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目的探讨大学生自我控制、负性情绪与微信成瘾的关系。方法使用自我控制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中负性情绪条目、微信成瘾量表对某所高等院校794名学生进行施测。结果①自我控制与负性情绪、微信成瘾得分呈负相关。②负性情绪在自我控制与微信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结论自我控制和负性情绪对大学生微信成瘾具有重要影响。
【机 构】
：
湖南中医药大学湘杏学院,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基金项目】
：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XSP20YBC006,XSP20ZDA004)。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目的探讨大学生自我控制、负性情绪与微信成瘾的关系。方法使用自我控制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中负性情绪条目、微信成瘾量表对某所高等院校794名学生进行施测。结果①自我控制与负性情绪、微信成瘾得分呈负相关。②负性情绪在自我控制与微信成瘾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结论自我控制和负性情绪对大学生微信成瘾具有重要影响。
其他文献
心理健康问题日益被全社会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更是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掌握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是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前提。以往针对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虽然很多,但受制于问卷、施测过程、评估标准等不同,研究结果差异大,以2017年调查数据为例,大学生人格问卷(university personality inventory,UPI),Ⅰ类学生的比例4.08%[1]-19%[2],加之心理健康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受地域文化、社会变迁等多因素影响[3],这使得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趋
在高速城市化和城市多元权益结构形成的背景下,邻避设施兴建表面上可能触发环境污染、日照通风、房产贬值、心理嫌恶等相邻关系纠纷,实质则是城市空间利益正当分配问题.通过诠释邻避纠纷的公力救济困境与司法审查局限,进而说明作为空间资源分配的城市规划决策过于依赖技术标准,导致城市空间利益分配过程中“不要建在我家门口”的邻避现象频发.无论是技术标准主导的行政决策,还是中立客观的司法裁判,均无法独立实现城市空间利益的正当分配,而是需要“技术标准——公众参与——行政裁决——司法救济”这一连串的机制予以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可以从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要保障等方面来把握.其中,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阐释的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阐释的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地位;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阐释的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
“教练技术”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体育界,20世纪90年代该技术被心理学学者不断丰富运用于心理学知识成为心理教练技术,之后被广泛运用于个人成长、企业管理、高等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等诸多领域,被用于发掘学员潜力。如今,心理教练技术成为一种以目标为导向,通过教练与被教练者间的协同互动,具有发展性的对话,从而洞察被教练者的心智模式,充分挖掘其潜能的技术手段[1]。本案例是在高等院校学生教育管理中,通过心理教练技术来改善学生心智模式,发挥其潜能并提升学习效率。
从1982年到2018年,中国进行了8轮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在不变动行政组织立法的情况下,完成了政府组织体系的巨变,形成了一种“外在于法”的机构改革模式.这种机构改革模式植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行政组织立法所提供的法律空间,以组织变革推动了中国法律环境的变化,同时也受到法律环境的制约.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应该遵守法律对行政组织权的分配,保证行政组织的可问责性,有助于保障基本权利,并考虑到法律的预先决定.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机构改革受到法律环境制约的现象更加明显.将行政管理法中的“主管
我国对于统一行政法典的探讨,已经经历了“行政基本法”和“统一行政程序法”两个阶段,现在学界又提出“先制定行政法总则,后编纂行政法分则”的思路.行政法典只能是关于一般行政法的法典,其内容也主要应是程序性的,包括行政组织设置程序、行政行为程序、行政执行程序和行政救济程序四部分.即便如此,其编纂也面临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实践证明,民法典选择的“单行法先行”路径是成功的,行政立法应借鉴民法典的编纂模式,逐步推进.将来,应当按照“类行为程序法先行模式”继续推进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在协调党内法规和行政法规的基础上推进
确认无效之诉有无起诉期限,我国行政诉讼实践观点分殊,既有“绝对无期限”和“相对无期限”的否定观点,也不乏“一般期限”和“适当期间”的肯定主张.实践分歧源自我国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在制度设计上的偏差,但这并不意味着确认无效之诉不受起诉期限限制缺少制度根基.从行为效力演变过程看,无效行政行为可于法定起诉期限之外起诉,是确认无效之诉独立于撤销之诉的程序性标志.突破严格法定主义的壁垒,在诉讼阶段解释进路下不难发现,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94条实际内含着一条“隐性规则”,即确认无效请求并不以在法定起诉期限内提起为前提.故
路权体系的证成与建构是交通行政法规范的重塑活动,打破了行政权力单方面强力支配交通领域的传统态势,要求公权力尽可能忠实地履行权利话语所传达的意志与诉求.路权的防御权体系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大宪章,训诫国家不得任意干涉人民自由与财产,有力羁束公权力在交通领域的恣意而为;受益权体系是“从安全到完美”变迁,在利益限制和激励间找到更为妥善的平衡点,调和交通行政中的利益冲突.基于功能主义视角,路权在“公民权利—国家义务”的逻辑框架下改变传统交通行政锐利的高权、单边统治,展现了交通行政法律关系的全貌.当然,认可路权并不意味
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的废除困境是制定机关不及时废除,生效裁判载明的当属无效文件效力导致的不良情境;其中隐含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主审法院之间的多重冲突.由于法院的废除建议作用较弱,制定机关不愿采纳,且其他机关难以相助,以致废除困境的发生概率较高,危害后果较重.根据文件效力的严格概念以及文件不合法情形的两层三级分类法,法院通过识别文件情形并分级裁判,不仅能直接根除这类困境,还能更有效地维护法制统一,更有力地推进法治体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公共数据资源在本质属性、价值特征、形成机制等方面的独特性决定了资本经济形态孕育的所有权制度难以有效支撑此种新型资源使用规则的构建,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共数据资源具有的非竞争性和可重复利用性特征与所有权的排他性本质间存在根本性的抵触.相较之下,将公共数据资源界定为公物更符合其本质,以公物制度为依托构建公共数据资源之使用规则在价值层面有助于促进实现公共数据资源所承载的公用目的和公共利益,激励社会围绕公共数据资源之使用形成广泛的共享合作关系;在制度层面则有助于根除当前立法的碎片化、文件化弊端,使我国公共数据资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