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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都渴望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关注健康、投资健康，讲求长寿的方法和经验。在长寿老人中有那么一批特殊的人群——文史馆馆员，虽然他们生活跌宕起伏，道路充满荆棘，但他们各有延年益寿的本领。在这个群体中，“八十不稀奇，九十平常事”。为此本刊从今年第一期始。推出新设栏目“长寿人生”，陆续向读者介绍他们的养生之法和长寿之道。
—一编者
杨之英是中共早期领导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胞妹，今年九十又六，1982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她现居沪上喧闹城市一隅，深居简出过着清静、淡泊的晚年生活。现代社会中有人稍与名士望族沾点边，就镀金镶银般四处夸耀，借机包装自己。而杨之英则恰恰相反，她只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守法市民便知足了。正是一辈子坚守着这种低调，反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与杨之英的初次一对一的接触，是九年前的事了，那是为《杭州日报》写稿时特意登门造访。近期则为本刊写稿，偷空去她府上拜谒几回，每回她老人家总是穿戴整齐地迎候于家门口，彬彬有礼地微躬身子说：“你来啦!”我是后生，怪不好意思的，开玩笑说我不是官爷、阔老，受此待遇是绝对不够格。话一出口，懊悔不迭，觉得太冒失了，无意问把人分了等级。她平静地望着我，说“客人来了，我都一样”。波澜不惊的一语，像给人吃了颗定心丸。使人肃然起敬的是她不仅迎客有礼数，送客也一样，一定送出门。那天大雪过后，寒风凛冽，大街小巷、屋脊树枝上白雪皑皑。临近傍晚告辞，我说“今天别送了，外面天寒地冻”，她无语，只是照常把我送到家门口。门一拉开，刺骨寒风直逼而来，我不禁打了下哆嗦，围巾裹得更紧了。折身下楼前回望，发现门还洞开着，她弱小的身子站在昏黄的灯光中纹丝未动，一直目送着我，目光慈祥又温暖……
凭借一颗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
杨之英，1912年10月13日出生于浙江萧山一户家底殷实的乡绅之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尽管初中后的学业是断断续续，但由于她与国共部分高层人士的接触，加之天资聪颖，又有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和赴日本求学的短暂经历，丰富了她的学历、资历，故她的说话极其平和，是滤去浮躁后的平和，所以与她接触的人，感受到的是她的可亲可敬。
好久没与她谋面，本次相见，印象与我脑海中的她相差无几：身材瘦小，精神充盈，齐耳短发，纹丝不乱，唯面庞多出几道岁月的留痕。她仍好穿素雅的蓝底白花或滚边的带有中国民族风情的衣衫，或黑色或深蓝色的长裤，色彩搭配散发着传统的古典美。甚至她的坐相都很谦恭，两腿收拢，坐得很端正。她修养好，不大声说话，没有癖好易被人记住，只是慈眉善目的一意微笑，笑意中淡淡地释放着天生的与人为善的情愫。
看得出，我去她毫不觉得突兀，倒是屋里的白猫受惊似地一声声叫着，不安地绕着我踱起方步。“去，上去。”她温和地与猫说。话音未落，那猫纵身一跃，乖乖地蹲到一把靠墙的竹椅上。“神了，它听得懂你的话。”我说。“这只猫跟了我约十年了，像个人精。”她评价猫，犹似评价自己的孩儿，几分爱怜，几分嗔怪。
保姆倒茶水正好进屋，补上一句：“外婆给它吃好的，我们吃啥，猫吃啥，当然听话。”
杨之英说：“我只讲平等。”
杨之英除了养猫，也养过巴西金龟，给它吃好的，喝好的，照顾周全，终因热带动物不能适应上海气候，死了。许是她经历的坎坷，因此她对生命是倍加珍惜，挺懂得生命的来之不易。龟走后，她怅然若失，很长时间内沉默寡言，并从今往后不再养龟。
她家窗明几净、一年四季布满阳光的室内阳台靠窗的两边墙头，各摆放两张长条桌几，上面供养大小八盆花，全长得滋润，叶子油绿。特别是君子兰，宽大肥硕的叶，好像故意招惹欣赏者的投目，或凝眸怀想。她开始乐此不疲地垦“荒”播种，犹如心里种上了一片春色。关于花经她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有一次，保姆浇水多了，她的心似被揪了一下，一边喊停，一边心疼地说花在人养，毕竟它们是有生命的啊!打此后她亲自动手浇水、锄草、施肥、除虫。
杨之英凭借一颗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虽说她年事已高，但能自己料理的，尽量自己干，尽量做到少给别人添麻烦。保姆说她整天手拿揩布，四处搞卫生。每顿饭后，自己的饭碗必自己洗，一个劲让我一边歇息。说这轻活她包干了。如今，连保姆也一口一个“外婆”的亲切称呼她。
杨之英的闲不住，是出了名的。曾听杨之英家一位邻居说“这位老太太能干着呢，非等闲之辈”。她向我娓娓讲述到：一天，老太太坐在室内阳台窗前，看到楼下房子冒出滚滚浓烟，马上催促保姆下去通知店铺人员，自己迅速拨打报警电话，避免了一场火灾的发生。火灭后，大伙儿猜肯定是个眼明手快的年轻人报的警，上楼道谢时一照面，惊呆了，没料到竟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在家颐养天年的老阿太。领头的当场鞠躬道谢，连连道：“阿婆，谢谢!你真是个大好人。”
我拿这事与杨之英当面一说，她说：“纯粹：是巧合，巧合。事情有时候会巧到一起的。”事后，想到自己还派了点用场，暗自高兴了好一阵子。
从第一次婚姻遭受的打击中走出来
如果杨之英走在马路上，与其他老人并无二，致。天好，她会拎个袋子笃悠悠去巨鹿路菜市场采购。番茄，她挑瘦长的，说平圆的籽多。买猪肉，她挑粉色的，说颜色深的是老猪肉。精打细算买完菜，很有成就感地提拎着往回走。邻居眼里，她是一个地道的贤妻良母，不知她有背景。她呢，始终保持缄默，不主动与外人道。当忆及，她的话语明显减少，机械地起身，走到柜前，找出烟盒，抽出一支点燃。她慢腾腾地吸一口，再吸一口，悠悠的，随后烟圈袅袅腾空而起……
其实，杨之英有着特殊的坎坷经历。她是大户人家的千金，祖屋坐落于镇上，由西往东绵延约三里。街上门面房均出租给乡邻做小买卖。父亲杨羹梅则专事丝茧生意，奔波于浙沪两地行商。她为孩子中的末幺，哥哥杨葆青长其14岁，姐姐杨之华长其13岁，故被父母视若掌上明珠，顿顿饭菜均小灶伺候，木耳炖燕窝、甲鱼人参汤等为家常便饭。直到她15岁那年，突然一场洪水咆哮而来，狠狠击碎了安谧、恬静的梦。幸好姐姐杨之华和姐夫瞿秋白托一位姓盛的先生捎信来，说他们因工作之需，离沪赴武汉，希望她前往。于是她投奔了姐姐姐夫，白天去附近学校读书，晚上接受义务老师——瞿秋白替她补习俄语。此外，姐姐还安排她整理资料和文件、剪贴报纸等任务，于是她开始涉足为地下党传递情报的工作。其中送往三教街33号地下党秘密联络地点的情报最多。那里曾举行过中央紧急会议，即中共党史上记载的“八七”会议。由此她认识了张太雷、苏兆征、罗亦农等早期中共领导，每次送情报都顺利完成任务，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闺房小姐，成为一个胆大心细 的地下联络员。虽然史册上没留她的姓和名，但她一点不在乎，她认为身处灾难深重的祖国，爱国青年都会去这样做。
杨之英有过一段短暂、美好的婚姻，1931年的某一天，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的邵志刚学成回国。临行前，杨之华对他说：“你到上海如有困难，可先去找我妹妹杨之英，她会帮助你的。”邵志刚下船，怕暴露身份，直奔杨之华提供的住址，找到了曾有一面之缘的杨之英，表明想以理发师的身份作伪装，暂居其家。杨家欣然接纳。那时的志刚，整天为联系不上党的地下组织而焦虑不安。每每见他晚归时深锁双眉，杨之英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她经常劝说他“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信心，明天再找，或许会找到的”。一次次关心、鼓励，给了迷惘的邵志刚莫大的安慰与勇气，于是两颗年轻的心越贴越紧……缘于邵志刚特殊的身份——父亲邵力子为国民党上层人物，加上他本人为地下党，因此，他们的婚事不能对外界透露一点风声，婚礼只能悄悄进行。
没办喜宴，没发喜糖，杨之英仅向母亲报告一声，与邵志刚一起匆匆提着行李住进环龙路(今南昌路)上一处租借的才20多平米的公寓。婚后不久，邵志刚带着杨之英回家拜见父母。邵力子见了新儿媳，喜不自禁，忙不迭站起身来让座，说：“这样挺好，这样挺好。”志刚急于通过父亲与党的地下组织接头，把想法立刻告诉父亲。邵力子听完，沉思一会儿说：“现在一时找起来很困难，不如你先离开这里，到瑞士去深造几年后再回来报效祖国……”当夜，邵力子把儿子、儿媳安顿在南阳桥三益里七号的一住所内。
杨之英觉得公公说得有理，本想比翼双飞，可自己已有身孕。她和丈夫约定产子后重逢。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成了永诀，丈夫于瑞士蒙难……噩耗传来，她懵了，平时活泼开朗的她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家人关照不要将此事告诉邵力子，但她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一股脑儿向公公倾吐了。公公坐着一动未动，像尊雕塑，良久才缓慢来到她跟前，说：“你要多保重，活着的人才更值得珍惜……”在她痛不欲生，几乎失去所有的信念时，是公公邵力子的循循善诱使她走出了阴霾。她说公公失去儿子，按理说比我更痛苦，但他却能反过来安慰我，替我担惊受怕，他的胸襟真的是很宽阔。不仅劝我，还怕我思念丈夫无法自拔，抽空陪我聊天，安排我外出骑马、游览、打球，扶我走出了灰暗的日子。
之后，热心人见杨之英年纪轻，劝她改嫁，说不能一辈子守寡，并替她张罗着找对象。有的为她介绍有钱的老板，有的替她介绍国民党高官，都被她回绝，受过创伤后，她明白下半辈子该托付给谁。还是邵力子了解儿媳的心，得悉她在日本学牙医时认识了同在日学习的同学吴元坎，互相间有好感，就主动为他俩撮合，还提出做他俩主婚人。吴元坎为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干事兼编辑，为人忠厚、本分，因考虑到彼此家境的悬殊，结婚前临“阵”出走。邵力子派人把他找回来，婚礼方得以如约举行。
大概正如俗语说的千年修得共枕眠，杨之英的第二次婚姻十分融洽，其女儿、致公党上海主委吴幼英说：“父母一辈子恩爱，父亲去世多年，她一直供奉，一天也没间断。父亲活着时他俩从没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她还说，母亲碰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设法解决，尽管还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但她没那么做，也不肯那样去做。就拿外婆的事说，她独居乡下，无从照料，母亲把她接回上海同住。她没上海户籍，粮油供应和副食品配给都没有，她省吃俭用凑合着过，唯外婆年纪大了，想到万一过世，没上海户口火葬场不能火化的事，我母亲心急如焚。她急匆匆赶去派出所，三番五次要求给老人报户口。但那时上海户口极其难报，就算夫妻分居两地，等上三年五年批不准的也多如牛毛。她不气馁，不怕腿跑断，反复与经办人员论理，说服他们打报告，请上面批准，直到我外婆户口落实。
没有因姐姐、姐夫的关系而向上索要什么
她常与人道，自己很知足，这知足包括一个安稳的家庭和一份安定的生活。因此，大半个世纪来，她没有因姐姐、姐夫的关系而向上索要什么，或沾点什么光，她凭借勤快、干练，操持着一家十几口人的柴米油盐。我认真观察起四周，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约二十平米的卧房兼客厅的屋子，使用了大半辈子的床、五斗橱、梳妆台、大立柜，一尘不染，位置得宜。我早听人说她爱干净，这回算眼见为实了。
她见我好奇地打量，说房问挤是挤了点。儿子原居一间房，不够用，她首先想到的是自行解决，腾出了亭子问。她道对于她来说多一问少一问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近来她转换角色，捧读佛教书，沉浸其中，乐不知返，将释迦牟尼的来龙去脉，佛教的创立发展等，逐一品读，咀嚼体悟。她说读它会油然升起人生甚不寂寞的感怀。
有关长寿健康一类的书，基本上都提到烟酒的危害，不过，活生生坐我对面的、烟酒全沾的杨之英，对此却没有啥妨碍或值得忌讳的，长年来，她把抽烟喝酒当作一种乐趣，一种知足，一般一天吸不超过五支的烟，一小盅酒。酒饮状元红或绍兴黄酒居多。探问她的下酒菜，说没有别的，两三大核桃足矣。店里买来后，放微波炉稍加工，剥出肉下酒，别有滋味。
谈起杨之英的知足，其孩子说她万事只朝好的方面想，家里连卖米的小贩都可长驱直入，一点防备心也没有。女儿担忧地提醒她不能让陌生人随便入家门。杨之英说，卖米的又不是坏人。女儿急了，“来了歹徒，你一个老太太如何招架?”杨之英答“好人终究多呀”!更甚的是“文革”中，杨之英一家大难临头，她因姐姐杨之华和姐夫瞿秋白的关系，及丈夫被莫名其妙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大字报糊满走廊墙壁。家被造反派、红卫兵轮番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造反派成群结队涌上门，搞得鸡犬不宁。特别是抄家，家具、壁橱全翻个底朝天，连电灯开关也不放过，被撬得七零八落，说是他们窝藏反革命罪证。最终一无所获，顺手把杨之英母亲的寿衣当作“四旧”抄走。吴元坎背着黑锅，整日挨批受审，并被关入“牛棚”；里弄委以她的小组长之名莫名其妙地被“革命群众”撤了。孩子们已一个个进入成年，有的被动员去插队……定粮不够吃，家庭开支渐渐难以为继。不能让孩子饿着，她顶着压力，向平时素有往来的邻居提出借款，哪知，邻居见她家落难，唯恐避之不及，远远看见她迎面走来，就有意避开。她又去敲另一户邻居家门，门开处，他们只敷衍几句，一摊手了事。到处碰壁的她，没有灰心，后来在帮佣的周济下，度过了难关。事情过去后，杨之英根本没往心上搁，见了他们仍主动打招呼，她信奉中国的古训“和为贵”。待那几户人家忽然也遭批挨斗时，她坐不住了，生怕他们家的孩子受冻挨饿，索性统统请到自家，热菜热饭好生伺候。知情人替她咽不下受冷眼、冷语的气，说她不长记性。杨之英淡淡一笑，说过去的让它过去，人人都有难言之隐。记那么多心里能装下嘛。在孩子们心中，母亲是善良的，把乐于助人作为一种满足。
关于“文革”，吴幼英讲到：“小将们知道我母亲的家世和一些情况，以为我们家很有钱，他们逼着母亲交出金银财宝，她说没有。他们哪肯相信，说是窝藏罪证。母亲无法，拿出一叠当票交给他们，他们一看，全傻眼了。”她说：“我是很佩服我母亲的，她天分聪颖，每天全家中她第一个起床。最晚一个睡觉。为操持家，她放弃了外出工作的机会，成就我们孩子。解放初，姨母杨之华在组织安排下担任全国妇联党组成员、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和女工部部长等要职，她没伸手向姐姐要照顾。她有过参与社会工作的机会：组织上根据她的经历，通知她先集中培训后到市妇联任职。临出发前她犹豫了，考虑到孩子绕膝、长辈需照料，她做出了自我牺牲——守在家里做全职太太。这决定虽然与她小时候的梦想相去甚远，却无怨无悔。如今孩子们均已成才，有的任大学教授，有的在政府机关工作，有的在海外，我们都非常感激她，感谢她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杨之英有独特的经历和见解，在她身上快乐可谓无处不在，就拿同事来家小酌，饭全吃完，她刮锅底的锅巴吃也绝不怨天尤人。她耳不聋、眼不花，接电话、看电视从不靠老花镜和助听器。她有过十年的练太极拳史，日日六点晨起练一小时，哪管酷暑严寒。直到她身边练拳的同道相继走了，她不得已，默默回到家，独自练搁腿、弯腰的几项固定运动。她如今照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弯腰、双手指着地的动作。贵在坚持，她就是这样。“一个个难关，你度过了，为什么?”我问，她说：“人的一生不可能风平浪静，‘浪’来了，你要能接受，能处理，还要放得下。”
是的，长寿有无数种缘由，“以自然之身，养自然之道”也许是杨之英平和心境的真实写照。
—一编者
杨之英是中共早期领导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胞妹，今年九十又六，1982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她现居沪上喧闹城市一隅，深居简出过着清静、淡泊的晚年生活。现代社会中有人稍与名士望族沾点边，就镀金镶银般四处夸耀，借机包装自己。而杨之英则恰恰相反，她只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守法市民便知足了。正是一辈子坚守着这种低调，反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与杨之英的初次一对一的接触，是九年前的事了，那是为《杭州日报》写稿时特意登门造访。近期则为本刊写稿，偷空去她府上拜谒几回，每回她老人家总是穿戴整齐地迎候于家门口，彬彬有礼地微躬身子说：“你来啦!”我是后生，怪不好意思的，开玩笑说我不是官爷、阔老，受此待遇是绝对不够格。话一出口，懊悔不迭，觉得太冒失了，无意问把人分了等级。她平静地望着我，说“客人来了，我都一样”。波澜不惊的一语，像给人吃了颗定心丸。使人肃然起敬的是她不仅迎客有礼数，送客也一样，一定送出门。那天大雪过后，寒风凛冽，大街小巷、屋脊树枝上白雪皑皑。临近傍晚告辞，我说“今天别送了，外面天寒地冻”，她无语，只是照常把我送到家门口。门一拉开，刺骨寒风直逼而来，我不禁打了下哆嗦，围巾裹得更紧了。折身下楼前回望，发现门还洞开着，她弱小的身子站在昏黄的灯光中纹丝未动，一直目送着我，目光慈祥又温暖……
凭借一颗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
杨之英，1912年10月13日出生于浙江萧山一户家底殷实的乡绅之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尽管初中后的学业是断断续续，但由于她与国共部分高层人士的接触，加之天资聪颖，又有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和赴日本求学的短暂经历，丰富了她的学历、资历，故她的说话极其平和，是滤去浮躁后的平和，所以与她接触的人，感受到的是她的可亲可敬。
好久没与她谋面，本次相见，印象与我脑海中的她相差无几：身材瘦小，精神充盈，齐耳短发，纹丝不乱，唯面庞多出几道岁月的留痕。她仍好穿素雅的蓝底白花或滚边的带有中国民族风情的衣衫，或黑色或深蓝色的长裤，色彩搭配散发着传统的古典美。甚至她的坐相都很谦恭，两腿收拢，坐得很端正。她修养好，不大声说话，没有癖好易被人记住，只是慈眉善目的一意微笑，笑意中淡淡地释放着天生的与人为善的情愫。
看得出，我去她毫不觉得突兀，倒是屋里的白猫受惊似地一声声叫着，不安地绕着我踱起方步。“去，上去。”她温和地与猫说。话音未落，那猫纵身一跃，乖乖地蹲到一把靠墙的竹椅上。“神了，它听得懂你的话。”我说。“这只猫跟了我约十年了，像个人精。”她评价猫，犹似评价自己的孩儿，几分爱怜，几分嗔怪。
保姆倒茶水正好进屋，补上一句：“外婆给它吃好的，我们吃啥，猫吃啥，当然听话。”
杨之英说：“我只讲平等。”
杨之英除了养猫，也养过巴西金龟，给它吃好的，喝好的，照顾周全，终因热带动物不能适应上海气候，死了。许是她经历的坎坷，因此她对生命是倍加珍惜，挺懂得生命的来之不易。龟走后，她怅然若失，很长时间内沉默寡言，并从今往后不再养龟。
她家窗明几净、一年四季布满阳光的室内阳台靠窗的两边墙头，各摆放两张长条桌几，上面供养大小八盆花，全长得滋润，叶子油绿。特别是君子兰，宽大肥硕的叶，好像故意招惹欣赏者的投目，或凝眸怀想。她开始乐此不疲地垦“荒”播种，犹如心里种上了一片春色。关于花经她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有一次，保姆浇水多了，她的心似被揪了一下，一边喊停，一边心疼地说花在人养，毕竟它们是有生命的啊!打此后她亲自动手浇水、锄草、施肥、除虫。
杨之英凭借一颗善心，对待周围的一切。虽说她年事已高，但能自己料理的，尽量自己干，尽量做到少给别人添麻烦。保姆说她整天手拿揩布，四处搞卫生。每顿饭后，自己的饭碗必自己洗，一个劲让我一边歇息。说这轻活她包干了。如今，连保姆也一口一个“外婆”的亲切称呼她。
杨之英的闲不住，是出了名的。曾听杨之英家一位邻居说“这位老太太能干着呢，非等闲之辈”。她向我娓娓讲述到：一天，老太太坐在室内阳台窗前，看到楼下房子冒出滚滚浓烟，马上催促保姆下去通知店铺人员，自己迅速拨打报警电话，避免了一场火灾的发生。火灭后，大伙儿猜肯定是个眼明手快的年轻人报的警，上楼道谢时一照面，惊呆了，没料到竟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在家颐养天年的老阿太。领头的当场鞠躬道谢，连连道：“阿婆，谢谢!你真是个大好人。”
我拿这事与杨之英当面一说，她说：“纯粹：是巧合，巧合。事情有时候会巧到一起的。”事后，想到自己还派了点用场，暗自高兴了好一阵子。
从第一次婚姻遭受的打击中走出来
如果杨之英走在马路上，与其他老人并无二，致。天好，她会拎个袋子笃悠悠去巨鹿路菜市场采购。番茄，她挑瘦长的，说平圆的籽多。买猪肉，她挑粉色的，说颜色深的是老猪肉。精打细算买完菜，很有成就感地提拎着往回走。邻居眼里，她是一个地道的贤妻良母，不知她有背景。她呢，始终保持缄默，不主动与外人道。当忆及，她的话语明显减少，机械地起身，走到柜前，找出烟盒，抽出一支点燃。她慢腾腾地吸一口，再吸一口，悠悠的，随后烟圈袅袅腾空而起……
其实，杨之英有着特殊的坎坷经历。她是大户人家的千金，祖屋坐落于镇上，由西往东绵延约三里。街上门面房均出租给乡邻做小买卖。父亲杨羹梅则专事丝茧生意，奔波于浙沪两地行商。她为孩子中的末幺，哥哥杨葆青长其14岁，姐姐杨之华长其13岁，故被父母视若掌上明珠，顿顿饭菜均小灶伺候，木耳炖燕窝、甲鱼人参汤等为家常便饭。直到她15岁那年，突然一场洪水咆哮而来，狠狠击碎了安谧、恬静的梦。幸好姐姐杨之华和姐夫瞿秋白托一位姓盛的先生捎信来，说他们因工作之需，离沪赴武汉，希望她前往。于是她投奔了姐姐姐夫，白天去附近学校读书，晚上接受义务老师——瞿秋白替她补习俄语。此外，姐姐还安排她整理资料和文件、剪贴报纸等任务，于是她开始涉足为地下党传递情报的工作。其中送往三教街33号地下党秘密联络地点的情报最多。那里曾举行过中央紧急会议，即中共党史上记载的“八七”会议。由此她认识了张太雷、苏兆征、罗亦农等早期中共领导，每次送情报都顺利完成任务，从一个不谙世事的闺房小姐，成为一个胆大心细 的地下联络员。虽然史册上没留她的姓和名，但她一点不在乎，她认为身处灾难深重的祖国，爱国青年都会去这样做。
杨之英有过一段短暂、美好的婚姻，1931年的某一天，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的邵志刚学成回国。临行前，杨之华对他说：“你到上海如有困难，可先去找我妹妹杨之英，她会帮助你的。”邵志刚下船，怕暴露身份，直奔杨之华提供的住址，找到了曾有一面之缘的杨之英，表明想以理发师的身份作伪装，暂居其家。杨家欣然接纳。那时的志刚，整天为联系不上党的地下组织而焦虑不安。每每见他晚归时深锁双眉，杨之英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她经常劝说他“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信心，明天再找，或许会找到的”。一次次关心、鼓励，给了迷惘的邵志刚莫大的安慰与勇气，于是两颗年轻的心越贴越紧……缘于邵志刚特殊的身份——父亲邵力子为国民党上层人物，加上他本人为地下党，因此，他们的婚事不能对外界透露一点风声，婚礼只能悄悄进行。
没办喜宴，没发喜糖，杨之英仅向母亲报告一声，与邵志刚一起匆匆提着行李住进环龙路(今南昌路)上一处租借的才20多平米的公寓。婚后不久，邵志刚带着杨之英回家拜见父母。邵力子见了新儿媳，喜不自禁，忙不迭站起身来让座，说：“这样挺好，这样挺好。”志刚急于通过父亲与党的地下组织接头，把想法立刻告诉父亲。邵力子听完，沉思一会儿说：“现在一时找起来很困难，不如你先离开这里，到瑞士去深造几年后再回来报效祖国……”当夜，邵力子把儿子、儿媳安顿在南阳桥三益里七号的一住所内。
杨之英觉得公公说得有理，本想比翼双飞，可自己已有身孕。她和丈夫约定产子后重逢。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成了永诀，丈夫于瑞士蒙难……噩耗传来，她懵了，平时活泼开朗的她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家人关照不要将此事告诉邵力子，但她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一股脑儿向公公倾吐了。公公坐着一动未动，像尊雕塑，良久才缓慢来到她跟前，说：“你要多保重，活着的人才更值得珍惜……”在她痛不欲生，几乎失去所有的信念时，是公公邵力子的循循善诱使她走出了阴霾。她说公公失去儿子，按理说比我更痛苦，但他却能反过来安慰我，替我担惊受怕，他的胸襟真的是很宽阔。不仅劝我，还怕我思念丈夫无法自拔，抽空陪我聊天，安排我外出骑马、游览、打球，扶我走出了灰暗的日子。
之后，热心人见杨之英年纪轻，劝她改嫁，说不能一辈子守寡，并替她张罗着找对象。有的为她介绍有钱的老板，有的替她介绍国民党高官，都被她回绝，受过创伤后，她明白下半辈子该托付给谁。还是邵力子了解儿媳的心，得悉她在日本学牙医时认识了同在日学习的同学吴元坎，互相间有好感，就主动为他俩撮合，还提出做他俩主婚人。吴元坎为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干事兼编辑，为人忠厚、本分，因考虑到彼此家境的悬殊，结婚前临“阵”出走。邵力子派人把他找回来，婚礼方得以如约举行。
大概正如俗语说的千年修得共枕眠，杨之英的第二次婚姻十分融洽，其女儿、致公党上海主委吴幼英说：“父母一辈子恩爱，父亲去世多年，她一直供奉，一天也没间断。父亲活着时他俩从没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嘴。”她还说，母亲碰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设法解决，尽管还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但她没那么做，也不肯那样去做。就拿外婆的事说，她独居乡下，无从照料，母亲把她接回上海同住。她没上海户籍，粮油供应和副食品配给都没有，她省吃俭用凑合着过，唯外婆年纪大了，想到万一过世，没上海户口火葬场不能火化的事，我母亲心急如焚。她急匆匆赶去派出所，三番五次要求给老人报户口。但那时上海户口极其难报，就算夫妻分居两地，等上三年五年批不准的也多如牛毛。她不气馁，不怕腿跑断，反复与经办人员论理，说服他们打报告，请上面批准，直到我外婆户口落实。
没有因姐姐、姐夫的关系而向上索要什么
她常与人道，自己很知足，这知足包括一个安稳的家庭和一份安定的生活。因此，大半个世纪来，她没有因姐姐、姐夫的关系而向上索要什么，或沾点什么光，她凭借勤快、干练，操持着一家十几口人的柴米油盐。我认真观察起四周，屋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约二十平米的卧房兼客厅的屋子，使用了大半辈子的床、五斗橱、梳妆台、大立柜，一尘不染，位置得宜。我早听人说她爱干净，这回算眼见为实了。
她见我好奇地打量，说房问挤是挤了点。儿子原居一间房，不够用，她首先想到的是自行解决，腾出了亭子问。她道对于她来说多一问少一问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近来她转换角色，捧读佛教书，沉浸其中，乐不知返，将释迦牟尼的来龙去脉，佛教的创立发展等，逐一品读，咀嚼体悟。她说读它会油然升起人生甚不寂寞的感怀。
有关长寿健康一类的书，基本上都提到烟酒的危害，不过，活生生坐我对面的、烟酒全沾的杨之英，对此却没有啥妨碍或值得忌讳的，长年来，她把抽烟喝酒当作一种乐趣，一种知足，一般一天吸不超过五支的烟，一小盅酒。酒饮状元红或绍兴黄酒居多。探问她的下酒菜，说没有别的，两三大核桃足矣。店里买来后，放微波炉稍加工，剥出肉下酒，别有滋味。
谈起杨之英的知足，其孩子说她万事只朝好的方面想，家里连卖米的小贩都可长驱直入，一点防备心也没有。女儿担忧地提醒她不能让陌生人随便入家门。杨之英说，卖米的又不是坏人。女儿急了，“来了歹徒，你一个老太太如何招架?”杨之英答“好人终究多呀”!更甚的是“文革”中，杨之英一家大难临头，她因姐姐杨之华和姐夫瞿秋白的关系，及丈夫被莫名其妙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大字报糊满走廊墙壁。家被造反派、红卫兵轮番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造反派成群结队涌上门，搞得鸡犬不宁。特别是抄家，家具、壁橱全翻个底朝天，连电灯开关也不放过，被撬得七零八落，说是他们窝藏反革命罪证。最终一无所获，顺手把杨之英母亲的寿衣当作“四旧”抄走。吴元坎背着黑锅，整日挨批受审，并被关入“牛棚”；里弄委以她的小组长之名莫名其妙地被“革命群众”撤了。孩子们已一个个进入成年，有的被动员去插队……定粮不够吃，家庭开支渐渐难以为继。不能让孩子饿着，她顶着压力，向平时素有往来的邻居提出借款，哪知，邻居见她家落难，唯恐避之不及，远远看见她迎面走来，就有意避开。她又去敲另一户邻居家门，门开处，他们只敷衍几句，一摊手了事。到处碰壁的她，没有灰心，后来在帮佣的周济下，度过了难关。事情过去后，杨之英根本没往心上搁，见了他们仍主动打招呼，她信奉中国的古训“和为贵”。待那几户人家忽然也遭批挨斗时，她坐不住了，生怕他们家的孩子受冻挨饿，索性统统请到自家，热菜热饭好生伺候。知情人替她咽不下受冷眼、冷语的气，说她不长记性。杨之英淡淡一笑，说过去的让它过去，人人都有难言之隐。记那么多心里能装下嘛。在孩子们心中，母亲是善良的，把乐于助人作为一种满足。
关于“文革”，吴幼英讲到：“小将们知道我母亲的家世和一些情况，以为我们家很有钱，他们逼着母亲交出金银财宝，她说没有。他们哪肯相信，说是窝藏罪证。母亲无法，拿出一叠当票交给他们，他们一看，全傻眼了。”她说：“我是很佩服我母亲的，她天分聪颖，每天全家中她第一个起床。最晚一个睡觉。为操持家，她放弃了外出工作的机会，成就我们孩子。解放初，姨母杨之华在组织安排下担任全国妇联党组成员、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和女工部部长等要职，她没伸手向姐姐要照顾。她有过参与社会工作的机会：组织上根据她的经历，通知她先集中培训后到市妇联任职。临出发前她犹豫了，考虑到孩子绕膝、长辈需照料，她做出了自我牺牲——守在家里做全职太太。这决定虽然与她小时候的梦想相去甚远，却无怨无悔。如今孩子们均已成才，有的任大学教授，有的在政府机关工作，有的在海外，我们都非常感激她，感谢她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杨之英有独特的经历和见解，在她身上快乐可谓无处不在，就拿同事来家小酌，饭全吃完，她刮锅底的锅巴吃也绝不怨天尤人。她耳不聋、眼不花，接电话、看电视从不靠老花镜和助听器。她有过十年的练太极拳史，日日六点晨起练一小时，哪管酷暑严寒。直到她身边练拳的同道相继走了，她不得已，默默回到家，独自练搁腿、弯腰的几项固定运动。她如今照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弯腰、双手指着地的动作。贵在坚持，她就是这样。“一个个难关，你度过了，为什么?”我问，她说：“人的一生不可能风平浪静，‘浪’来了，你要能接受，能处理，还要放得下。”
是的，长寿有无数种缘由，“以自然之身，养自然之道”也许是杨之英平和心境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