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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融资难年年都在提，但年年都不痛不痒地点一下，这主要是制度性问题，体制问题上没有得到突破。与其解决不了，不如做点能做的事情。涉及民间融资政策放宽的问题，似乎没有到火烧到眉毛的时候，不足以引起高层的重视。但其实现在融资难的问题已非常严峻了，未来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中小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已不容置疑。但是，中小企业现在所要面对的，却是史上罕见的困境：高通胀下的融资难。
9月22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工信部公布了刚刚出台的《中小企业十二五成长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工信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表示，“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级专项规划。”
“我们正在研究，很快就会出台落实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36条’（《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细则。”温家宝总理10月22日在广东考察时说。这引发了外界对“新36条”如何落实的高度关注。
政策冲突
“目前只能‘望梅止渴’，一些扶持政策仍然停留于口号。”对于工信部刚刚出台的《规划》，河南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建峰向记者表示，对于当前中小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融资难。但对于如何应对融资难，《规划》并无较多举措及对策。
对于该项政策，有业内人士这样解读，在创业门槛中，《规划》在第二章提出的主导思想中，突出体现了大力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鼓励、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进一步优化结构和产业转型成长，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推动中小企业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
“《规划》只是一个大纲性质的文件，具体如何操作，是否会和各地的发展情况及相关配套政策相冲突，还需要进一步去验证。比如中小企业的公司注册的‘住改商’问题，企业发展的情势变更问题等。”河南发改委研究院院长郑泰森说。
事实上，政策冲突只是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规划》中还有诸多其他政策与当前各行业部门、地方法规存在冲突。在当前通胀预期并未见底的形势下，融资难面临着更大的困境。规划中提出“扩大贷款规模和比重”，但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及银监会推出的系列举措，整体导致银根紧缩，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小企业。
河南省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主任林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还是在于金融系统的体制性障碍。四大国有银行只对国有企业负责，多年的政企分开、国企改制呼吁，出来一个国资委做“婆婆”，这里当然就不会有民营企业什么事了，何况是中小企业？所以说，即便是中小企业从银行融到资，但在其授信度低的情况下，一旦出现银根紧缩，银行首先要回收的资金就是给中小企业的信贷。
“中小企业融资难年年都在提，但年年都不痛不痒地点一下，这主要是制度性问题，体制问题上没有得到突破。与其解决不了，不如做点能做的事情。涉及民间融资政策放宽的问题，似乎没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不足以引起高层的重视。但其实现在融资难的问题已非常严峻了，未来还可能进一步恶化。”林彬说。
林彬表示，现有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存在所有制和规模的不对称，金融滞后于经济发展。解决此矛盾须深化金融市场，如实行利率市场化，放开市场准入，扶持中小金融机构，将“体外循环”的民间资金纳入正规军行列才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扭曲的路径
当人力、原材料价格纷纷上涨时，以成本和价格优势取胜的中小民营企业本就举步维艰。而货币政策的紧箍咒造成的融资难，又成为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中小企业主表示，他曾发起行业内的小企业以“联保”形式向银行申请过一笔贷款，随着银根越来越紧，“联保”的方式也不奏效了。
而且，从银行获得贷款不仅利率相对高，贷款以外的各种附加成本也压得企业喘不过气。一位企业主举了个例子，为从银行获得1200万元的贷款，他不得不满足银行如下条件：月息1分多、开办2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购买400万元的保险。
“如果求助于民间借贷，温州老板跑路的噩梦好像天天都在如影随形。”宋建峰说。
“特别是通胀太厉害，原材料、用工成本都在涨，我首先要保住我的员工，做实业有人才有一切，但是通过民间高利贷，真的是饮鸩止渴，但如果不这样做，有的中小企业就会彻底地消失，与其灭亡，反倒不如铤而走险。”
像宋建峰所说的情况并不是“虚张声势”。多数中小企业都存在资金短缺现象，只是程度不同。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谢泓在9月15日出版的《岭南商道》上发文——《还是要讲讲企业融资难》，文中说：如今民间融资的利率30%仅仅是起点，银行支持浮动利率，贷款还有很多附加条件，成本不菲，而担保、小额贷、典当行也将利率推得更高。
有银行人士也坦承，中小企业拖欠贷款或者干脆不还贷款的意愿正在上升，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似乎正在冒头。“小企业贷款风险是与民间借贷成本正向相关的，我们注意到，民间借贷成本逐步抬头，甚至高过2008年，这是个信号，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很高了。”一位银行的负责人表示，目前民间借贷成本已经超过大多数小企业所能承受的范围，如果银行贷款到期，小企业宁愿不还银行贷款，也不愿借高成本的民间资金来周转。
更危险的信号是，有很多企业存在为其它企业进行担保融资的情况。一旦信贷危机失控，将在相互担保的企业间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引发大量银行坏账和大面积失业。
也有多位放贷者证实，他们借出的资金中一半为自有资金，另一半是从银行贷出来的，通常是“我们将房产向银行抵押出去，用2分的月息借钱出来，再用四五分的利率放出去给小企业主们，赚取中间利差”，再或者“以1.5分或2分的月息从一批老板那里借资金和承兑汇票，再暗中以3分至3.5分的高利放出去”，这实际上加重了企业的融资负担。
郑泰森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推进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等。另外，还要进行诸多尝试，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探索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做大做强股权运营中心，探索组建金融资产交易所，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拓展服务功能。
建立“说话机构”
温家宝总理表示将很快出台关于新36条的细则，而在细则出台之前召开了一个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关于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工作会议的会议。据说这次会议亮点有两个：一是出台扶持和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二是成立全国性的专司中小企业管理的正部级机构。
谈及关于成立全国性的专司中小企业管理的正部级机构的初衷，有业内人士表示，两年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制造了通胀的同时，流入中小企业的信贷不到20%，在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中，中小企业得到的授信额度不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零头；就产业振兴而言，“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基本就是一个“大企业”规划；中央为此投放的200亿元技改项目，绝大多数仍然流向了大企业。这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3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增长全球独秀，而中小企业却重新陷入了困境。
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张立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出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小企业在国家经济政策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以及获得的政策资源，与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严重不匹配，而且即使偶尔有政策扶持，也只是一些安慰性的政策。以过去两年为例，中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在这个以“4万亿”而闻名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中，无论是破天荒的宽松货币政策，还是具有真金白银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及未来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重要拉动引擎的战略性产业规划，都跟中小企业并无太大的关系。
但是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心。如果成立专门负责中小企业发展的正部级机构，等于给了中小企业一个婆婆，而中国很多部委的行为模式显示，这样的机构可能不仅无法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反而会成为靠中小企业养活和寻租的一个机构。
张立功则认为，“有的吃总比饿着强”。一个机构的成立只是组织结构层次上的变化，属于“硬件”。一个机构的成立作用的评价，更重要的还是要看“软件”，即这个机构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在目前公共政策的利益博弈非常惨烈，很多公共政策资源的利益归属已经固化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真正为中小企业“发声”的机构，中小企业要想获得真金白银的扶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假定，成立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之后，这些机构本身在扶持中小企业的过程中有寻租和敲诈中小企业的情况，但相比较之前根本没有任何政策，起码算一种‘帕累托改进’。打个比方，以前政策资源的蛋糕，根本没有中小企业的份，在成立专门机构之后，为中小企业争得了20%的份额，而这个机构可能会把5%用于寻租，但起码相对以前争得了一定的资源。”张立功说。
由此看来，让中小企业重新振作起来，一场政策与市场的博弈已不可避免。
中小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已不容置疑。但是，中小企业现在所要面对的，却是史上罕见的困境：高通胀下的融资难。
9月22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工信部公布了刚刚出台的《中小企业十二五成长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工信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表示，“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级专项规划。”
“我们正在研究，很快就会出台落实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36条’（《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细则。”温家宝总理10月22日在广东考察时说。这引发了外界对“新36条”如何落实的高度关注。
政策冲突
“目前只能‘望梅止渴’，一些扶持政策仍然停留于口号。”对于工信部刚刚出台的《规划》，河南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建峰向记者表示，对于当前中小企业来说，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融资难。但对于如何应对融资难，《规划》并无较多举措及对策。
对于该项政策，有业内人士这样解读，在创业门槛中，《规划》在第二章提出的主导思想中，突出体现了大力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鼓励、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进一步优化结构和产业转型成长，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管理水平，推动中小企业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
“《规划》只是一个大纲性质的文件，具体如何操作，是否会和各地的发展情况及相关配套政策相冲突，还需要进一步去验证。比如中小企业的公司注册的‘住改商’问题，企业发展的情势变更问题等。”河南发改委研究院院长郑泰森说。
事实上，政策冲突只是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规划》中还有诸多其他政策与当前各行业部门、地方法规存在冲突。在当前通胀预期并未见底的形势下，融资难面临着更大的困境。规划中提出“扩大贷款规模和比重”，但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及银监会推出的系列举措，整体导致银根紧缩，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小企业。
河南省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主任林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还是在于金融系统的体制性障碍。四大国有银行只对国有企业负责，多年的政企分开、国企改制呼吁，出来一个国资委做“婆婆”，这里当然就不会有民营企业什么事了，何况是中小企业？所以说，即便是中小企业从银行融到资，但在其授信度低的情况下，一旦出现银根紧缩，银行首先要回收的资金就是给中小企业的信贷。
“中小企业融资难年年都在提，但年年都不痛不痒地点一下，这主要是制度性问题，体制问题上没有得到突破。与其解决不了，不如做点能做的事情。涉及民间融资政策放宽的问题，似乎没有到火烧眉毛的时候，不足以引起高层的重视。但其实现在融资难的问题已非常严峻了，未来还可能进一步恶化。”林彬说。
林彬表示，现有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存在所有制和规模的不对称，金融滞后于经济发展。解决此矛盾须深化金融市场，如实行利率市场化，放开市场准入，扶持中小金融机构，将“体外循环”的民间资金纳入正规军行列才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扭曲的路径
当人力、原材料价格纷纷上涨时，以成本和价格优势取胜的中小民营企业本就举步维艰。而货币政策的紧箍咒造成的融资难，又成为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中小企业主表示，他曾发起行业内的小企业以“联保”形式向银行申请过一笔贷款，随着银根越来越紧，“联保”的方式也不奏效了。
而且，从银行获得贷款不仅利率相对高，贷款以外的各种附加成本也压得企业喘不过气。一位企业主举了个例子，为从银行获得1200万元的贷款，他不得不满足银行如下条件：月息1分多、开办20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购买400万元的保险。
“如果求助于民间借贷，温州老板跑路的噩梦好像天天都在如影随形。”宋建峰说。
“特别是通胀太厉害，原材料、用工成本都在涨，我首先要保住我的员工，做实业有人才有一切，但是通过民间高利贷，真的是饮鸩止渴，但如果不这样做，有的中小企业就会彻底地消失，与其灭亡，反倒不如铤而走险。”
像宋建峰所说的情况并不是“虚张声势”。多数中小企业都存在资金短缺现象，只是程度不同。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秘书长谢泓在9月15日出版的《岭南商道》上发文——《还是要讲讲企业融资难》，文中说：如今民间融资的利率30%仅仅是起点，银行支持浮动利率，贷款还有很多附加条件，成本不菲，而担保、小额贷、典当行也将利率推得更高。
有银行人士也坦承，中小企业拖欠贷款或者干脆不还贷款的意愿正在上升，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似乎正在冒头。“小企业贷款风险是与民间借贷成本正向相关的，我们注意到，民间借贷成本逐步抬头，甚至高过2008年，这是个信号，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很高了。”一位银行的负责人表示，目前民间借贷成本已经超过大多数小企业所能承受的范围，如果银行贷款到期，小企业宁愿不还银行贷款，也不愿借高成本的民间资金来周转。
更危险的信号是，有很多企业存在为其它企业进行担保融资的情况。一旦信贷危机失控，将在相互担保的企业间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引发大量银行坏账和大面积失业。
也有多位放贷者证实，他们借出的资金中一半为自有资金，另一半是从银行贷出来的，通常是“我们将房产向银行抵押出去，用2分的月息借钱出来，再用四五分的利率放出去给小企业主们，赚取中间利差”，再或者“以1.5分或2分的月息从一批老板那里借资金和承兑汇票，再暗中以3分至3.5分的高利放出去”，这实际上加重了企业的融资负担。
郑泰森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推进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等。另外，还要进行诸多尝试，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探索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做大做强股权运营中心，探索组建金融资产交易所，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拓展服务功能。
建立“说话机构”
温家宝总理表示将很快出台关于新36条的细则，而在细则出台之前召开了一个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关于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工作会议的会议。据说这次会议亮点有两个：一是出台扶持和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二是成立全国性的专司中小企业管理的正部级机构。
谈及关于成立全国性的专司中小企业管理的正部级机构的初衷，有业内人士表示，两年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制造了通胀的同时，流入中小企业的信贷不到20%，在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中，中小企业得到的授信额度不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零头；就产业振兴而言，“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基本就是一个“大企业”规划；中央为此投放的200亿元技改项目，绝大多数仍然流向了大企业。这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3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增长全球独秀，而中小企业却重新陷入了困境。
河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张立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出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中小企业在国家经济政策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以及获得的政策资源，与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严重不匹配，而且即使偶尔有政策扶持，也只是一些安慰性的政策。以过去两年为例，中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在这个以“4万亿”而闻名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中，无论是破天荒的宽松货币政策，还是具有真金白银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及未来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重要拉动引擎的战略性产业规划，都跟中小企业并无太大的关系。
但是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心。如果成立专门负责中小企业发展的正部级机构，等于给了中小企业一个婆婆，而中国很多部委的行为模式显示，这样的机构可能不仅无法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反而会成为靠中小企业养活和寻租的一个机构。
张立功则认为，“有的吃总比饿着强”。一个机构的成立只是组织结构层次上的变化，属于“硬件”。一个机构的成立作用的评价，更重要的还是要看“软件”，即这个机构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在目前公共政策的利益博弈非常惨烈，很多公共政策资源的利益归属已经固化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真正为中小企业“发声”的机构，中小企业要想获得真金白银的扶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假定，成立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之后，这些机构本身在扶持中小企业的过程中有寻租和敲诈中小企业的情况，但相比较之前根本没有任何政策，起码算一种‘帕累托改进’。打个比方，以前政策资源的蛋糕，根本没有中小企业的份，在成立专门机构之后，为中小企业争得了20%的份额，而这个机构可能会把5%用于寻租，但起码相对以前争得了一定的资源。”张立功说。
由此看来，让中小企业重新振作起来，一场政策与市场的博弈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