不如西方发展的透彻的，我们的电影中从未出现过像西方一样的灵性的表现。
在整个电影拍摄手法上，西方的直觉运用理智也表现得有条不紊。举例来说西方电影对于分镜头的处理是基于整部电影的基调的，因此，我们不管看战争，喜剧、爱情、惊悚恐怖、文艺，整个电影所呈现的镜头都非常游刃有余，而这种游刃有余又是建立在一个好故事的基础之上，电影中一切的信息集中为整个剧情的发展服务，西方电影做到了每一个镜头和每一句台词相互和谐穿插，同时又推进剧情发展。
像是电影《瓦力》（内地译为《机器人总动员》）开篇十几分钟内没有台词，全靠镜头语言交代故事发展，而镜头语言的张力烘托出了整部电影末世苍凉的基调，这就是直觉运用理智在电影拍摄中经典的范例。而中国电影对镜头的处理显得相当随意，显然，中国电影缺少西方理智化的梳理，造成的结果就是电影中各个部分的脱节，台词和镜头机械化的结合在一起，没有新意可言，甚至与剧情脱节，直接影响到故事的完整性。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我们异化的理智肆意挥洒异化的直觉的结果。雪上加霜的是西方资本的影响对中国影视文化的打击，导致影视作品不再追求艺术成就，而单纯的追求金钱的收益。
所谓的商业作品西方也有不少，但是在艺术方面西方的电影更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何兼顾艺术与商业，西方的理智起了关键的作用；中国与西方相反，更何况我们的理智早已被异化，不合理的理智运用直觉这就是中国当代影视文化的症结，而这种直觉更被唯经济发展论利用，成了少数所谓的文化公司攫取资本的工具，中国文化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文化的复兴更不能照搬西方文化的模式，因为中国的理智与西方的理智在根本上存在着不同。
三、结语
本文通过西方与中国不同的理智与直觉探讨了当代中西方影视文化的差异，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对东西文化的探讨是文章的理论依据，虽然梁漱溟批判了自己的某些观点，但我认为这些观点的对与当今社会的某些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就好像东西方影视文化一样，南辕北辙。两种文化的表达方式的根本不同，让我想到了东西方直觉与理智的问题，进而加以讨论。本是爱电影之人，希望通过对梁漱溟哲学的片面理解来解构中国的影视文化，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仍得出一些结论，望以后得以扩充。
【参考文献】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
在当今的社会，“文化”这一概念已经被具体到各种各样的事物之中了，“文化是一种生活的样法罢了。”如今，这种样法的裂变让我们目不暇接，我挑选出一种载体利用梁漱溟的理论加以探讨，东西方的文化在此种载体的衬托下似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这种载体就是现今大众文化的宠儿——影视文化。理智与直觉对这种文化的影响在东西方的世界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效果，这种效果或许将更加直观地反映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一、何为直觉与理智
（一）西方的直觉与理智
“直觉”一词等同于人类原始的欲望。西方人的理智把直觉的原始欲望转换看起来较为低级物质方面的刺激，通过这种刺激，西方人可以缓解欲望所带来的压抑感，但是只是缓解，人的欲望是贪婪的，它要求理智不断满足新的要求，然后就进入循环，可以说欲望的膨胀正是由于理智不断满足其要求所造成的后果，然而理智为什么要满足要求呢？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的论文中给出了“机械重复”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循环式的不断满足，文明就是理智不断完善自己满足直觉欲望的发展史。
然而为什么说西方的直觉与理智呢？因为西方直觉与理智是如今价值观的一个基准线。如今，西方直觉与理智的配合变得越来越默契，越来越合理，好比两个一起长大的孩子的友谊。但这种友谊式的甜蜜期在现在看来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是例行的波动还是穷途末路的不破不立我们不得而知。梁漱溟说西方是直觉运用理智的，这个观点很形象，因为直觉运用理智是人类正常的发展模式，也是不可缺少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西方如今还在坚持，而中国也在努力汲取这种方式的营养。
（二）中国的直觉与理智
中国古代对直觉与理智的处理与西方大不相同。梁漱溟所提到的三路向说提到这样的观点，在面对困难时西方致力于迎难而上的彻底改变，中国致力于改变自己调和问题，最终相互妥协。而中国古代的直觉正是这样，孔子对于“仁”的解释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叫做“克己复礼，既为仁”主张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当下规则，在古代有这样的思想在西方来看实属罕见，这是一种主张对自我欲望克制的思想，可以说中国古代哲人从直觉到理智的转变在思想上来看真是难能可贵。
类似孔子这种古代的哲人在对自己原始欲望压抑的过程中已渐渐形成了理智，但这种理智不同于西方的理智，这种理智是形而上学的，这种理智是通过是对自身修养的磨练，而全然不是西方那种单纯的满足直觉欲望的理智。
梁漱溟说中国的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我认为这种理智不能与西方的理智混为一谈，中国的理智不似西方理智，西方的理智多表现于工具的运用，科技的发展。
中国的理智表现为个人意识形态的雕琢。如果用中国式的理智来支配直觉生活，的确想梁漱溟说的，是非常美妙的，但是中国式的理智不是人人都可获得的，孔子尚且“吾日三省吾身”更何况凡夫俗子呢，因此在中国这种高尚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被每个人所接受的。因此理智运用直觉的生活看似美好，实则却永远不会实现。
然而西方理智的普及就显得非常简单，因为他们的理智更加趋近于实物即科学，但只有科学当然不够，文艺复兴之前的黑暗正是梁漱溟所说的“德莫拉克西”——民主的发展，西方理智的发展是有两方面的，正是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比起高深的中国理智更显得应运而生，换句话说它们是时代的产物，而中国的理智不可谓不好，只是它显得有些生不逢时，又有些莫名其妙，好像一个顶着巨大的脑袋，思想异常先进的儿童，而实际情况是他连路都走不稳。
总的来说中国的理智不似西方的理智来的普世，中国的理智与当时的社会也是严重脱节的，而西方的理智的发展正是其智慧的发展，中国的理智甚至被统治者利用变成愚民的工具，西方的理智包含了民主的进程，那正是民智渐开的过程，中国却与之恰恰相反。中国的确是理智运用直觉，但是是少数人（孔子之类的哲人）的理智运用多数人的直觉，这就有限的不协调了，多数人也是受到孔子思想的熏陶的，但是那是不正确的熏陶，一个国家，一种生不逢时理智被异化成畸形的思想灌输给民众，少数思想者做到了自身思想的升华便想用这种升华来的理智普及民众却没想到民众已经被异化的畸形的思想变成了愚民……更别谈近代资本入侵对中国的影响了，所以中国的问题很复杂。要全面的表现中国问题的复杂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近些年来中国与西方的影视文化显现出有意思的对比，我们惊奇地发现中西方影视文化的发展就好像中西方的直觉和理智一样，南辕北辙。
二、理智与直觉发展的当代产物 ——中西方影视文化的差异
（一）中国的影视文化
中国影视文化的复杂就好像中国问题复杂的缩影，在这里以电影为例。建国以来有不少优秀的中国电影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的时代特征，我说中国电影就像梁漱溟说的一样，是理智运用直觉的，中国的理智用电影表达出来的效果是很好的，我们的理智更加容易融入到电影之中。电影是新时代艺术品，而我们的理智更像这种艺术品的魂灵，难能可贵的是在八九十年代一批优秀的中国电影更是结合了当时中国发展的一些问题，中国传统的理智文化与不断向西方过度的商业理智化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谢晋的《芙蓉镇》、张艺谋的《活着》《秋菊打官司》、《菊豆》、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一系列的影片无不针砭时弊地反映了当时大变革浪潮中人们的生活状态。那个时候是中国电影真正的黄金时期。
经过千年，理智和直觉更经历了无数次蜕变，中国式的理智与西方工具式的理智所擦碰出的火花在电影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得益于当时中国的文化人对最底层人民生活精确的把握，和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敏锐嗅觉，其实当时的中国电影给中国所谓的理智运用直觉指出了一条路，这条路似乎就是西方当时文艺复兴所走过的路，批判精神的萌芽已经在当时的中国电影中显露无疑，而批判的精神正是西方理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电影在国际上已经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在国内，我们的民众似乎对电影所要表达的内容麻木不仁，问题就是梁漱溟所谓的理智运用直觉的生活，中国人的思辨性已经完全被抹杀了，当然这不是梁漱溟所希望的理智决定直觉的生活，如今的理智也好直觉也罢，他们可以说已经变得模糊甚至是不存在了，所以说中国的生活不是靠一个理智一个直觉可以解释的，我们这种中庸的人生态度早已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是浑沌难辨的生活。中国影视文化的发展说明这种生活的不规律与不确定性。 拍出了好电影，没有人懂得欣赏，想要传递一种思想，没有人理解，所以说中国式的理智不似西方的理智容易掌握。中国式的理智可以造就像姜文一样的导演，但也同样造就了中国大批看不懂他电影的观众。
当代的中国影视文化可以用莫名其妙来形容。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冲击是巨大的。在商业化的浪潮中，中国电影的沉沦是必然的，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调注定使中国电影中反映出的萌芽胎死腹中。过度的商业化对文艺的打击是致命的。为什么我要举影视文化的例子，这就是原因，因为文艺的商业化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如今影视的过度商业化，而影视现在的情况似乎又回到了中国古代，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包含了极其复杂的信息，这种信息是畸形的，类似古代的愚民政策，民众从影视作品中得到的信息也是不正常的，畸形的，变异的。它包含了大量西方的价值观，但却又无法摆脱我们那种畸形的因循守旧的东方观念，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下的社会——莫名其妙的畸形的一面。
（二）中西方影视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影视文化已经彻底的迷失了，而西方的影视文化仍然像梁漱溟说的，直觉运用理智，按部就班的发展，致繁归于致简。
1.西方的影视文化
西方的影视文化就像西方的理智一样，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不像中国如此的复杂，西方的影视文化是如此的简单，简单的前提是理智作为工具的结果，西方电影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其浑然天成的故事与条理分明的镜头，难能可贵的是在缜密的故事中间，所谓西方电影的魂灵是他们对待人性的博爱。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中批判了自己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一些观点，其中他提到对于罗素的三分法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罗素的三分法中提到了灵性一说，而我认为西方电影中的博爱正是来自于那里。总的来说西方的影视文化是凌而不乱的，各个题材的影片体现了西方的自由意识，而理智作为工具很好地梳理了影视文化本身的故事脉络。直觉（在影视文化来说个人认为是自由意识触发灵感的来源）、理智、灵性，三者在西方影视文化中各司其职，相对较和谐。
所以，西方的影视文化就像其理智的成熟过程一样，正常的发展。
2.东西方影视文化的差异
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差异，主要是梁漱溟关于东西方生活的差异给了我灵感。对于东西方影视文化的差异，究其根源，正是东方理智与西方理智的差异，三路向说中也提到，西方是强势的，是本来的路向，当代中国接受了西方资本的强势影响，而对于罗素所说的灵性，中国是不如西方发展的透彻的，我们的电影中从未出现过像西方一样的灵性的表现。
在整个电影拍摄手法上，西方的直觉运用理智也表现得有条不紊。举例来说西方电影对于分镜头的处理是基于整部电影的基调的，因此，我们不管看战争，喜剧、爱情、惊悚恐怖、文艺，整个电影所呈现的镜头都非常游刃有余，而这种游刃有余又是建立在一个好故事的基础之上，电影中一切的信息集中为整个剧情的发展服务，西方电影做到了每一个镜头和每一句台词相互和谐穿插，同时又推进剧情发展。
像是电影《瓦力》（内地译为《机器人总动员》）开篇十几分钟内没有台词，全靠镜头语言交代故事发展，而镜头语言的张力烘托出了整部电影末世苍凉的基调，这就是直觉运用理智在电影拍摄中经典的范例。而中国电影对镜头的处理显得相当随意，显然，中国电影缺少西方理智化的梳理，造成的结果就是电影中各个部分的脱节，台词和镜头机械化的结合在一起，没有新意可言，甚至与剧情脱节，直接影响到故事的完整性。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我们异化的理智肆意挥洒异化的直觉的结果。雪上加霜的是西方资本的影响对中国影视文化的打击，导致影视作品不再追求艺术成就，而单纯的追求金钱的收益。
所谓的商业作品西方也有不少，但是在艺术方面西方的电影更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何兼顾艺术与商业，西方的理智起了关键的作用；中国与西方相反，更何况我们的理智早已被异化，不合理的理智运用直觉这就是中国当代影视文化的症结，而这种直觉更被唯经济发展论利用，成了少数所谓的文化公司攫取资本的工具，中国文化的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文化的复兴更不能照搬西方文化的模式，因为中国的理智与西方的理智在根本上存在着不同。
三、结语
本文通过西方与中国不同的理智与直觉探讨了当代中西方影视文化的差异，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对东西文化的探讨是文章的理论依据，虽然梁漱溟批判了自己的某些观点，但我认为这些观点的对与当今社会的某些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就好像东西方影视文化一样，南辕北辙。两种文化的表达方式的根本不同，让我想到了东西方直觉与理智的问题，进而加以讨论。本是爱电影之人，希望通过对梁漱溟哲学的片面理解来解构中国的影视文化，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仍得出一些结论，望以后得以扩充。
【参考文献】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