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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隋代周后，打破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均衡，隋、高句丽、突厥三大势力在东北展开了斗争，而其焦点就是盘踞营州（今辽宁朝阳）的北齐残余势力的高宝宁。高宝宁事件反映了高句丽在东北地区的积极进取，影响了隋初与高句丽的关系及其走向。
关键词：高宝宁事件；隋初；高句丽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5-066-02
南北朝（420—589）后期，中国北方王朝林立，大大削弱了中国在东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地处东北的高句丽由于受到了百济、新罗的顽强抵抗，也来向中国的东北扩展势力，不仅继续占有辽东，还把势力扩展到了辽西地区，成为在东北亚与突厥抗衡的力量。
北周和隋朝（581—618）相继进行的统一北方事业，打破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均衡。突厥与高句丽双方捐弃前嫌，一起参与支持中原地方分立势力的活动。这样，隋、高句丽、突厥三大势力在东北展开了斗争，而其焦点就是盘踞营州（今辽宁朝阳）的北齐残余势力高宝宁，“高宝宁据营州”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一、高宝宁事件的始末
隋朝建立后，倍感受到威胁的突厥曾一度联络高宝宁南下骚扰，这时高宝宁势力并不单是地方势力对突厥的投靠。就河北地区而言，高宝宁事件也足以引起隋朝当政者的关注。
《北齐书•高宝宁传》载：“高保宁，代人也，不知其所从来。北齐武平末年（570—576）为营州刺史，镇守黄龙，夷夏重其威信……保宁引绍义集夷夏兵数万骑来救之。至潞河，知周将宇文神举已屠范阳，还据黄龙，竟不臣周”。
高宝宁本为北齐大将，驻守营州，北周攻灭北齐之后，其与突厥联合，抗衡北周。北齐文宣帝第三子高绍义逃入突厥后，被突厥推立为齐帝，高宝宁为丞相，纠集北齐残余势力发动复国战争。578年，突厥进攻幽州，高绍义、高宝宁等借机复国，北周武帝宇文邕病逝，幽州人卢昌期亦趁机起兵范阳，迎合高氏。隋朝建立后，开皇三年，隋文帝命原来驻守卢龙的阴寿“率步骑数万，出卢龙塞以讨之”，结果“宝宁求救于突厥，时卫王爽等诸将数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宝宁弃城奔于碛北……寻引契丹”、靺鞨之众来攻……宝宁复走契丹，为其麾下赵修罗所杀，北边遂安”。[1]隋朝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
二、高宝宁事件的关联问题
高宝宁传止于周宣政元年（578）宇文神举屠范阳，不足以反映高宝宁生平事迹，下面对高宝宁事件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
（一）“夷夏重其威信”中的夷，结合高宝宁传可知指的是契丹、靺鞨，其实不然
据《北史•契丹传》略云：契丹自天保四年（553）九月遭北齐“文宣帝亲戎北讨，其后复为突厥所逼……文帝纳之，听居其故地”。换言之，自绍泰元年至开皇四年（584）的三十年间，契丹实际是高句丽的藩属。再看靺鞨，《北史•勿吉传》略云：“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日靺鞨。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句丽接，胜兵数千，多骁勇，每寇高丽；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胜兵七千……其七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可以肯定靺鞨中粟末和白山两部距中原地区是最近的。这种地理上的“悬隔”使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受到了与高句丽、契丹关系的影响。
除过契丹、靺鞨外，营州相邻外夷还有突厥和高句丽。北朝后期，高句丽与北齐的关系相当密切。《北史•高丽传》略云：“及齐受东魏禅之岁，遣使朝贡于齐。齐文宣加（高丽王）成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隋文帝受禅，汤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该封高丽王。”隋文帝受禅时，高句丽来使并非朝贡，而《隋书•阴寿传》说：“时有高宝宁者，齐氏之疏属也，为人桀黠，有筹算，在齐久镇黄龙。”可见高宝宁曾在高句丽与北齐的关系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二）“宝宁率骁锐并契丹、靺鞨万余骑将赴救”
周隋之际，契丹实际上是高句丽的藩属。鉴于高宝宁久镇黄龙，他有可能引高句丽势力为外援，但这绝不单是受高宝宁勾引所能解释的，问题主要还在于高句丽自身，在于其拓展势力的需要。高句丽本身还直接参与了与北周的对抗，朝鲜《三国史记﹒温达传》略云：“温达，高句丽平岗王时人也。时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王领军逆战于拜山之野……无不以温达为第一。”上述记载中的“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其实就是《周书•宇文神举传》所载宣政元年（578）周武帝亲征北伐，此即《北齐书•高宝宁传》中“卢昌期据范阳城起兵，宝宁引绍义集夷夏兵数万骑来救”一事。可见高宝宁所倚确为高句丽势力。
三、隋平高宝宁的影响
《隋书•阴寿传》记载：“高宝宁被消灭以后，‘北边遂安’。”北部中国的统一完成了，这意味着东北亚的政治形势乃至整个中国的形势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契丹。据《隋书•高祖纪》，就在隋平高宝宁的第二年即开皇四年（584），“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隋书•契丹传》又说：“开皇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颉之北。”总之，契丹开始逐步摆脱高句丽的控制。
其次是靺鞨，高宝宁事件后，中原与靺鞨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2]至开皇三年夏四月隋平高宝宁后，五月、八月及翌年，靺鞨频频遣使入贡，[3]靺鞨与中原的关系受到了新形势的积极影响。
再次，突厥的变化更大。隋朝对突厥关系的变化是为了改变南北朝后期以来中原王朝长期受压迫状况的结果。
隋朝平定高宝宁也只是要维护前朝已有的权益，并没有想兼并统一高句丽。所以，当文帝受禅高句丽来贺时，隋朝即进授其王为大将军，并将其由北周所封的“辽东王”改封为传统的“高丽王”。尽管隋朝平定高宝宁无意于兼并高句丽，可高句丽在东北的拓疆企图却一直存在，此事所引起的的东北亚政治关系变化势必要影响高句丽的利益。
四、隋朝与高句丽关系的走向
高宝宁事件后，隋致力于灭陈，高句丽趁机在东北频频活动。它在开皇四年之前还每年朝贡，可是之后却转向陈朝贡，据《陈书》记载：“至德三年（585年）十二月癸卯，高句丽遣使向陈献方物”，[4]可见当时高句丽仍竭力维持其在东北的大国地位。隋此时因全力以赴推进国家统一大业，没有立即对高句丽的活动做出反应。开皇十年（590），“高丽王高阳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据之策”。[5]这种种动向必定引起隋朝的不满，文帝终于怒不可谒，他指责其“虽称藩附，诚节未尽”[6]。继位的婴阳王高元到了开皇十八年（598）挑起战端。此事使隋认识到了单凭外交手段保障不了东北的安宁，对高句丽只能用武力加以制服。于是隋伐高句丽，但由于准备不周，战斗没有开展就失败了，而高元在隋军大军东进的压力下就被迫谢罪，文帝在高句丽表示臣服后即收兵，这件事暂时得到了解决。
透过高宝宁据营州事件及其前后中原王朝与东北诸族关系的变化，不难发现高句丽在东北地区政治活动中的主动性和进取性。隋初与高句丽的关系是以和为主，文帝对高句丽的政策始终是以安抚为主，虽然后来文帝发兵讨伐高句丽，双方发生了战争，但责任不在隋朝。起初隋朝与高句丽之间建立起宗藩关系，这是隋朝怀远政策的重要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民族矛盾，所以隋朝可以有效的驾驭高句丽政权，从而抑制高句丽反叛意识的增长，这是一个结果会双赢的政策。
参考文献：
[1][2]（唐）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唐）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关键词：高宝宁事件；隋初；高句丽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5-066-02
南北朝（420—589）后期，中国北方王朝林立，大大削弱了中国在东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地处东北的高句丽由于受到了百济、新罗的顽强抵抗，也来向中国的东北扩展势力，不仅继续占有辽东，还把势力扩展到了辽西地区，成为在东北亚与突厥抗衡的力量。
北周和隋朝（581—618）相继进行的统一北方事业，打破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均衡。突厥与高句丽双方捐弃前嫌，一起参与支持中原地方分立势力的活动。这样，隋、高句丽、突厥三大势力在东北展开了斗争，而其焦点就是盘踞营州（今辽宁朝阳）的北齐残余势力高宝宁，“高宝宁据营州”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一、高宝宁事件的始末
隋朝建立后，倍感受到威胁的突厥曾一度联络高宝宁南下骚扰，这时高宝宁势力并不单是地方势力对突厥的投靠。就河北地区而言，高宝宁事件也足以引起隋朝当政者的关注。
《北齐书•高宝宁传》载：“高保宁，代人也，不知其所从来。北齐武平末年（570—576）为营州刺史，镇守黄龙，夷夏重其威信……保宁引绍义集夷夏兵数万骑来救之。至潞河，知周将宇文神举已屠范阳，还据黄龙，竟不臣周”。
高宝宁本为北齐大将，驻守营州，北周攻灭北齐之后，其与突厥联合，抗衡北周。北齐文宣帝第三子高绍义逃入突厥后，被突厥推立为齐帝，高宝宁为丞相，纠集北齐残余势力发动复国战争。578年，突厥进攻幽州，高绍义、高宝宁等借机复国，北周武帝宇文邕病逝，幽州人卢昌期亦趁机起兵范阳，迎合高氏。隋朝建立后，开皇三年，隋文帝命原来驻守卢龙的阴寿“率步骑数万，出卢龙塞以讨之”，结果“宝宁求救于突厥，时卫王爽等诸将数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宝宁弃城奔于碛北……寻引契丹”、靺鞨之众来攻……宝宁复走契丹，为其麾下赵修罗所杀，北边遂安”。[1]隋朝在这次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
二、高宝宁事件的关联问题
高宝宁传止于周宣政元年（578）宇文神举屠范阳，不足以反映高宝宁生平事迹，下面对高宝宁事件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
（一）“夷夏重其威信”中的夷，结合高宝宁传可知指的是契丹、靺鞨，其实不然
据《北史•契丹传》略云：契丹自天保四年（553）九月遭北齐“文宣帝亲戎北讨，其后复为突厥所逼……文帝纳之，听居其故地”。换言之，自绍泰元年至开皇四年（584）的三十年间，契丹实际是高句丽的藩属。再看靺鞨，《北史•勿吉传》略云：“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日靺鞨。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部类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句丽接，胜兵数千，多骁勇，每寇高丽；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胜兵七千……其七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可以肯定靺鞨中粟末和白山两部距中原地区是最近的。这种地理上的“悬隔”使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受到了与高句丽、契丹关系的影响。
除过契丹、靺鞨外，营州相邻外夷还有突厥和高句丽。北朝后期，高句丽与北齐的关系相当密切。《北史•高丽传》略云：“及齐受东魏禅之岁，遣使朝贡于齐。齐文宣加（高丽王）成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隋文帝受禅，汤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该封高丽王。”隋文帝受禅时，高句丽来使并非朝贡，而《隋书•阴寿传》说：“时有高宝宁者，齐氏之疏属也，为人桀黠，有筹算，在齐久镇黄龙。”可见高宝宁曾在高句丽与北齐的关系中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二）“宝宁率骁锐并契丹、靺鞨万余骑将赴救”
周隋之际，契丹实际上是高句丽的藩属。鉴于高宝宁久镇黄龙，他有可能引高句丽势力为外援，但这绝不单是受高宝宁勾引所能解释的，问题主要还在于高句丽自身，在于其拓展势力的需要。高句丽本身还直接参与了与北周的对抗，朝鲜《三国史记﹒温达传》略云：“温达，高句丽平岗王时人也。时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王领军逆战于拜山之野……无不以温达为第一。”上述记载中的“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其实就是《周书•宇文神举传》所载宣政元年（578）周武帝亲征北伐，此即《北齐书•高宝宁传》中“卢昌期据范阳城起兵，宝宁引绍义集夷夏兵数万骑来救”一事。可见高宝宁所倚确为高句丽势力。
三、隋平高宝宁的影响
《隋书•阴寿传》记载：“高宝宁被消灭以后，‘北边遂安’。”北部中国的统一完成了，这意味着东北亚的政治形势乃至整个中国的形势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契丹。据《隋书•高祖纪》，就在隋平高宝宁的第二年即开皇四年（584），“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隋书•契丹传》又说：“开皇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颉之北。”总之，契丹开始逐步摆脱高句丽的控制。
其次是靺鞨，高宝宁事件后，中原与靺鞨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2]至开皇三年夏四月隋平高宝宁后，五月、八月及翌年，靺鞨频频遣使入贡，[3]靺鞨与中原的关系受到了新形势的积极影响。
再次，突厥的变化更大。隋朝对突厥关系的变化是为了改变南北朝后期以来中原王朝长期受压迫状况的结果。
隋朝平定高宝宁也只是要维护前朝已有的权益，并没有想兼并统一高句丽。所以，当文帝受禅高句丽来贺时，隋朝即进授其王为大将军，并将其由北周所封的“辽东王”改封为传统的“高丽王”。尽管隋朝平定高宝宁无意于兼并高句丽，可高句丽在东北的拓疆企图却一直存在，此事所引起的的东北亚政治关系变化势必要影响高句丽的利益。
四、隋朝与高句丽关系的走向
高宝宁事件后，隋致力于灭陈，高句丽趁机在东北频频活动。它在开皇四年之前还每年朝贡，可是之后却转向陈朝贡，据《陈书》记载：“至德三年（585年）十二月癸卯，高句丽遣使向陈献方物”，[4]可见当时高句丽仍竭力维持其在东北的大国地位。隋此时因全力以赴推进国家统一大业，没有立即对高句丽的活动做出反应。开皇十年（590），“高丽王高阳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据之策”。[5]这种种动向必定引起隋朝的不满，文帝终于怒不可谒，他指责其“虽称藩附，诚节未尽”[6]。继位的婴阳王高元到了开皇十八年（598）挑起战端。此事使隋认识到了单凭外交手段保障不了东北的安宁，对高句丽只能用武力加以制服。于是隋伐高句丽，但由于准备不周，战斗没有开展就失败了，而高元在隋军大军东进的压力下就被迫谢罪，文帝在高句丽表示臣服后即收兵，这件事暂时得到了解决。
透过高宝宁据营州事件及其前后中原王朝与东北诸族关系的变化，不难发现高句丽在东北地区政治活动中的主动性和进取性。隋初与高句丽的关系是以和为主，文帝对高句丽的政策始终是以安抚为主，虽然后来文帝发兵讨伐高句丽，双方发生了战争，但责任不在隋朝。起初隋朝与高句丽之间建立起宗藩关系，这是隋朝怀远政策的重要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民族矛盾，所以隋朝可以有效的驾驭高句丽政权，从而抑制高句丽反叛意识的增长，这是一个结果会双赢的政策。
参考文献：
[1][2]（唐）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唐）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