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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蒋廷黻先生的这本百余页的专著，正如他在小序中所言，是“对近代史观感的一个初步报告”，没有太多枯燥的考证和史料分析，却是思路清晰、言简意赅、深入浅出，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看待近代史的新观点和新视角，在学术上影响了海内外数代学人。写成于抗日战争这个民族危机到达的顶点时期，其经世致用、救亡图存的社会功效也是不容忽视的。品读这本专著，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 现代化 社会转型
一、序言
如果说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更偏向史料的考据和文字训诂的话，那么对于近代史这个新旧并存、学派纷繁的时期而言，史家的观点和立场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同样的事件会由于主观的需要演绎出许多不同的版本来，甚至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从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现实效用来看，观点比事实更重要，事实面向的是过去的历史，观点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很大程度上却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命运走向。正如蒋廷黻先生在总论中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中国近代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代兴衰变迁。在后人看来，评价所有人和事的标准为是否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是否让中国富强起来。当时的研究者和践行者如果思想不能跟上这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话，抱残守缺，就会再一次使中国错过了近代化的机遇。因此，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纯粹的史学，而是一门政治学和思想学。当然，时过境迁，过去的苦难和危机不再，中国也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富强，当今的历史学者们可以抱着更客观、更严谨的态度探求那段历史的真相，近代史的历史宣传可以逐步让位给历史事实。
二、“内政决定论”中的社会惯性
《剿夷与抚夷》这一章说的是两次鸦片战争之际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国不是自己发展到近代这一阶段，只是被世界的大势所裹挟着浑然不知来到了新时代，第一次的“提示”，就来自于英国的军舰和大炮。两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主题是要不要与西方正常交流？要不要学习他们的长处？但是，在这“失去的二十年”中，中国并没有力图改革，社会从上到下都是原来的老样子，就连时人认为英国人制胜的秘诀“船坚炮利”都没有学来。蒋廷黻先生认为原因有三：国人的守旧性；改革沖击士大夫阶级利益；士大夫阶级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不敢牺牲自己的名誉与时人奋斗。
在我看来，鸦片战争对当时清朝的冲击不够强烈是一方面，最高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落后；另一方面可能也要归因于清议的强大，敢于提出新看法的人、着手办实事的人都免不了遭到旁观者的刁难和求全责备，办事者往往被描述得一无是处，批评者则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虽然他们也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想法，只知批判，不知建设。在这样的制度下，社会的惯性便很难扭转，任何改革的效率总被相互扯皮和党同伐异所阻碍，而在很多时候，这种情形是皇帝希望看到的，也是他的制衡手段，防止权臣的出现削弱自己的权威。中国的转型缓慢不是一两个人守旧的结果，而是社会氛围所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两次鸦片战争固然是清朝的军事失败，但是蒋廷黻评价《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的影响是：“历史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然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事实确实是这样，西方是近代化的先驱，发展出了新型的工业文明体系，越早接触西方、认识西方，在理论上就越有可能紧随其后步入近代化。不过实际上并非如此，文化自信心较强的国家以及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古国，需要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才会承认自身相对于西方的劣势，即使认识到了，也不情愿打破原有的社会，去改革，去向西方学习。比如奥斯曼土耳其，地处近东，并不缺乏与西方交流的机会，但迟迟不愿变革，沦为“欧洲病夫”，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崩离析。所以，这种美好的愿望和设想并非是现实，一个国家近代化的快慢，不由接触西方的早晚而决定，而是由它的内部结构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因此，“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终究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
三、传统的机体与现代的要素不能相容
《洪秀全与曾国藩》一章说的是中国的内忧。“民族面临双重的难关，一面需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需设法振兴旧的政教”。
在我看来，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对抗，倒不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斗争，而是政权之争。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不伦不类，得不到西方正统基督教的认可，也不见容于传统士大夫，总的来说只是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在近代的异化表现，洪秀全对儒家的反感一方面有他个人经历的影响，一方面也说明在传统意义上，即使他要建立一个新王朝，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农民起义建立新朝必须要经历一个政权化的过程，重要的表现就是承认和尊崇儒家的地位，任用士大夫进入领导集体，从而实现与社会上层合作，完全依靠底层人民夺取政权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没有的，而且太平天国的种种措施也没有真正把民众发动起来，最多是借助宗教外衣鼓动和麻痹了下层人民为统治者服务。
对于曾国藩而言，反对太平天国就是要维护旧礼教，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蒋廷黻先生称赞曾国藩伟大的眼光在于“革新守旧，同时举行”，接受西洋文化一部分的同时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曾国藩的确是传统士大夫的典范，文能著书立言，武能治军平乱，但是有一个现实困境，逻辑是曾国藩们要想维护旧社会和旧文化，而旧方法行不通，只能采用新方法；新方法的采用虽产生了实际的功效，但反过来又冲击了旧社会的根基，形成一个无解的悖论。现代人提倡扬弃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们心目中远远没有形成近代国家的概念，维护的就是他们旧有的名教体系。由此可见，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必须要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改变旧文化、旧制度的生存土壤。当人们的生活发生变动，当经济出现新的形态，旧思想也会慢慢淡出历史舞台，保留下来的是适应新社会的传统。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能向前看，向前进。
四、“现代化等同西方化”的困惑 《自强及其失败》一章说的是洋务运动及其失败。其中有一段论述十分精辟：“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从而得出结论：“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在我看来，对于这个结论可有其他的解释。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本书中说：“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现代化最初产生于欧洲，但现代社会却未必只有西方文明这一种单一类型，“西方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现代化之前。”人们往往凭借近代化最早产生于西方就下意识认为它天然是西方文化固有的一部分，但是换一个视角来看的话，近代之后的西方与此前的西方也存在着很多不同，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特点。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关于近代化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内生性的有无，西方社会的诸多要素综合作用自发地产生了近代文明，非西方社会则是被动接受近代化的成果，内部的诸多条件尚不足以使其进入近代社会（当然这也是它们没有发展出近代化的原因），从而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因此近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西方通过改革和革命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同樣也可以，不是中国全盘西化，而是中国要想近代化，便要学习西方先发的经验和教训，毕竟无论如何，近代化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发展道路虽有些差异，总的来说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再者近代化与传统文化就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吗？从儒家伦理作为官方至民间唯一正统思想的地位来看，确实不能相容，但是从中华文化作为工具和符号的保存价值来看，是可以做到共存的。在总结中日甲午战争时，蒋廷黻先生评价为“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然而当今人们往往把日本评价为现代和传统完美结合的典范，日本的近代化有两个关键节点，一次是在明治维新确立了物质基础，一次是二战后美国的占领和改造确立了现代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传统文化影响力仍然强大。但是这些文化本来的内涵几乎已经消失或者重新解读了，剩下的更多是作为文化代表和记忆符号而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日本特有的文化都当作他们的传统文化，日本文化在全世界的流行更多依靠新一代人的文化创新，而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制和仿造。
五、救国方案变现途径的困惑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一章是甲午战争以后几种救国方案的提出，在蒋廷黻先生看来，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推行新政中最要紧的两件事是废除八股、提倡实学和调整行政机构、裁汰冗余官职和衙门。理论上都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但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原因在于打破了众多读书人和官员的饭碗，给自己树立了这么多的敌人，也没有足够的朋友和同路人，新政和变法本来就广受非议，一上来就要触犯既得利益群体，更没有让他们看到改革的益处，怎么能推行下去呢？蒋先生在这一节里并没有着墨太多，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评价和认识，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维新运动发展和失败的过程，稍有遗憾。
在我看来，任何改革的成功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种中央政府人事的变动，必然建立在旧官僚的倒台以及新派人士完全入主政权的基础之上，在旧的当权者仍然掌权的情况下改革者根本没有足够的权力去实行改革，更何况他们没有将旧势力排挤出权力中心，就足以说明自身实力的有限和不足。纵观古今中外的改革，成功的改革之前必然决出了权力斗争的胜负，失败的改革原因有很多，但是改革者权力不足是一个重要方面。就像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建立在倒幕运动战争胜利的基础上，长期的斗争为改革提供了领导人物、政治力量和思想共识，中国的戊戌变法更多是维新党人“空降”进入朝廷，根基和资历都太浅，准备不够充分。随后清廷试图利用义和团排外情绪驱逐洋人，开历史的倒车，惨败是自然的。
此外，蒋廷黻先生提出了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具体设想，尤其强调了训政的重要性，提出民国以来的困难就在于国人不明了三民主义，不接受训政。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称之为民族复兴的唯一路径，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当然，三民主义的伟大价值和先驱意义有目共睹，世人都承认这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构想，只是愿望虽好，国民党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将其付诸实践，只能由新生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去继承和发展它，凭借严密的党建、坚定的信仰、群众路线等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作 者： 徐逸航，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学系2017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史。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关键词 ：《中国近代史》 现代化 社会转型
一、序言
如果说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更偏向史料的考据和文字训诂的话，那么对于近代史这个新旧并存、学派纷繁的时期而言，史家的观点和立场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同样的事件会由于主观的需要演绎出许多不同的版本来，甚至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从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的现实效用来看，观点比事实更重要，事实面向的是过去的历史，观点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很大程度上却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命运走向。正如蒋廷黻先生在总论中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中国近代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代兴衰变迁。在后人看来，评价所有人和事的标准为是否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是否让中国富强起来。当时的研究者和践行者如果思想不能跟上这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话，抱残守缺，就会再一次使中国错过了近代化的机遇。因此，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纯粹的史学，而是一门政治学和思想学。当然，时过境迁，过去的苦难和危机不再，中国也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富强，当今的历史学者们可以抱着更客观、更严谨的态度探求那段历史的真相，近代史的历史宣传可以逐步让位给历史事实。
二、“内政决定论”中的社会惯性
《剿夷与抚夷》这一章说的是两次鸦片战争之际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国不是自己发展到近代这一阶段，只是被世界的大势所裹挟着浑然不知来到了新时代，第一次的“提示”，就来自于英国的军舰和大炮。两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主题是要不要与西方正常交流？要不要学习他们的长处？但是，在这“失去的二十年”中，中国并没有力图改革，社会从上到下都是原来的老样子，就连时人认为英国人制胜的秘诀“船坚炮利”都没有学来。蒋廷黻先生认为原因有三：国人的守旧性；改革沖击士大夫阶级利益；士大夫阶级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不敢牺牲自己的名誉与时人奋斗。
在我看来，鸦片战争对当时清朝的冲击不够强烈是一方面，最高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落后；另一方面可能也要归因于清议的强大，敢于提出新看法的人、着手办实事的人都免不了遭到旁观者的刁难和求全责备，办事者往往被描述得一无是处，批评者则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虽然他们也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想法，只知批判，不知建设。在这样的制度下，社会的惯性便很难扭转，任何改革的效率总被相互扯皮和党同伐异所阻碍，而在很多时候，这种情形是皇帝希望看到的，也是他的制衡手段，防止权臣的出现削弱自己的权威。中国的转型缓慢不是一两个人守旧的结果，而是社会氛围所致，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两次鸦片战争固然是清朝的军事失败，但是蒋廷黻评价《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的影响是：“历史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固然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事实确实是这样，西方是近代化的先驱，发展出了新型的工业文明体系，越早接触西方、认识西方，在理论上就越有可能紧随其后步入近代化。不过实际上并非如此，文化自信心较强的国家以及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古国，需要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才会承认自身相对于西方的劣势，即使认识到了，也不情愿打破原有的社会，去改革，去向西方学习。比如奥斯曼土耳其，地处近东，并不缺乏与西方交流的机会，但迟迟不愿变革，沦为“欧洲病夫”，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崩离析。所以，这种美好的愿望和设想并非是现实，一个国家近代化的快慢，不由接触西方的早晚而决定，而是由它的内部结构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因此，“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终究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
三、传统的机体与现代的要素不能相容
《洪秀全与曾国藩》一章说的是中国的内忧。“民族面临双重的难关，一面需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需设法振兴旧的政教”。
在我看来，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对抗，倒不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斗争，而是政权之争。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不伦不类，得不到西方正统基督教的认可，也不见容于传统士大夫，总的来说只是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在近代的异化表现，洪秀全对儒家的反感一方面有他个人经历的影响，一方面也说明在传统意义上，即使他要建立一个新王朝，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很低的，农民起义建立新朝必须要经历一个政权化的过程，重要的表现就是承认和尊崇儒家的地位，任用士大夫进入领导集体，从而实现与社会上层合作，完全依靠底层人民夺取政权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没有的，而且太平天国的种种措施也没有真正把民众发动起来，最多是借助宗教外衣鼓动和麻痹了下层人民为统治者服务。
对于曾国藩而言，反对太平天国就是要维护旧礼教，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蒋廷黻先生称赞曾国藩伟大的眼光在于“革新守旧，同时举行”，接受西洋文化一部分的同时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曾国藩的确是传统士大夫的典范，文能著书立言，武能治军平乱，但是有一个现实困境，逻辑是曾国藩们要想维护旧社会和旧文化，而旧方法行不通，只能采用新方法；新方法的采用虽产生了实际的功效，但反过来又冲击了旧社会的根基，形成一个无解的悖论。现代人提倡扬弃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们心目中远远没有形成近代国家的概念，维护的就是他们旧有的名教体系。由此可见，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必须要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改变旧文化、旧制度的生存土壤。当人们的生活发生变动，当经济出现新的形态，旧思想也会慢慢淡出历史舞台，保留下来的是适应新社会的传统。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能向前看，向前进。
四、“现代化等同西方化”的困惑 《自强及其失败》一章说的是洋务运动及其失败。其中有一段论述十分精辟：“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从而得出结论：“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在我看来，对于这个结论可有其他的解释。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本书中说：“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现代化最初产生于欧洲，但现代社会却未必只有西方文明这一种单一类型，“西方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现代化之前。”人们往往凭借近代化最早产生于西方就下意识认为它天然是西方文化固有的一部分，但是换一个视角来看的话，近代之后的西方与此前的西方也存在着很多不同，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特点。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关于近代化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内生性的有无，西方社会的诸多要素综合作用自发地产生了近代文明，非西方社会则是被动接受近代化的成果，内部的诸多条件尚不足以使其进入近代社会（当然这也是它们没有发展出近代化的原因），从而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因此近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西方通过改革和革命进入近代社会，中国同樣也可以，不是中国全盘西化，而是中国要想近代化，便要学习西方先发的经验和教训，毕竟无论如何，近代化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发展道路虽有些差异，总的来说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再者近代化与传统文化就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吗？从儒家伦理作为官方至民间唯一正统思想的地位来看，确实不能相容，但是从中华文化作为工具和符号的保存价值来看，是可以做到共存的。在总结中日甲午战争时，蒋廷黻先生评价为“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然而当今人们往往把日本评价为现代和传统完美结合的典范，日本的近代化有两个关键节点，一次是在明治维新确立了物质基础，一次是二战后美国的占领和改造确立了现代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传统文化影响力仍然强大。但是这些文化本来的内涵几乎已经消失或者重新解读了，剩下的更多是作为文化代表和记忆符号而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日本特有的文化都当作他们的传统文化，日本文化在全世界的流行更多依靠新一代人的文化创新，而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制和仿造。
五、救国方案变现途径的困惑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一章是甲午战争以后几种救国方案的提出，在蒋廷黻先生看来，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推行新政中最要紧的两件事是废除八股、提倡实学和调整行政机构、裁汰冗余官职和衙门。理论上都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但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原因在于打破了众多读书人和官员的饭碗，给自己树立了这么多的敌人，也没有足够的朋友和同路人，新政和变法本来就广受非议，一上来就要触犯既得利益群体，更没有让他们看到改革的益处，怎么能推行下去呢？蒋先生在这一节里并没有着墨太多，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评价和认识，就是简单介绍了一下维新运动发展和失败的过程，稍有遗憾。
在我看来，任何改革的成功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种中央政府人事的变动，必然建立在旧官僚的倒台以及新派人士完全入主政权的基础之上，在旧的当权者仍然掌权的情况下改革者根本没有足够的权力去实行改革，更何况他们没有将旧势力排挤出权力中心，就足以说明自身实力的有限和不足。纵观古今中外的改革，成功的改革之前必然决出了权力斗争的胜负，失败的改革原因有很多，但是改革者权力不足是一个重要方面。就像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建立在倒幕运动战争胜利的基础上，长期的斗争为改革提供了领导人物、政治力量和思想共识，中国的戊戌变法更多是维新党人“空降”进入朝廷，根基和资历都太浅，准备不够充分。随后清廷试图利用义和团排外情绪驱逐洋人，开历史的倒车，惨败是自然的。
此外，蒋廷黻先生提出了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具体设想，尤其强调了训政的重要性，提出民国以来的困难就在于国人不明了三民主义，不接受训政。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称之为民族复兴的唯一路径，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当然，三民主义的伟大价值和先驱意义有目共睹，世人都承认这是一个美好的社会构想，只是愿望虽好，国民党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将其付诸实践，只能由新生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去继承和发展它，凭借严密的党建、坚定的信仰、群众路线等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作 者： 徐逸航，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学系2017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史。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