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下午，广州交通执法部门突击检查专车时疑因“钓鱼执法”，遭遇专车司机和围观市民抗议。
　　此事件标志着出租车改革进入激烈博弈期，对于中国垄断领域下一步的改革具有样本意义。
　　对于广州事件，人们首先质疑的是“钓鱼执法”。近来，多地以法规之名为专车戴上“违法”的帽子，再以“钓鱼”方式打压竞争者，引发专车司机、社会各界的反弹和质疑。在这场专车拉锯战中，监管方如何以法治的方式去说服民众是一场考验。
　　其次，这关系到政府公信力问题，“钓鱼执法”不去解决“打车难”问题，却去解决能够解决打车难问题的人，这不但有违民意，也有违全面依法治国的精神。专车是否非法，并未经过广泛讨论和博弈，与之前打压打车软件一样，对新事物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能用非法的手段执法，这绝对换不来正义和民心。
　　其次，打车软件也许还不够完善，专车管理也并未规范，比如用打车软件会有意外险的问题，会有人身安全的问题，会将黑车现象合法化等问题，但应看到，严格的网络管理恰恰可以解决这一技术难题。我们要相信现代科技的进步力量，不能用行政手法抑制科技进步带来的竞争，这样做既简单粗暴，更有违民意。
　　新事物难免问题多多。广州官方推出的约租车平台目前也正在内测之中。民间专车与官方约租车本身就构成竞争关系，就看谁的平台更好、客户体验更佳。监管方要提醒自己的是，裁判员不能偏袒其中一方甚或亲自下场踢球，否则会利用裁判身份限制其中一方，有损公平竞争的基本规则。
　　当一项改革进入多方博弈期，政府权衡各方利益时，谁轻谁重？当各方利益博弈难看清方向时，一项改革举措是否具有合理性，不妨回到基本面看问题。就出租车改革而言，我们须看到在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专车司机、打车软件公司和乘客之间，首先应照顾的是乘客利益，解决“打车难”问题，其次才是各方竞争的公平公正问题。
　　我们须看到：一是打车软件方便了许多人的出行，打破了原有出租车单一的垄断;二是许多车是顺路载客的，减少了空驶和单人乘驾的车辆运行，大大减少了道路的拥堵和尾气的排放，有利于交通环境和空气质量的改善;三是降低了出行的等待时间和价格，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和效率;四是成熟的发展之后，车辆运行的时间可以被充分利用。
　　为什么这么多民众赞成的好事，却不能名正言顺地得到法律的支持呢？不能拿这些违背民众利益的“规定”当借口，更不能以监管为名，行垄断之实。
　　出租车改革恐怕还是动了有关利益集团的奶酪。我们要警醒的是，不要让利益集团扭曲改革大方向。
　　上海、义乌等地的出租车改革可资借鉴。上海鼓励手机软件招车、网络约车，引导多种营运模式，鼓励移动互联网与出租汽车行业融合创新，将打车软件公司纳入约租车平台，规范专车市场，审核驾驶员从业资格，为群众安全出行提供保障。除此之外，还包括改革准入制度，适度降低准入门槛，逐步放开运营企业准入，放开出租汽车数量管控，对出租汽车数量实行市场化配置。
　　义乌的出租车改革则更彻底，除增加新增出租车投放量外，将逐步收取营运权有偿使用费，有序开放出租汽车市场准入门槛，打破现有出租汽车垄断经营模式，建立由市场调节的出租汽车准入与退出机制。
　　上海、义乌等地的出租车改革，将通过引入增量、激活存量，让新进入者起到“鲶鱼效应”，如能试水成功，将具有范本效应。
　　政府的职责在于维护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并不断完善法律，尤其要改革那些不适于经济发展的各种规定、各种条条框框。改革不正是要打破僵局和废除落后于社会发展的各种法规吗？从小岗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中国改革能一路前行，都说明改革是需要突破既定规范和利益格局的勇气的。
　　当前，中国股市正热烈上涨，人们期待的是各行各业的改革前景。如果改革跟不上人们预期的步伐，最后失败的不是某一利益攸关方，而是整个社会。
　　出租车改革是打破垄断的试金石，也是实验场，有没有勇气，有没有诚心，结果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