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天佑，广西临桂县人。他足智多谋、勇猛善战，有虎将之誉。曾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伍修权曾高度赞扬他“每战必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专打恶仗硬仗，多次在危急关头扭转战局，夺取战斗胜利”，“真是个钢筋铁骨，响当当的优秀干部，人民的好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天佑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军政干校校长，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１９５５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苦娃儿拿起枪杆子
　　
　　李天佑是临桂县六圹镇小江高陂寨人，１９１４年１月８日出生于贫苦农家。父亲叫李燕川，一家七口靠租种地主一亩多薄田和农闲编织草席，削扁担，挑到六圹、会仙圩上叫卖维持生计。
　　天佑七八岁时，父亲咬紧牙关送他读了两年私塾。后来，家里穷得实在无法供他读书，他只好辍学在家干农活。１９２５年桂北一带大旱，李天佑一家只好逃荒到百里以外的龙胜县金竹坳，以砍柴烧炭，挖野菜苦度灾荒。后来金竹坳灾民骤增，饥饿大大威胁李天佑全家，李燕川无奈被迫把天佑的弟弟天保，以一袋米的代价卖给一家富户。天佑痛苦极了，他恨自己年纪小，不能分担家里的重担，挣钱养家。之后，小天佑被送到桂林定桂门一家米粉店当学徒，每天除了帮泡米磨浆、榨粉、跑堂以外，大部分时间是挑水。
　　挑水是店里最苦最累的活，每天从漓江河里挑几十担水，把特大的水缸装满，如果临时缺水，又要赶快去挑，一天到晚不知要挑多少水，腰酸腿痛，肩膀红肿，几个月下来，天佑实在难以忍受这种繁重劳动。一天早上，天佑困饿交加，头晕目眩，勉强从漓江挑水回来，水桶撞到门坎上，“哗”的一声巨响，水桶摔成许多片，老板怒目狰狞地看着他，臭骂一顿，还要扣他的工钱赔桶。小天佑委屈极了，泪水一直往上涌。他愤愤地瞪了老板一眼，把扁担一扔，说：“我不干了。”转身进店收拾衣物，大步流星，头也不回离开了米粉店。
　　１４岁的李天佑离开米粉店后，只身一人在桂林街头流浪，他突然想起曾听见几个顾客在吃米粉时谈论，有部队来桂林招兵，心中不由一动，反正现在无法谋生，不如报名当兵吃皇粮去。李天佑报名当兵的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虎将李明瑞的队伍。在开赴武汉受训期间，他写了一张纸条托人捎回家，写道：“阿爸、阿妈，我当兵去了！请别难过。家穷难活命，扛枪打仗，也许能闯出点名堂，等着吧！只要佑崽活着回来，一定给阿爸、阿妈过上好日子。”
　　
　　小老虎连长战凶顽
　　
　　１９２９年夏，李天佑跟随李明瑞的部队到了南宁。一个偶然机会，因他打仗极为勇猛，受到连长赏识，被提为上等兵，送到广西南宁教导总队当了学兵。
　　广西教导总队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创办的，这里的各级负责人大多是共产党员，经常以革命道理引导学员，使大家认识到穷人应走哪条路、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怎样才能得到翻身、解放、平等、幸福。李天佑认真听课，刻苦操练，很快成为一名优秀战士。他发誓要拿起枪杠子改变劳苦大众的命运。穷人要翻身，必须学习俄国，坚决拥护和依靠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这样才有出路。在李扑等共产党人培养教育下，党组织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他被任命为教导营机枪连的排长，时年１５岁。后来，他跟随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参加了百色起义，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的诞生。由于他打仗勇猛，立下了许多战功，又被提升为军部特务连副连长。
　　榕江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基地，城内贮备很多军用物资，红七军领导决定攻占榕江。当时榕江守敌有两个团，凭借工事坚固，负隅顽抗。１６岁的李天佑奉李明瑞的指示，带特务连１２名战士组织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不顾一切地冲过敌人的火网，紧贴城墙根，靠近缺口，有的架竹梯，有的用竹钉一层层钉在墙缝里当阶梯向上攀登。李天佑身先士卒，一手紧握快机驳壳枪，腰上带着几颗手榴弹，一手抓竹梯往上攀登。敌人的一挺机枪向他密集扫射，他趁敌人换弹夹的瞬间，一个鲤鱼打挺跃上城垛，用快机驳壳打了一梭子弹将机枪手打死。李明瑞用望远镜看见，不禁高呼道：“好！小连长好！像只小老虎。”突然敌人又从另一个方向打来一阵机枪，他感到大腿麻木，裤脚渗出鲜血，他不顾伤痛，趴在城垛间，隐蔽在敌人尸体背后，一连摔出几颗手榴弹，将敌人的机枪炸哑。与此同时，其他战士趁势迅速攀登城头，痛击反扑的敌人，一场肉搏战，杀得敌人丢盔弃甲。城门被打开了，红军主力部队涌入城内。经过一小时激战，全歼城内守敌５００多人，俘虏６００多人，缴获山炮２门，步枪６００多支，子弹１０万多发，无线电台一部，骡马５００多匹，并筹得军饷银元数万元，不仅解决了红七军的供给问题，而且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从此李天佑有了“小老虎连长”的赞誉。
　　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就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李天佑率军部特务连参加了莲圹、良村、东固、方石岭等大小战斗。１９３２年１月，他随军到丰等地农村，参加了肃清民团、筹款筹粮，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等活动。
　　同年２月上旬，红七军奉命参加赣州战役，担负攻打东门的任务。赣州城高墙厚，工事坚固，易守难攻。红军指战员日夜奋战，将坑道挖到赣州的城墙脚下，用三副棺材装满炸药埋入墙根，于总攻击前点火引爆，城墙炸开了一个十来米的缺口，红军从缺口冲入城中，与敌人展开激战。不料敌人又调集大量援兵赶来，城内敌人也拼死抵抗。李天佑率领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冲在前面，在攀登第二道城墙时，他的右手和背部连中三弹，眼前一黑跌下城楼昏迷过去。当时，大家以为他牺牲了，可是抬出阵地后他竟奇迹般苏醒过来，立即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南征北战建奇功
　　
　　１９３２年５月，李天佑伤愈归队，担任红七军第５８团副团长。不久，他被调到瑞金中央红军学校干部队学习。经半年军政训练，李天佑于１９３３年１月结业归队，升任第５８团团长，接着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率领全团在黄陂、草台岗等战斗中有勇有谋，大量地歼灭敌人，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歼灭国民党军三个师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１９３３年９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连连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撤出根据地瑞金。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７日，红三军团发来命令：“五师１４、１５两团立即行动，赶赴灌阳新圩，阻击桂军，保证整个野战军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纵队抢渡湘江。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此时，李天佑升任红三军团五师师长。
　　新圩是广西灌阳县的一个乡，距灌阳县城１５公里，北距全州县古岭头９公里。古岭头是红军从湘桂边界走向湘江的重要枢纽。如果让敌人从灌阳到新圩占领古岭头，就切断了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向湘江前进的道路。
　　李天佑率１４、１５团和“红星”炮兵营前往新圩阻击灌阳之敌，掩护尚在文市的中央纵队和在永安关外的卫军团入关渡江。当年李天佑年仅２１岁，年纪虽轻，但已是有相当战斗经验的指挥员，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和政委钟赤兵、参谋长胡浚展开地图分析研究，部署阻击战。
　　据敌情报告，在灌阳的敌人是桂军１５军４４师和７军２４师及独立团，都是李宗仁、白崇禧的王牌军，共一万多人。而我军仅两个团约４０００人，敌人还有飞机、大炮掩护支援，装备也优于我方。李天佑认为：新圩阻击战，将是一场恶战。参谋长胡浚指着地图说：阻击战场以在新圩至排埠江约８公里处的公路两侧为好，这里山峰林立，利于据险扼守。“我同意。”李天佑道，“具体部署以１４团扼守右边山头，１５团扼守左边山头，炮兵营安排在１４团后面。各部立即跑步前进，抢得时间就是胜利！”
　　红军部队立即行动。当尖兵连沿公路快速前进，到达前沿阵地排埠江时，突然发现敌人尖兵已迎面而来。连长立即指挥队伍散开，用机枪扫射，１０多个敌人应声倒地。后面敌人卧倒并企图向狮子山攀登，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压倒红军。红军一个尖兵班迅速跃起，抢占一民宅突出的地势当作制高点，以机枪火力压制公路上的敌人，掩护后续红军抢占山头，进入阵地。
　　五师主力已突入阵地，李天佑立即指挥部队紧张构筑临时工事。敌人几次往山头上冲，都被击退。
　　１１月２８日上午，敌人的炮火突然向这两个山头猛烈轰击，敌机也向我阵地前轮番扫射、投弹，敌人一窝蜂似地向红军前沿扑来。红军战士扔出密集的手榴弹在敌群里爆炸，与此同时，我炮兵营的炮弹，以准确的目标，在敌群中爆炸，打得敌尸遍野，还遗留下大批的武器弹药。李天佑当即命令：“迅速收集敌人遗留下的武器弹药，加固工事，准备打退敌人第二次进攻！”并命令１４团、１５团准备增援前沿阵地。
　　２９日，蒋介石命令桂、湘两军，对我已过河的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河的部队进行堵击。桂军夏威率两个团向我五师阵地发起猛攻，战斗异常激烈，敌人只占领前沿几个山头，伤亡数百人。当时由于蒋桂矛盾日益加深，桂军既不愿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要防止中央军入桂，对红军采取“只能追击，不能阻击”的策略，因此对红军具有有利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眼看中央军即将从永安关进入广西境内，白崇禧在恭城急了，电话中责问夏威，命令道：“从明天开始，要加足火力，轮番冲锋，迂回侧后，务必打垮共军，迅速前进到文市古岭头一线。”夏威连声回答：“坚决执行命令！”
　　次日清晨，桂军疯狂地向红军二线阵地进攻，战斗越打越残酷。红军１４团政委负伤，接着又是１５团团长、政委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５００余人。这时，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参谋长胡浚深知：现在中央纵队距湘江还有３０公里，红军在湘桂边界的后续部队和后卫部队还有８个师。如果五师不能在新圩顶住桂军的进攻，不仅中央纵队不能安全渡江，而且在湘桂边界８个师还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政委钟赤兵说：“我们必须坚守新圩！”李天佑随即下达命令：“预备队在虎形包第三阻击线加固工事，准备抗敌，前沿阵地适当收缩，以利坚守，只是１５团那里情况比较紧张……”参谋长胡浚自告奋勇去１５团，并说：“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进入新圩！”
　　红１５团扼守在平头岭，１４团扼守在尖背岭，紧紧卡住灌阳县城至新圩的公路，这是敌我双方志在必争的第二道阻击线。经过２９日一昼夜的激战，前沿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打退了敌人的１０多次轮番猛烈的进攻，保住了阵地。敌人尸横遍野，红五师参谋长胡浚阵亡，１４团团长黄冕昌在阵前牺牲，全师４０００多人损失过半。
　　３０日，一师从文市赶来支援，立即进入左翼阵地，二师则收缩到右翼阵地，新圩仍在我军控制之下。在李天佑正确领导和五师１４、１５团全体战士经过三天两夜的浴血奋战，我军以劣势装备和兵力，战胜了绝对优势的敌人。
　　新圩阻击战任务的胜利完成，为红军中央纵队和湘桂边界的８个师安全渡过湘江提供了保障。
　　
　　平型关血战显神威
　　
　　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３日，李天佑接到八路军１１５师的通知，命令他率领６８６团到山西灵丘县城南平型关东侧乔沟一线。军前委指示：我们要在这里痛击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打一次伏击战。指令李天佑６８６团和杨得志６８５团，担任此次战役的主攻任务。
　　平型关位于山西北部古长城下，自古以来是晋、冀两省的重要隘口，关内关外群山峥嵘、沟谷深邃。关前有一条公路，蜿蜒其间，直通灵丘，地势十分险要，是敌板垣师团２１旅团侵占平型关必经之路。
　　担任主攻团任务的李天佑６８６团的指挥所设在坡坎下，前面是公路，两旁是山峦，在两翼已埋伏重兵；东侧是６８７团，西侧是６８５团。李天佑指挥的６８６团在中间，任务是：攻击发起后，两侧的部队截头断尾时，迅速拦腰打下去，分割消灭敌人。
　　９月２５日上午７时，日军板垣师团２１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队２０００多人，还有百余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２００多辆大车骡马炮队随后跟进，接着是骑兵，如入无人之境，大摇大摆地开进了山沟公路。大概是公路凸凹不平不好走，日军几十辆汽车在辛庄至老爷庙之间停留下来，而西进的敌军又继续向前拥，人马挤成一团，这正是开火的好时机。李天佑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师部报告，并建议乘机发起攻击，得到了师部批准。李天佑立即给部队下达了“攻击开始”的作战命令。两侧山岗顿时怒吼起来，暴风雨般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掀起了天崩地裂的冲击波，覆盖到日军头上，把拥塞在公路上的日军打得人仰马翻，纷纷藏到汽车底下，龟缩起来。
　　师指挥部在电话里指示李天佑说：“沉着点，敌人比较多，也比较强，战斗不会马上结束。”然后又说：“我们包围了敌人一个旅团，有４０００多人，块大，不好一口吃掉。你们一定要冲下公路，把敌人切成几段，用一个营抢占老爷庙，拿下这个制高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居高临下，把敌人消灭在沟里。”
　　这时，枪炮声更加激烈了。李天佑立即命令三营向老爷庙冲去。此时，６８６团一营已经占领了老爷庙左侧高地，正在与爬上老爷庙高地的日军交火。三营长立即带部队朝对面的老爷庙山头冲。刹时，巨大的冲杀声震撼了山谷。日军惊慌失措，四处乱窜，但他们很快清醒过来，组织火力拦阻我军。我军的火力压不住敌人的火力，冲上去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天佑命令侧翼连队加紧攻击，吸引敌人火力，支援三营冲锋。山沟里的三营战士奋不顾身与敌人拼杀肉搏。此时，二营长率两个连冲了过来，继续攻击老爷庙，敌人顶不住了，五连三排率先杀上山头，把红旗插上制高点，然后立即从两面居高临下打击敌人。
　　日军指挥官挥刀狂叫，指挥日军争夺老爷庙制高点。此刻，敌人的大炮和骑兵已失去作用，只有穿着皮鞋的步兵乱七八糟地往山上爬。而我军则沉着应战，等敌人爬得上气不接下气时，突然猛烈开火，打得日军连滚带爬退了回去。
　　这时，几百日军反复对老爷庙发起攻击，日飞机也贴近山头低空盘旋助威，但均遭失败后，企图向西突围，重新集结力量冲锋。６８５团坚守在古道两侧，像一把铁钳阻击敌人，打得日军龟缩到汽车底下。战斗一直打到下午１时，６８７团攻上来了。李天佑看到日军后尾开始乱了，便命令部队加强火力进行反击。日军抵挡不住我猛烈的炮火打击，纷纷逃窜，大部分被消灭在山沟里，少部分日军则通过国民党军阵地向外逃窜。
　　平型关战役大获全胜。共消灭日军１０００多人，击毁汽车１００多辆，缴获九二式野炮１门，炮弹２０００多发，机枪２０多挺，步枪１０００多支，掷弹筒２０多个，战马５３匹，日币３０多万元，其他军用品和食品无数，仅日军大衣就够一个师每人一件。平型关首战大捷，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天津活捉陈长捷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工商业和文化较为发达。根据毛泽东的战斗策略，我方曾致函国民党军守城司令陈长捷，希望他放下武器，战场起义。尽管我军提出的条件很宽厚，但是陈长捷拒绝投降。
　　陈长捷如此狂妄是有原因的。他曾受到蒋介石、傅作义多次嘉奖。为了报知遇之恩，他在受命天津防务时，除把多年经营的工事加以改造加固外，还建立了新地堡式防御体系，修筑了长达４２公里的环城碉堡工事，挖了一道１０米宽３米深２５公里长的护城河。护城河外有两道铁丝网，三道鹿砦，鹿砦外是几十米宽的地雷场。
　　我东野大军逼近天津时，陈长捷又命令部队清除外围防御阵地前１０００米以内的树木和房屋，然后在这片空旷地带埋下４万多颗地雷。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使护城河水上涨，水深达３米。陈长捷自认为天津的防御“固若金汤”，是所谓“大天津堡垒化”工事，“共军其奈我何”？
　　当时防守天津的有国民党２个军，１０个正规师，４个特种兵团以及地方部队，共１３万人。由于天津地形特殊，市内有高大的建筑物，加上陈长捷凭借自己苦心经营的防御工事体系固守顽抗，我军要攻下并非易事。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１日，我东野大军逼进城区。敌人的工事重重叠叠，被我军强大炮火如摧枯拉朽地摧垮，但护城河水深面宽是个障碍，我军难以进入天津城。
　　面对摆在面前的一块块难啃的硬骨头，东野一纵司令员李天佑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他研究各种情报，反复观看地图，作出种种作战布置，接着叫来主攻师长贺东生，向他下达命令：“总攻前你师一定要把护城河前面碉堡群敲掉扫清，这样强渡时才免得碍手碍脚！”贺东生爽朗地回答：“是！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敲掉它！”１月１４日清晨，我军对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炮兵部队集中炮火摧毁敌人前沿阵地上的工事，把城墙炸开了个缺口，接着工兵部队开始排雷，破铁丝网，爆破队、架桥队也突入了阵地。当我军炮火延伸之际，突击队发起了冲锋，所向披靡，胜利的消息一连串传到李天佑的指挥所：二师、四师、六师相继突破成功！左翼突破口红三连已将一面红旗插上天津城头！
　　敌人疯狂反扑，已登城的战士与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第二梯队钢八连迅速杀上去，突破口仍牢牢地控制在我军手中。右翼突破口担任突击任务的警卫连，几次架桥都被敌炮火打断，最后战士跳下河去，架起人桥，让突击队迅速通过。接着两个主攻师也相继突破成功。市内敌人出动坦克冲来，一时炮声震耳，杀声四起。面对敌人的坦克，我军用反坦克炮一阵猛击，敌坦克有的被击毁，有的逃了回去。
　　接着，３９军尖刀连攻到金汤桥，由东路突入的４５军先头部队也攻到了金汤桥。金汤桥胜利会师，把天津守敌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敌全线发生动摇。
　　１月１５日拂晓，我军对天津防御指挥中心守敌发起总攻，活捉了国民党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就在陈长捷被抓的同时，我３４０团活捉了敌天津警备副司令６６军军长刘云翰和６２军军长林伟铸。至此，天津宣布解放。
　　李天佑命令警卫员将陈长捷押来，想再见见他。十年前他曾和陈长捷在抗日战场上有过一面之交，那时陈长捷是个臭名昭著的“逃跑将军”。谁知打起内战来，他却那么猖狂，进攻陕北根据地，与解放军作战不遗余力。谁又想到，他会再度与李天佑相见，只不过角色变了。
　　陈长捷被押了上来，李天佑几乎认不出他，与十年前比，陈长捷发胖了。
　　李天佑看着陈长捷问道：“陈长捷，还认识我吗？”
　　陈长捷抬起头睁大疲惫不堪的眼睛望着李天佑，似乎还认识。但马上又低下头去，把帽檐拉下来遮住自己的面孔，再没说话。
　　经过２９小时的激烈战斗，１月１５日下午３时，天津全部解放。天津守敌１３万人全部被歼，其中我３８军生俘敌军２．４万多人，打死打伤敌军１７９１人。
　　
　　全歼悍匪立新功
　　
　　广西解放前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经营多年的老巢。蒋介石逃离大陆前，曾指令广西利用“山多、洞多、兵多、匪多、枪多”的特点，开展游击活动，并以此作为将来反攻大陆的根据地。
　　为此，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６日，白崇禧在桂林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总体战”，将发动“一甲、一兵、一枪”的运动。他指令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容山、大明山和大小瑶山开展所谓“广泛的游击战争”。
　　故而，解放初期的广西，匪患猖獗。面对这种严峻局势，中共广西省委对剿匪斗争十分重视，曾先后召开三次会议研究和部署剿匪工作。在每次会上，主持广西军事工作的李天佑都对如何搞好剿匪斗争做了重要发言。他提出：广西基本上还是处于军事斗争时期，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把剿匪反霸斗争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消灭了匪患和特务，才能转入和平建设。在剿匪斗争中，必须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狠狠打击土匪气焰；必须把剿匪与反霸相结合，充分发动群众，挖掉土匪赖以生存的基础；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重点进剿桂西北和桂西地区的匪特。紧接着，他就从大力组建地方武装入手，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将全省划分为南宁、百色、钦州、梧州、桂林、柳州、龙州、桂平八个军分区，每个军分区成立独立团，县设县大队，区成立区中队。强化军事政治训练，使其很快具有强大战斗力，在剿匪战斗中发挥战斗骨干作用。
　　紧接着，李天佑又挥戈直指大瑶山匪帮。
　　大瑶山是土匪的大本营。它位于广西中部偏东地区，南北长约２００公里，东西宽约１００公里，外围延伸到鹿寨等１０多个县。这一带山环水绕、地势险峻，进可攻，退可守，历来是兵家屯兵的好场所。
　　早在广西解放前夕，白崇禧就令戴笠特务队——交警总队一部分进驻大瑶山，后来又不断从香港派特务进来打着各种旗号拉队伍。他们把梧州、平乐、桂林等地区的重要匪首纠集在这里，加上瑶山本地的土匪，一时号称有８个军，１２个师、３个旅、２个纵队、１个行署指挥部，把矛头直指革命政权，进行颠覆活动。
　　李天佑对瑶山地区的复杂地形及匪情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之后，提出了一条消灭土匪的妙计：“围鸟驱丛，围鱼驱水。”利用瑶山四周的天然屏障，构成一道封锁线，不让土匪逃跑。然后，把瑶山外围土匪赶入山内，采取分散驻剿和搜剿双管齐下。
　　另一条妙计是封江封路，由三条江一条公路构成。以大瑶山为中心，从桂平到浔江为一线，从梧州到平乐的桂江为一线，从桂平到柳江为一线。公路从鹿寨到平乐为一线，长达１０００多公里，穿过１２个县境，形成梯形封锁区，把瑶山及外围地区包围在中间，形成大包围圈，布下天罗地网。
　　１９５０年秋，李天佑率领广西剿匪前线指挥部，奔向贵县、桂平、蒙山等地，组织１４个团的正规部队和十多个县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参加瑶山会剿。
　　千里封江封路给包围圈内的土匪敲响了丧钟，土匪曾组织了４０多次突围，没一次得逞，被我军在封锁线附近歼灭了五六千人。与此同时，我军到处张贴剿匪布告和标语，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反霸、反特和收枪行动，狠挖匪根，摧毁其社会基础。
　　１９５１年１月８日，李天佑命令部队向股匪发起总攻，部队冒雨奔袭，但只在几个村子歼灭土匪４００多名，多数部队扑空。李天佑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改变战略战术，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在他的指挥下，部队采取敌变我变，以驻剿发动群众，实行剿匪与反霸相结合；组织飞行队实行进剿跟踪追击，搜山搜洞，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同时，号召部队把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把宣传品贴遍村子和山洞，迫使敌人投降。２月２日，广西剿匪部队集中１３个营的兵力，进入大小瑶山，逐山、逐村、逐洞围追堵截，剿灭土匪。经广大军民５０天英勇顽强奋战，瑶山及其周围的土匪全部被歼，主要匪首无一漏网。杨创奇、余铸、甘竞生、林秀山等主要匪首被活捉，林秀山在公审后枪决，韩蒙轩被击毙，共歼灭土匪３．８万人，使大瑶山人民获得彻底解放。与此同时，还消灭了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重点地区的全部土匪。
　　李天佑领导广西军民剿匪斗争，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歼灭匪、特４６万余人（包括击毙、俘虏、自首），纵队级以上匪首１９０人，收缴各种武器４０多万件，按期完成了毛泽东指令肃清广西全省股匪的任务，受到毛泽东两次电令嘉奖。
　　１９６４年，李天佑患急性肾病，但他仍然坚持工作。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忧心忡忡。他不顾个人病情恶化，冒着风险，忍辱负重，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工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干部，抵制林彪一伙。
　　１９７０年９月２７日，身经百战、积劳成疾的李天佑在“文革”的动乱中，不幸在北京病逝，终年５６岁。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４日，陆海空三军指战员１０００多人为李天佑举行了追悼大会。聂荣臻主持追悼会，禁不住泪流满面。他说李天佑戎马一生，身经百战，一生为革命，曾七次负伤，两次生命垂危……聂荣臻太了解他了：在长征时期，红三军团彭德怀手下有两员虎将，一个是文武兼备的彭雪枫，一个就是英勇善战的李天佑。平型关大战时，时任１１５师副师长的聂老，更是亲眼目睹李天佑的智慧与勇猛。硝烟散去，曙光到来，没想到李天佑会这么早离开人间，怎能不痛惜！
　　一代名将李天佑的丰功伟绩，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和缅怀，并将永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