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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梅里美笔下有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本文以高龙巴和嘉尔曼这两个异域形象为研究基础，从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出发，研究分析小说中所蕴含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和文化选择上的沙文主义这一内因；从比较文学跨文化形象学角度，分析异域文化与注视者文化相融的这一外因。
关键词：异域形象 异质女性 菲勒斯中心主义 文化沙文主义 融合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年出生于巴黎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精通多国语言，足迹遍布欧洲各国，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少有的学者型作家。他倾向描绘大自然原始的生命张力，偏爱描写那些具有异域风格的内心强大和旺盛生命力的个体，尤其爱描绘那些强势又野蛮的女性，高龙巴和嘉尔曼就是其中的代表。
一 异域形象的合理存在
小说《高龙巴》讲述了科西嘉岛上原住民之间的血亲复仇故事。在法国大陆人的眼中，科西嘉岛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科西嘉人有自己的语言、风俗、文化与法律。在科西嘉岛，血亲复仇是世代相传的古老风俗传统，一般由儿子承担家族复仇重任。小说以女主人公高龙巴如何说服、诱导受文明熏陶的兄长手刃仇人，展开的斗智斗勇波澜起伏的故事来进行叙述。
《嘉尔曼》是梅里美最有影响的作品，其形象活跃在歌剧、舞剧、电影等舞台上。讲述的是波希米亚女郎嘉尔曼和唐·何塞邂逅相爱，但嘉尔曼依旧狂放不羁、朝三暮四，而唐·何塞却深深地堕入情网，为了情人甘当走私犯，随后又沦为强盗和杀人犯。当唐·何塞得知嘉尔曼爱上别人，他要求嘉尔曼与他一起离开遭到拒绝，最后愤而将其杀死的故事。
高龙巴与嘉尔曼两位女性角色，是小说的绝对主角，有诸多共性：首先，她们美丽出众，具有鲜明的异域色彩。高龙巴来自科西嘉，有着科西嘉人的特质；嘉尔曼是地道的波西米亚女郎，美丽聪慧而又散发着原始的自然的野性美。其次，聪明果敢，有勇有谋。高龙巴固守着科西嘉岛的古老血亲复仇习俗，当兄长受文明社会的熏陶不愿报仇时，她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地将兄长诱导到必须复仇的境地；嘉尔曼在与唐·何塞的交往纠缠中，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在打架斗殴走私行骗等活动中，嘉尔曼的聪慧机智展露无遗。再次，她们执着果断，一意孤行、亦正亦邪。高龙巴从头至尾都固执地坚守着要让兄长为父复仇的信念，从未动摇怀疑过，并为此不懈努力。她对待敌人残忍坚毅，对待莽林中的强盗们又关爱备至；嘉尔曼这个角色亦是如此，爱就全身投入，不爱宁死不屈。最后，两者都以悲剧结局：高龙巴离开科西嘉被文明社会同化，嘉尔曼死于文明人唐·何塞之手。
梅里美在两部小说中，塑造了美丽聪慧野性难驯内心强大的异质女性，彰显其异域特质和原始的魅力，凸显其女性的生命力和个性色彩，也因此，高龙巴、嘉尔曼这些化外之地的女性，于梅里美的笔下显示出了别具一格的人格魅力。
二 无意识的“菲勒斯中心主义”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男人是完整的，女人是残缺的。中世纪对女性的定位传承了这一观念，女人是由男人的肋骨而来，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而存在。一直以来，这种观念也映射在文学作品中，男人处于正统地位，女性是边缘人物。纵观西方文学中的女性人物，被“天使”“恶魔”这两个角色划分。被神化是因为对男性的服从与牺牲；被丑化则是因为叛逆不合常规。从古至今，东西方女性形象都是男性观察与欲望的存在物。而高龙巴、嘉尔曼这些不符合社会道德、难以驯服的叛逆的女性，与男性中心主义抗衡，其结局可想而知。
所谓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就是男权中心主义，即以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女性。梅里美创作主体的男性身份，不可避免地在小说中表达出男性主义的价值观念。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先天遗传的，是个体在世代繁衍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作家虽然“置身事外”只是承担着叙述主体的角色讲述故事，但本人的倾向性却是贯穿始终的。男权中心的集体无意识思想沉淀在创作者的血液里，渗透于日常思维活动中，高龙巴、嘉尔曼等女性形象是这一集体无意识在其创作中的投影。
高龙巴这个凶残中带着优雅的科西嘉女性，比男性更果决更男人的女性，以一种不符合那个时代的男权观念和审美形态的方式被审视着。复仇过程中的英勇果决男性特质可以被理解，之后呢？何去何从？在《高龙巴》小说的结尾，作者让高龙巴离开了科西嘉，来到了文明社会，这样的安排于高龙巴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这个文明社会将开启高龙巴符合文明社会标准的女性意识。原本拥有科西嘉特质的女子将会逐渐转变成文明小姐，她身上原本引以为傲的特质也将逐渐消失。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句话用在高龙巴身上恰如其分，“请你挽着我的手臂吧。你瞧我样样事情都学起来了。”“噢，高龙巴，你也会打情骂俏了。”这样的对话表明她的女性意识逐渐被文明社会开启。她不再只是认识到男女之间生理的不同，更了解到也学会接受许多附加的不同。
《嘉尔曼》小说开篇引用古希腊史学家帕拉第乌斯的诗：天下女人皆祸水、只有两度讨欢心，一是爱河云雨里、一是以死断红尘，梅里美以这样的诗句传达了他对女性的看法：尽管女性拥有令男人心动的美丽，但逃脱不了其祸水的本质。从这可以看出，梅里美的女性观仍然囿于男权主义文化的藩篱。按男权社会的标准，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不守妇道、放荡不羁、狡黠叛逆，是个十足的“恶魔”。很多评论家说她是“恶之花”，这一“恶魔”最终被毁灭，其毁灭力量来自于嘉尔曼自己。
按照此种评判标准，读者应对唐·何塞持同情之心。唐·何
塞为了嘉尔曼不惜知法犯法，沦为强盗杀人犯，而嘉尔曼却爱上了别人，宁愿死也不愿放弃自由。最终逼得唐·何塞无路可走，愤而杀人。借此，作者潜意识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终于浮现出来：梅里美男性的价值标准，是维护其男性中心主义的绝好的手段。这里的唐·何塞，其实是男权文化异化的代表：他注重所谓的个人权利——对女性的占有。一旦占有失败，就将其毁灭。这也是嘉尔曼这个异质女性对抗男权社会的最终结局。 高龙巴和嘉尔曼这两个以男性视角刻画的异质女性，她们聪明狡黠、热情勇敢终究也逃脱不了男性的樊笼，梅里美的创作表明，他了解女性，了解不可能脱离男女两性之间的联系来理解和表现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男女两性，既是相对独立的性别存在，更是相互映衬、相互依存的人类的一体存在。所以说，小说中既有对她们自由天性的赞美与推崇，又有对她们命运冲突的无可奈何。
三 不自觉的文化沙文主义
在父权社会，文化是男性役使女性的工具，男人利用道德法规、风俗习惯、礼仪文明来塑造符合自身需要的女性角色。女性在男权话语下逐渐丧失了话语权，沦为男性文化的牺牲品，也即女性应作为弱者而存在，听候男人源于自身需要的发号施令。而所谓的文化沙文主义其实是一种偏见的情绪，对自己所在的国家、团体、民族、组织的文化各个方面有一种优越感，不认同或者瞧不起别国或民族、组织的文化。
小说《高龙巴》中，高龙巴这个角色不是作为弱者而存在，但是按照科西嘉的习俗决定了她只能以组织者策划者的身份步步设计让兄长恢复科西嘉人的血性并手刃仇人。高龙巴代表着科西嘉文化，她遵守的是科西嘉岛人自己的法律即科西嘉人的习俗，是科西嘉岛古朴的带着中世纪色彩的野蛮的民风。在这个环境中，她按照科西嘉人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行事，完全不受文明大陆的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也无视当权者的法纪和权威。
复仇成功之后，高龙巴被带入文明社会，受文明的熏陶与感染，她身上的科西嘉特质逐渐淡化与褪色，成为一个符合男性需要的女性，告别了科西嘉原有文化而被同化为文明社会下的女性弱者，凸现了作者潜意识中的文化沙文主义，满足了法国大陆文化对科西嘉落后野蛮文化的同化。
嘉尔曼这个来自于波西米亚吉普赛民族放荡不羁、野性难驯的女性，她和唐·何塞的博弈冲突，也可看成是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冲突。唐·何塞被嘉尔曼吸引、为其杀人走私成为强盗，最终又亲手毁灭掉这一切。他对嘉尔曼的妥协退让不仅仅是因为他爱嘉尔曼，更主要是他无法支配与控制嘉尔曼，最终导致了悲剧结局。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两性格局？
用唐·何塞自己的话说，“可怜的孩子！这是加莱人（吉普赛人）的罪过，竟把她教养成这样。”也印证了嘉尔曼的那句狼和狗同居是不会长久太平的。嘉尔曼的外表是符合男性的审美眼光的，“她美丽无比，至少我遇见的所有波西米亚女人都望尘莫及。尤其是那双眼睛，有一种既勾魂又凶野的神色，在任何别人的眼神里是无法找到的。波西米亚人的眼是狼眼，西班牙这句谚语观察之精妙堪称画龙点睛。”这句谚语道出了作者对吉普赛女性的真实感受，也表现出嘉尔曼与唐·何塞两性之间，嘉尔曼是主动出击攫取的一方，不符合文明社会的女性弱者身份，更有着文明人对野蛮落后民族的歧视与不屑、排斥与藐视。嘉尔曼代表着落后与野蛮的文化，她的被毁灭也再次暗示出作者骨子里的文化沙文主义。只有异族或蛮族女子才会大胆反抗男性、追逐所谓的性自由，受文明熏陶的女子是断然不会有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作者借唐·何塞之手置嘉尔曼于死地，读者可从中窥见其潜意识里的文化优越主义。
四 自由天性的异域投射
尽管梅里美在小说创作中会不自觉地从男性视角来描写女性，以男性注视者的身份审视评价这些异域形象，但是创作主体的审美态度决定了审美意象的价值趋势，而创作主体即梅里美本人的创作态度来自于对人的自身本体价值的关怀，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关怀，这些自由女性形象凸现了梅里美内在精神的追求——渴望自由、追求自由；众多的异域女性是作者寻求的外在于自我的视角，借以反观本民族的生存状态，对自身文化进行审视和反思，并透过这些形象的内在含义表现出作者对异质文化的选择与取舍。
当代学者比较注重形象创作主体的作用，认为“他者”形象实质上是形象塑造者也即作者自身的投射，是作者自身的发挥和延长，所以形象主要言说的是作者的“自我”。异族形象属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范畴，“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术语，它属于文化社会学，当代形象学在定义形象时尤为注重强调文化层面的原因。基于上述论述，探究梅里美创作这两部小说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的体验，有助于阅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更好地解读作品。
正如评论家郭宏安所说，他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高龙巴》《嘉尔曼》显示出他是“社会的观察者”和“人性的分析师”。梅里美独具慧眼地描绘原始蛮荒的异域世界，将自身文化与异域文化融合起来描绘具有野性、强悍、不羁、自由的异质女性，这些女性形象在表现人的尊严、自由的思想上起了积极作用。高龙巴、嘉尔曼这些远离文明的异域女子身上率性而为、执着勇敢、不矫情、不委曲求全的特征更闪耀出人性的光辉。作者借助异域形象既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深深失望，也基于作家骨子里对于自由和流浪的天性的热爱，以自由、自在的异域生活情境表现出对当时文化秩序的否定。
综上所述，梅里美笔下的这两个异质女性的成功塑造，既是作者厚积薄发、匠心独运的体现，又是作者进行自我审视下，以独特视角来观察社会进行人性思考的成功之作，创作主体对于自由的追求和理解是自身文化与异域文化想融合的主要原因，即便无意识的男权主义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也无法掩盖作者对异域文化异域形象的赞誉之情。
参考文献：
[1] 梅里美，傅雷译：《嘉尔曼 高龙巴》，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 郭宏安：《〈高龙巴〉：想象与真实的平衡》，《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3] 刘彩蓉：《浅谈梅里美笔下异质女性的悲剧性存在》，《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4] 柳鸣九：《梅里美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版。
[5] 章辉：《近二十年梅里美研究评议》，《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作者简介：张香萍，女，1979—，江苏靖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化，工作单位：常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关键词：异域形象 异质女性 菲勒斯中心主义 文化沙文主义 融合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年出生于巴黎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精通多国语言，足迹遍布欧洲各国，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少有的学者型作家。他倾向描绘大自然原始的生命张力，偏爱描写那些具有异域风格的内心强大和旺盛生命力的个体，尤其爱描绘那些强势又野蛮的女性，高龙巴和嘉尔曼就是其中的代表。
一 异域形象的合理存在
小说《高龙巴》讲述了科西嘉岛上原住民之间的血亲复仇故事。在法国大陆人的眼中，科西嘉岛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科西嘉人有自己的语言、风俗、文化与法律。在科西嘉岛，血亲复仇是世代相传的古老风俗传统，一般由儿子承担家族复仇重任。小说以女主人公高龙巴如何说服、诱导受文明熏陶的兄长手刃仇人，展开的斗智斗勇波澜起伏的故事来进行叙述。
《嘉尔曼》是梅里美最有影响的作品，其形象活跃在歌剧、舞剧、电影等舞台上。讲述的是波希米亚女郎嘉尔曼和唐·何塞邂逅相爱，但嘉尔曼依旧狂放不羁、朝三暮四，而唐·何塞却深深地堕入情网，为了情人甘当走私犯，随后又沦为强盗和杀人犯。当唐·何塞得知嘉尔曼爱上别人，他要求嘉尔曼与他一起离开遭到拒绝，最后愤而将其杀死的故事。
高龙巴与嘉尔曼两位女性角色，是小说的绝对主角，有诸多共性：首先，她们美丽出众，具有鲜明的异域色彩。高龙巴来自科西嘉，有着科西嘉人的特质；嘉尔曼是地道的波西米亚女郎，美丽聪慧而又散发着原始的自然的野性美。其次，聪明果敢，有勇有谋。高龙巴固守着科西嘉岛的古老血亲复仇习俗，当兄长受文明社会的熏陶不愿报仇时，她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地将兄长诱导到必须复仇的境地；嘉尔曼在与唐·何塞的交往纠缠中，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在打架斗殴走私行骗等活动中，嘉尔曼的聪慧机智展露无遗。再次，她们执着果断，一意孤行、亦正亦邪。高龙巴从头至尾都固执地坚守着要让兄长为父复仇的信念，从未动摇怀疑过，并为此不懈努力。她对待敌人残忍坚毅，对待莽林中的强盗们又关爱备至；嘉尔曼这个角色亦是如此，爱就全身投入，不爱宁死不屈。最后，两者都以悲剧结局：高龙巴离开科西嘉被文明社会同化，嘉尔曼死于文明人唐·何塞之手。
梅里美在两部小说中，塑造了美丽聪慧野性难驯内心强大的异质女性，彰显其异域特质和原始的魅力，凸显其女性的生命力和个性色彩，也因此，高龙巴、嘉尔曼这些化外之地的女性，于梅里美的笔下显示出了别具一格的人格魅力。
二 无意识的“菲勒斯中心主义”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男人是完整的，女人是残缺的。中世纪对女性的定位传承了这一观念，女人是由男人的肋骨而来，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而存在。一直以来，这种观念也映射在文学作品中，男人处于正统地位，女性是边缘人物。纵观西方文学中的女性人物，被“天使”“恶魔”这两个角色划分。被神化是因为对男性的服从与牺牲；被丑化则是因为叛逆不合常规。从古至今，东西方女性形象都是男性观察与欲望的存在物。而高龙巴、嘉尔曼这些不符合社会道德、难以驯服的叛逆的女性，与男性中心主义抗衡，其结局可想而知。
所谓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就是男权中心主义，即以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女性。梅里美创作主体的男性身份，不可避免地在小说中表达出男性主义的价值观念。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是先天遗传的，是个体在世代繁衍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作家虽然“置身事外”只是承担着叙述主体的角色讲述故事，但本人的倾向性却是贯穿始终的。男权中心的集体无意识思想沉淀在创作者的血液里，渗透于日常思维活动中，高龙巴、嘉尔曼等女性形象是这一集体无意识在其创作中的投影。
高龙巴这个凶残中带着优雅的科西嘉女性，比男性更果决更男人的女性，以一种不符合那个时代的男权观念和审美形态的方式被审视着。复仇过程中的英勇果决男性特质可以被理解，之后呢？何去何从？在《高龙巴》小说的结尾，作者让高龙巴离开了科西嘉，来到了文明社会，这样的安排于高龙巴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这个文明社会将开启高龙巴符合文明社会标准的女性意识。原本拥有科西嘉特质的女子将会逐渐转变成文明小姐，她身上原本引以为傲的特质也将逐渐消失。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这句话用在高龙巴身上恰如其分，“请你挽着我的手臂吧。你瞧我样样事情都学起来了。”“噢，高龙巴，你也会打情骂俏了。”这样的对话表明她的女性意识逐渐被文明社会开启。她不再只是认识到男女之间生理的不同，更了解到也学会接受许多附加的不同。
《嘉尔曼》小说开篇引用古希腊史学家帕拉第乌斯的诗：天下女人皆祸水、只有两度讨欢心，一是爱河云雨里、一是以死断红尘，梅里美以这样的诗句传达了他对女性的看法：尽管女性拥有令男人心动的美丽，但逃脱不了其祸水的本质。从这可以看出，梅里美的女性观仍然囿于男权主义文化的藩篱。按男权社会的标准，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不守妇道、放荡不羁、狡黠叛逆，是个十足的“恶魔”。很多评论家说她是“恶之花”，这一“恶魔”最终被毁灭，其毁灭力量来自于嘉尔曼自己。
按照此种评判标准，读者应对唐·何塞持同情之心。唐·何
塞为了嘉尔曼不惜知法犯法，沦为强盗杀人犯，而嘉尔曼却爱上了别人，宁愿死也不愿放弃自由。最终逼得唐·何塞无路可走，愤而杀人。借此，作者潜意识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终于浮现出来：梅里美男性的价值标准，是维护其男性中心主义的绝好的手段。这里的唐·何塞，其实是男权文化异化的代表：他注重所谓的个人权利——对女性的占有。一旦占有失败，就将其毁灭。这也是嘉尔曼这个异质女性对抗男权社会的最终结局。 高龙巴和嘉尔曼这两个以男性视角刻画的异质女性，她们聪明狡黠、热情勇敢终究也逃脱不了男性的樊笼，梅里美的创作表明，他了解女性，了解不可能脱离男女两性之间的联系来理解和表现女性生活和女性心理。男女两性，既是相对独立的性别存在，更是相互映衬、相互依存的人类的一体存在。所以说，小说中既有对她们自由天性的赞美与推崇，又有对她们命运冲突的无可奈何。
三 不自觉的文化沙文主义
在父权社会，文化是男性役使女性的工具，男人利用道德法规、风俗习惯、礼仪文明来塑造符合自身需要的女性角色。女性在男权话语下逐渐丧失了话语权，沦为男性文化的牺牲品，也即女性应作为弱者而存在，听候男人源于自身需要的发号施令。而所谓的文化沙文主义其实是一种偏见的情绪，对自己所在的国家、团体、民族、组织的文化各个方面有一种优越感，不认同或者瞧不起别国或民族、组织的文化。
小说《高龙巴》中，高龙巴这个角色不是作为弱者而存在，但是按照科西嘉的习俗决定了她只能以组织者策划者的身份步步设计让兄长恢复科西嘉人的血性并手刃仇人。高龙巴代表着科西嘉文化，她遵守的是科西嘉岛人自己的法律即科西嘉人的习俗，是科西嘉岛古朴的带着中世纪色彩的野蛮的民风。在这个环境中，她按照科西嘉人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行事，完全不受文明大陆的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也无视当权者的法纪和权威。
复仇成功之后，高龙巴被带入文明社会，受文明的熏陶与感染，她身上的科西嘉特质逐渐淡化与褪色，成为一个符合男性需要的女性，告别了科西嘉原有文化而被同化为文明社会下的女性弱者，凸现了作者潜意识中的文化沙文主义，满足了法国大陆文化对科西嘉落后野蛮文化的同化。
嘉尔曼这个来自于波西米亚吉普赛民族放荡不羁、野性难驯的女性，她和唐·何塞的博弈冲突，也可看成是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冲突。唐·何塞被嘉尔曼吸引、为其杀人走私成为强盗，最终又亲手毁灭掉这一切。他对嘉尔曼的妥协退让不仅仅是因为他爱嘉尔曼，更主要是他无法支配与控制嘉尔曼，最终导致了悲剧结局。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两性格局？
用唐·何塞自己的话说，“可怜的孩子！这是加莱人（吉普赛人）的罪过，竟把她教养成这样。”也印证了嘉尔曼的那句狼和狗同居是不会长久太平的。嘉尔曼的外表是符合男性的审美眼光的，“她美丽无比，至少我遇见的所有波西米亚女人都望尘莫及。尤其是那双眼睛，有一种既勾魂又凶野的神色，在任何别人的眼神里是无法找到的。波西米亚人的眼是狼眼，西班牙这句谚语观察之精妙堪称画龙点睛。”这句谚语道出了作者对吉普赛女性的真实感受，也表现出嘉尔曼与唐·何塞两性之间，嘉尔曼是主动出击攫取的一方，不符合文明社会的女性弱者身份，更有着文明人对野蛮落后民族的歧视与不屑、排斥与藐视。嘉尔曼代表着落后与野蛮的文化，她的被毁灭也再次暗示出作者骨子里的文化沙文主义。只有异族或蛮族女子才会大胆反抗男性、追逐所谓的性自由，受文明熏陶的女子是断然不会有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作者借唐·何塞之手置嘉尔曼于死地，读者可从中窥见其潜意识里的文化优越主义。
四 自由天性的异域投射
尽管梅里美在小说创作中会不自觉地从男性视角来描写女性，以男性注视者的身份审视评价这些异域形象，但是创作主体的审美态度决定了审美意象的价值趋势，而创作主体即梅里美本人的创作态度来自于对人的自身本体价值的关怀，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关怀，这些自由女性形象凸现了梅里美内在精神的追求——渴望自由、追求自由；众多的异域女性是作者寻求的外在于自我的视角，借以反观本民族的生存状态，对自身文化进行审视和反思，并透过这些形象的内在含义表现出作者对异质文化的选择与取舍。
当代学者比较注重形象创作主体的作用，认为“他者”形象实质上是形象塑造者也即作者自身的投射，是作者自身的发挥和延长，所以形象主要言说的是作者的“自我”。异族形象属于社会集体想象物的范畴，“社会集体想象物”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术语，它属于文化社会学，当代形象学在定义形象时尤为注重强调文化层面的原因。基于上述论述，探究梅里美创作这两部小说时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的体验，有助于阅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更好地解读作品。
正如评论家郭宏安所说，他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高龙巴》《嘉尔曼》显示出他是“社会的观察者”和“人性的分析师”。梅里美独具慧眼地描绘原始蛮荒的异域世界，将自身文化与异域文化融合起来描绘具有野性、强悍、不羁、自由的异质女性，这些女性形象在表现人的尊严、自由的思想上起了积极作用。高龙巴、嘉尔曼这些远离文明的异域女子身上率性而为、执着勇敢、不矫情、不委曲求全的特征更闪耀出人性的光辉。作者借助异域形象既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深深失望，也基于作家骨子里对于自由和流浪的天性的热爱，以自由、自在的异域生活情境表现出对当时文化秩序的否定。
综上所述，梅里美笔下的这两个异质女性的成功塑造，既是作者厚积薄发、匠心独运的体现，又是作者进行自我审视下，以独特视角来观察社会进行人性思考的成功之作，创作主体对于自由的追求和理解是自身文化与异域文化想融合的主要原因，即便无意识的男权主义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也无法掩盖作者对异域文化异域形象的赞誉之情。
参考文献：
[1] 梅里美，傅雷译：《嘉尔曼 高龙巴》，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2] 郭宏安：《〈高龙巴〉：想象与真实的平衡》，《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3] 刘彩蓉：《浅谈梅里美笔下异质女性的悲剧性存在》，《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4] 柳鸣九：《梅里美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版。
[5] 章辉：《近二十年梅里美研究评议》，《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作者简介：张香萍，女，1979—，江苏靖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化，工作单位：常州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