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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雨初霁，阳光明媚。清明前夕，笔者再次去采访谢红军，恰好遇到他刚从墓地回来。
“去年冬天下了雪，年前又刮大风，竹子倒了好多，将墓地都盖住了。趁着天气好，我将倒了的竹子砍掉清理干净，墓地就开阔了。”谢红军甩着一双光光的手臂，憨憨地笑着说。
离谢红军家不远处的茂林修竹中，静静躺着一座坟墓。墓前铺着水泥石砌台阶，旁边一个碑上刻着“无名红军烈士墓”。每年的清明节以及平常空闲时，谢红军都会去坟前扫墓、清除杂草。
这座无名红军墓，谢红军一家三代人一守就是84年。
爷爷收留病重红军
谢红军，东安县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红军村三组村民。他所在的村子原来叫大坳村，为了纪念红军长征经过这里，后来改为红军村。
清末时，谢红军祖上从外地迁入此地定居。村子座落在一块狭小的坪地上。说是坪地，其实不过是两山对峙的一块稍开阔一点的山谷。一条山溪从村子正中央穿过，山涧一侧，顺着山坡开垦出几亩田地，长满了杂草。另一侧向阳坡上，呈梯形分布着数座高矮不一的老木房子。
这里几乎与世隔绝，祖祖辈辈靠山吃山，开荒种地，采野菜，在深山老林里艰难地生存着。
最繁盛的时候，村子有二十来户人家，近一百口人。而现在，随着村民不断外徙，村里只剩下谢红军一个人留守着。
谢红军是无名红军墓的第三代守墓人。为了爷爷谢忠芝许下的诺言，他仍守候在这片山林里。
关于爷爷的诺言，谢红军是从父亲谢臣明生前的转述中，才得知始末。
在谢臣明的回忆中，1934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午后，村子外边唯一一条通向山外的小路上，走进来一群军人模样的陌生人，其中还有一些伤员。这些人脚穿草鞋，身上穿一身灰色土布军装，头戴五角星灰军帽，肩上还扛一把长筒子枪。谢臣明当年刚好10岁，那天午后正跟随父亲在村口刨地。
谢忠芝最开始并不知道这群陌生人的身份，但出于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良知，他收留了这些红军。他白天采药、打猎，晚上照看伤病员，听红军战士讲革命故事。
“其中一名红军因伤病无法前行，便留在爷爷家中养病。”这队红军在谢忠芝家休整一天后，为了追赶大部队，只好将一名病情最重的伤员托付给谢忠芝。而那名留在谢忠芝家的红军战士，五天后去世了。短暂的五天里，由于伤情严重，这名红军始终未能透露自己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来自哪里。
“爷爷觉得是自己没有照顾好他，一直心怀愧疚。”谢红军说，爷爷谢忠芝将这位红军埋葬在家对面的山头，每年清明节都会给这位红军战士扫墓，并交代谢臣明，要他和后代一定坚持守墓。
父亲唯一的遗嘱
去往墓地的道路被一些小树枝和杂草覆盖着，这里常年只有谢红军一人走动。
墓地被一圈石头包围，坟头上面还插着些已经褪色的坟条，旁边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无名红军烈士墓”，落款：东安县人民政府立，二○一五年四月五日。
这块石碑是县政府重修墓地时立的。谢红军回忆，“小时候，父亲带我守墓，那时这座墓地，没有石碑，父亲在小河里捡了一块石头，大概四十厘米宽，五十厘米高，然后把石头立在这里。”
谢忠芝离世后，谢臣明延续着父亲的承诺。为了缅怀先烈，谢臣明将自己第一个男孩起名红军，小儿子取名满军。
四五岁时，谢红军便开始随着父亲上山为无名红军墓扫墓。他回忆道，每年清明节前后两三天，父亲都会带着酒、肉，还有纸钱去扫墓，除去坟头上的杂草。在墓地前，父亲偶尔也会给他讲起当年爷爷与红军的事情。
谢臣明告诉儿子，自从红军经过家门后，在心中便产生了参军的想法。
1934年，在红军队伍离开时，爷爷让谢臣明参军，随着红军队伍一起出发。几天后，因为年龄小，体力跟不上队伍行军的步伐，红军战士给谢臣明凑了一些粮食，让他自行按原路返回家中。1994年底，小儿子谢满军在河南武警消防部队当兵满了三年。“我去当兵，也是为了弥补当年父亲未能参军的愿望。”谢满军说。
谢红军29岁那年，谢臣明去世了。谢臣明去世前留下的唯一遗言，就是要子女一定为无名红军烈士墓守墓。
“父亲为红军守了一辈子墓，不能在我这儿断掉。”从小深受父亲影响的谢红军坚定地说。
一个人孤独的坚守
谢臣明去世后，带着父亲的遗言，爷爷许下的承诺，谢红军和母亲留在了村子里。那时，他的弟妹们陆续长大成人，弟弟们成家后，搬到山外居住，妹妹们也相继出嫁，替无名战士扫墓、守坟的任务就落到谢红军身上。
出生于1962年的谢红军，至今仍住在父亲留下的木板房里。房子深7米，长10米。房子外面，挂着两盏灯笼，贴着对联，窗户是用塑料薄膜糊的;房间的地面凹凸不平，房间里很暗，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唯一的一台液晶电视，是弟弟送的。在他的房间里，仍然珍藏着一把梭镖，一个水壶。
初中毕业后的谢红军，就一直待在家里种田。17岁那年，为了补贴家用，谢红军外出务工时一次意外事故，让他失去了双手。初见谢红军，是去年夏天的一次采访中。50多岁的他中等个头，衣着朴素，头发花白，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那双被炸掉手掌的手臂，起满了老茧，像是两根钝头钝脑的“木槌”。
当时恰巧谢红军砍完红军墓边的杂树回来，我们望着双手残疾的谢红军，满心疑惑地问：“你怎么使用柴刀砍树的？”
谢红军从屋里拿出柴刀来示范给我们看。只见他将柴刀把放在腿上，又拿来一根绳子，先将刀柄绑好，再将右手臂与刀柄并拢，用嘴巴咬住绳子的一头，“左手槌”将绳子的另一头绕圈，穿结压住，头一抬，用嘴巴将绳子接紧，一边示范还一边说：“这个活（指把刀绑手上）熟能生巧，绑紧了绳子箍得手疼，绑松了砍东西一用力，刀就会掉，一不小心就会伤到人，重新绑又浪费时间。”
谢红军属于东安县脱贫对象，他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山里毛竹经营分配、残误费和政府的兜底保障。谢红军很勤劳，在房子后面种了豆角、南瓜等蔬菜，养了鸭、鸡，还有一条狗，生活基本上能自给自足。
双手残疾的谢红军至今没有结婚。1991年到1992年期间，他从邻县医院收养了两个被遗弃的女童。“现在，她们都在外地务工，每年春节回家一次，也很孝顺，会给我买一些衣服，给我生活费。”说起两名养女，谢红军满脸的幸福，“我登上中国好人榜，被评上诚实守信好人，是大女儿谢美珍得知消息后打电话告诉我的。她在电话里说，湖南今年1月份共有5个人上榜中国好人，我是其中一个。”
谢红军最开始收养女童是希望将来某天女儿能从他手中接过守墓的传承。但随着两个女儿长大，谢红军逐渐打消了這个想法，他不希望女儿像他一样，孤零零地守着这片深山老林。守墓后继无人，逐渐成为了他的心病。
弟弟谢满军认为哥哥没必要过分担忧，“哥哥在大山里为红军战士守墓，其实就是一代人的传承。我们其他姊妹虽然不在山里，但每年清明都会回来给父母和红军扫墓。”谢红军的两名女儿也表示，三代人为无名红军守墓的事让她们很自豪，姐妹俩也曾商量过，如果父亲身体不行了，她俩也会想办法把祖上三代人的遗愿延续下去，继续为红军守墓。
让谢红军欣慰的是，近年来由于媒体不断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座无名烈士墓。“现在有些游客会来这里上坟祭拜。今年，永州就有一支部队来这里祭拜过，离开时他们还跟我聊了天。”
无论将来如何变化，谢红军觉得自己一辈子就属于这里。
一个人，一座屋，一条狗，一群鸡，就这样过着清苦单调的生活。当然，还有四周连绵起伏、郁郁苍苍的群山与他作伴。
“这是父亲的遗言，只要我还在，我就会坚持守下去。”谢红军说。
“去年冬天下了雪，年前又刮大风，竹子倒了好多，将墓地都盖住了。趁着天气好，我将倒了的竹子砍掉清理干净，墓地就开阔了。”谢红军甩着一双光光的手臂，憨憨地笑着说。
离谢红军家不远处的茂林修竹中，静静躺着一座坟墓。墓前铺着水泥石砌台阶，旁边一个碑上刻着“无名红军烈士墓”。每年的清明节以及平常空闲时，谢红军都会去坟前扫墓、清除杂草。
这座无名红军墓，谢红军一家三代人一守就是84年。
爷爷收留病重红军
谢红军，东安县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红军村三组村民。他所在的村子原来叫大坳村，为了纪念红军长征经过这里，后来改为红军村。
清末时，谢红军祖上从外地迁入此地定居。村子座落在一块狭小的坪地上。说是坪地，其实不过是两山对峙的一块稍开阔一点的山谷。一条山溪从村子正中央穿过，山涧一侧，顺着山坡开垦出几亩田地，长满了杂草。另一侧向阳坡上，呈梯形分布着数座高矮不一的老木房子。
这里几乎与世隔绝，祖祖辈辈靠山吃山，开荒种地，采野菜，在深山老林里艰难地生存着。
最繁盛的时候，村子有二十来户人家，近一百口人。而现在，随着村民不断外徙，村里只剩下谢红军一个人留守着。
谢红军是无名红军墓的第三代守墓人。为了爷爷谢忠芝许下的诺言，他仍守候在这片山林里。
关于爷爷的诺言，谢红军是从父亲谢臣明生前的转述中，才得知始末。
在谢臣明的回忆中，1934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午后，村子外边唯一一条通向山外的小路上，走进来一群军人模样的陌生人，其中还有一些伤员。这些人脚穿草鞋，身上穿一身灰色土布军装，头戴五角星灰军帽，肩上还扛一把长筒子枪。谢臣明当年刚好10岁，那天午后正跟随父亲在村口刨地。
谢忠芝最开始并不知道这群陌生人的身份，但出于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良知，他收留了这些红军。他白天采药、打猎，晚上照看伤病员，听红军战士讲革命故事。
“其中一名红军因伤病无法前行，便留在爷爷家中养病。”这队红军在谢忠芝家休整一天后，为了追赶大部队，只好将一名病情最重的伤员托付给谢忠芝。而那名留在谢忠芝家的红军战士，五天后去世了。短暂的五天里，由于伤情严重，这名红军始终未能透露自己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来自哪里。
“爷爷觉得是自己没有照顾好他，一直心怀愧疚。”谢红军说，爷爷谢忠芝将这位红军埋葬在家对面的山头，每年清明节都会给这位红军战士扫墓，并交代谢臣明，要他和后代一定坚持守墓。
父亲唯一的遗嘱
去往墓地的道路被一些小树枝和杂草覆盖着，这里常年只有谢红军一人走动。
墓地被一圈石头包围，坟头上面还插着些已经褪色的坟条，旁边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无名红军烈士墓”，落款：东安县人民政府立，二○一五年四月五日。
这块石碑是县政府重修墓地时立的。谢红军回忆，“小时候，父亲带我守墓，那时这座墓地，没有石碑，父亲在小河里捡了一块石头，大概四十厘米宽，五十厘米高，然后把石头立在这里。”
谢忠芝离世后，谢臣明延续着父亲的承诺。为了缅怀先烈，谢臣明将自己第一个男孩起名红军，小儿子取名满军。
四五岁时，谢红军便开始随着父亲上山为无名红军墓扫墓。他回忆道，每年清明节前后两三天，父亲都会带着酒、肉，还有纸钱去扫墓，除去坟头上的杂草。在墓地前，父亲偶尔也会给他讲起当年爷爷与红军的事情。
谢臣明告诉儿子，自从红军经过家门后，在心中便产生了参军的想法。
1934年，在红军队伍离开时，爷爷让谢臣明参军，随着红军队伍一起出发。几天后，因为年龄小，体力跟不上队伍行军的步伐，红军战士给谢臣明凑了一些粮食，让他自行按原路返回家中。1994年底，小儿子谢满军在河南武警消防部队当兵满了三年。“我去当兵，也是为了弥补当年父亲未能参军的愿望。”谢满军说。
谢红军29岁那年，谢臣明去世了。谢臣明去世前留下的唯一遗言，就是要子女一定为无名红军烈士墓守墓。
“父亲为红军守了一辈子墓，不能在我这儿断掉。”从小深受父亲影响的谢红军坚定地说。
一个人孤独的坚守
谢臣明去世后，带着父亲的遗言，爷爷许下的承诺，谢红军和母亲留在了村子里。那时，他的弟妹们陆续长大成人，弟弟们成家后，搬到山外居住，妹妹们也相继出嫁，替无名战士扫墓、守坟的任务就落到谢红军身上。
出生于1962年的谢红军，至今仍住在父亲留下的木板房里。房子深7米，长10米。房子外面，挂着两盏灯笼，贴着对联，窗户是用塑料薄膜糊的;房间的地面凹凸不平，房间里很暗，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唯一的一台液晶电视，是弟弟送的。在他的房间里，仍然珍藏着一把梭镖，一个水壶。
初中毕业后的谢红军，就一直待在家里种田。17岁那年，为了补贴家用，谢红军外出务工时一次意外事故，让他失去了双手。初见谢红军，是去年夏天的一次采访中。50多岁的他中等个头，衣着朴素，头发花白，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那双被炸掉手掌的手臂，起满了老茧，像是两根钝头钝脑的“木槌”。
当时恰巧谢红军砍完红军墓边的杂树回来，我们望着双手残疾的谢红军，满心疑惑地问：“你怎么使用柴刀砍树的？”
谢红军从屋里拿出柴刀来示范给我们看。只见他将柴刀把放在腿上，又拿来一根绳子，先将刀柄绑好，再将右手臂与刀柄并拢，用嘴巴咬住绳子的一头，“左手槌”将绳子的另一头绕圈，穿结压住，头一抬，用嘴巴将绳子接紧，一边示范还一边说：“这个活（指把刀绑手上）熟能生巧，绑紧了绳子箍得手疼，绑松了砍东西一用力，刀就会掉，一不小心就会伤到人，重新绑又浪费时间。”
谢红军属于东安县脱贫对象，他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山里毛竹经营分配、残误费和政府的兜底保障。谢红军很勤劳，在房子后面种了豆角、南瓜等蔬菜，养了鸭、鸡，还有一条狗，生活基本上能自给自足。
双手残疾的谢红军至今没有结婚。1991年到1992年期间，他从邻县医院收养了两个被遗弃的女童。“现在，她们都在外地务工，每年春节回家一次，也很孝顺，会给我买一些衣服，给我生活费。”说起两名养女，谢红军满脸的幸福，“我登上中国好人榜，被评上诚实守信好人，是大女儿谢美珍得知消息后打电话告诉我的。她在电话里说，湖南今年1月份共有5个人上榜中国好人，我是其中一个。”
谢红军最开始收养女童是希望将来某天女儿能从他手中接过守墓的传承。但随着两个女儿长大，谢红军逐渐打消了這个想法，他不希望女儿像他一样，孤零零地守着这片深山老林。守墓后继无人，逐渐成为了他的心病。
弟弟谢满军认为哥哥没必要过分担忧，“哥哥在大山里为红军战士守墓，其实就是一代人的传承。我们其他姊妹虽然不在山里，但每年清明都会回来给父母和红军扫墓。”谢红军的两名女儿也表示，三代人为无名红军守墓的事让她们很自豪，姐妹俩也曾商量过，如果父亲身体不行了，她俩也会想办法把祖上三代人的遗愿延续下去，继续为红军守墓。
让谢红军欣慰的是，近年来由于媒体不断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座无名烈士墓。“现在有些游客会来这里上坟祭拜。今年，永州就有一支部队来这里祭拜过，离开时他们还跟我聊了天。”
无论将来如何变化，谢红军觉得自己一辈子就属于这里。
一个人，一座屋，一条狗，一群鸡，就这样过着清苦单调的生活。当然，还有四周连绵起伏、郁郁苍苍的群山与他作伴。
“这是父亲的遗言，只要我还在，我就会坚持守下去。”谢红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