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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十年政改历程中，魏宏是一个关键人物。考察他与四川政改的重叠历程，不仅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视角，其中的策略、艺术与胆识，也值得改革设计者们仔细研究。
“他是四川政改的一个关键点。”采访中受访对象均如此或类似地谈起一个人：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魏宏。
在四川政改背后的官员中，魏宏是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人物。
从1997年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开始，魏宏便与基层民主改革联系在一起，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手之一，并在此后雅安市市委书记的任上亲自操刀。而在2002年出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后，魏宏更是通过重铸组织系统，将政改带出基层民主范畴，延伸至官员问责等领域。
另一方面，这位关键人物却如此低调，少被见诸媒体，更不要说成为舆论的中心。以至于2007年5月，当魏宏从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上被任命为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时，甚少有人关注到这一任职调整对四川政改可能带来的变化。
在部分观察者眼中，正是他这种低调、稳健而不失激情的行事风格影响着四川组织系统，乃至整个政改的“性格”。考察他与政改的重叠历程，显然能为读者提供一个考量政改的独特视角，其中的艰辛、游移与惊喜，策略、艺术与胆识，也值得改革设计者们仔细研究。
从幕后推动到雅安操盘
在媒体报道中，魏宏与四川基层民主改革的交叉点是从下面这次对话开始的。
“对不起，魏部长，我踩线了！”
“你不是踩线，你简直是超越嘛！”
事隔多年，时任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的张锦明仍清晰记得，在步云直选之后，其与时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魏宏的这段耐人寻味对话。魏宏的话语中似乎透着严厉，但事情发展的方向却并不遵循于此。
“那段时间是步云直选遭受非议最多的时候，各方压力汹涌而来，指责最多的，就是直选踩了法律的红线。”张锦明回忆说，“在非常关键的时候，大约在步云乡直选一周后，魏宏部长来到遂宁，召开了一个公选干部的座谈会，对公推公选给予了高度肯定，明确表示扩大干部选拔的民主化是一种必然趋势。”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作如此一个讲话，魏宏对步云直选及其改革精神的态度不言而喻，用张锦明的话说，“这就是支持，这就是肯定。”
这种支持、肯定与推动其实早已发生。
1997年1月，魏宏升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分管农村基层党建。此后不久，四川基层民主选举改革即遍地开花。虽然，已无从查寻具体事例来证明魏宏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但按照官场惯例，“这其中，魏宏肯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他的职务在那儿，他就分管基层党建。”相关专家告诉《决策》。
在“遂宁座谈会”平息体制内的争议后，对外魏宏开始要求守口如瓶。“对官员个性化的炒作，不利于改革的发展。就拿我们开展的一些工作来说，在开始做的时候，如果媒体介入过多炒作的话，我们可能就做不下去或不做了。”在魏宏看来，“我们需要尝试的东西太多了。”
如此，魏宏与四川政改的第一次交错宛若惊鸿一瞥，等他们再次重叠时，魏宏已是雅安市市委书记。
2000年，魏宏调任雅安市委书记。在一年后的乡镇换届选举中，四川要求除部分县市外，1/3的乡镇须进行公推公选。这给了魏宏一个“尝试”的机会。
“雅安乡镇一级的公推公选改革主要是由魏宏决策并推动的。”中央编译局研究院赖海榕分析道，尽管有省委组织部的文件在先，但雅安并非唯诺遵循而毫无突破与创新。
换届前，雅安市委即颁布了专门文件指导换届选举工作，并决定采取“零起点”竞争的办法，即普通干部（包括村“三职”干部）也可以参加乡镇正职的竞争。这极大增强了选举的竞争性，据不完全统计，雅安下属175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以及乡镇长、副乡镇长职位总数约为1040，可报名参加这些职位竞争的人数却达到了2103人。竞争之激烈，在当时四川的基层民主选举改革中是少有的。
此外，雅安还是此次换届中，仅有的几个全部乡镇均实现公推公选的地方之一。
锻造政改的技术基础
由于魏宏的低调，其与政改的前两次交错均是如此匆忙。等到二者第三次走到一起时，事件才开始跌宕起伏。
2002年，魏宏返回四川省委组织部，就任组织部部长。但这次，他首先需要面对的却是一场“家丑”——达县事件：2003年，达县法院一位副院长刚上任18天，便因和同事嫖娼被查处；县委宣传部只有15名编制却设了7名部长；县委组织部连续两份文件就任用了300多名干部。
达县组织部如此“用人”，让魏宏感到“震动、震惊，也很痛心”。不久，达县组织部即被严厉查处，组织部长被免职。但这对魏宏来说并不满足，“对这件事的处理很容易，但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来研究总结这类案例。”在一次会议上，魏宏如此公开说道。因为在魏宏看来，组织部门就是社会的“第一颗纽扣”，如果第一颗纽扣扣不好、对不准，衣服就怎么穿也不会正。
自此，四川省委组织部开始发出通知，在全省组织系统开展作风整顿，构建开放的组织工作系统，其中42名干部因 “不适合从事组织人事工作”而遭清退。
同时，包括《四川省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两推一述”暂行办法》、《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等在内的一系列文件也逐步酝酿并陆续推出。这批总计46份的系统文件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形成了结构完整、脉络清晰的四川组工流程图。但在观察者看来，这些文件更重要的意义尚在于构建了四川政改的技术基础，从票决制即可见一斑。
2005年12月7日，四川省委八届六次全委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巴中市长李仲彬等5名市级主要负责人和省直部门负责人。这是四川第三批经省委全委会审议表决产生的市厅级“一把手”，标志着四川“省管班子正职人选集中提交省委全委会表决”真正走上了制度化轨道。
据相关报道，李仲彬在接受票决之前曾讲话表示，如果得不到大多数省委委员的认可，比如被票决掉了，他就“解甲归田”。结果，曾以铁腕力推新都政改、被认为是“有棱角有立场”的干部典型——李仲彬高票获得全委会通过。
过去，领导的“提名权”往往在一个看似集体通过的权力通道里顺畅运行，而被“提名”的干部犯了错却无人承担用人责任。四川省社科院相关专家告诉《决策》，“现在，省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都没有权力直接任命一个干部，在决定干部选用问题他们都只有一票。”因此，一大批“有棱角有立场”的干部在四川组工系统越来越开放的今日得到重用。
“正是这些本土化、系统化又不乏灵活性的文件，使得四川省委能够铁腕‘治吏’，同时为四川比如新都、雅安等地党政‘一把手’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大胆创新培育了土壤。”前述专家分析道，所以“也难怪外界会揣测四川是组织部门的政改‘试验田’。”
但更重要的是，开放性已成为四川组工系统工作的价值导向，并形成一种开放力量。
开放的力量
魏宏开放组织系统的建立，不仅为四川政改提供了技术基础与发展的土壤，也使组织系统开始走出神秘、秘而不宣的状态，进行着一系列的改革创新。
2004年10月，魏宏以四川省干部教育学会会长的身份，代表四川省干部教育学会，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校长罗伯特·布鲁宁克斯博士，在成都签署了“四川省中高级公务员顶岗培训项目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受训干部将在明尼苏达大学进行学习，并将通过学校的安排，到明尼苏达州政府下属的厅担任行政助理。“顶岗实习”这种全新的官员培训方式一时成为焦点，被各方热议。据媒体报道，中组部对此持肯定态度，并希望四川继续摸索与完善。
2006年，在中组部试点的基础上，四川省委组织部构建了“8 3”选官体系。
“看过那个牛奶的广告吗？呵呵，奶牛都要考智力，还要测视力、称体重。”四川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戴允康笑说，“经过8项关卡，这样一整套选下来的，不会是考试专业户，而是可信、可用的干部。”
“3”道程序检验中的“民主推荐”，与通常意义上的领导推荐或组织推荐也大不一样，四川自创的“两推一陈述”是目前国内组织系统惟一将民主推荐环节转化为党员群众选票的试点，这个程序的添补被专家们认为是“解决了选任制度中干部合法性来源的问题”。
此外，最后阶段的线型考察也十分具有创意。发放到党员群众手中的《民主测评卡》将笼统的干部素质细分为理论素养、创新能力等13项。每个候选干部所得到的数据被输入计算机，几分钟后，一张定量分析的《民主测评线性分析图》就出来了。“曲线图就相当于给人画像，能活灵活现的把细微的差异画出来，提交到常委会上，领导们也一目了然。”戴允康说起线性分析来异常兴奋。
而四川组织系统这些试点中，最近一次见诸媒体的则是关于“专职副书记”创新。
2007年初，当其他地方尚在探索书记、专职副书记与常委三者之间如何分工时，四川率先给出了答案——1月14日，四川省委下发《关于实行党委常委分工负责制有关问题的试行意见》，以文件的形式，对这种全新的党内领导体制做了一个大致的描述。
其行动如此之迅速，得益于“2006年5月初，魏部长亲自牵头负责制定了《四川省市州党委常委分工负责制试行办法》，并于当月中旬带队赶赴巴中，与地方党委领导班子谈话后，明确按照《试行办法》进行试点，并提出具体要求。”四川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道，“巴中试点很快就开展了起来，并在一个月内出台了一整套办法，比如《常委分工负责制运行规则（试行）》、常委会领导体制的‘五条原则’和决策运行的‘八项制度’。”
2007年5月，魏宏升任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尽管外界甚少将这一变化与四川政改联系起来，但不少熟悉四川政改的观察者却不约而同地表露了某种担忧，直到魏宏的分工明确，继续分管人事为止。
“他是四川政改的一个关键点。”采访中受访对象均如此或类似地谈起一个人：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魏宏。
在四川政改背后的官员中，魏宏是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人物。
从1997年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开始，魏宏便与基层民主改革联系在一起，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手之一，并在此后雅安市市委书记的任上亲自操刀。而在2002年出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后，魏宏更是通过重铸组织系统，将政改带出基层民主范畴，延伸至官员问责等领域。
另一方面，这位关键人物却如此低调，少被见诸媒体，更不要说成为舆论的中心。以至于2007年5月，当魏宏从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上被任命为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时，甚少有人关注到这一任职调整对四川政改可能带来的变化。
在部分观察者眼中，正是他这种低调、稳健而不失激情的行事风格影响着四川组织系统，乃至整个政改的“性格”。考察他与政改的重叠历程，显然能为读者提供一个考量政改的独特视角，其中的艰辛、游移与惊喜，策略、艺术与胆识，也值得改革设计者们仔细研究。
从幕后推动到雅安操盘
在媒体报道中，魏宏与四川基层民主改革的交叉点是从下面这次对话开始的。
“对不起，魏部长，我踩线了！”
“你不是踩线，你简直是超越嘛！”
事隔多年，时任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的张锦明仍清晰记得，在步云直选之后，其与时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魏宏的这段耐人寻味对话。魏宏的话语中似乎透着严厉，但事情发展的方向却并不遵循于此。
“那段时间是步云直选遭受非议最多的时候，各方压力汹涌而来，指责最多的，就是直选踩了法律的红线。”张锦明回忆说，“在非常关键的时候，大约在步云乡直选一周后，魏宏部长来到遂宁，召开了一个公选干部的座谈会，对公推公选给予了高度肯定，明确表示扩大干部选拔的民主化是一种必然趋势。”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作如此一个讲话，魏宏对步云直选及其改革精神的态度不言而喻，用张锦明的话说，“这就是支持，这就是肯定。”
这种支持、肯定与推动其实早已发生。
1997年1月，魏宏升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分管农村基层党建。此后不久，四川基层民主选举改革即遍地开花。虽然，已无从查寻具体事例来证明魏宏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但按照官场惯例，“这其中，魏宏肯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他的职务在那儿，他就分管基层党建。”相关专家告诉《决策》。
在“遂宁座谈会”平息体制内的争议后，对外魏宏开始要求守口如瓶。“对官员个性化的炒作，不利于改革的发展。就拿我们开展的一些工作来说，在开始做的时候，如果媒体介入过多炒作的话，我们可能就做不下去或不做了。”在魏宏看来，“我们需要尝试的东西太多了。”
如此，魏宏与四川政改的第一次交错宛若惊鸿一瞥，等他们再次重叠时，魏宏已是雅安市市委书记。
2000年，魏宏调任雅安市委书记。在一年后的乡镇换届选举中，四川要求除部分县市外，1/3的乡镇须进行公推公选。这给了魏宏一个“尝试”的机会。
“雅安乡镇一级的公推公选改革主要是由魏宏决策并推动的。”中央编译局研究院赖海榕分析道，尽管有省委组织部的文件在先，但雅安并非唯诺遵循而毫无突破与创新。
换届前，雅安市委即颁布了专门文件指导换届选举工作，并决定采取“零起点”竞争的办法，即普通干部（包括村“三职”干部）也可以参加乡镇正职的竞争。这极大增强了选举的竞争性，据不完全统计，雅安下属175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以及乡镇长、副乡镇长职位总数约为1040，可报名参加这些职位竞争的人数却达到了2103人。竞争之激烈，在当时四川的基层民主选举改革中是少有的。
此外，雅安还是此次换届中，仅有的几个全部乡镇均实现公推公选的地方之一。
锻造政改的技术基础
由于魏宏的低调，其与政改的前两次交错均是如此匆忙。等到二者第三次走到一起时，事件才开始跌宕起伏。
2002年，魏宏返回四川省委组织部，就任组织部部长。但这次，他首先需要面对的却是一场“家丑”——达县事件：2003年，达县法院一位副院长刚上任18天，便因和同事嫖娼被查处；县委宣传部只有15名编制却设了7名部长；县委组织部连续两份文件就任用了300多名干部。
达县组织部如此“用人”，让魏宏感到“震动、震惊，也很痛心”。不久，达县组织部即被严厉查处，组织部长被免职。但这对魏宏来说并不满足，“对这件事的处理很容易，但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来研究总结这类案例。”在一次会议上，魏宏如此公开说道。因为在魏宏看来，组织部门就是社会的“第一颗纽扣”，如果第一颗纽扣扣不好、对不准，衣服就怎么穿也不会正。
自此，四川省委组织部开始发出通知，在全省组织系统开展作风整顿，构建开放的组织工作系统，其中42名干部因 “不适合从事组织人事工作”而遭清退。
同时，包括《四川省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两推一述”暂行办法》、《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等在内的一系列文件也逐步酝酿并陆续推出。这批总计46份的系统文件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形成了结构完整、脉络清晰的四川组工流程图。但在观察者看来，这些文件更重要的意义尚在于构建了四川政改的技术基础，从票决制即可见一斑。
2005年12月7日，四川省委八届六次全委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巴中市长李仲彬等5名市级主要负责人和省直部门负责人。这是四川第三批经省委全委会审议表决产生的市厅级“一把手”，标志着四川“省管班子正职人选集中提交省委全委会表决”真正走上了制度化轨道。
据相关报道，李仲彬在接受票决之前曾讲话表示，如果得不到大多数省委委员的认可，比如被票决掉了，他就“解甲归田”。结果，曾以铁腕力推新都政改、被认为是“有棱角有立场”的干部典型——李仲彬高票获得全委会通过。
过去，领导的“提名权”往往在一个看似集体通过的权力通道里顺畅运行，而被“提名”的干部犯了错却无人承担用人责任。四川省社科院相关专家告诉《决策》，“现在，省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都没有权力直接任命一个干部，在决定干部选用问题他们都只有一票。”因此，一大批“有棱角有立场”的干部在四川组工系统越来越开放的今日得到重用。
“正是这些本土化、系统化又不乏灵活性的文件，使得四川省委能够铁腕‘治吏’，同时为四川比如新都、雅安等地党政‘一把手’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大胆创新培育了土壤。”前述专家分析道，所以“也难怪外界会揣测四川是组织部门的政改‘试验田’。”
但更重要的是，开放性已成为四川组工系统工作的价值导向，并形成一种开放力量。
开放的力量
魏宏开放组织系统的建立，不仅为四川政改提供了技术基础与发展的土壤，也使组织系统开始走出神秘、秘而不宣的状态，进行着一系列的改革创新。
2004年10月，魏宏以四川省干部教育学会会长的身份，代表四川省干部教育学会，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校长罗伯特·布鲁宁克斯博士，在成都签署了“四川省中高级公务员顶岗培训项目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受训干部将在明尼苏达大学进行学习，并将通过学校的安排，到明尼苏达州政府下属的厅担任行政助理。“顶岗实习”这种全新的官员培训方式一时成为焦点，被各方热议。据媒体报道，中组部对此持肯定态度，并希望四川继续摸索与完善。
2006年，在中组部试点的基础上，四川省委组织部构建了“8 3”选官体系。
“看过那个牛奶的广告吗？呵呵，奶牛都要考智力，还要测视力、称体重。”四川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戴允康笑说，“经过8项关卡，这样一整套选下来的，不会是考试专业户，而是可信、可用的干部。”
“3”道程序检验中的“民主推荐”，与通常意义上的领导推荐或组织推荐也大不一样，四川自创的“两推一陈述”是目前国内组织系统惟一将民主推荐环节转化为党员群众选票的试点，这个程序的添补被专家们认为是“解决了选任制度中干部合法性来源的问题”。
此外，最后阶段的线型考察也十分具有创意。发放到党员群众手中的《民主测评卡》将笼统的干部素质细分为理论素养、创新能力等13项。每个候选干部所得到的数据被输入计算机，几分钟后，一张定量分析的《民主测评线性分析图》就出来了。“曲线图就相当于给人画像，能活灵活现的把细微的差异画出来，提交到常委会上，领导们也一目了然。”戴允康说起线性分析来异常兴奋。
而四川组织系统这些试点中，最近一次见诸媒体的则是关于“专职副书记”创新。
2007年初，当其他地方尚在探索书记、专职副书记与常委三者之间如何分工时，四川率先给出了答案——1月14日，四川省委下发《关于实行党委常委分工负责制有关问题的试行意见》，以文件的形式，对这种全新的党内领导体制做了一个大致的描述。
其行动如此之迅速，得益于“2006年5月初，魏部长亲自牵头负责制定了《四川省市州党委常委分工负责制试行办法》，并于当月中旬带队赶赴巴中，与地方党委领导班子谈话后，明确按照《试行办法》进行试点，并提出具体要求。”四川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道，“巴中试点很快就开展了起来，并在一个月内出台了一整套办法，比如《常委分工负责制运行规则（试行）》、常委会领导体制的‘五条原则’和决策运行的‘八项制度’。”
2007年5月，魏宏升任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尽管外界甚少将这一变化与四川政改联系起来，但不少熟悉四川政改的观察者却不约而同地表露了某种担忧，直到魏宏的分工明确，继续分管人事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