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一个人要想担负一定的责任，干出一番事业，需要面对许多的考验。在诸多的考验中，苦、劳、饿、乏四味是必不可少的。经验告诉人们，只有处于贫穷、艰苦的境地，才能够遍尝苦、劳、饿、乏的滋味，故而此“四味”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那么，如何才能够经受住这些考验呢？虽然孟老先生没有明言，但从字里行间总能发现或感悟到某些暗示，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忍”字。
　　“忍得住穷”，是人生的真谛，也是所有廉官的共同特征。自古以来，不论是宋代的范仲淹，明代的海瑞、于谦，还是清代的于成龙，无不以“忍穷”而著称。尤其是范仲淹，更是以“能忍穷”作为自己为官做人的经验之谈，他曾谆谆告诫于子弟：“老夫平生屡经风波，唯能忍穷，故得免祸。”
　　范仲淹的“忍穷”，是有相当功夫的。他曾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这么大的官却一直安于清贫。平日里，只要没有宾客登门，饭桌上就不会有第二样荤菜。他在仕途中遭贬、调任次数不少，调转时，竟有拿不出赴任的路费的窘迫情况。他安贫乐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入殓时竟然连一件新衣也找不出来。
　　清贫不但帮助范仲淹免除了灾祸，还涤荡了他的思想，陶冶了他的情操。因为他长期处于穷苦的生活环境之中，因而思想感情很容易与劳苦大众贴近，感知他们的艰辛，体味他们的苦楚，从而为民众着想，并进而为民众排忧解难。可以说，他那著名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养成，与他忍得住穷、耐得住苦，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忍不得穷又会怎样呢？贪官忍不得穷、受不得苦，因为贪财而丧命者，如秦代的李斯，宋代的蔡京，明代的严嵩、魏忠贤，清代的和珅，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以李斯比较典型。
　　出身于贫民家庭的李斯，年轻時在楚国当小吏时，就不安于身份低下、生活贫苦的日子，发誓要做“仓鼠”，不做“厕鼠”（他认为粮仓中的老鼠能够尽情享用粮食，食而无忧，而厕所里的老鼠只能偷吃粪便，龌龊低下）。为了做“仓鼠”，他拜荀子为师求学，学成后赴秦，很快就受到了秦王的重用，被提拔为九卿之一的廷尉。后来，他的同学韩非入秦。李斯自知韩非的学识、才能都在自己之上，生怕被韩非取而代之。为了保住上等人的生活，他竟然用卑劣的手段将曾写出过《五蠹》《主道》《问辩》等著作的韩非诬陷定罪，并将其毒死。李斯搬掉了自己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做“仓鼠”的理想是实现了，可在历史上却留下了嫉贤妒能、为做“仓鼠”而诬陷毒死同学的恶名。
　　唐代文学家王勃有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就是说，处境越窘迫，意志应当越坚定。从这个意义上讲，穷，是磨炼意志、砥砺品质的“磨刀石”；相反，忍不住穷，不愿与穷为伍，总想着去追求豪华、奢靡的生活方式，顶多也就是像李斯那样以做“仓鼠”为人生理想，穿金戴银、胡吃海喝，撑死拉倒。也难怪，吃穿住用玩，应有尽有，便容易丧失向上的志向和动力，养成思想上的懒惰。如此一来，还奢谈什么事业、理想？
　　或许有人会说，是人都想过富日子，没人愿意长期受穷。作为百姓，弃穷奔富，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官员就不同了。官员握有公权力，且有为民排忧解难的使命在身，就不能只顾个人享福，而只能忍穷。这一点，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已经说得很清楚：“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既然如此，官员便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守住清贫，当好公仆；要么弃官不做，去发大财，从此不需再“忍穷受苦”。何去何从，快拿主意，只是别再想着既要当官又要发财——甘蔗岂能两头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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