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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是斯大林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写的语言学著作。时隔半个多世纪，虽然斯大林的某些思想备受争议，该著作中的一些观点也饱受质疑，但我们认为这一语言学著作依然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文章首先介绍该著作的历史背景，然后从语言的非阶级性、非上层建筑性以及渐变性和不平衡性几个角度分析斯大林的语言观。
关键词：非阶级性 非上层建筑性 渐变性 不平衡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语言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是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语言学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该著作自问世以来便对苏联语言学界和中国语言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影响到了后世学者对该著作的评价，另外《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主要从语言哲学角度入手，似乎没有太多语言本体研究的内容，但我们认为这并不影响这一著作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当然，由于特殊历史环境所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主要从该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语言的非阶级性、非上层建筑性、语言的渐变性、不平衡性等几个方面出发，详细分析斯大林的语言观。当然《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作为60多年前的语言著作，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把它看作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融入语言学的一次伟大尝试，在分析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同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历史背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迎来了一场关于语言学问题的大讨论，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也参与了这次讨论。斯大林于1950年6月发表于《真理报》上的文章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斯大林也要参与到自己所不擅长的语言学领域中的讨论呢？张丽娟等（2018）认为一个潜在因素是这场讨论涉及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语言是否有阶级性”，斯大林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是批判马尔的语言观[1]。
据罗伊·麦德维杰夫（2005）介绍，马尔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掌握了20多种语言，在研究亚美尼亚语的起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之后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马尔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学者之一，也一直致力于将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认为语言属于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而社会革命导致了语言发展的飞跃。马尔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及追随者将他的思想奉如至宝。伴随着一些政治斗争，语言学界也开始对反马尔主义者进行打压。最后，马尔的新学说被奉为这一时期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
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斯大林支持奇科巴瓦发表文章质疑马尔的新学说。就这样，这场大规模的语言学辩论在苏联爆发了。斯大林也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的文章标志着这场讨论的结束，标志着马尔主义者对苏联语言学界统治的结束。
用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话来讲，“肆意干涉学术争论，镇压异己，是斯大林通常的做法。但作为一个例外，斯大林对语言学采取了一种少见的科学态度。”[2]斯大林的这一著作结束了一种学说对语言学研究的长期统治，为苏联语言学研究者们提供了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由此来看，在推动苏联语言学界发展方面，《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此外，《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也有其巨大的学术价值。该著作先后涉及到了数种语言特性，如：语言的非上层建筑性、非阶级性、工具性、全民性、社会性、稳固性、渐变性等等，对后世影响极深。下文我们主要从语言的非上层建筑性、非阶级性、语言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等特性出发，探析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二.语言的非阶级性
在谈论斯大林的观点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看看马尔的观点。马尔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阶级性的语言。据赵振铎先生（1978）介绍，马尔多次声称没有一种语言不是阶级的，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有阶级性的，并且从一开始就是有阶级性的。另外，马尔还认为形容词的三级：原形、比较级、最高级是有社会根源的，形容词的低级是低级阶层称号的遗迹，比较级是中级阶层称号的遗迹，而最高级是高级阶层称号的遗迹[3]。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认为语言不是阶级性的。首先，在原始氏族社会中是没有阶级的，因此语言也是没有阶级性的;其次，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语言由氏族语言变为民族语言。在这所有的阶段中，语言都是人类社会中的交际工具，是为社会中的全体成员共同服务的。因此语言是全民性的，而不是阶级性的。
有趣的是，斯大林还提到了一些贵族、资产阶级所使用的阶级习惯语、同行话、雅话。有些人据此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而斯大林认为这些习惯语、同行话并不是语言，原因是这些习惯语缺乏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适用范围较小，并不适用于作为交际的工具。斯大林认为这些习惯话是民族语言的支派，是不可能排挤民族语言并取代民族语言的。
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表述存在一定的问题。习惯语、同行语等就是我們现在所说的语言的社会变体，即社会方言。它们是语言的一部分，是语言丰富多彩的象征，因此斯大林认为他们不是语言并不合理。另外，罗开农（1984）认为斯大林一方面认为这些惯用语没有独立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不能成为独立的语言;另一方面又认为它们是民族语言的支派，即承认它们是独立的语言[4]。我们认为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斯大林的结论是正确的，即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中存在着不同的言语社团，不同言语社团所说的不同的话语通常被称为社会方言。不同人的话语虽然会有差异，但这不是语言有阶级性的表现，这些不同的话语是有共同的基础的。社会方言需要借用全民语言中的语法规则以及基本词汇，是全民语言的变体，这些变体并不是对全民语言的否定，反而是全民语言存在的证据，因为我们把社会方言看作是阶层对语言的影响。 总而言之，虽然斯大林的论述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也承认自己不是语言学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关于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论断是正确的、是有重大意义的。
三.語言的非上层建筑性
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斯大林还对“语言是上层建筑”这一论断做出反驳。斯大林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5]。而语言不是这样的，斯大林举出俄语为例子，俄国消灭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基础，但俄语却基本上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第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5]。语言不是某一种经济基础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形成的。另外语言也不是某一个阶级创造和使用的，而是全体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语言是为全部社会成员服务的。
第三，上层建筑是不长久的，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当经济基础消失时，上层建筑也会随之消失。而语言却不是这样的，它正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经济基础之下逐渐发展完善的。斯大林举出例子，自普希金逝世到20世纪50年代，俄国先后经历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然而20世纪50年代的俄语和普希金的语言并没有多大区别。
第四，“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5]。而语言则不同，语言与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一切行为活动都要与语言相联系，语言活动的范围要比上层建筑复杂、宽泛。
斯大林借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证了语言和上层建筑的不同，并得出结论：语言并非上层建筑。虽然第三点和第一点有些重复，但斯大林的这一论述沉重打击了马尔主义语言观，加深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
四.语言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的，语言自然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种性质决定它的变化只能是渐变的，而且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是不平衡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是是语言演变的两大特点”[6]。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的词汇对于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5]“语言的语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得还要慢”[5]。虽然斯大林没有提到语音演变速度以及语言子系统内部各个方面的变化情况，但他提出的词汇、语法变化速度差异确实是语言内部变化不平衡性的重要体现。
斯大林认为语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正是由于二者的稳固性，才使得语言具有巨大的稳固性和抗拒性。这些稳固性使语言在变化中处于渐变的状态。另外斯大林指出：“语言从旧的质到新的质的转变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5]。这就更加明确地阐明了语言的渐变性。他认为正是由于语言的渐变性，我们不能用消灭和创造来描述语言的发展状况。
此外，斯大林指出语言融合是语言之间相互接触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决定性的打击造成的结果”，因此也不能看作是语言突变的例证。斯大林进一步论述了语言融合的特点，他认为两种语言相互融合并不会产生第三种语言，两种语言总有一种成为胜利者，另一种成为失败者，胜利者保存自己的基本词汇和文法构造，并继续发展。
我们认为语言的融合现象确实不能当作语言渐变性的反例。语言融合都是一步一步逐渐发生的，可能在最初阶段只是两种语言的浅层接触，如词汇借用现象等，随着接触程度的加深，不同语言可能会出现融合现象。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融合倒可以看作是语言发展渐变性的一个例证。但是斯大林的语言融合并不会产生第三种语言的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斯大林描述的语言融合结果（即两种语言相互融合并不产生第三种语言）自然是存在的，但是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语言接触的特殊形式：混合语。周耀文（1995）详细调查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部分地方使用的一种独特语言——艾努语，通过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系统比较，他发现艾努语已变成一种既不同于波斯语、塔吉克语，又不同于维吾尔语、阿拉伯语的一种混合语[7]。由此可见，两种语言相互接触并非不能产生第三种语言。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是一部经典的语言学著作，是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融入语言学的一次重要尝试，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文首先从该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出发，指出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批判了马尔主义“语言是阶级性的”这一观点，颠覆了马尔主义在苏联语言学界的独裁地位。用斯大林的话来说，“谁都承认，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5]。
第二到四章分析斯大林的语言观，即语言不是阶级性的、语言并非上层建筑、语言发展具有渐进性和不平衡性特点。斯大林的语言观对中国语言学界影响极深。关于语言的非阶级性、非上层建筑性，高名凯先生（1995）继承了斯大林的观点，并运用更充实的材料加以论证[8]。至于语言发展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已经成为语言发展的公理，是语言学概论类教材不可或缺的内容。另外，吕必松（1981）认为这部著作对我国语法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影响了我国语法学界词类、构词法的研究等[9]。总而言之，虽然《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存在一定的瑕疵，但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在该著作中的语言观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张丽娟，卫志强，徐赳赳.苏联有关语言学的一次大讨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J].汉字文化，2018（08）：7-12.
[2]罗伊·麦德维杰夫.斯大林与语言学——苏联学术史的一个片段[J].刘显忠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01）：75-81.
[3]赵振铎.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3）：56-64.
[4]罗开农.读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J].下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3）：22-29.
[5]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M].李立三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6]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3.
[7]周耀文.论语言融合──兼评斯大林的语言融合观[J].民族研究，1995（06）：1-16.
[8]高名凯.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5-67.
[9]吕必松.现代汉语语法学史话（三·续完）[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01）：93-107.
（作者介绍：高世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语言哲学研究）
关键词：非阶级性 非上层建筑性 渐变性 不平衡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语言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是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语言学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该著作自问世以来便对苏联语言学界和中国语言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影响到了后世学者对该著作的评价，另外《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主要从语言哲学角度入手，似乎没有太多语言本体研究的内容，但我们认为这并不影响这一著作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当然，由于特殊历史环境所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主要从该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语言的非阶级性、非上层建筑性、语言的渐变性、不平衡性等几个方面出发，详细分析斯大林的语言观。当然《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作为60多年前的语言著作，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把它看作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融入语言学的一次伟大尝试，在分析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同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
一.历史背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迎来了一场关于语言学问题的大讨论，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也参与了这次讨论。斯大林于1950年6月发表于《真理报》上的文章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斯大林也要参与到自己所不擅长的语言学领域中的讨论呢？张丽娟等（2018）认为一个潜在因素是这场讨论涉及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语言是否有阶级性”，斯大林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原因是批判马尔的语言观[1]。
据罗伊·麦德维杰夫（2005）介绍，马尔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掌握了20多种语言，在研究亚美尼亚语的起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之后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马尔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学者之一，也一直致力于将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认为语言属于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而社会革命导致了语言发展的飞跃。马尔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及追随者将他的思想奉如至宝。伴随着一些政治斗争，语言学界也开始对反马尔主义者进行打压。最后，马尔的新学说被奉为这一时期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
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斯大林支持奇科巴瓦发表文章质疑马尔的新学说。就这样，这场大规模的语言学辩论在苏联爆发了。斯大林也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斯大林的文章标志着这场讨论的结束，标志着马尔主义者对苏联语言学界统治的结束。
用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话来讲，“肆意干涉学术争论，镇压异己，是斯大林通常的做法。但作为一个例外，斯大林对语言学采取了一种少见的科学态度。”[2]斯大林的这一著作结束了一种学说对语言学研究的长期统治，为苏联语言学研究者们提供了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由此来看，在推动苏联语言学界发展方面，《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此外，《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也有其巨大的学术价值。该著作先后涉及到了数种语言特性，如：语言的非上层建筑性、非阶级性、工具性、全民性、社会性、稳固性、渐变性等等，对后世影响极深。下文我们主要从语言的非上层建筑性、非阶级性、语言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等特性出发，探析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
二.语言的非阶级性
在谈论斯大林的观点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看看马尔的观点。马尔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阶级性的语言。据赵振铎先生（1978）介绍，马尔多次声称没有一种语言不是阶级的，他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有阶级性的，并且从一开始就是有阶级性的。另外，马尔还认为形容词的三级：原形、比较级、最高级是有社会根源的，形容词的低级是低级阶层称号的遗迹，比较级是中级阶层称号的遗迹，而最高级是高级阶层称号的遗迹[3]。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认为语言不是阶级性的。首先，在原始氏族社会中是没有阶级的，因此语言也是没有阶级性的;其次，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语言由氏族语言变为民族语言。在这所有的阶段中，语言都是人类社会中的交际工具，是为社会中的全体成员共同服务的。因此语言是全民性的，而不是阶级性的。
有趣的是，斯大林还提到了一些贵族、资产阶级所使用的阶级习惯语、同行话、雅话。有些人据此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而斯大林认为这些习惯语、同行话并不是语言，原因是这些习惯语缺乏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适用范围较小，并不适用于作为交际的工具。斯大林认为这些习惯话是民族语言的支派，是不可能排挤民族语言并取代民族语言的。
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表述存在一定的问题。习惯语、同行语等就是我們现在所说的语言的社会变体，即社会方言。它们是语言的一部分，是语言丰富多彩的象征，因此斯大林认为他们不是语言并不合理。另外，罗开农（1984）认为斯大林一方面认为这些惯用语没有独立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不能成为独立的语言;另一方面又认为它们是民族语言的支派，即承认它们是独立的语言[4]。我们认为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斯大林的结论是正确的，即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中存在着不同的言语社团，不同言语社团所说的不同的话语通常被称为社会方言。不同人的话语虽然会有差异，但这不是语言有阶级性的表现，这些不同的话语是有共同的基础的。社会方言需要借用全民语言中的语法规则以及基本词汇，是全民语言的变体，这些变体并不是对全民语言的否定，反而是全民语言存在的证据，因为我们把社会方言看作是阶层对语言的影响。 总而言之，虽然斯大林的论述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也承认自己不是语言学方面的专家，但是他关于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论断是正确的、是有重大意义的。
三.語言的非上层建筑性
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斯大林还对“语言是上层建筑”这一论断做出反驳。斯大林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5]。而语言不是这样的，斯大林举出俄语为例子，俄国消灭资产阶级经济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基础，但俄语却基本上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第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5]。语言不是某一种经济基础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形成的。另外语言也不是某一个阶级创造和使用的，而是全体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语言是为全部社会成员服务的。
第三，上层建筑是不长久的，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当经济基础消失时，上层建筑也会随之消失。而语言却不是这样的，它正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经济基础之下逐渐发展完善的。斯大林举出例子，自普希金逝世到20世纪50年代，俄国先后经历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然而20世纪50年代的俄语和普希金的语言并没有多大区别。
第四，“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5]。而语言则不同，语言与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一切行为活动都要与语言相联系，语言活动的范围要比上层建筑复杂、宽泛。
斯大林借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证了语言和上层建筑的不同，并得出结论：语言并非上层建筑。虽然第三点和第一点有些重复，但斯大林的这一论述沉重打击了马尔主义语言观，加深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
四.语言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的，语言自然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种性质决定它的变化只能是渐变的，而且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是不平衡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是是语言演变的两大特点”[6]。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的词汇对于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5]“语言的语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得还要慢”[5]。虽然斯大林没有提到语音演变速度以及语言子系统内部各个方面的变化情况，但他提出的词汇、语法变化速度差异确实是语言内部变化不平衡性的重要体现。
斯大林认为语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正是由于二者的稳固性，才使得语言具有巨大的稳固性和抗拒性。这些稳固性使语言在变化中处于渐变的状态。另外斯大林指出：“语言从旧的质到新的质的转变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5]。这就更加明确地阐明了语言的渐变性。他认为正是由于语言的渐变性，我们不能用消灭和创造来描述语言的发展状况。
此外，斯大林指出语言融合是语言之间相互接触的过程，而不是“一次决定性的打击造成的结果”，因此也不能看作是语言突变的例证。斯大林进一步论述了语言融合的特点，他认为两种语言相互融合并不会产生第三种语言，两种语言总有一种成为胜利者，另一种成为失败者，胜利者保存自己的基本词汇和文法构造，并继续发展。
我们认为语言的融合现象确实不能当作语言渐变性的反例。语言融合都是一步一步逐渐发生的，可能在最初阶段只是两种语言的浅层接触，如词汇借用现象等，随着接触程度的加深，不同语言可能会出现融合现象。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融合倒可以看作是语言发展渐变性的一个例证。但是斯大林的语言融合并不会产生第三种语言的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斯大林描述的语言融合结果（即两种语言相互融合并不产生第三种语言）自然是存在的，但是现实世界中还存在着语言接触的特殊形式：混合语。周耀文（1995）详细调查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部分地方使用的一种独特语言——艾努语，通过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系统比较，他发现艾努语已变成一种既不同于波斯语、塔吉克语，又不同于维吾尔语、阿拉伯语的一种混合语[7]。由此可见，两种语言相互接触并非不能产生第三种语言。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是一部经典的语言学著作，是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融入语言学的一次重要尝试，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文首先从该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出发，指出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批判了马尔主义“语言是阶级性的”这一观点，颠覆了马尔主义在苏联语言学界的独裁地位。用斯大林的话来说，“谁都承认，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5]。
第二到四章分析斯大林的语言观，即语言不是阶级性的、语言并非上层建筑、语言发展具有渐进性和不平衡性特点。斯大林的语言观对中国语言学界影响极深。关于语言的非阶级性、非上层建筑性，高名凯先生（1995）继承了斯大林的观点，并运用更充实的材料加以论证[8]。至于语言发展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已经成为语言发展的公理，是语言学概论类教材不可或缺的内容。另外，吕必松（1981）认为这部著作对我国语法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影响了我国语法学界词类、构词法的研究等[9]。总而言之，虽然《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存在一定的瑕疵，但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在该著作中的语言观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张丽娟，卫志强，徐赳赳.苏联有关语言学的一次大讨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J].汉字文化，2018（08）：7-12.
[2]罗伊·麦德维杰夫.斯大林与语言学——苏联学术史的一个片段[J].刘显忠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01）：75-81.
[3]赵振铎.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3）：56-64.
[4]罗开农.读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J].下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3）：22-29.
[5]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M].李立三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6]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3.
[7]周耀文.论语言融合──兼评斯大林的语言融合观[J].民族研究，1995（06）：1-16.
[8]高名凯.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55-67.
[9]吕必松.现代汉语语法学史话（三·续完）[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01）：93-107.
（作者介绍：高世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语言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