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的新头衔正在为人熟知——《公共外交季刊》杂志总编辑。这位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在创刊词中写道：“推动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正是本刊的宗旨和使命。”除这本杂志创刊，引发公众热议“公共外交”外，一个部门的更名，同样促使媒体将话题指向“公共外交”。
　　在“外交”前加上“公共”的做法，最早源于1965年的美国。近年来，尤其是2001年美国“9·11”后，渐成世界热词。近年来，中国设置“外交部开放日”，频频召开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等，日渐重视公共外交。
　　2010年，中国的 “峰会外交”与“世博外交”引人瞩目。前者，如上合组织峰会、G20峰会等，属政府外交。后者，上海世博会则是“中国人民展开公共外交的绝佳机遇”，可以帮助世界充分全面了解中国，让中国最大程度、最接近真实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伴随中国国力的强盛，公共外交形式日渐多样和完善。目前国外的孔子学院已经有了280多所，多种形式的演出及“汉语年”、“中国年”等活动则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展开。民间层面的交往则更加具体生动，近期发生在日本的种种灾难，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从日本地震看中日公共外交
　　日本9级强震引发海啸，再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的核泄漏危机，成为全世界媒体关注的重要新闻，同样也成为中国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重要新闻。在这其中，互联网首当其冲，直接扮演了中国社会舆论的重要反映者。
　　从3月13日开始，以新浪微博为代表，日本9.0级地震一直占据着热门话题榜的榜首，其间在多个时段内虽有短时间变化，但是话题榜上的转载量和关注度仍然是最高的。中国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上的信息交流，成为观察中日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时刻。
　　由于日本少数政治人物和右翼团体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在侵华问题上中国公众长期对日本右翼舆论持警觉态度。另外，两国在包括人权、宗教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甚至在西藏、新疆等问题上，日本舆论中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还不少。
　　但是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经贸、人员往来都在不断增加。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民意的形成也与媒体长期报道有关。在中日关系上，两国媒体都承担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来，两国媒体关注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突发事件，多于长期交往，也形成了舆论上的压力。这些突发事件的报道，直接影响中日两国民众中的相互印象。
　　危机中的公共外交
　　这种外交已有先例。去年轰动一时的智利矿难发生后，由于智利矿井下有一名玻利维亚籍的矿工，玻利维亚的媒体和舆论对救援关注度比较高，报道也相对正面，使得这两个在政治关系上屡有摩擦的国家找到了改善关系的契机。
　　此次强震、海啸和核泄漏事故爆发后，中国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以及中国网民的网络讨论，形成了一种相对积极的公共外交氛围。从目前来看，这种氛围对中日两国民间舆论和彼此看法还是积极影响更多一些。
　　一方面，日本舆论和日本媒体对中国网络的关注，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中国民间的善意。中国救援队的参与，也会登上日本媒体。这方面的报道一旦增加，会对中日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产生积极的作用。而中国网民对日本的认知，也在接触到大量信息后发生变化——日本民众在灾后的从容淡定和有条不紊曾令无数国人钦佩。
　　公共外交的基础，是本国民众的国际意识和国际观。一个国际意识强的民族，其公共外交的发达程度往往比较高。日本强震刚发生时，在微博上有一些网友发出了“老天惩罚日本”的感慨，但是更多的微博发言在表达悲伤和同情。到了6天之后，我们依然可以从网络上看到一种复杂心理的表现，比如有微博网友说：“提到日本地震，当初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想让他们也尝点苦头。但这只是一瞬间的想法，很快被另一种声音所淹没，顿觉刚才的想法太黑暗了，还是为他们祈福吧。”
　　好的公共外交，往往就是不同国家之间找到相似性的过程，中日之间也不例外。因为自然危机的背后，往往有超越地区利益的共同诉求。人们对于生命的守护，对安宁环境的期待，和对真诚互助的感谢，也是超越国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