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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从1957年以来“左”的思想发展等方面深刻分析揭示了“文革”发生的原因；从阻滞经济发展，破坏民主、践踏法制，禁锢思想、戕害社会风气等方面指出了“文革”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立足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文革”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文革”的反思和评价，可以使我们理性地认识和对待当下在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关于“文革”的言论。
关键词：邓小平；“文革”；实事求是；评价；“文革”言论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9-0031-04
“文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段曲折的历史，邓小平作为“文革”当事人和受害者，在“文革”期间经历了巨大的人生起落，对“文革”有着充分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理性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立足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文革”发生的原因、影响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文革”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文革”的反思和评价，可以让我们理性地认识和对待当下在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关于“文革”的言论，树立既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团结奋斗。
一、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
原因是引起其他现象的现象，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邓小平视域里，把这些因素解读为1957年以来“左”的思想发展、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头脑都发热，这三者相辅相成，酿成了“文革”悲剧。
（一）“左”的思想发展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践中思想有“左”、右和正确三个向度，“左”和右的思想割裂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关系，既不能正确认识实际，也不能正确指导实践，虽然取向不同，但“左”和右的思想无论谁占上风并形成路线，都会造成实践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多次从思想方面论述“文革”发生的原因。1985年和非盟主席穆加贝谈话时邓小平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这段时间里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做得非常好，……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1]136-1371987年与荷兰首相吕贝尔斯谈话时邓小平又说：“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二十几年都搞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2341987年会见匈牙利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邓小平再次说：“‘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1]253-254
（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320任何一项运动发生仅有思想还只是可能性的潜在运动，不是现实性的运动，在可能性的潜在运动转化为现实性的运动的过程中，主体能动性起着重要作用。1957年以来“左”的思想发展仅为“文革”发生提供了可能性，使“文革”成为潜在运动形态，在“文革”实际发生过程中，把“左”的思想发展引发“文革”发生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使“文革”由潜在运动形态转化为现实运动形态的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文革”发生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存在果因关联的事实，1980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提问时作了详细说明。邓小平指出：“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致最后导致‘文革’。”[3]175
（三）党和国家领导人头脑都发热
“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1]173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文革”发生的主要责任者，但他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观点强调不应该让毛泽东承担“文革”发生的全部责任，否则就是不公正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在反思 “文革”发生原因时，邓小平多次指出作为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组成成员的“头脑发热”（其实就是“左”的思想）也是促成“文革”发生的原因。1980年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邓小平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4]277同年，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4]296这里，虽然邓小平谈的是“大跃进”与“头脑发热”的关系，若从头脑发热角度来审视“文革”，毛泽东头脑发热是“文革”的主要诱因，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组成成员有时头脑都发热则是 “文革”发生的助推因素，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文革”本身是“左”倾狂热的产物。
二、关于“文革”的影响
思想——运动——后果是运动发生、发展、影响的逻辑链。在邓小平看来，“文革”对中国社会造成了“灾难性”影响，这一影响从共时性角度讲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从历时性角度讲是持久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发生影响。”[4]302-303从结果角度讲“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1]232 （一）“文革”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文革”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突出表现在对经济发展的滞阻。对此，邓小平多次予以说明。1984年会见美国使节基金会主席阿姆斯特朗一行时邓小平说：“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建国至今有三十五年了。这三十五年内，我们为中国人民做了不少事情。但中间也有波折，最大的波折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波折使中国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所以我们还处于落后状态。”[5]10131987会见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邓小平又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5]11941988年会见捷共总书记雅克什时邓小平再次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5]1234
在反思“文革”对经济的影响时，邓小平不仅说明了“文革”对经济发展滞阻的具体表现，而且从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和对外开放等方面阐明了“文革”对经济发展造成滞阻影响的原因。
1所有制上实行单一公有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文革”期间背离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视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人为地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排斥其他所有制存在。1981年邓小平会见台、港知名人士介绍国内现行政策时指出：“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建国后一直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取消了。”[5]764取消结果是生产力发展受阻，群众积极性受到压抑，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
2曲解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文革”期间更是如此，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把富裕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立起来，提出“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 [1]171的谬论。在这种荒谬理论指导下人们不敢求富、谈富色变。对此，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当中……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结果中国停滞了。”[1]223-224
3关起门来搞建设。事物存在和发展都和其他事物处于联系之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交流与合作。“文革”期间在“左”的思想扰乱下把与其他国家交流与合作看成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关起门来搞建设，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于“文革”期间关起门来搞建设影响经济发展的事实，1978年在会见阿根廷经济代表团时邓小平说：“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有‘四人帮’干扰，关起门来搞建设，耽误了时间，阻碍了发展。”[4]319同年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里陶丁时邓小平又说：“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过去‘四人帮’动不动就扣‘崇洋媚外’的帽子，结果使我们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4]3891984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讲话中邓小平再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以后关起门来，……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1]90
（二）“文革”对政治的影响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对“文革”对我国政治发展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在反思“文革”对政治发展影响时邓小平更多地把视角放在民主与法制层面，认为“文革”破坏了民主，践踏了法制，且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十年“文革”期间，在“文革”结束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存在，这一影响成为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根源之一。
1破坏民主。 “文革”期间曲解了民主的本质内涵，搞不要集中、不要纪律、不要党的领导的“大民主”。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联系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此种“大民主”予以反思，认为此种“大民主”其实不民主，对此种“大民主”的追求造成了全社会混乱，窒息了民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出现的根源之一即是对“大民主”的追求。1985年和陈鼓应教授谈话时邓小平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1]123-1241987年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1]2001989年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邓小平再次强调：“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1]285
2践踏法制。“文革”期间对不要集中、不要纪律、不要党的领导的“大民主”的追求不仅破坏了民主，同时也践踏了法律、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对法律、制度的践踏时通过对当下需要做什么的肯定来对“文革”对法律、制度的践踏进行否定，进而揭示出避免法律、制度再受践踏的具体办法是改革制度和加强法制。1980年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回答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次发生“文革”问题时邓小平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5]666同年在回答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电视台采访时邓小平又说：“中国有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在青年一代中，发展了无政府主义，发展了极端个人主义，所以我们在提倡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也要加强法制。”[5]688
（三）“文革”对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之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反思“文革”影响时邓小平坚持了全面的反思观，在反思“文革”对经济、政治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反思“文革”对文化造成的影响，在反思“文革”对文化造成的影响时又着重于思想、社会风气和教育方面，这一反思的理论逻辑根源于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邓小平一贯强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实践逻辑。 1禁锢思想。思想的特征是自由，自由的思想是生动活泼的。1957年毛泽东曾提出“造就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6]543的目标。遗憾的是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出现，非但如此，十年“文革”，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思想封闭在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内，不允许人们思想超越他们设定的禁地，如果超越就要被追查，就要被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境遇下，人们不敢去开动脑筋，不敢去想问题，思想受到严重禁锢。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针对有些人不想改革、不敢改革的情形，邓小平说明了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4]1411979年在会见美国吉布尼和加拿大林达光等人时邓小平又说：“有十来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4]232
2破坏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是指整体或者局部社会在一个阶段内所呈现的习尚、风貌，为一定社会中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行为模式、道德观念以及时尚等要素的总和。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崇尚法制、大公无私、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等良好社会风气，这些良好社会风气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文革”却破坏了这些良好的社会风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提出“两手抓”的思想后为强调社会风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多次对比“文革”前后我国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反思“文革”对社会风气的破坏。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建国以后想当一段时间，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好的。”“后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风气不好了。”[3]541979年会见吉布尼和林达光等人时邓小平说：“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林彪、‘四人帮’把这种社会风气彻底破坏了。”[4]2331981年会见日本参议员代表团时邓小平又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精神上的问题很多，所以搞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过去，动不动就打砸抢”。[5]705同年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邓小平再次说：“‘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年轻一代人的思想混乱，其中一点就是盲目崇拜西方。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是很好的。” [5]769
3戕害教育。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社会进步的杠杆，是文化发展和传承的纽带。“文革”期间打击知识分子，荒唐地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对教育造成了极大的戕害，耽误了人才的培养，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对此，邓小平有深深的体悟。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四人帮’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反对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主，胡说这是‘智育第一’，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 [3]103-105同年在会见美国作家舒尔兹时邓小平又指出：“林彪、‘四人帮’对各方面都有干扰、破坏，各行各业都有损失，但最大的损失时在科学和教育方面，主要是教育方面，十年基本上没有出人才，耽误了一代人。”[4]3471982年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时说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就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1]91987年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邓小平再次说：“‘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4]205
从经济、民主与法制、思想、社会风气和教育方面说明“文革”造成的影响，是邓小平说明“文革”所造成影响的主要方面。除此，邓小平还说明了“文革”对党、对民族关系、对对外关系等的影响，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说明“文革”对经济、民主与法制、思想、社会风气和教育影响的次数最多、最频繁。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经济、民主与法制、思想、社会风气和教育是事关改革开放成败的核心问题，这些说明具有现实针对性、指向性，是对“文革”批判的关键点，也是为推进改革开放历史进程顺利前行理论思辨的焦点。
三、对“文革”的总体评价
“文革”是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观，对“文革”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其评价演变路径经历了从不匆忙评价到否定评性价再到辩证性评价的辩证发展过程，贯穿于这一演变路径的中心红线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7]20
（一）不匆忙评价
“文革”是一场灾难，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但由于“文革”是“左”的产物，“文革”结束后“左”的思想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部分人的头脑中，如果立即对“文革”做出否定性评价，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另外，“文革”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文革”的评价不能不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不慎重就会造成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对新中国的否定。基于以上因素考虑，“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并没有对立即“文革”作出评价，而是告诫人们对“文革”的评价不要急，放一放。1979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会上邓小平再次指出：“现在的关键是安定团结。”“像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问题，可以暂时放下。”[4]493
（二）否定性评价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强调对“文革”评价可以暂时放下，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为评价“文革”准备着条件。一方面，邓小平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 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促成人们头脑的解放，为评价“文革”准备着思想条件；另一方面，重新启用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批老革命家，清理具有顽固的“左”的思想的领导人出中央核心领导层，为评价“文革”准备着组织条件。在对“文革”作出评价条件已经具备的前提下，邓小平对“文革”作出了否定性评价。1980年会见日本公明党领导人时邓小平说：“现在大体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5]6741981年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交谈时邓小平又说：“‘文化大革命’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正确的。”[5]734 （三）辩证性评价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为客观公正地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和教训对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邓小平对“文革”由否定性评价过渡到辩证性评价，多次论及“文革”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1986年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邓小平说：“‘文革’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5]11331988年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邓小平又说：“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所以我们不能只讲‘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它也有些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5]12421988年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时邓小平再次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1]272
四、余论：新时期对“文革”言论的理性认知
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文革”反思和评价可以充分说明“文革”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的人民没有带来任何文化的进步和心灵的提升。但近年来，在网络世界以及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关于“文革”的言论，特别是在今年“文革”发生5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关于“文革”言论颇为增多，这些言论旨在或为“文革”翻案，或留恋和向往“文革”时期的普遍贫穷造成的所谓的社会的公正和公平。这些为“文革”辩护或赞颂的言论，一方面是一种认识上的“撕裂”，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对“文革”认识的共识远远大于对“文革”认识的分歧；另一方面与中国人民的现实关切相背离，注定这些言论终归掀不起比百姓对美好生活和安宁社会向往更高的浪潮。因此，我们对当下一些关于“文革”的言论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惊慌失措，更不应该造成一种思维和认知错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这一切带来的是语言环境的宽松和自由，在自由宽松的语境中关于“文革”言论可以诉说，但重走“文革”之路图谋必须坚决反对。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文革”的反思和评价目的就在于正确认识“文革”，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而产生的来自“左”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党中央确定的目标、方向和任务是明确的，深得党心民心，深受人民的拥护。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越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埋头苦干，把我们今天的事情办好，把我们的既定目标实现好，把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不为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奇谈怪论所干扰，坚持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团结奋斗。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姜素萍，张明杰，张曙.邓小平在历次论争中[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4.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7]周有健.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J].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
【责任编辑：宇辉】
关键词：邓小平；“文革”；实事求是；评价；“文革”言论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9-0031-04
“文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段曲折的历史，邓小平作为“文革”当事人和受害者，在“文革”期间经历了巨大的人生起落，对“文革”有着充分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理性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立足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文革”发生的原因、影响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文革”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文革”的反思和评价，可以让我们理性地认识和对待当下在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关于“文革”的言论，树立既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团结奋斗。
一、关于“文革”发生的原因
原因是引起其他现象的现象，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邓小平视域里，把这些因素解读为1957年以来“左”的思想发展、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头脑都发热，这三者相辅相成，酿成了“文革”悲剧。
（一）“左”的思想发展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践中思想有“左”、右和正确三个向度，“左”和右的思想割裂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关系，既不能正确认识实际，也不能正确指导实践，虽然取向不同，但“左”和右的思想无论谁占上风并形成路线，都会造成实践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多次从思想方面论述“文革”发生的原因。1985年和非盟主席穆加贝谈话时邓小平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这段时间里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事做得非常好，……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1]136-1371987年与荷兰首相吕贝尔斯谈话时邓小平又说：“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二十几年都搞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2341987年会见匈牙利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邓小平再次说：“‘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1]253-254
（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320任何一项运动发生仅有思想还只是可能性的潜在运动，不是现实性的运动，在可能性的潜在运动转化为现实性的运动的过程中，主体能动性起着重要作用。1957年以来“左”的思想发展仅为“文革”发生提供了可能性，使“文革”成为潜在运动形态，在“文革”实际发生过程中，把“左”的思想发展引发“文革”发生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使“文革”由潜在运动形态转化为现实运动形态的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文革”发生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存在果因关联的事实，1980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提问时作了详细说明。邓小平指出：“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致最后导致‘文革’。”[3]175
（三）党和国家领导人头脑都发热
“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1]173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文革”发生的主要责任者，但他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观点强调不应该让毛泽东承担“文革”发生的全部责任，否则就是不公正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在反思 “文革”发生原因时，邓小平多次指出作为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组成成员的“头脑发热”（其实就是“左”的思想）也是促成“文革”发生的原因。1980年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邓小平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4]277同年，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4]296这里，虽然邓小平谈的是“大跃进”与“头脑发热”的关系，若从头脑发热角度来审视“文革”，毛泽东头脑发热是“文革”的主要诱因，而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组成成员有时头脑都发热则是 “文革”发生的助推因素，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文革”本身是“左”倾狂热的产物。
二、关于“文革”的影响
思想——运动——后果是运动发生、发展、影响的逻辑链。在邓小平看来，“文革”对中国社会造成了“灾难性”影响，这一影响从共时性角度讲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从历时性角度讲是持久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发生影响。”[4]302-303从结果角度讲“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1]232 （一）“文革”对经济的影响
经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文革”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突出表现在对经济发展的滞阻。对此，邓小平多次予以说明。1984年会见美国使节基金会主席阿姆斯特朗一行时邓小平说：“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建国至今有三十五年了。这三十五年内，我们为中国人民做了不少事情。但中间也有波折，最大的波折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波折使中国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所以我们还处于落后状态。”[5]10131987会见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邓小平又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5]11941988年会见捷共总书记雅克什时邓小平再次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5]1234
在反思“文革”对经济的影响时，邓小平不仅说明了“文革”对经济发展滞阻的具体表现，而且从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和对外开放等方面阐明了“文革”对经济发展造成滞阻影响的原因。
1所有制上实行单一公有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文革”期间背离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视生产力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人为地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排斥其他所有制存在。1981年邓小平会见台、港知名人士介绍国内现行政策时指出：“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建国后一直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取消了。”[5]764取消结果是生产力发展受阻，群众积极性受到压抑，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和停滞。
2曲解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文革”期间更是如此，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把富裕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立起来，提出“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 [1]171的谬论。在这种荒谬理论指导下人们不敢求富、谈富色变。对此，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当中……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结果中国停滞了。”[1]223-224
3关起门来搞建设。事物存在和发展都和其他事物处于联系之中，国家经济发展也是如此，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交流与合作。“文革”期间在“左”的思想扰乱下把与其他国家交流与合作看成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关起门来搞建设，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对于“文革”期间关起门来搞建设影响经济发展的事实，1978年在会见阿根廷经济代表团时邓小平说：“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有‘四人帮’干扰，关起门来搞建设，耽误了时间，阻碍了发展。”[4]319同年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里陶丁时邓小平又说：“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过去‘四人帮’动不动就扣‘崇洋媚外’的帽子，结果使我们处于非常落后的地位。”[4]3891984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讲话中邓小平再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以后关起门来，……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1]90
（二）“文革”对政治的影响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对“文革”对我国政治发展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在反思“文革”对政治发展影响时邓小平更多地把视角放在民主与法制层面，认为“文革”破坏了民主，践踏了法制，且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十年“文革”期间，在“文革”结束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存在，这一影响成为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根源之一。
1破坏民主。 “文革”期间曲解了民主的本质内涵，搞不要集中、不要纪律、不要党的领导的“大民主”。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联系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此种“大民主”予以反思，认为此种“大民主”其实不民主，对此种“大民主”的追求造成了全社会混乱，窒息了民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出现的根源之一即是对“大民主”的追求。1985年和陈鼓应教授谈话时邓小平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1]123-1241987年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1]2001989年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邓小平再次强调：“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1]285
2践踏法制。“文革”期间对不要集中、不要纪律、不要党的领导的“大民主”的追求不仅破坏了民主，同时也践踏了法律、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对法律、制度的践踏时通过对当下需要做什么的肯定来对“文革”对法律、制度的践踏进行否定，进而揭示出避免法律、制度再受践踏的具体办法是改革制度和加强法制。1980年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回答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次发生“文革”问题时邓小平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5]666同年在回答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电视台采访时邓小平又说：“中国有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在青年一代中，发展了无政府主义，发展了极端个人主义，所以我们在提倡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也要加强法制。”[5]688
（三）“文革”对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之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反思“文革”影响时邓小平坚持了全面的反思观，在反思“文革”对经济、政治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反思“文革”对文化造成的影响，在反思“文革”对文化造成的影响时又着重于思想、社会风气和教育方面，这一反思的理论逻辑根源于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邓小平一贯强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实践逻辑。 1禁锢思想。思想的特征是自由，自由的思想是生动活泼的。1957年毛泽东曾提出“造就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6]543的目标。遗憾的是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出现，非但如此，十年“文革”，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思想封闭在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内，不允许人们思想超越他们设定的禁地，如果超越就要被追查，就要被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境遇下，人们不敢去开动脑筋，不敢去想问题，思想受到严重禁锢。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针对有些人不想改革、不敢改革的情形，邓小平说明了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4]1411979年在会见美国吉布尼和加拿大林达光等人时邓小平又说：“有十来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4]232
2破坏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是指整体或者局部社会在一个阶段内所呈现的习尚、风貌，为一定社会中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行为模式、道德观念以及时尚等要素的总和。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崇尚法制、大公无私、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等良好社会风气，这些良好社会风气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文革”却破坏了这些良好的社会风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提出“两手抓”的思想后为强调社会风气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多次对比“文革”前后我国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反思“文革”对社会风气的破坏。1977年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建国以后想当一段时间，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好的。”“后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风气不好了。”[3]541979年会见吉布尼和林达光等人时邓小平说：“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林彪、‘四人帮’把这种社会风气彻底破坏了。”[4]2331981年会见日本参议员代表团时邓小平又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精神上的问题很多，所以搞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如过去，动不动就打砸抢”。[5]705同年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邓小平再次说：“‘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年轻一代人的思想混乱，其中一点就是盲目崇拜西方。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是很好的。” [5]769
3戕害教育。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社会进步的杠杆，是文化发展和传承的纽带。“文革”期间打击知识分子，荒唐地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对教育造成了极大的戕害，耽误了人才的培养，严重影响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对此，邓小平有深深的体悟。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四人帮’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反对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主，胡说这是‘智育第一’，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 [3]103-105同年在会见美国作家舒尔兹时邓小平又指出：“林彪、‘四人帮’对各方面都有干扰、破坏，各行各业都有损失，但最大的损失时在科学和教育方面，主要是教育方面，十年基本上没有出人才，耽误了一代人。”[4]3471982年邓小平陪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时说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就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1]91987年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邓小平再次说：“‘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4]205
从经济、民主与法制、思想、社会风气和教育方面说明“文革”造成的影响，是邓小平说明“文革”所造成影响的主要方面。除此，邓小平还说明了“文革”对党、对民族关系、对对外关系等的影响，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说明“文革”对经济、民主与法制、思想、社会风气和教育影响的次数最多、最频繁。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经济、民主与法制、思想、社会风气和教育是事关改革开放成败的核心问题，这些说明具有现实针对性、指向性，是对“文革”批判的关键点，也是为推进改革开放历史进程顺利前行理论思辨的焦点。
三、对“文革”的总体评价
“文革”是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观，对“文革”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其评价演变路径经历了从不匆忙评价到否定评性价再到辩证性评价的辩证发展过程，贯穿于这一演变路径的中心红线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7]20
（一）不匆忙评价
“文革”是一场灾难，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但由于“文革”是“左”的产物，“文革”结束后“左”的思想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部分人的头脑中，如果立即对“文革”做出否定性评价，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另外，“文革”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文革”的评价不能不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不慎重就会造成对中国革命的否定，对新中国的否定。基于以上因素考虑，“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并没有对立即“文革”作出评价，而是告诫人们对“文革”的评价不要急，放一放。1979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会上邓小平再次指出：“现在的关键是安定团结。”“像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问题，可以暂时放下。”[4]493
（二）否定性评价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强调对“文革”评价可以暂时放下，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在为评价“文革”准备着条件。一方面，邓小平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 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促成人们头脑的解放，为评价“文革”准备着思想条件；另一方面，重新启用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一批老革命家，清理具有顽固的“左”的思想的领导人出中央核心领导层，为评价“文革”准备着组织条件。在对“文革”作出评价条件已经具备的前提下，邓小平对“文革”作出了否定性评价。1980年会见日本公明党领导人时邓小平说：“现在大体上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5]6741981年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交谈时邓小平又说：“‘文化大革命’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正确的。”[5]734 （三）辩证性评价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为客观公正地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和教训对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邓小平对“文革”由否定性评价过渡到辩证性评价，多次论及“文革”经验教训对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作用。1986年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邓小平说：“‘文革’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5]11331988年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邓小平又说：“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所以我们不能只讲‘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它也有些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5]12421988年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时邓小平再次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1]272
四、余论：新时期对“文革”言论的理性认知
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文革”反思和评价可以充分说明“文革”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的人民没有带来任何文化的进步和心灵的提升。但近年来，在网络世界以及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关于“文革”的言论，特别是在今年“文革”发生5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关于“文革”言论颇为增多，这些言论旨在或为“文革”翻案，或留恋和向往“文革”时期的普遍贫穷造成的所谓的社会的公正和公平。这些为“文革”辩护或赞颂的言论，一方面是一种认识上的“撕裂”，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对“文革”认识的共识远远大于对“文革”认识的分歧；另一方面与中国人民的现实关切相背离，注定这些言论终归掀不起比百姓对美好生活和安宁社会向往更高的浪潮。因此，我们对当下一些关于“文革”的言论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惊慌失措，更不应该造成一种思维和认知错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这一切带来的是语言环境的宽松和自由，在自由宽松的语境中关于“文革”言论可以诉说，但重走“文革”之路图谋必须坚决反对。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关于“文革”的反思和评价目的就在于正确认识“文革”，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坚决防范和抵制围绕“文革”问题而产生的来自“左”和右的干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党中央确定的目标、方向和任务是明确的，深得党心民心，深受人民的拥护。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越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埋头苦干，把我们今天的事情办好，把我们的既定目标实现好，把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不为网络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奇谈怪论所干扰，坚持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团结奋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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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7]周有健.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J].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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