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背景下手机短信传播的可供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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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媒介可供性以技术的社会应用为主视角,分析短信技术对不同人群在不同环节和情境下的可能性及其差异,这有利于从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分析手机短信传播模式的演变轨迹。本文基于相关文献资料的阅读和分析,以重庆市部分手机短信用户为访谈对象,对手机短信传播的可供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手机短信传播的可供性在其生产可供性中,用户基于疫情期间收到的各政府机关部门的疫情通知和报告,可以对自己的生活展开合理安排;在其社交可供性中,短信用户可通过短信和陌生人搭建起人缘网络;在其移动可供性中,定位技术使得短信用户能够快速查询到个人的行动轨迹,为疫情期间出行或复工证明提供良好依据和帮助。
  [关键词]媒介可供性;5G技术;手机短信
  一、研究背景
  新媒体时代下,微信、微博、QQ等多种通讯交流平台兴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多种通讯交流平台在实现基础功能之外,还可以传播音视频。这种具有全面媒体功能的通讯平台的蓬勃发展,给传统手机短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手机短信业务被大量取代和变更,手机短信面临用户流失的困境。而在众多通讯交流平台更新换代时,手机短信也开始突破传统功能,融合新技术,开启新模式,通过改造自身不足来应对新媒体发展。
  手机短信从开始普及,到业务顶峰,到逐渐衰退,再到重新起航,这一系列变化背后是通信行业技术的更新换代以及通讯从业人员的具体可操作性。而其媒介可供性正是以技术的社会应用为主视角,分析短信技术对不同人群在不同环节和情境下的可能性及其差异,这有利于从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分析手机短信传播模式的演变轨迹。
  作为新一线城市,重庆市的通信行业在近年来迅猛发展,建成开通5G基站达10010个,迈入与北上广深同等规模的5G第一方阵[1]。笔者通过对中国移动重庆分公司的手机短信技术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结合5G技术,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手机短信在重庆的应用及其可供性,试图展现手机短信发展背后的通信技术变化以及5G短信的传播潜力。
  二、研究方法及内容
  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通过收集整理、阅读分析已有资料,搜集相关媒体报道、公开数据等二手材料,对这些所得经验材料构成的文本展开解读,以期对手机短信的发展潜力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研究通过对疫情期间用户收到的手机短信进行分类并展开调查,尝试在社交可供性、移动可供性、生产可供性三个维度对手机短信的传播现况做出总结。同时,通过对通信行业技术相关人员的访谈,文章分析5G技术在疫情期间给手机短信带来的变化、在短信变化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的方式、这一系列技术给用户带来的可能性,由此做出手机短信在疫情期间的传播可供性研究。
  三、相关概念界定
  (一)媒介可供性
  可供性(Affordances)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生态心理学家James J. Gibson提出[2],它意在表示环境和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吉布森强调,可供性是环境提供给行为主体的条件,环境对主体而言的意义和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是行为主体基于对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条件的认知而激发出来的能动性。国内学者景义新和沈静在《新媒体可供性概念的引入与拓展》[3]中详细讲解了潘忠党教授提出的媒介可供性以及关于媒介可供性的应用的观点,其中包括生产可供性、移动可供性和社交可供性[4]。媒介可供性便可以从这三个维度来研究技术和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互相作用为对方提供的能动性。
  可供性并不是人或技术独有的特征或属性,而是人与技术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关系。由于手机短信在传播中为用户提供的可能性并不单纯依附于手机短信自身,在此背后是通信行业人员对短信技术的操作。因此,文章的研究选择使用媒介可供性这一理论视角,拟站在技术层面,对手机短信所能提供的可能性进行浅析。
  (二)手机短信技术
  手机短信(SMS)是在各手机之间发送文字信息或使用其他终端向手机发送信息的一种方式。在既有研究中,程洁论证了短信作为新数字媒体的正负影响,分析了短信行业从兴起到衰落的全过程,并提出监管是完善价值链的重要措施[5]。牛国义认为即使在QQ、微信对短信业务冲击如此之强的现况下,短信依旧有其独特的优势:不需要流量、不需要加好友,这使得短信、QQ、微信成为人们的主要交流手段[6]。
  在既有的短信相关研究中,多数文献集中于短信模式的发展变化研究,以及短信业务的更新换代分析,而手机短信和平台用户之间的互动研究较少。手机短信技术研发者从何种角度、何种意义对其进行开发,短信技术的开发给传播环境、传播模式及用户带来了什么影响,短信技术和可感知的结合拥有哪些传播潜能,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5G技术下手机短信的大背景,从5G短信背后的技术研究短信为用户提供的可能性。
  四、 5G背景下的短信传播衍变
  笔者在与重庆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技术部门人员的访谈中,针对5G技术的基本运作原理及其发展去脉向访谈对象做出了相应的咨询,双方就此开展讨论。技术人员首先对5G技术做出以下解释:5G主要是基于核心网产生的一系列服务。核心网是基于服务的网络架构,它支持切片,可以实现灵活部署。
  5G技术因为核心网的切片服务而具有超高速率、低消耗、低延时的特征。超高速率可以理解为移动宽带的性能较之以前变得更为强大,拥有超高速率的网络可以实现覆盖范围更广,并且能够保障5G用户在更多的场地领域内使用到高速网络。除此之外,超高速率还体现在数据传输速率方面,在多人集中使用流量的情景下,其依然可以保障用户对网络的高速使用。低消耗是指用户在使用5G技术相关功能的时候消耗的电量较之以前有所减少,手机等终端可以实现更省电的模式。5G的低延时是指在行为主体发送行为指令时,5G技术可以在短时间,甚至是即时进行传输,延迟将会缩短至毫秒的程度。这些特性让5G相关应用几乎实现了“萬物互联”,5G可以应用到生活中各个方面,连接终端也将从手机、电脑、iPad等扩展为家用电器、日常起居用品,亦或是医疗器械、车联工业等领域。   5G技术运用于手机短信时便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让原本只能传播文字、图片的短信实现了传播视频、音频或者发送定位等功能。短信用电话号码当作个人ID,在5G短信中,其还可组建群聊,实现群发功能。此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运营商率先推出5G,并与行业客户、终端厂商进行合作。5G短信不光实现了人与人的日常信息交流,还因其具有丰富的传播形式,用户能直接在短信界面进行订购票、支付、查询等业务,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也可以跟客户进行及时的交流反馈,这营造出了良好的5G短信运营生态。
  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5G短信可供性
  重庆市建成开通5G基站达10010个,迈入与北上广深同等规模的5G第一方阵[1]。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重庆市的疫情防控相关短信業务也迅速增长。因此,基于潘忠党教授对媒介可供性做出的分类,文章立足于疫情期间重庆市部分手机短信用户的访谈调查内容,对所访谈调查的用户手机短信传播状况进行可供性分类,并结合危机传播特征,分析手机短信在新冠疫情期间和5G技术的双重影响下,其所发生的改变以及表现出的传播潜力。
  参与研究访谈的一共为36人,全部为重庆籍贯,访谈方式以面谈和电话访谈的形式为主,访谈对象年龄分布在20—58岁。绝大多数访谈对象使用手机短信时间超过10年,其对短信功能的发展变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能够较为熟练地使用短信平台上的各种功能。短信平台技术为用户所提供的能动性以及用户和短信技术之间的沟通,在此访谈中会得到一定的阐释。
  (一)短信实现场景化转向
  疫情期间,各大电信运营商支持用户通过短信查询自己的活动轨迹,以用作复产复工的证明。2020年2月18日,为支持复产复工,帮助返回岗位复工的用户证明自己近期所到访的地区,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一组织下,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为全国手机用户免费提供个人到访地短信查询服务,用户可通过编写“CXMYD”发送至10001、10086或者10010,并按运营商相应短信提示,实现到访地查询[7]。该行踪查询服务是基于手机定位技术开发出来的短信功能。此前在手机短信技术相关的文献研究中,有学者曾提及关于手机短信涉及用户隐私的问题,就本次访谈内容来看,访谈对象确实存在对定位技术隐私安全的顾虑。受访谈人员表示,手机定位一方面可以为后台数据统筹提供便利,在疫情期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其使个人行动轨迹曝光的做法会让人感到不适,让人下意识产生抵触情绪。
  (二)短信平台激活用户社交致意性能
  疫情期间,新世相和中国日报新媒体共同筹办了“晚安短信计划”。这一活动是手机用户通过官方公布的网络链接进入活动平台,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在验证通过后,便可参与此项活动。该活动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除了短信用户与官方短信平台的互动,用户与用户之间还可以通过短信平台进行晚安短信的交流。在晚安短信计划实行期间,官方平台同步在微博发起寻找陌生人的话题。在这里,短信平台调动了用户的社交能力和情绪情感表达,为参与用户提供了传情致意的能动性。
  2020年2月20日,在“晚安短信计划”基础上,主办方又发起了“晚安短信湖北计划”。通过“晚安短信湖北计划”,在湖北的用户能够每晚接收到晚安短信,并且有机会和同样参与活动的其他省市地区的用户进行短信交流,通过短信平台搭起用户间的交流桥梁。在此次36人的受访对象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用户参与过此项短信计划,其中有受访谈对象表示,能够通过发送短信的形式与湖北武汉同胞一起为抗击疫情打气,自己也能感受到温暖;更有受访谈对象提到,通过“晚安短信”,编辑好自己想说的祝福,传送到陌生人的手中,恍惚在跟自己的老朋友叙旧,在情感上忽然被拉近,而且现在的5G短信平台的表达方式也越发丰富,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情感。
  (三)短信平台灵活调度内容生产
  根据对36个访谈对象的调查统计,访谈对象有14人订购了《人民日报》手机报,在疫情期间,《人民日报》手机报会每天在相同时间段向用户发送当天的“疫情关注”。“疫情关注”一栏首先会发布当日的疫情统计数据,包括新增确诊病例数量,确诊病例的来源地等。其次,《人民日报》手机报继续报告各省市地区累计治愈出院病例、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数量等。最后,短信会在结尾处对世卫组织发布的全球累计病例最新统计数据做出详细报告。用户通过手机报形式的短信便可及时知晓当日全球疫情相关报告数据。疫情期间,信息内容最为明显的传播特征便是以官方或主流媒体为信息传播源,通过短信、微信、微博、电视新闻等信息渠道,把所需传播的内容传送至用户手中。笔者通过对短信技术人员的访谈得知,一般政府部门对外发送的短信由其相关负责人员编辑好文本,再由手机短信运营商协调各方资源,最终转发至相应的手机用户。同时,短信平台还可将网络新闻等内容通过编码设置成手机报形式,以应对短信用户的信息需求,用户则能够通过短信平台满足自身的信息需求。
  上文提及的“晚安短信”活动,在2018年,其参与人数为60万人,2019年,其参与人数增长。对比2018年的“晚安短信”计划和2019年的“晚安短信”计划可得知,2018年的“晚安短信”计划,用户只能单方面接收来自官方短信平台的短信,不能参与互动;2019年的“晚安短信”计划,增添了用户互动环节,参与活动的用户能够通过短信平台进行互动,高度调动了用户的能动性,赋予了用户较高的自由度,让用户能够参与内容生产,短信生产的可供性也就相对的更强[8],短信传播的潜能也由此得到印证。
  六、结语
  随着当下5G技术的发展逐渐成形,信息传送渠道和社交平台渐渐多元化,微信公众号、微博热搜、短视频平台等众多新兴传播方式大量涌现。在这种背景下,短信平台如何和用户产生有效互动,如何吸引用户,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凸显手机短信平台的传播潜力,这些都是手机短信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文章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基于媒介可供性的理论视角,对手机短信技术和用户主观行为之间产生的联动及可能性进行研究探讨,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相较于4G技术,5G技术的运行机制使用户体验速率更高、核心处理传感器更强以及可以依据用户需求实现定制化切片式服务。5G技术在众多场景中的应用状况也得到了用户的肯定。它和手机短信平台的相结合,使得短信平台的传播更加及时,传输容量也随之扩大,信息传播模式更加多样。因此,短信平台给用户提供的可能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媒介可供性的三个维度对短信平台也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短信平台的生产可供性下,用户通过对短信平台功能技术的使用感知,可关联这一特征的影响最为突出,用户通过短信接收疫情相关报告数据,以得知身边的疫情情况,并对自己的日程安排做出相应的调整。在短信平台的社交可供性中,其可传情这一特征的影响也很突出,短信用户可通过短信和陌生人搭建起人缘网络,并通过短信平台的不同功能和传播模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媒介技术在此给予了受众更多的人文功能。从短信平台的移动可供性研究来看,短信平台可定位的这一特征也尤为突出,特别是在此次疫情的大背景下,具备这一特征的短信平台给用户提供了便捷、快速的服务功能。
  基于上文对疫情期间短信平台的可供性讨论,文章分析了在危机传播中手机短信的传播功能。短信作为即时性传播渠道,比微信、微博等交流平台更为直接,而5G技术的加持也使得短信拥有了多元的传播形式。但与此同时,手机短信给予用户极高的自由度,会很容易滋生不实言论。此外,其按照算法对不同用户推送不同的营销短信,这也造成垃圾短信的堆积,使用户在翻阅短信界面时很容易就被垃圾短信干扰,漏掉重要信息。手机短信的发展过程是一条光与影的道路,其发展应该要正确挖掘手机短信在危机事件中的传播潜力,进一步优化短信技术与用户之间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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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景义新,沈静.新媒体可供性概念的引入与拓展[J].当代传播,2019(01):92-95.
  [4]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01):2-19.
  [5]程洁.新数字媒介发展分析[D].上海:复旦大学,2004.
  [6]牛國义.新媒体文化对传统通讯文化的冲击—以微信、QQ对短信的冲击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9(01):242,250.
  [7]信息通信管理局,工信微报.工业和信息化部提醒:短信可以为您提供“行程证明”[EB/OL].(2020-02-18)[2021-01-18].https://www.miit.gov.cn/ztzl/rdzt/xxgzbdgrdfyyqfkgz/tzgg/art/2020/art_64731d1cc4584b219f5737982676dd42.html.
  [8]喻国明,赵睿.媒体可供性视角下“四全媒体”产业格局与增长空间[J].学术界,2019(07):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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