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城市都有其城市文化。国内一些城市乃至世界上的一些著名城市的文化具有公认的鲜明特点，有的开放，有的典雅，有的热烈，有的浪漫。那么济南的城市文化特点是什么呢？结合济南的历史发展做了一些思考，认为济南的城市文化是兼容并蓄的，它在更深层次上表现为一种“中和”之气，所以并不在任何一个单独的方面表现得特别鲜明。这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做以下几点解读。
　　第一，济南在周王朝的齐鲁边界之交，融齐鲁两文化类型于一炉
　　上古之事，虚无飘渺，无书面记载的史料可考，难以寻找证据对历史加以有力说明。从我国第一个有明确年代可稽的朝代——周朝开始解读（《史记》中第一次对周朝明确记载了年代）。武王伐纣、周公东征后，周王朝一统天下、平定内乱，开始建国形势的战略布局，即第二次分封诸侯国。众所周知，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文化的认同和归属。周王朝起于中国西部，首都镐京在今西安咸阳附近，其文化越往东则影响越小，因此在东海之滨建立文化传播和维护基地就成为周王朝分封诸侯国时考虑的第一关键点。基于此，周人第二次分封时，其战略关键点即选在山东，即齐、鲁两国。首先是在曲阜建立鲁国。鲁国实际被赋予了在东方传播周王朝文化、维护周人礼乐制度的重要职责。从地理位置上看，曲阜与镐京遥相呼应，宛如一椭圆之两端，周人将其刚刚征服的殷商旧部安置在椭圆中的宋国（今河南商丘），这样一来整个立国形势就是周王朝从镐京向曲阜伸出两臂，抱殷商旧部于两臂之中，以确保周人立国的安全。因鲁国担此大任，所以周王朝封周公的儿子伯禽于鲁，这就是“伯禽治鲁”。其次是在临淄建立齐国。先是封姜太公于齐，后来又封太公的儿子丁公于齐，这就是“太公封齐”。众所周知，姜太公和周公是武王最得力的两名辅佐大臣。《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这就说明武王即位之初，姜太公与周公担任武王的两名宰相。而周王朝派周公和姜太公经营齐鲁也就是派了最强的阵容，足可见对经营东方之重视，以及对齐鲁两国在巩固周朝统治方面寄予的期望之重。后齐国得鱼盐之利，国势强盛，成为东方的大国。鲁国则建立和传播了周公所开创的礼乐制度。齐、鲁两国一个从经济上、一个从文化上承担起巩固周王朝统治的责任。
　　具体说到齐、鲁两国的文化，齐国因物产丰富，经济发达，商贾繁荣，其文化类型为商业文化，文化特质为开拓创新，自由发挥。齐宣王之时，继其祖桓公、父威王在都城临淄稷门附近的稷下扩置学宫，招致荀况、淳于髡、驺衍、田骈、接子、慎到、宋钘、尹文、环渊、田巴、鲁仲连等天下名士数千人会集于此，囊括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百家之学的著名人物，任其自由讲学，著书论辩，这就是著名的“稷下学宫”。学宫成为战国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对开展百家争鸣，繁荣当时学术起了很大作用，颇有古希腊各派哲学自由论辩发展之意味。而鲁国是周王朝的文化统治中心，是除周王朝中央外唯一可以行使和周王朝中央一样的礼乐制度的诸侯国。后孔子一出，儒家文化于此发起并兴盛。儒家文化对后世中国及中国人的影响之深之大不待言，对整个东亚以及部分的东南亚都拥有无可置疑的深远影响，对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亦拥有全局性的影响。鲁国儒家文化的类型为礼乐衣冠，其文化特点是博大厚重，倡导遵章守制、恪忠其职。山东省博物馆的孔子专题展的入口处有一幅对联：“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此言不虚。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齐鲁两种文化截然不同。
　　那么济南在齐鲁两种文化之中受到哪些影响呢？这要从济南在当时的齐鲁境内所处地理位置说起。当时济南是处在齐鲁交界之处，而属于齐国境。《后汉书》中有一篇《光武帝临淄劳耿弇》，其中写到光武帝刘秀对在祝阿打败张步、立下战功的将军耿弇说“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迹。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历下是东汉时对济南的称呼，祝阿是济南以西区域的称呼。这足以说明，济南是齐之西界。齐在鲁东，既然是齐之西部边界，就当与鲁相接。作为齐鲁交界之地，可以想象济南自西周时期开始即受到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共同影响，很可能那时候文化特质就是既拥有齐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也拥有鲁文化的遵章守制、恪忠其职的思维方式，融齐鲁两文化类型于一炉。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说“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他们最强韧，最活跃，大圣人、大文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各种伟大典型人物都有。既能平均发展，还能长时期维持不坠”。济南历史上出现的伟大杰出人物恰恰符合钱先生此言，先后有战国时阴阳家学派创始人邹衍，神医扁鹊，口授今文《尚书》的汉代学者伏生，弱冠请缨的青年外交家终军，隋唐之际一代名相房玄龄，名将秦琼，宋词“婉约派”代表李清照，“豪放派”代表、抗金将领辛弃疾，金元散曲家张养浩等，确实是文武兼备、各科遍及，且长期不坠。这也是济南兼取齐鲁两大文化，融创新、强韧、忠诚、守职等优点于一身的结果。
　　第二，济南在中国历史的南北对抗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影响，融胡人文化与中原文化于一炉
　　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征战大都是南北之间进行的，在此过程北方游牧民族多次攻入并长期占据华夏族所处的北方中原甚至长江以南。秦扫六合统一天下以来，大规模的胡人入主有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金对峙等时期。这种胡汉对抗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胡汉文化交融。每一次游牧民族占据华夏族地区都意味着胡人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融，济南处于黄河下游，也是胡人与汉人南北争夺拉锯战的影响地区之一，也受到胡汉文化交融的影响。二是黄河流域文化的衰落。黄河流域本是中国文明开化最早、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但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反复入侵，文化逐渐遭到破坏。到唐中叶“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遭严重破坏，中国文化重心彻底转移到长江流域，形成中国文化南重北轻之势。以后至今中国人都以“江南出才子”为共识，其实这是胡人入侵破坏黄河流域文化的结果。
　　济南地区的文化在此过程中也无法幸免。以宋金对峙为例，岳飞郾城大捷之后，绍兴十一年，宋金达成“绍兴和议”，南北划线分治，南宋与金形成对峙。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此线以北即金之地盘。济南即属于金的山东东路济南府（虽然在此之前的建炎二年，济南就已陷入金人之手，但其时宋金未协议划线分治，南宋未承认金对济南的统治，济南理论上还处于宋金争夺之中）。本来北宋立国以来，因宋太祖赵匡胤出身甲兵，军变夺权开国，深惮军人再次夺权，遂行扬文抑武之策。因此宋朝杰出文人辈出，济南更是出现了李清照、辛弃疾两位杰出人物，前者是婉约词的代表，后者与苏东坡并称“苏辛”，为豪放词两大代表之一。宋词这样文学史上光辉独照的文学形式的两大流派代表人物都出在同一个城市，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实属罕见，这足以说明宋之时济南文化之昌盛。然而宋金对峙时期济南受金人统治100余年，文化逐渐衰落，并在此期间融入胡人文化。胡人文化根源于游牧，以刚直粗犷为其主要特质，与以宋词为代表的细腻精致、遐思逸飞的中原文化大相径庭。历经此一百年，济南融胡人文化与中原文化于一炉，在细腻、逸飞的中原文化之中融入了粗犷的成分，文化特质所包含的要素更加丰富。
　　第三，近现代济南城市文化随历史脉络而兴衰
　　清末民初，因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的兴建，济南逐步发展成工商业重镇，并成为中国自开商埠的第一座城市，无论在近代工商业萌芽还是对外开放方面均走在了当时全中国的前列。从文化方面讲，又迎来了一个繁荣期。最突出的特点是济南当时曲艺市场非常兴盛，和北京、天津一起成为中国北方曲艺的三个重镇，被称为曲山艺海。 当时相声界有一个公认的“规矩”，就是“北京学艺，天津练活，济南踢门槛”，意思是相声演员只有在北京、天津小有名气之后，才敢到济南演出，从而确立自己在全国的名气。济南当时在曲艺方面的影响力高至如此，这足以说明当时济南文化产业活跃，城市文化是较为发达的。
　　民初之后，我国陷入长期的内忧外患之中，内战未完，外敌又至，战火连绵。济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属于军事要点、兵家必争之地，先后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火。济南的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在此过程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济南自开商埠后形成的商埠区受到很大破坏），城市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影响，很长时期内陷入低谷，直至新中国建国后、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又重新走上振兴之路。
　　综上所述，济南在历史上曾经融齐文化与鲁文化以及胡人文化与中原文化于一炉，又在近现代经历了城市文化的兴衰起伏，其文化在整个历史进程中越来越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初次接触济南文化，可能会觉得没有特别鲜明的特点，但恰恰是它融合各种文化类型，所以更加具有“中和”之气，温醇而厚重。《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讲了所谓“孔门心法”，也就是中国人的正统人生修养，是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朱熹《中庸集注》）的“中和”为最高目标。济南正是因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的东西并存，南北兼收，从而兼容并蓄，养成了海纳百川的“中和”之气，所以从大本，行达道，正如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所描写的那样，为天下士君子所心向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