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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问题涉及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对于这个问题,绿色和平组织和国家卫生部最近有一次“过招”,他们各说各话的调查结果,并不足以解开千家万户的餐桌之忧。而记者深入田间地头的所见所闻,看到的则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农药之患
由于害怕吃进蔬菜上残留的农药,很多人宁愿选择买带虫眼儿的菜,这就是在农药残留问题上公众信心的尴尬现实。虽然“虫眼检测法”未必科学,可是,如果看不到一个让人放心的监测体系,那么老百姓也只好相信虫子,而不是任何人。
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
今年7月16日,绿色和平组织在其发布的《蔬果安全状况监测》第三期报告中称:该组织于2009年6月在北京沃尔玛、家乐福、易初莲花和华润万家等四家超市选择甜瓜、苹果、桃子、油桃和樱桃等5种时令水果样品,送至国家认可的独立第三方实验室,检测出17种农药残留,其中7种被认定致癌或有潜在致癌风险。
11月18日,国家卫生部通过其官方网站公开回应:经卫生部会同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和北京市政府调查核实发现,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17种被检出的农药,均为国内外常规农业生产或贮存过程中允许使用的品种。根据中国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的规定,所有样品的农药残留量检出值均未超过国家标准限量值的规定,没有发现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和禁用农药品种。另据国际肿瘤研究所和美国环保署的评价分级结果,监测报告中的所谓“致癌”农药均未列入“人类致癌物”的名单。
“报告所涉及的果蔬均不存在安全性问题”,卫生部在回应中还称,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农业局等部门多次对生产基地、市场和超市水果进行24种农药抽检,检测合格率达100%。北京市有关部门近期组织对9种水果的50余种农药进行的专项监测结果也均未超标。
“这是卫生部对我们的报告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回应,从这能看到国家对这方面的问题逐渐重视”,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
近年来,绿色和平组织多次对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大型超市的果蔬样本进行分析,并作出农药残留检测报告。其中一次报告的“一颗草莓含13种残留农药”语出惊人。该组织还称:由于蔬果上的混合农药残留,这三地的居民几乎每天都在饮用一杯威胁健康的“农药鸡尾酒”——其中包括5种可能致癌的农药。
“‘农药鸡尾酒’是危言耸听”,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院长陈日远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只要农药残留限量是在国家安全标准界限内,从科学角度而言,就会通过人体的代谢消解,不会对身体带来影响,更谈不上伤害,“要科学理性地看待农药残留,不必恐慌”。
据陈日远介绍,无论何种机构在做农药残留检测时都应注意以下几点:取样是否科学、合理;检测结果是以何种标准来判断的;检测机构是否是国家认证许可和授权的具有资质的机构。陈日远对3年前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广州超市报告”较为熟悉,他回忆说,“当时他们的取样就有问题,只取一棵白菜或一个水果,十分不科学。科学的做法是抽取具有代表性批量的果蔬来进行检测。”此外,当时绿色和平参照的是欧盟标准,“欧盟标准与我国标准有一定的差异性”。
罗媛楠则表示,绿色和平的每次检测方式和流程基本相似,“就是像市民购物一样随机地挑选样品”,这次在北京的监测,检测机构已不是此前位于德国的“欧洲坊实验室”,而是位于青岛的某独立第三方机构。罗表示,这家国内检测机构“肯定是有资质的、权威的”。对于绿色和平组织与卫生部的结论为何大相径庭,罗媛楠只是说“政府部门从标准角度出发,我们从预防的角度出发”。
陈日远认为,“目前,我国农产品的安全比较令人放心,但不排除有个别超市及农贸市场因把关不严,造成散户农民的产品流入而导致农药残留问题的可能,但这种情况发生的比例不会很高。绝不能以几个产品的检测结果,来判断中国整体的农产品不安全,否则,结论会以偏概全”。
罗媛楠表示,绿色和平一直希望能逐渐减少对农药的使用,理想状态是“让农产品彻底远离农药”,并呼吁朝有机作物的方向大步迈进。
在陈日远看来,这种“理想”不现实,即使欧盟国家也达不到,“现代农业根本离不开农药和化肥。一点不用农药和化肥?除非回到古代社会。”陈日远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每年农业部都要进行农药项目以及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的多次抽检和普查。抽检区域有所扩大,2003年抽检全国第一批创建的55个无公害基地,到2008年,抽检无公害基地已扩大到200多个。在监测农药品种上,已由2002年的8种农药增加到2009年的24种。
但是,从近年来各地调查研究的结果来看,农药残留的现状并不令人放心:陕西于2003～2006 年对蔬菜中的有机磷农药残留情况进行了调查,三年的检出率分别为12.0%、21.2%和41.3%,超标率分别为10.6%、17.5%和30.4%,均呈上升趋势。浙江青田于2005～2007 年对蔬菜进行了检测,在近1 万个样品中有机磷农药的超标率达到了7.8%。内蒙古通辽于2007年从大米中检测出水胺硫磷和灭多威分别超标33.3%和66.7%。吉林于2007年报告大豆、红豆和绿豆中DDT的超标率分别为6.3%、12.3%和12.5%。浙江宁波于2007 年对市售鲜活水产品中农药的残留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各类水产品中均有超标。
一个“葡萄海岸”的观察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建中在一次会议上与多位专家一起探讨中国食品安全的根源问题。当时,李建中提出,“农药残留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是我们试验没有做好?是我们没有文件、没有标准、没有制度?都不是,真正原因在农民”。
胶东半岛是中国葡萄酒工业的发祥地,被誉为世界上“七大葡萄海岸”之一。记者在这里采访,看到了当地果农使用农药的实际情况。
一阵阵“突突”声中,手扶式喷药机停在葡萄地沟旁,果农手握喷杆沿着行距沟一路前行,喷杆上的两个喷头“呲呲”作响,灰白色的喷雾开始弥散,洒在两旁葡萄藤上的波尔多液瞬间让葡萄地涂上了一层白。在山东省蓬莱市大柳行镇陈家村的葡萄地里,果农对记者说,因气候多变,今年的“药季”任务繁重。
陈家村种植户陈洪伟坦陈,他承包200多亩酿酒葡萄地已3年有余,对打药了如指掌:6月到9月是葡萄的集中“药季”,从花期一直到成熟采摘,防治得当就能换来好收成。而一旦发病或打药滞后,只需几天时间,地里的葡萄全会烂掉,到头来白干一年。因此,打药不仅要及时,还要适当增加药量。陈洪伟说,200亩葡萄地,一年光农药就要花费5万元,平均每亩地要打250元的农药。记者从当地农资市场得知,一公斤农药“乐果”的市价约在10元,以此换算,一亩地的葡萄一年至少要“吃”20多公斤农药。
记者在烟台市辖区的蓬莱、牟平等地采访,种植户对使用有机磷农药并不否认,“波尔多液主要是防病,一旦发病并引起落叶掉果,就得用‘乐果’‘敌敌畏’这些‘厉害的’有机磷农药抢救。”
蓬莱南王山镇,有10多家农药化肥超市,一家店主告诉记者,葡萄病害有十几种,用的药也有好几十种。在蓬莱18公里的“葡萄长廊”解宋营路边的一家小摊上,摊主一口气道出了霜霉病、褐斑病、炭疽病、白粉病等常见病虫害。在一家化肥农药超市里,记者看到柜台上用于防治果树病害的农药摆满了四个货架,不下于百余种。其中,像“氧乐果”“甲胺磷”“敌敌畏”这样的高毒、高残留的农药也赫然在目。
“只要是人爱吃的东西,虫子也爱吃”,蓬莱市农业局果林办公室一位技术人员对记者说,“虽然葡萄本身就抗病,但也免不了要打农药”。
记者了解到,这里的多处葡萄基地主要由国内知名葡萄酒企业采取企业化运作、种植户管理的方式进行集中防控管理,但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个体散户向企业零售供给葡萄原料。给葡萄原料打农药,在当地已成公开的秘密。
曾任中共蓬莱市委书记、现任烟台市副市长的刘树琪在博客上披露:“蓬莱市除几个企业紧密型基地能达到无公害标准外,其他松散型基地远远达不到要求,特别是在农药使用上的问题尤为突出。有的化学农药残留时间可达1年,严重影响了葡萄及葡萄酒的品质”。
据介绍,葡萄原料上的农药残留成分不会在复杂的葡萄酒酿造过程中被彻底隔绝。一位曾在烟台国有葡萄酒厂担任过厂长的知情人告诉记者,在干红葡萄酒的酿制过程中,几乎不对原料作任何处理,果梗与葡萄皮也都不能去除。葡萄被压破后直接入罐发酵,不允许清洗,“因为清洗会带进水分影响原汁的品质”。
谁来监管农民用药?
目前我国登记农药品种600多种,产品近2万个,登记农作物670多种,但仅有178种农药在92种农作物上有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这样的现实,远远无法满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对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需要。实际上,农药残留标准体系的落后,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农产品出口,甚至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
“如果农民的源头用药问题不解决,即使我国的登记管理再严,法规制订得再多,试验再多的标准,都是徒劳,因为问题的老根儿被忽略了”,李建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经过多年观察以及对农民使用农药的一线调研,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农药残留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用药失当,“随意性和不负责任”。
今年夏季,李建中所在的中科院农药残留实验室进行了一项针对农民用药记录的调研。调研对象为抽样选取的北京、天津地区1000多户农民,历时3个多月。为了避免一些农民隐瞒用药实情,调研组就通过直接给农民钱的办法“买”他们的实话,并让他们在用药记录上签字、按手印。
李建中在调研中发现,农民打药的随意性很强,“想怎么打药就怎么打。种西红柿,打一种农药向外卖,打另一种农药用来自己吃。农业部规定百菌清只能用在黄瓜上,采摘十天前不能使用。可是,农民就使用了,而且在采摘的头一天还往上喷呢。按规定,一些农药只能喷2次,但农民却喷了3次。这才是我们食品达不到安全要求的根本所在。”李建中这样总结道。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副研究员刘新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造成农民不规范地使用农药的问题有多方面原因,“如遭遇一些严重病虫害,农民为保丰收,可能就会多打几遍药,或者增加药量。如果遇到假药,那就逼着农民多喷几遍才能管用”。刘新刚通过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一些病虫害会有变异现象,对农药的抗性增强,农民也不得已多加药量。
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邱静博士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农业种植的现代化程度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近年来虽然无公害基地以及集中种植区逐渐增多,规模化增强,但“散户较多”仍旧是目前中国农业种植的现实。此外,受贫富差距和区位因素不同等影响,农民的整体素质良莠不齐,仅在东部沿海地区有专业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辅助用药,所以那里的农民用药相对规范。
“我国几乎是世界上农业操作单元最分散的国家,有9亿农民,每个农民平均2亩地,粮食汇到一起,堆成的是几十吨的混合物,最后连是谁家的东西、谁家使用了什么农药,都难以分辨”,李建中对记者表示,曾有专家为粮食、食品安全献策,呼吁建立“溯源制度”,在他看来,这纯粹是“科学家的合理想象”。
事实上,针对农药市场的管理和农民用药的规范,在我国是有法可依的。早在2001年,国务院已公布了新修改的《农药管理条例》,其中对农药登记、农药生产、农药经营以及农药使用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比如,《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农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按照规定的用药量、用药次数、用药方法和安全间隔期施药,防止污染农副产品。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此外,由农业部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也于2008年1月正式施行。
换言之,“按照我国的法律,农民有责任制造出符合要求的食品,但他们做不到,政府也并不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在犯法。那么,作为消费者,就必须要吃不安全的食品吗?给我一个吃的理由先”,在李建中看来,农民不规范使用农药的真相,其隐性危害远非三聚氰胺能比,“毕竟三聚氰胺的毒性很低”。
李建中最希望看到的一天是,农民能够按照现有法规和农药标签合理、科学地用药,“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食品安全的隐忧,也不会在国际贸易中碰到那么多的技术壁垒”。只是,眼下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谁来追究农民的责任?谁去监管农民使用农药?”李建中心中存有这样的疑问。★
由于害怕吃进蔬菜上残留的农药,很多人宁愿选择买带虫眼儿的菜,这就是在农药残留问题上公众信心的尴尬现实。虽然“虫眼检测法”未必科学,可是,如果看不到一个让人放心的监测体系,那么老百姓也只好相信虫子,而不是任何人。
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
今年7月16日,绿色和平组织在其发布的《蔬果安全状况监测》第三期报告中称:该组织于2009年6月在北京沃尔玛、家乐福、易初莲花和华润万家等四家超市选择甜瓜、苹果、桃子、油桃和樱桃等5种时令水果样品,送至国家认可的独立第三方实验室,检测出17种农药残留,其中7种被认定致癌或有潜在致癌风险。
11月18日,国家卫生部通过其官方网站公开回应:经卫生部会同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和北京市政府调查核实发现,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17种被检出的农药,均为国内外常规农业生产或贮存过程中允许使用的品种。根据中国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的规定,所有样品的农药残留量检出值均未超过国家标准限量值的规定,没有发现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和禁用农药品种。另据国际肿瘤研究所和美国环保署的评价分级结果,监测报告中的所谓“致癌”农药均未列入“人类致癌物”的名单。
“报告所涉及的果蔬均不存在安全性问题”,卫生部在回应中还称,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农业局等部门多次对生产基地、市场和超市水果进行24种农药抽检,检测合格率达100%。北京市有关部门近期组织对9种水果的50余种农药进行的专项监测结果也均未超标。
“这是卫生部对我们的报告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回应,从这能看到国家对这方面的问题逐渐重视”,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罗媛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
近年来,绿色和平组织多次对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大型超市的果蔬样本进行分析,并作出农药残留检测报告。其中一次报告的“一颗草莓含13种残留农药”语出惊人。该组织还称:由于蔬果上的混合农药残留,这三地的居民几乎每天都在饮用一杯威胁健康的“农药鸡尾酒”——其中包括5种可能致癌的农药。
“‘农药鸡尾酒’是危言耸听”,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院长陈日远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只要农药残留限量是在国家安全标准界限内,从科学角度而言,就会通过人体的代谢消解,不会对身体带来影响,更谈不上伤害,“要科学理性地看待农药残留,不必恐慌”。
据陈日远介绍,无论何种机构在做农药残留检测时都应注意以下几点:取样是否科学、合理;检测结果是以何种标准来判断的;检测机构是否是国家认证许可和授权的具有资质的机构。陈日远对3年前绿色和平组织发布的“广州超市报告”较为熟悉,他回忆说,“当时他们的取样就有问题,只取一棵白菜或一个水果,十分不科学。科学的做法是抽取具有代表性批量的果蔬来进行检测。”此外,当时绿色和平参照的是欧盟标准,“欧盟标准与我国标准有一定的差异性”。
罗媛楠则表示,绿色和平的每次检测方式和流程基本相似,“就是像市民购物一样随机地挑选样品”,这次在北京的监测,检测机构已不是此前位于德国的“欧洲坊实验室”,而是位于青岛的某独立第三方机构。罗表示,这家国内检测机构“肯定是有资质的、权威的”。对于绿色和平组织与卫生部的结论为何大相径庭,罗媛楠只是说“政府部门从标准角度出发,我们从预防的角度出发”。
陈日远认为,“目前,我国农产品的安全比较令人放心,但不排除有个别超市及农贸市场因把关不严,造成散户农民的产品流入而导致农药残留问题的可能,但这种情况发生的比例不会很高。绝不能以几个产品的检测结果,来判断中国整体的农产品不安全,否则,结论会以偏概全”。
罗媛楠表示,绿色和平一直希望能逐渐减少对农药的使用,理想状态是“让农产品彻底远离农药”,并呼吁朝有机作物的方向大步迈进。
在陈日远看来,这种“理想”不现实,即使欧盟国家也达不到,“现代农业根本离不开农药和化肥。一点不用农药和化肥?除非回到古代社会。”陈日远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每年农业部都要进行农药项目以及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的多次抽检和普查。抽检区域有所扩大,2003年抽检全国第一批创建的55个无公害基地,到2008年,抽检无公害基地已扩大到200多个。在监测农药品种上,已由2002年的8种农药增加到2009年的24种。
但是,从近年来各地调查研究的结果来看,农药残留的现状并不令人放心:陕西于2003～2006 年对蔬菜中的有机磷农药残留情况进行了调查,三年的检出率分别为12.0%、21.2%和41.3%,超标率分别为10.6%、17.5%和30.4%,均呈上升趋势。浙江青田于2005～2007 年对蔬菜进行了检测,在近1 万个样品中有机磷农药的超标率达到了7.8%。内蒙古通辽于2007年从大米中检测出水胺硫磷和灭多威分别超标33.3%和66.7%。吉林于2007年报告大豆、红豆和绿豆中DDT的超标率分别为6.3%、12.3%和12.5%。浙江宁波于2007 年对市售鲜活水产品中农药的残留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各类水产品中均有超标。
一个“葡萄海岸”的观察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建中在一次会议上与多位专家一起探讨中国食品安全的根源问题。当时,李建中提出,“农药残留的问题确实很严重,是我们试验没有做好?是我们没有文件、没有标准、没有制度?都不是,真正原因在农民”。
胶东半岛是中国葡萄酒工业的发祥地,被誉为世界上“七大葡萄海岸”之一。记者在这里采访,看到了当地果农使用农药的实际情况。
一阵阵“突突”声中,手扶式喷药机停在葡萄地沟旁,果农手握喷杆沿着行距沟一路前行,喷杆上的两个喷头“呲呲”作响,灰白色的喷雾开始弥散,洒在两旁葡萄藤上的波尔多液瞬间让葡萄地涂上了一层白。在山东省蓬莱市大柳行镇陈家村的葡萄地里,果农对记者说,因气候多变,今年的“药季”任务繁重。
陈家村种植户陈洪伟坦陈,他承包200多亩酿酒葡萄地已3年有余,对打药了如指掌:6月到9月是葡萄的集中“药季”,从花期一直到成熟采摘,防治得当就能换来好收成。而一旦发病或打药滞后,只需几天时间,地里的葡萄全会烂掉,到头来白干一年。因此,打药不仅要及时,还要适当增加药量。陈洪伟说,200亩葡萄地,一年光农药就要花费5万元,平均每亩地要打250元的农药。记者从当地农资市场得知,一公斤农药“乐果”的市价约在10元,以此换算,一亩地的葡萄一年至少要“吃”20多公斤农药。
记者在烟台市辖区的蓬莱、牟平等地采访,种植户对使用有机磷农药并不否认,“波尔多液主要是防病,一旦发病并引起落叶掉果,就得用‘乐果’‘敌敌畏’这些‘厉害的’有机磷农药抢救。”
蓬莱南王山镇,有10多家农药化肥超市,一家店主告诉记者,葡萄病害有十几种,用的药也有好几十种。在蓬莱18公里的“葡萄长廊”解宋营路边的一家小摊上,摊主一口气道出了霜霉病、褐斑病、炭疽病、白粉病等常见病虫害。在一家化肥农药超市里,记者看到柜台上用于防治果树病害的农药摆满了四个货架,不下于百余种。其中,像“氧乐果”“甲胺磷”“敌敌畏”这样的高毒、高残留的农药也赫然在目。
“只要是人爱吃的东西,虫子也爱吃”,蓬莱市农业局果林办公室一位技术人员对记者说,“虽然葡萄本身就抗病,但也免不了要打农药”。
记者了解到,这里的多处葡萄基地主要由国内知名葡萄酒企业采取企业化运作、种植户管理的方式进行集中防控管理,但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个体散户向企业零售供给葡萄原料。给葡萄原料打农药,在当地已成公开的秘密。
曾任中共蓬莱市委书记、现任烟台市副市长的刘树琪在博客上披露:“蓬莱市除几个企业紧密型基地能达到无公害标准外,其他松散型基地远远达不到要求,特别是在农药使用上的问题尤为突出。有的化学农药残留时间可达1年,严重影响了葡萄及葡萄酒的品质”。
据介绍,葡萄原料上的农药残留成分不会在复杂的葡萄酒酿造过程中被彻底隔绝。一位曾在烟台国有葡萄酒厂担任过厂长的知情人告诉记者,在干红葡萄酒的酿制过程中,几乎不对原料作任何处理,果梗与葡萄皮也都不能去除。葡萄被压破后直接入罐发酵,不允许清洗,“因为清洗会带进水分影响原汁的品质”。
谁来监管农民用药?
目前我国登记农药品种600多种,产品近2万个,登记农作物670多种,但仅有178种农药在92种农作物上有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这样的现实,远远无法满足《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对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需要。实际上,农药残留标准体系的落后,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农产品出口,甚至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
“如果农民的源头用药问题不解决,即使我国的登记管理再严,法规制订得再多,试验再多的标准,都是徒劳,因为问题的老根儿被忽略了”,李建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经过多年观察以及对农民使用农药的一线调研,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农药残留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用药失当,“随意性和不负责任”。
今年夏季,李建中所在的中科院农药残留实验室进行了一项针对农民用药记录的调研。调研对象为抽样选取的北京、天津地区1000多户农民,历时3个多月。为了避免一些农民隐瞒用药实情,调研组就通过直接给农民钱的办法“买”他们的实话,并让他们在用药记录上签字、按手印。
李建中在调研中发现,农民打药的随意性很强,“想怎么打药就怎么打。种西红柿,打一种农药向外卖,打另一种农药用来自己吃。农业部规定百菌清只能用在黄瓜上,采摘十天前不能使用。可是,农民就使用了,而且在采摘的头一天还往上喷呢。按规定,一些农药只能喷2次,但农民却喷了3次。这才是我们食品达不到安全要求的根本所在。”李建中这样总结道。
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副研究员刘新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造成农民不规范地使用农药的问题有多方面原因,“如遭遇一些严重病虫害,农民为保丰收,可能就会多打几遍药,或者增加药量。如果遇到假药,那就逼着农民多喷几遍才能管用”。刘新刚通过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一些病虫害会有变异现象,对农药的抗性增强,农民也不得已多加药量。
中国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邱静博士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农业种植的现代化程度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近年来虽然无公害基地以及集中种植区逐渐增多,规模化增强,但“散户较多”仍旧是目前中国农业种植的现实。此外,受贫富差距和区位因素不同等影响,农民的整体素质良莠不齐,仅在东部沿海地区有专业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辅助用药,所以那里的农民用药相对规范。
“我国几乎是世界上农业操作单元最分散的国家,有9亿农民,每个农民平均2亩地,粮食汇到一起,堆成的是几十吨的混合物,最后连是谁家的东西、谁家使用了什么农药,都难以分辨”,李建中对记者表示,曾有专家为粮食、食品安全献策,呼吁建立“溯源制度”,在他看来,这纯粹是“科学家的合理想象”。
事实上,针对农药市场的管理和农民用药的规范,在我国是有法可依的。早在2001年,国务院已公布了新修改的《农药管理条例》,其中对农药登记、农药生产、农药经营以及农药使用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比如,《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农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按照规定的用药量、用药次数、用药方法和安全间隔期施药,防止污染农副产品。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此外,由农业部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也于2008年1月正式施行。
换言之,“按照我国的法律,农民有责任制造出符合要求的食品,但他们做不到,政府也并不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在犯法。那么,作为消费者,就必须要吃不安全的食品吗?给我一个吃的理由先”,在李建中看来,农民不规范使用农药的真相,其隐性危害远非三聚氰胺能比,“毕竟三聚氰胺的毒性很低”。
李建中最希望看到的一天是,农民能够按照现有法规和农药标签合理、科学地用药,“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食品安全的隐忧,也不会在国际贸易中碰到那么多的技术壁垒”。只是,眼下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谁来追究农民的责任?谁去监管农民使用农药?”李建中心中存有这样的疑问。★