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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一个萧杀的夏日,在苏北乡下的申厨公社第七生产队的打谷场上,100个农民排成一个队列。在这个家禽和牲畜四处乱窜、平日生产队用来当作广场的打谷场上,11岁的周连春,光着脑袋、趿拉着破鞋、衣衫破烂地站在队列的第12位。
咔、咔……队列向前迈进。咔、咔……一步步往前挪着。
周连春来到队列的最前面,一个中年女人跪在他面前,鼻子和耳朵冒着血。周将右手往回撤,如同前面的人做的那样,给女人的左脸上一个耳光,“啪”,然后用他的左手再给她一耳光,“啪”。女人脸颊上的汗水溅到他身上。
几天以前,她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子和另一个农家子打架,同时打了他们俩。在“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下,她的行为一开始就错了,因为她家被划归“富农”,而和她儿子打架的那个家伙则是“贫农”。
周的红卫兵组织决定教训教训那个女人,于是动员了整个生产队的大约100来号人,以牙还牙——让她跪在村头的广场上接受几百巴掌。
被打后,那个女人拒绝认罪。“去吃屎吧。”她对打她的人尖叫。
周奉命拿着一个木桶去最近的厕所弄来粪便,然后用水稀释。红卫兵头目用一个木勺子将稀释后的粪便倒进女人的嘴里。从那以后,那个女人再也不说话了。
11岁的红卫兵
1955年,周连春出生在东台市郊的一个乡村,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当那个农民的妻子发现自己不能生育以后,就要求自己的丈夫将另外一个女人带回家,在中国,这叫“借腹生子”。周叫他的生母“小妈妈”,叫他父亲的妻子“大妈妈”。
很小的时候,周就表现出了一个企业家的素质。8岁时,他便去卖萝卜和沙蟹,在中国这些都被视为美食。而在周所在的地区,人畜的粪便是唯一的肥料。于是,收集这些粪便成了男孩子们的普遍职业,如同美国的报童送报一样平常。
在他的文字记录里,周回忆了他如鹰般寻找粪便的眼睛:“有这样一个男孩,带着铲子和粪筐,搜遍了村子里的每条路。从他专注的神情看,你还以为他是在破晓前寻找一个丢失的钱包,而实际上,他是在寻找一堆粪便。当他发现那堆冒着热气的粪便时,那种欣喜的表情如同中了彩票。”
当红卫兵运动席卷中国时,周才11岁。周和他的红卫兵组织从这村到那村,打击被那些归入“黑五类”的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蛋和右派。
那个在打谷场上受虐待的中年妇女便是以上其中一类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和他的同伙洗劫了寺庙,迫使和尚们背着石块、顶着垃圾桶走来走去。他们破坏了寺院的壁画,然后涂上红色颜料,颜料干的时候,一个画匠如期而至,在墙上画上“伟大领袖”的头像。
在他们寻找反革命违禁品——书籍、照片、珠宝、小首饰和其他能代表“四旧”的物品(所谓“四旧”是指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和旧思想)——的过程中,周的团伙掀开人家的床垫、翻开人家的壁炉,甚至挖开人家菜桶底下的地面。
周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是书籍堆起来燃烧的火焰,但他从来不会烧自己家里的书本。他家的书都是姐姐和一个堂兄留下来的,他的这位堂兄为了表明这个家庭的革命热情,四处打家劫舍,将收罗的书卷堆积起来,然后付之一炬。周背着他的这个堂兄,藏起10本书。用麻袋包好,放在他家冬天用来储藏马铃薯的地窖里。
“周书呆子”成名
多年以后,周返回了他的故乡,做了一件勇气十足且不同寻常的事情。那就是统计了他的那个红卫兵组织所有的破坏“成果”。根据他的统计,他的革命小组烧掉了两吨书籍,洗劫了5座寺庙和4座道观,砍掉了几百个古建筑屋檐上的龙、凤、鬼神和鸟类等雕刻。很多他的受害人受到很大程度的伤害,其中10人在被打后自杀了。
直到197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才有减缓的趋势。第二年,周所在的公社的学校被关闭5年之后重新开学,周终于能够从中学毕业了。但没有任何让他能够继续学业的门路,周便辍学开始干农活。
从1971年到1976年,周和村子里的其他男人一起去疏通河道、挖沟渠和修复公社的灌溉系统。在夏天,周光着脚丫干活;到了冬天,河床上的冰块透过他的草鞋冻坏他的脚。每天早上4点,周就从被窝爬起来,一直干到9点,期间只有吃早餐时,才能匆匆忙忙地休息一会。每个晚上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周感觉自己像行尸走肉。他所在的工作队经常有人因为极度的疲劳和营养不良倒下后被抬走。
周的伙食主要是玉米、胡萝卜和甘薯,从来没有肉。直到今天,他一闻到纯粹是那些蔬菜的味道就作呕。
1972年的一个秋天,村党支部书记来找17岁的周,他想给周介绍一个年轻的女人。
书记告诉周,如果他同意娶那个年轻女人,他将给周谋取一个新的职位,从此不用再下地干活。
无论如何,这算是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周最后发现书记真正的动机:书记是那个年轻女人的情人。书记已经结婚了,他答应那个年轻女人,替她找一个丈夫,也为他掩盖自己的不忠。
周告诉书记他不会和那个女人结婚,书记很是恼火。
“小周,”他指着这个男孩说,“你读过很多书,但是你忘记了如何作出正确的决定。你应该知道如何行事的,但是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书呆子。”
周书呆子的大名由此传开。
1977年10月,申厨公社的大喇叭吱吱啦啦地播出了一份从首都发出的报告:大学入学考试恢复了,从1966年开始一直中断的高考将重新开始。
周参加了1977年12月的高考,但他在百分制的数学考试中只拿了5分。
1978年,周卷土重来。这次,他表现优异,夺得全公社第一名。
周在1978年10月10日接到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23岁,他终于离开了土地。
在南京大学的最后一年里,周书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担心被遣返原籍,周选择了参军。
跳入“尿的海洋”
4年后,周选择了退役。之后他在安徽财贸学院谋得一份差事,那个学校在江苏省西边一个肮脏的小城蚌埠。他主讲的课程:马克思主义。
“多少年来,我几乎一无所获。”周后来如是写道。在这期间,他结婚了,并有了两个双胞胎女儿需要抚养。一个女儿很健康,另外一个一出生就有病。“我微薄的薪水需要赡养父母和家庭。有病的孩子需要药物和营养。”
周开始琢磨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经商。长期以来,商人的地位远逊于政府官员和学者。周正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他也接受了左派宣传中“商人就是资本主义吸血鬼”的描述。后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改变了国家的经济状况,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观念。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奉行“要穷就一起穷”的绝对平均主义政策。
邓小平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并在随后几十年的实践中取得成功。
周的同僚和朋友开始纷纷地讨论新的可能性。几个南京大学的同学已经“下海”。
1987年,东台的一个高中同学带着一项提议来找周。那个同学知道广州的一家药厂正在四处购买从尿液中提取的酶。周的朋友听说南京大学掌握着可以将那种酶从尿液中分离的技术,而且负责该技术的教授也来自东台。
以前的同学希望周去联系那个教授并达成一项交易,教授同意了分享该技术。周、东台的同学和第三个人盛红元一起成立了一个合伙企业来分离这些酶。周是唯一一个没有资本的入股者,于是他同意筹措并负责操作设备,以便能从中分红。
“这很合适,”周书呆子笑着说:“当我是一个男孩的时候就为了几个子儿去收集粪便,现在也在做差不多的事情。”
在几个月里,周和他的合伙人盛红元在蚌埠和其他城市签收集尿液的合同。为了酬金,地方卫生部门允许他们在公共厕所收集尿液。周和盛组织了一批劳动力每天踏着装了大桶的三轮车去收集原料。他们从每吨尿液里提取60克的原料,提供给供应药厂生产一种抗心脏血液凝结的药物。100克的原料生产的药物可以溶解结石。周要每月一次将酶运到广州。
这样,周书呆子纵身跳入“尿的海洋”。
出来混总要还的
周继续做他的老师,这样可以给他带来稳定福利:一套房子和医疗保险。每周有几天,他教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其余的时间,他作为一个处在萌芽阶段的企业家,用最低的工资雇佣十几个人,经营他的企业使他自己、他的父母和家庭富裕起来。
1991年,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个培训班,该培训班的目的是让主讲历史和政治的教授们在讲马克思主义时跟上时代发展潮流。周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建立一个提取尿液的工厂,他和北京市政府签了两份合同,以便从1000个公共厕所里收集尿液。
周不可能从市民那里找到愿意干这种脏活的工人,他雇佣的那些工人之前从来都没有来过北京,他们都来自贫苦地区,都是那些拥有强壮身体和只要能离开土地、干什么都行的乡下小子。周的加工厂——他从地方党委书记那里租来的破产的国有企业——在北京市的南面,距离最近的厕所还有15.5里。
1992年1月份的某天,周发现他的工厂排水系统堵塞了,没有地方倾倒几大池的污水。听人说,那些污水主要成分是氨,无害于人畜,于是他将污水倾倒进附近的一个鱼塘。结果周花了一个寒假将鱼塘中的死鱼捞上来,几个月里,他的手和衣服都是臭烘烘的。周赔偿了2000元给鱼塘的主人。
周的生意失败了。尽管酶的市场销路很好,但是因为他的资金不足,以致三轮车的是数量由18辆缩减到5辆。
周定时地向东台的合伙人索要公司的利润,但每次对方都以“生意不景气”为由拒绝。于是一次去广州,周询问药厂的代表,他觉得生意怎样。“不坏,”周记得那个代表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必须将这些原料集中起来,而不是偶然性的费用支出。”可是6年来,周没有从他的东台合伙人那里拿到一分钱。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家来说,周的经历很典型。他们对生意场上的规则还很陌生,中国人彼此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规律性的东西相互伤害,而道德准绳的缺失又使事情更糟糕。周曾经将储存的120磅的酶放在一个朋友的冷藏库里,但是他的朋友将这些酶卖掉并且拒绝付给他任何款项。周没有要求签合同,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对方觉得自己受到侮辱。生意场上的规则仅仅是握手,而在中国,握手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周最后去东台找他的合伙人,并要求他将北京的部分的生意交给自己。合伙人变得温和起来,1994年底,周终于成了首都那家尿液分离厂唯一的所有者。
衣锦还乡
2002年,学院的党委书记将周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已经将周负责讲授的课程从《毛泽东思想》改为《工商管理》。
2007年4月,周书呆子回到他的先辈们生活的乡村,如同英雄般受到欢迎。他西装革履、开着他那辆擦得很亮的白色大众汽车。那时正是清明节——中国人纪念祖先的日子,周计划去给他的父母和祖父母扫墓。
由于经济改革,申厨公社被解散了。周以前那个生产组现在叫李厨庄。每家的院子里都有一辆摩托车。一个看上去60多岁、面容消瘦的女人从他面前走过,周认出她是谁了,其实她和周同龄——52岁。“在我年轻时,她是我喜欢过的姑娘。”他说,“她是一个党政人员的女儿……她最后还是嫁给了当地的一个男人,那男人现在经常喝酒,还打她。”
周向村子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个被害人的父母问好。一群红卫兵谋杀了他,因为他过去经常画佛教的罗汉和菩萨。周向30多年前欺骗他娶自己情人的书记的母亲问好。书记年纪轻轻就死了。“你好,周教授。”那个89岁因驼背以致站起来都不足4尺高的老女人说:“请告诉我的孙子,请他回家吧,麻烦你了。
“我雇用了她的孙子。”周解释,“我雇用了一个曾经想把我永远按在土地上的那个人的儿子。”
周走在李厨庄肮脏的路上,向那些被太阳晒黑的农民微笑,迎接他的是好奇、羡慕、妒忌和尊重。
在面对90年代中期的破产以后,周将他的生意成功运作起来。直到2006年,周每年能赚6万美元。他在南京给自己买了一套公寓楼,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了,然后迎娶了一个22岁的年轻女人。
[作者:约翰·波夫雷特(John Pomfret);本文转载于《华盛顿邮报》。]
咔、咔……队列向前迈进。咔、咔……一步步往前挪着。
周连春来到队列的最前面,一个中年女人跪在他面前,鼻子和耳朵冒着血。周将右手往回撤,如同前面的人做的那样,给女人的左脸上一个耳光,“啪”,然后用他的左手再给她一耳光,“啪”。女人脸颊上的汗水溅到他身上。
几天以前,她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子和另一个农家子打架,同时打了他们俩。在“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下,她的行为一开始就错了,因为她家被划归“富农”,而和她儿子打架的那个家伙则是“贫农”。
周的红卫兵组织决定教训教训那个女人,于是动员了整个生产队的大约100来号人,以牙还牙——让她跪在村头的广场上接受几百巴掌。
被打后,那个女人拒绝认罪。“去吃屎吧。”她对打她的人尖叫。
周奉命拿着一个木桶去最近的厕所弄来粪便,然后用水稀释。红卫兵头目用一个木勺子将稀释后的粪便倒进女人的嘴里。从那以后,那个女人再也不说话了。
11岁的红卫兵
1955年,周连春出生在东台市郊的一个乡村,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当那个农民的妻子发现自己不能生育以后,就要求自己的丈夫将另外一个女人带回家,在中国,这叫“借腹生子”。周叫他的生母“小妈妈”,叫他父亲的妻子“大妈妈”。
很小的时候,周就表现出了一个企业家的素质。8岁时,他便去卖萝卜和沙蟹,在中国这些都被视为美食。而在周所在的地区,人畜的粪便是唯一的肥料。于是,收集这些粪便成了男孩子们的普遍职业,如同美国的报童送报一样平常。
在他的文字记录里,周回忆了他如鹰般寻找粪便的眼睛:“有这样一个男孩,带着铲子和粪筐,搜遍了村子里的每条路。从他专注的神情看,你还以为他是在破晓前寻找一个丢失的钱包,而实际上,他是在寻找一堆粪便。当他发现那堆冒着热气的粪便时,那种欣喜的表情如同中了彩票。”
当红卫兵运动席卷中国时,周才11岁。周和他的红卫兵组织从这村到那村,打击被那些归入“黑五类”的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蛋和右派。
那个在打谷场上受虐待的中年妇女便是以上其中一类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和他的同伙洗劫了寺庙,迫使和尚们背着石块、顶着垃圾桶走来走去。他们破坏了寺院的壁画,然后涂上红色颜料,颜料干的时候,一个画匠如期而至,在墙上画上“伟大领袖”的头像。
在他们寻找反革命违禁品——书籍、照片、珠宝、小首饰和其他能代表“四旧”的物品(所谓“四旧”是指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和旧思想)——的过程中,周的团伙掀开人家的床垫、翻开人家的壁炉,甚至挖开人家菜桶底下的地面。
周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是书籍堆起来燃烧的火焰,但他从来不会烧自己家里的书本。他家的书都是姐姐和一个堂兄留下来的,他的这位堂兄为了表明这个家庭的革命热情,四处打家劫舍,将收罗的书卷堆积起来,然后付之一炬。周背着他的这个堂兄,藏起10本书。用麻袋包好,放在他家冬天用来储藏马铃薯的地窖里。
“周书呆子”成名
多年以后,周返回了他的故乡,做了一件勇气十足且不同寻常的事情。那就是统计了他的那个红卫兵组织所有的破坏“成果”。根据他的统计,他的革命小组烧掉了两吨书籍,洗劫了5座寺庙和4座道观,砍掉了几百个古建筑屋檐上的龙、凤、鬼神和鸟类等雕刻。很多他的受害人受到很大程度的伤害,其中10人在被打后自杀了。
直到197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才有减缓的趋势。第二年,周所在的公社的学校被关闭5年之后重新开学,周终于能够从中学毕业了。但没有任何让他能够继续学业的门路,周便辍学开始干农活。
从1971年到1976年,周和村子里的其他男人一起去疏通河道、挖沟渠和修复公社的灌溉系统。在夏天,周光着脚丫干活;到了冬天,河床上的冰块透过他的草鞋冻坏他的脚。每天早上4点,周就从被窝爬起来,一直干到9点,期间只有吃早餐时,才能匆匆忙忙地休息一会。每个晚上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周感觉自己像行尸走肉。他所在的工作队经常有人因为极度的疲劳和营养不良倒下后被抬走。
周的伙食主要是玉米、胡萝卜和甘薯,从来没有肉。直到今天,他一闻到纯粹是那些蔬菜的味道就作呕。
1972年的一个秋天,村党支部书记来找17岁的周,他想给周介绍一个年轻的女人。
书记告诉周,如果他同意娶那个年轻女人,他将给周谋取一个新的职位,从此不用再下地干活。
无论如何,这算是个不错的机会。但是周最后发现书记真正的动机:书记是那个年轻女人的情人。书记已经结婚了,他答应那个年轻女人,替她找一个丈夫,也为他掩盖自己的不忠。
周告诉书记他不会和那个女人结婚,书记很是恼火。
“小周,”他指着这个男孩说,“你读过很多书,但是你忘记了如何作出正确的决定。你应该知道如何行事的,但是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书呆子。”
周书呆子的大名由此传开。
1977年10月,申厨公社的大喇叭吱吱啦啦地播出了一份从首都发出的报告:大学入学考试恢复了,从1966年开始一直中断的高考将重新开始。
周参加了1977年12月的高考,但他在百分制的数学考试中只拿了5分。
1978年,周卷土重来。这次,他表现优异,夺得全公社第一名。
周在1978年10月10日接到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23岁,他终于离开了土地。
在南京大学的最后一年里,周书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担心被遣返原籍,周选择了参军。
跳入“尿的海洋”
4年后,周选择了退役。之后他在安徽财贸学院谋得一份差事,那个学校在江苏省西边一个肮脏的小城蚌埠。他主讲的课程:马克思主义。
“多少年来,我几乎一无所获。”周后来如是写道。在这期间,他结婚了,并有了两个双胞胎女儿需要抚养。一个女儿很健康,另外一个一出生就有病。“我微薄的薪水需要赡养父母和家庭。有病的孩子需要药物和营养。”
周开始琢磨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经商。长期以来,商人的地位远逊于政府官员和学者。周正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他也接受了左派宣传中“商人就是资本主义吸血鬼”的描述。后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改变了国家的经济状况,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观念。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奉行“要穷就一起穷”的绝对平均主义政策。
邓小平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并在随后几十年的实践中取得成功。
周的同僚和朋友开始纷纷地讨论新的可能性。几个南京大学的同学已经“下海”。
1987年,东台的一个高中同学带着一项提议来找周。那个同学知道广州的一家药厂正在四处购买从尿液中提取的酶。周的朋友听说南京大学掌握着可以将那种酶从尿液中分离的技术,而且负责该技术的教授也来自东台。
以前的同学希望周去联系那个教授并达成一项交易,教授同意了分享该技术。周、东台的同学和第三个人盛红元一起成立了一个合伙企业来分离这些酶。周是唯一一个没有资本的入股者,于是他同意筹措并负责操作设备,以便能从中分红。
“这很合适,”周书呆子笑着说:“当我是一个男孩的时候就为了几个子儿去收集粪便,现在也在做差不多的事情。”
在几个月里,周和他的合伙人盛红元在蚌埠和其他城市签收集尿液的合同。为了酬金,地方卫生部门允许他们在公共厕所收集尿液。周和盛组织了一批劳动力每天踏着装了大桶的三轮车去收集原料。他们从每吨尿液里提取60克的原料,提供给供应药厂生产一种抗心脏血液凝结的药物。100克的原料生产的药物可以溶解结石。周要每月一次将酶运到广州。
这样,周书呆子纵身跳入“尿的海洋”。
出来混总要还的
周继续做他的老师,这样可以给他带来稳定福利:一套房子和医疗保险。每周有几天,他教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其余的时间,他作为一个处在萌芽阶段的企业家,用最低的工资雇佣十几个人,经营他的企业使他自己、他的父母和家庭富裕起来。
1991年,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个培训班,该培训班的目的是让主讲历史和政治的教授们在讲马克思主义时跟上时代发展潮流。周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建立一个提取尿液的工厂,他和北京市政府签了两份合同,以便从1000个公共厕所里收集尿液。
周不可能从市民那里找到愿意干这种脏活的工人,他雇佣的那些工人之前从来都没有来过北京,他们都来自贫苦地区,都是那些拥有强壮身体和只要能离开土地、干什么都行的乡下小子。周的加工厂——他从地方党委书记那里租来的破产的国有企业——在北京市的南面,距离最近的厕所还有15.5里。
1992年1月份的某天,周发现他的工厂排水系统堵塞了,没有地方倾倒几大池的污水。听人说,那些污水主要成分是氨,无害于人畜,于是他将污水倾倒进附近的一个鱼塘。结果周花了一个寒假将鱼塘中的死鱼捞上来,几个月里,他的手和衣服都是臭烘烘的。周赔偿了2000元给鱼塘的主人。
周的生意失败了。尽管酶的市场销路很好,但是因为他的资金不足,以致三轮车的是数量由18辆缩减到5辆。
周定时地向东台的合伙人索要公司的利润,但每次对方都以“生意不景气”为由拒绝。于是一次去广州,周询问药厂的代表,他觉得生意怎样。“不坏,”周记得那个代表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必须将这些原料集中起来,而不是偶然性的费用支出。”可是6年来,周没有从他的东台合伙人那里拿到一分钱。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家来说,周的经历很典型。他们对生意场上的规则还很陌生,中国人彼此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规律性的东西相互伤害,而道德准绳的缺失又使事情更糟糕。周曾经将储存的120磅的酶放在一个朋友的冷藏库里,但是他的朋友将这些酶卖掉并且拒绝付给他任何款项。周没有要求签合同,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对方觉得自己受到侮辱。生意场上的规则仅仅是握手,而在中国,握手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周最后去东台找他的合伙人,并要求他将北京的部分的生意交给自己。合伙人变得温和起来,1994年底,周终于成了首都那家尿液分离厂唯一的所有者。
衣锦还乡
2002年,学院的党委书记将周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已经将周负责讲授的课程从《毛泽东思想》改为《工商管理》。
2007年4月,周书呆子回到他的先辈们生活的乡村,如同英雄般受到欢迎。他西装革履、开着他那辆擦得很亮的白色大众汽车。那时正是清明节——中国人纪念祖先的日子,周计划去给他的父母和祖父母扫墓。
由于经济改革,申厨公社被解散了。周以前那个生产组现在叫李厨庄。每家的院子里都有一辆摩托车。一个看上去60多岁、面容消瘦的女人从他面前走过,周认出她是谁了,其实她和周同龄——52岁。“在我年轻时,她是我喜欢过的姑娘。”他说,“她是一个党政人员的女儿……她最后还是嫁给了当地的一个男人,那男人现在经常喝酒,还打她。”
周向村子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个被害人的父母问好。一群红卫兵谋杀了他,因为他过去经常画佛教的罗汉和菩萨。周向30多年前欺骗他娶自己情人的书记的母亲问好。书记年纪轻轻就死了。“你好,周教授。”那个89岁因驼背以致站起来都不足4尺高的老女人说:“请告诉我的孙子,请他回家吧,麻烦你了。
“我雇用了她的孙子。”周解释,“我雇用了一个曾经想把我永远按在土地上的那个人的儿子。”
周走在李厨庄肮脏的路上,向那些被太阳晒黑的农民微笑,迎接他的是好奇、羡慕、妒忌和尊重。
在面对90年代中期的破产以后,周将他的生意成功运作起来。直到2006年,周每年能赚6万美元。他在南京给自己买了一套公寓楼,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了,然后迎娶了一个22岁的年轻女人。
[作者:约翰·波夫雷特(John Pomfret);本文转载于《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