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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印刷术的发明，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它使更多的图书得以刊行，从而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图书资料，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最初的雕版印刷与佛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佛教经典的制作和传播极大地推进了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发展和成熟，是印刷史上的一朵奇葩，在人类文化交往史上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印刷术；图书资料；佛教
中图分类号：TS8-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094-02
一、引 言
印刷术的发明，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它提高了生产力，解放了无数抄书工，缩短了出书周期，加快了知识信息的传播速度，降低了图书制作成本，扩大了信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印刷术的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就社会效益而言，它让承载着丰富古代文化的图书得以刊行和保存，使人类的文化血脉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大量的图书资料冲破地域限制，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虽然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者及其诞生年代至今仍有争论，但从现存的实物来看，最初的雕版印刷与佛教有很密切的关系，寺院和佛教徒很早就利用民间兴起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了。[2]佛教经典的制作和传播是印刷史上的一朵奇葩，在人类文化交往史上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印刷术产生以前佛经的流通状况
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9前），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从此，中国与西域各地之间的人员往来日益增多，极大地促进了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王派使者伊存到西汉都城长安，口授佛经给景卢这个博士弟子。[3]从此，中国历史掀开了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崭新一页。随着中国和印度的频繁交往，佛教经典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土，其中有印度高僧直接送来的，有途经西域辗转而来的，也有中国名僧到印度留学取来的。很多高僧大德殚精竭虑、耗时费日，把源于印度的经典翻译成汉语。在雕版印刷产生之前，佛经的流通，主要是以抄本形式流传于各大寺院和佛教徒之间的，就是封建帝王宫内所藏者也是如此。为了把经年累积、数量颇丰的佛经译本保存下来并传播开去，许多抄书人皓首穷经却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这除了佛教经典数量庞大外，还因为佛教徒把写经作为造“功德”的重要手段之一。如《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卷中云：“（写经等）有五种功德：一如来忆念亲近，二摄福德，三赞叹法及修行，四天等供养，五灭罪”。[4]许多佛教徒相信只要怀着虔诚之心抄写佛经，就可以给自己和亲人带来无限幸福，还可以满足自己的各种要求。如病中写经，希望通过写经恢复健康；亲人去世后写经，希望亲人在“地狱”中不受折磨，并换取来世幸福；停战后写经，希望化干戈为玉帛；为普济众生而写经，希望广积功德，换取众生幸福。[5]所以历史上写经风气非常盛行，“目前所知，最早的写本是在我国新疆出土的一本佛经残卷，写于公元298年，现存日本。公元618年，唐高祖修故经612卷。公元676年，日本求《大藏经》，鉴真和尚东渡前写一切经三部，三万三千卷。公元870年写藏经若干藏，每藏5461卷。公元944年为宋高祖写大藏经置明圣寺内。自陈武帝永定年间（557～559）下令写一切经十二藏开始，至唐高宗显庆（656～661）时西明寺写一切经为止的一百年内，皇室和民间的写经几达八百藏之多”，[3]其写本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其中所耗费的人力和时间也是难以估量的，何况传抄过程中还容易出现差错。因此，佛教徒对高效率的印刷术的期盼是非常迫切的，他们渴求能在短时间内准确无误地制作出大量复本，来传播教义和慰藉心灵。
三、印刷术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技术积淀
任何一项新技艺的产生，仅仅有社会的需要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具备最起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积淀，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地产生，而是通过无数人经年累积地反复实践才能得以实现。远在商代，我们的祖先就有在龟甲上刻字的历史，经过雕印玺、刻石鼓、封禅勒石、画像砖、制符箓、反写阳文砖志、反刻阴文神通石柱等等的历练，刻字技术趋于成熟。纸张早在公元前已经发明，更有始于东汉、发展于魏晋的松烟制墨工艺，给印刷术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现存实物来看，佛教徒除了在纸上写经外，还将典籍刻在石头上，如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北武安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大房山云居寺的石刻佛经等，通过捶拓的方法可以把石经上的文字复制下来，这种技术叫拓印，它可以避免抄写之劳，省时且无差错。敦煌石室遗书中就有两件珍贵的佛教文献拓本，一件是唐太宗时欧阳询书《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此为现存最早的有年代可考的拓本之一；另一件是柳公权书《金刚经》，此拓本题长庆四年（824），现藏巴黎[6]。
印章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7]，佛教徒把这种技术应用于捺印佛像。如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另外，在敦煌遗存的文献资料中发现数量最大的是佛像，而且复本量大，如文殊像在法国巴黎就有三四十份，英国伦敦有5份，北京图书馆有3份，北京大学图书馆有1份[4]。
碑石拓印和印章捺印是雕版印刷技术的关键，拓印虽然复制起来比抄写方便，但因为它是阴文正刻，拓印出来的黑底白字读起来不太方便；印章捺印阳文反字，可以印出白底黑字，但版面太小，如果将石头上刻字的版面缩小，把印章的版面扩大，然后阳文反刻才有产生雕版印刷术的可能。
四、佛典传播对雕版印刷术的推动作用
虽然印章、碑石及纸墨等印刷术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准备早已具备，但雕版印刷术迟迟没有出现这里就有一个社会需求的问题。如果没有社会需求，那么这些物质基础和技术准备会因为没有实际应用而淡出人们的视线。
由于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从皇室贵族到黎民百姓纷纷慷慨解囊大造功德。佛教认为，造庙、建塔、塑佛像及散施佛像、佛经都是大善举。但造庙、建塔、塑佛像耗资甚大，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办到。普通百姓为了满足自己的宗教情感需要，就把捺印的佛像请回家中供奉，这正是雕版印刷最早的创举。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说过：“我一直觉得中国的佛教徒在复制文献的技术上可能有过作为，因为这些善男信女无休止地复制佛像的狂热，正如我曾经在敦煌千佛洞唐代石窑的墙壁上有足够机会所观察的那样”。因此，可以说佛教推动了雕版印刷术的诞生。
雕版印刷发明以后，佛教信徒迅速采用这一最先进的技术刻印了大量佛教经典，现存实物足以证明最初的雕版印刷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如1966年在南朝鲜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汉文《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属704～751年间的刊印品，即当时我国唐朝武后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载之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品[8]。唐僖宗咸通九年（868）王玠刻印的《金刚经》（此经被英国人斯坦因盗劫，现存英国）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刻造年月的印刷品[9]。1944年在成都附近唐代墓葬中殉葬银镯内发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为极薄半透明唐代著名茧纸刷印，梵咒右边汉文题记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经咒”，考古学界认为这一经咒印刷年代和王玠所造的《金刚经》雕印年代差不多同时[3]。此外还有两种五代时期佛经印刷品，一是清光绪年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殊师利菩萨像》。一件是吴越王钱俶刻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箧陀罗尼经》，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从砖缝中挖出此经，从题记可知，钱俶共造此经84000卷。[2]
由于中国历代帝王中的很多人信仰佛教，佛教徒中的有识之士也清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而为佛经刻印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其它宗教相比，佛教更善于开展宣传活动。对于普通群众，佛教宣传佛经佛像的灵验，若出钱抄写或刻印经卷、修造佛像，就会得到善报，因此就涌现了很多施主。所谓施主，就是指那些舍财舍物的人，他们用施舍的财物供养僧人或者刻印佛教经像。随着雕板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佛经印刷得到迅速的发展，出现了种类众多的佛经刻本。仅大藏经就有《开宝藏》、《契丹藏》、《崇宁万寿大藏》、《毗卢大藏》、《圆觉藏》、《资福藏》、《赵城金藏》、《碛砂藏》、《普宁藏》、《元代官刻本大藏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万历藏》、《嘉兴藏》、《清藏》等。除以上汉文大藏经外，还有用少数民族的文字雕印的大藏经，如《西夏文大藏经》、《西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等。在中外历史上，如此规模宏大、持续性强、影响深远的雕版印刷事业极其罕见。
五、结 语
佛教经典的传播对于雕版印刷术的产生来说无异于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佛教徒对佛经的大量需求是雕版印刷术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雕版印刷术诞生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与佛教经典的传播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成熟的印刷技术不可能一经发明就完美无缺，它必然会有一个不断改进和逐渐完善的过程，而佛教经典的大量印刷参与了印刷事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并为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基地，它扩展了雕版印刷术的应用范围，极大地促进了印刷术的不断改革和进步。因此说佛教经典传播对雕版印刷术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印刷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2]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曰: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2.又《魏书•释老志》曰:“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戴南海.版本学概论[M].成都:巴蜀书社,1989.
[4] (古印度)无著:《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论》卷中,《大正藏》第25册.
[5]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6] 肖东发.佛教传播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J].编辑之友,1990(1).
[7] 陆根发,尹铁虎.宗教需要是促使印刷术发明的重要因素[J].广东 印刷,1996(1).
[8] 胡道静.世界上现存最早印刷品的新发现[J].书林,1979(2).
[9] 章回.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印刷书籍[J].书林,1979(1).
关键词：印刷术；图书资料；佛教
中图分类号：TS8-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094-02
一、引 言
印刷术的发明，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它提高了生产力，解放了无数抄书工，缩短了出书周期，加快了知识信息的传播速度，降低了图书制作成本，扩大了信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印刷术的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就社会效益而言，它让承载着丰富古代文化的图书得以刊行和保存，使人类的文化血脉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大量的图书资料冲破地域限制，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虽然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者及其诞生年代至今仍有争论，但从现存的实物来看，最初的雕版印刷与佛教有很密切的关系，寺院和佛教徒很早就利用民间兴起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了。[2]佛教经典的制作和传播是印刷史上的一朵奇葩，在人类文化交往史上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印刷术产生以前佛经的流通状况
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9前），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从此，中国与西域各地之间的人员往来日益增多，极大地促进了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王派使者伊存到西汉都城长安，口授佛经给景卢这个博士弟子。[3]从此，中国历史掀开了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崭新一页。随着中国和印度的频繁交往，佛教经典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土，其中有印度高僧直接送来的，有途经西域辗转而来的，也有中国名僧到印度留学取来的。很多高僧大德殚精竭虑、耗时费日，把源于印度的经典翻译成汉语。在雕版印刷产生之前，佛经的流通，主要是以抄本形式流传于各大寺院和佛教徒之间的，就是封建帝王宫内所藏者也是如此。为了把经年累积、数量颇丰的佛经译本保存下来并传播开去，许多抄书人皓首穷经却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这除了佛教经典数量庞大外，还因为佛教徒把写经作为造“功德”的重要手段之一。如《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论》卷中云：“（写经等）有五种功德：一如来忆念亲近，二摄福德，三赞叹法及修行，四天等供养，五灭罪”。[4]许多佛教徒相信只要怀着虔诚之心抄写佛经，就可以给自己和亲人带来无限幸福，还可以满足自己的各种要求。如病中写经，希望通过写经恢复健康；亲人去世后写经，希望亲人在“地狱”中不受折磨，并换取来世幸福；停战后写经，希望化干戈为玉帛；为普济众生而写经，希望广积功德，换取众生幸福。[5]所以历史上写经风气非常盛行，“目前所知，最早的写本是在我国新疆出土的一本佛经残卷，写于公元298年，现存日本。公元618年，唐高祖修故经612卷。公元676年，日本求《大藏经》，鉴真和尚东渡前写一切经三部，三万三千卷。公元870年写藏经若干藏，每藏5461卷。公元944年为宋高祖写大藏经置明圣寺内。自陈武帝永定年间（557～559）下令写一切经十二藏开始，至唐高宗显庆（656～661）时西明寺写一切经为止的一百年内，皇室和民间的写经几达八百藏之多”，[3]其写本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其中所耗费的人力和时间也是难以估量的，何况传抄过程中还容易出现差错。因此，佛教徒对高效率的印刷术的期盼是非常迫切的，他们渴求能在短时间内准确无误地制作出大量复本，来传播教义和慰藉心灵。
三、印刷术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技术积淀
任何一项新技艺的产生，仅仅有社会的需要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具备最起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积淀，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地产生，而是通过无数人经年累积地反复实践才能得以实现。远在商代，我们的祖先就有在龟甲上刻字的历史，经过雕印玺、刻石鼓、封禅勒石、画像砖、制符箓、反写阳文砖志、反刻阴文神通石柱等等的历练，刻字技术趋于成熟。纸张早在公元前已经发明，更有始于东汉、发展于魏晋的松烟制墨工艺，给印刷术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现存实物来看，佛教徒除了在纸上写经外，还将典籍刻在石头上，如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北武安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大房山云居寺的石刻佛经等，通过捶拓的方法可以把石经上的文字复制下来，这种技术叫拓印，它可以避免抄写之劳，省时且无差错。敦煌石室遗书中就有两件珍贵的佛教文献拓本，一件是唐太宗时欧阳询书《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此为现存最早的有年代可考的拓本之一；另一件是柳公权书《金刚经》，此拓本题长庆四年（824），现藏巴黎[6]。
印章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7]，佛教徒把这种技术应用于捺印佛像。如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另外，在敦煌遗存的文献资料中发现数量最大的是佛像，而且复本量大，如文殊像在法国巴黎就有三四十份，英国伦敦有5份，北京图书馆有3份，北京大学图书馆有1份[4]。
碑石拓印和印章捺印是雕版印刷技术的关键，拓印虽然复制起来比抄写方便，但因为它是阴文正刻，拓印出来的黑底白字读起来不太方便；印章捺印阳文反字，可以印出白底黑字，但版面太小，如果将石头上刻字的版面缩小，把印章的版面扩大，然后阳文反刻才有产生雕版印刷术的可能。
四、佛典传播对雕版印刷术的推动作用
虽然印章、碑石及纸墨等印刷术产生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准备早已具备，但雕版印刷术迟迟没有出现这里就有一个社会需求的问题。如果没有社会需求，那么这些物质基础和技术准备会因为没有实际应用而淡出人们的视线。
由于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从皇室贵族到黎民百姓纷纷慷慨解囊大造功德。佛教认为，造庙、建塔、塑佛像及散施佛像、佛经都是大善举。但造庙、建塔、塑佛像耗资甚大，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办到。普通百姓为了满足自己的宗教情感需要，就把捺印的佛像请回家中供奉，这正是雕版印刷最早的创举。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说过：“我一直觉得中国的佛教徒在复制文献的技术上可能有过作为，因为这些善男信女无休止地复制佛像的狂热，正如我曾经在敦煌千佛洞唐代石窑的墙壁上有足够机会所观察的那样”。因此，可以说佛教推动了雕版印刷术的诞生。
雕版印刷发明以后，佛教信徒迅速采用这一最先进的技术刻印了大量佛教经典，现存实物足以证明最初的雕版印刷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如1966年在南朝鲜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汉文《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属704～751年间的刊印品，即当时我国唐朝武后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载之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品[8]。唐僖宗咸通九年（868）王玠刻印的《金刚经》（此经被英国人斯坦因盗劫，现存英国）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刻造年月的印刷品[9]。1944年在成都附近唐代墓葬中殉葬银镯内发现的梵文陀罗尼经咒，为极薄半透明唐代著名茧纸刷印，梵咒右边汉文题记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经咒”，考古学界认为这一经咒印刷年代和王玠所造的《金刚经》雕印年代差不多同时[3]。此外还有两种五代时期佛经印刷品，一是清光绪年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殊师利菩萨像》。一件是吴越王钱俶刻印的《一切如来心秘全身舍利宝箧陀罗尼经》，1924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从砖缝中挖出此经，从题记可知，钱俶共造此经84000卷。[2]
由于中国历代帝王中的很多人信仰佛教，佛教徒中的有识之士也清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从而为佛经刻印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其它宗教相比，佛教更善于开展宣传活动。对于普通群众，佛教宣传佛经佛像的灵验，若出钱抄写或刻印经卷、修造佛像，就会得到善报，因此就涌现了很多施主。所谓施主，就是指那些舍财舍物的人，他们用施舍的财物供养僧人或者刻印佛教经像。随着雕板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佛经印刷得到迅速的发展，出现了种类众多的佛经刻本。仅大藏经就有《开宝藏》、《契丹藏》、《崇宁万寿大藏》、《毗卢大藏》、《圆觉藏》、《资福藏》、《赵城金藏》、《碛砂藏》、《普宁藏》、《元代官刻本大藏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万历藏》、《嘉兴藏》、《清藏》等。除以上汉文大藏经外，还有用少数民族的文字雕印的大藏经，如《西夏文大藏经》、《西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等。在中外历史上，如此规模宏大、持续性强、影响深远的雕版印刷事业极其罕见。
五、结 语
佛教经典的传播对于雕版印刷术的产生来说无异于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佛教徒对佛经的大量需求是雕版印刷术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雕版印刷术诞生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与佛教经典的传播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成熟的印刷技术不可能一经发明就完美无缺，它必然会有一个不断改进和逐渐完善的过程，而佛教经典的大量印刷参与了印刷事业发展的整个过程并为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基地，它扩展了雕版印刷术的应用范围，极大地促进了印刷术的不断改革和进步。因此说佛教经典传播对雕版印刷术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印刷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2]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曰: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2.又《魏书•释老志》曰:“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戴南海.版本学概论[M].成都:巴蜀书社,1989.
[4] (古印度)无著:《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论》卷中,《大正藏》第25册.
[5]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6] 肖东发.佛教传播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J].编辑之友,1990(1).
[7] 陆根发,尹铁虎.宗教需要是促使印刷术发明的重要因素[J].广东 印刷,1996(1).
[8] 胡道静.世界上现存最早印刷品的新发现[J].书林,1979(2).
[9] 章回.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印刷书籍[J].书林,197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